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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气息很重嘛”沈麒昌想了半天，“这到底好不好呢？”
“怎么说呢，这种习惯与洋人那种‘认钱不认人’的脾气完全不同，有利于保持彼此的人际关系和人员稳定。”熊希龄说，“我打个比方，当时渠本翘向各票号借款，他本人根本就没有可供抵押地东西。但因为经商日久。票号们不是因为关系好面子抹不下，或是因为他信誉好而愿意借给他。但若是换成了洋人的银行。肯定是不借的。”
“我当时也是因为面子抹不开而借给他钱。”沈麒昌自我解嘲般地说，“看来我还没有完全‘认钱不认人’。”
“沈老真会说笑。其实，洋人地想法也没有不好地。你想，若是这渠本翘没有能力归还，你的银子没了就没了，影响还不是很大。那些票号可就惨了，说不定会集体倒闭！”
“有这么严重？不就150万两嘛！我听说那些票号多时能达到一万万两。”
“沈老看来是没吃过缺钱地苦头。这150万两要是没了，众多储户一得知，肯定担心自己的资金安全而纷纷前来挤兑，一万万虽然多，但都不是票号东家地，他们各自的资本，不过也就在四五百万两间，一下子少了150万，必然周转失灵。”熊希龄用活生生的例子解释，“咱别的不说，就说复生，去年因为军饷和锡良总督闹红了脸，一气之下，让您给开了一张100万元的官贴兑换，差点没把我气死。”
“啊？复生和你还有这个过节？这其中内情我可是不得而知。”
“这就要问您老的好女婿了！”熊希龄一脸尴尬，“算了，现在都民国了，就不要老是纠缠这些前清地事情，免得复生又说我心里小气。”
“秉三，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小婿年轻气盛，干事情不计后果，老夫给你陪个不是吧！”
“那倒不用！”熊希龄出气后又顺着刚才的思路讲了下去。
分配制度是与人事制度相一致的，一般职员与东家关系疏远，实行年薪制。有些职员职位比较重要，及个别受重用的，包括总分号的经理则实行另外一种分配制度――顶股制，即和东家一起参与分红。东家按出资多少分红，称银股，职员按其职务不同，称身股。大掌柜一般吃一股或以上，分号经理吃七厘、八厘或一股。银股和身股虽然没有统一标准，但总体来说，总是身股多于银股。比如，百川通票号利润是按30股分配，其中银股10股，人力股（身股的总和）占其余20股。这当然不是说利润大部分归职员，因为人力股所得包括了薪水。一般而言，分红在年终进行，职员平时由号供应伙食和一定的零花费用。
山西票号发达，几百年来逐渐形成了帮派，主要由祁帮、平遥帮和太谷帮三大帮，区分的标准，不是根据东家是哪一县人而是根据总号的所在地，三县便是山西票号的三个活动中心。不过这种分帮，只有在营业互济中才明显地区别出来。例如承汇一笔大款，一家吃不下来或风险太大，需要几家联合，就必然找同帮地票号帮忙，同享利润，有点类似于洋人地银行团。当时，和银行不一样的是，这种同业往来，往往少之又少。一般票号间不太涉及经济交往，与银行间经常进行地同业拆借大异其趣。
“这样老死不相往来总不是办法，在这点上票号是落后啦！”沈麒昌踌躇满志地说，“咱们要是办起了银行，一定能比他们弄得更好。”
“不仅如此，票号与银行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收存官款没有利息，私人存款的利息也很低，储户主要是为了资金安全而非奔着利息去。而银行存款总是有利息的。”
“这么说来，如果我们办银行给利息的话，存户都会被吸引过来？”沈麒昌立马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不仅如此，那样一来，等于我们把他们整个经营方针都打破了。原本票号经营，因为存款相对来的容易，票号在放款时，一般只发放信用贷款，不收抵押，但商场风云变幻，一旦贷款人生意失败，这笔款子可能就收不回来，再加没有抵押，票号损失会很大。因此放款时的客户信用很重要，没有良好的关系，休想从票号得到贷款。那些自身实力不够的人，往往借不到，票号主要放款给大商号和钱庄，商号中又以晋商为主”
“哈哈，肥水不流外人田！”沈麒昌乐了。
。。。
【第026章】 山西建设（）
第026章山西建设
“由于存款利息低或基本没有利息，票号的利润很可观，放款生息成了最大收益。7、8厘算是正常，1分也不奇怪。事情紧急，甚至能多达2分。如果票号不放款，那多半是自己经营贸易，利润只会更高。”
“照这么说，票号应该很能发财，我怎么听说最近已有不少倒闭了呢？”
