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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企业的领导，包括宣传干部、政校的校长、政治教师提高理论水平、教学能力，现在研究部也准备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举办大型系列讲座。家兴围绕政校的基本国情、基本路线，统称为“双基”的教育内容，组织了系列讲座。
讲座计划共分我国的基本国情、党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实现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GDP）翻一番的经济目标等共八讲。工业口子有一千一百所大小政校，每个政校参加听讲一个人，就是一千多