“问题主要出在官款上。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票号因官款而盛，也因官款而衰弱。光绪末年，朝廷先后成立了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大宗官款存到了更保险的地方；随即，凡省际间的大宗汇兑也脱离了票号圈。**时期，各家准备不足，在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存款者大都前来挤兑，造成票号周转失灵，更有经理或携款逃跑或伪造账目，更造成了混乱，一家倒闭，其余纷纷受到影响。山西一地，倒闭者17家，现在还有5家在挣扎中，如果没有大的改观，他们距离倒闭的日子也不远了。”熊希龄认真地说，“想想就明白了，**风潮起，奉天的银号也不是倒闭了很多嘛！”
晋商票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虽然依赖官款，但不和官府同流，不愿合作。袁世凯曾想利用晋商开办直隶银行，没有一家从命，鹿傅霖筹备户部银行时也邀请晋商入股，亦无人响应。即便票号已面临银行的巨大威胁，宣统元年蔚丰厚的北京经理李宏龄牵头。试图联合山西各大总号，改设银行，还是因为各家各持己见，大都反对，因而最终胎死腹中。
熊希龄看沈麒昌有些灰心，又宽慰他：“沈老，不碍事。那帮冥顽不化地家伙已吃到了苦头，如果不想举家破产。那这次会乖乖和我们合作。要不然，咱们有复生的尚方宝剑在手，他们也没办法，只不过给咱们增添了一点麻烦而已。”
果然不出所料，在山西沈、熊二人受到了良好的接待，蓝天蔚对山西怀有满腔热情，很希望把这片土地搞活。无论是对于统一货币、开设现代银行。还是发展实业、兴修铁路，他都非常支持，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北方公司的实力和沈麒昌等人的能量，更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和秦时竹是一起的。同盟会日益堕落地种种行径，尤其是那些争权夺利、小肚鸡肠的事情让他颇为恼怒，他是老同盟会员，对同盟会有深厚地感情，但他清楚地知道。**成功后的同盟会，已蜕化变质了，早已不是那个众志成城的**团体了。宋教仁、汪精卫等人或醉心民主政体或和袁世凯等人眉来眼去，一点都没有忧患意识。他对此深深失望。
对比看来，秦时竹就能耐多了，该打时不含糊。该罢手的地方也不拖拉。更为重要的是，秦知人善任，手下无一不是响当当的人物，对他蓝天蔚也是百般信任，不仅派军队将深陷绝境的**人马救了出来，还让自己担任了山西都督。秦时竹地大气，不仅反映在他以诚相待的态度上，反映在他礼贤下士、谦虚谨慎的作风上，更反映在他行为果断、一心国为民的能干上。自吴禄贞被暗杀后，蓝天蔚深知政治的险恶。对中国的局势又分外看清了。纵观大局、宽厚仁慈的意识或许孙中山也有。但孙太理想化了，太天真了。做个**鼓动家还行，但万万不适宜担任中国的领导；袁世凯能力也许是有地，但他的封建意思、**作风让蓝天蔚很不放心。
在具体的事务处理上，秦时竹都能尊重自己的意见，虽然要拍电报请示，但这种往往是象征性的，秦时竹对他的方针从来就没有蛮横地表示反对，每次都以商量地口吻对待，这种虚怀若谷让他看到了民主作风。更让他感激的是，在秦时竹的具体筹划下，河东军政府顺利解散，军政领导顺利得到安排，甚至于守备旅的顺利成立，都是在秦时竹首肯和大力支持下实现的。稳定的内部关系为山西的长治久安增添了保证，此外秦时竹还答应在适当时机为七师和守备旅更新装备也让他喜上眉梢。
因此，在人民党党义一出来后，他就如获至宝，仔细阅读，他尤其赞同“人民主义”和“四个现代化”的方针，在辽宁休整期间，他目睹了锦州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他触动尤大。中国太落后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就在于象东北这么搞。在政治上，他很赞同秦时竹地“民主集中制”，他坚持认为，一个国家总是需要一个明智地领导者，跟随秦时竹是最好的选择。蓝天蔚受过外国教育，对传统地忠孝思想已淡薄了很多，这种跟随，绝不是愚忠或盲从，而是高度的志同道合。
人民党山西分部成立后，蓝天蔚不仅加入了人民党，也担任了重要职务。本来秦时竹属意由蓝天蔚担任分部书记，但蓝天蔚考虑再三，极力推举原谘议局议长，现山西议会议长梁善济担任，由议会搞政党工作在他看来也许更为合适。山西议会，杜上化为副议长，王用宾为秘书长，议员多新派人物，除少部分保持独立身份外，其余都加入了人民党
在政府中，除原来河东军政府首脑温寿泉、张士秀担任民政长、次长职务外，赵戴文担任了秘书长，崔廷献、李庆芳、南桂馨、徐一清、陈受中等都担任了政府职务，山西局势一天天安定下来。至于银行、财政，蓝天蔚早就很盼望能有一个总的整顿，在渠本翘和绅士谷如镛等人的协助下，和沈、熊二人一拍即合，达成了筹办中国人民银行太原分行的协定：
1、太原分行为山西金融和现代银行之最高机构，经营省库。筹划全省财政；
2、分行接受人民银行总行领导，但分行长需用山西本地人，副行长由总行派遣任用；
3、分行总资本100万元，人民银行总行占其中一半，其余一半，部分由原山西官银号改组后出资，部分由山西各绅商认股。额满为止；
4、太原分行成立后，各级政府公款一律存入该行。但需支付利息；
5、山西官银号原有官贴，按照现有比价由太原分行统一收兑，一律兑换成人民币；
6、人民币可随意流通，无论经济往来、完粮纳税均可使用，但太原分行应提供随时可兑换成银元之保证，在外地，凡有人民银行分行的区域。均应保证能实现人民币与银元地自由兑换；
7、纸币发行一律由总行负责，太原分行本身无纸币发行权，但总行不插手具体存贷款业务，且发行纸币需有十足之担保；
8、各类拟在山西境内发行的债券，需经过山西政府书面批准，太原分行方可予以承销；
接着，沈麒昌代表北方公司，渠本翘代表保晋公司签订了开发山西境内煤铁各矿的协定。拟投资资本在600万元左右。北方公司占了8成股份，渠本翘占了两成，约定用机器新法采煤。由于目前到大同铁路不通，机器运转不便，拟先聘请技师做一整体规划，招募工人开始基础建设
最后。北方公司、保晋公司、太原分行、山西政府四方组成了山西铁路公司，签订了同蒲路、张绥路建设议定书，各方约定：
1、同蒲路、张绥路为山西命脉，务必加紧建设，可利用外资以弥补本国资本之不足，可让渡部分利权，但主权必须操之在我；
2、修铁路耗时甚久，耗资甚多，应当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修成一段。通车一段；
3、两路无论轨距也罢，车辆行驶规则也罢。均要与京张铁路保持一致；
4、各方同意，北方公司除现金外，还可以钢轨、设备等物资折算成股份，勘察、建设各方面工程师能聘请中国人完成的，尽量聘用中国工程师，所需人工、材料，能从山西境内取得的，应优先从山西获取；
5、为保证铁路顺利动工，山西铁路公司首先必须积聚资本1000万元，除上述四方认购外，可发行债券予以支持，由人民银行发行，各地分行承销，债券利率暂定为七厘，不计复利；
6、铁路公司委任山西富商刘笃敬为总经理，具体督办两路建设事宜。
北方公司还和山西政府签订了协定，原先山西的官办企业，由北方公司负责改组为商办公司，一律折价变卖，由山西各界自愿认股。其实这些都是亏损累累、资不抵债的企业，根本就没有人愿意购买，北方公司象征性地支付一点股金后，全部收购门下，按照行业不同，组成了分公司。
值得一提地是，由于容家二子的提醒，禹子谟、秦时竹等得知“中华”等商标，由于内含国家、民族名称，用作注册商标不是很妥当。中国虽然还没有商标法出台约束这种行为，但大势如此，不得不提前予以准备。考虑到光一个英雄牌太过单薄，秦时竹思量再三，提出两个新地名字——“团结”和“自强”，寓以“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自强不息”、“长城永不倒，国货当自强”之意。
去山西时，秦时竹等人首先到了绥远。一方面是要看看绥远情况，另一方面，陪同前来的禹子谟要去看望女儿，禹敏前年嫁给了李春福，由于骑一师驻守绥远、大同，李春福就把家也搬到了那里。
看到秦时竹和丈人来给自己拜年，李春福有点窘迫，按公，他是下级，论私他是晚辈，虽然过年时已以电报形式拜过年了，但毕竟没有亲自前往，心里总是搁着。
秦时竹见状笑了：“现在是民国了，新年要有新气象，谁说上级不能给下级拜年，丈人不能给女婿拜年的？你镇守此地，责任重大，我们前来看看、慰问，也是理所应当。”
“是，是！大帅所言极是，我到绥远，一日不敢懈怠，生怕出漏子！”自当时夺取锦州城不力被秦时竹批评后，李春福一直希望能奋发有为。
“我看的出来，当地治安良好、商业繁荣，想来你的功劳不小。”禹子谟好好表扬了自己的女婿。
“绥远民族情况复杂，汉、蒙古、回等各族杂居而住，我怕力不从心，还请大帅多派得力人手襄助。”
“这个我心里有数，你要把绥远看好，千万别出乱子，有事，和当地那些有名望的绅商多商量。至于人手到时我会派地，眼下还是你当家。”秦时竹勉励了李春福一番，又问，“宋世杰是不是驻守在大同？”
宋世杰是大同起义的英雄，由于李春锦被抽调协助宁武负责西路后勤，骑一旅后来就没了副旅长，升格为师时也没有了副师长，李春福征得秦时竹同意后，任命宋世杰担任了副师长。再加上新近被任命为参谋长的周维藩、副参谋长的傅政霖，构成了骑一师的主要领导层。
“是，他和维藩都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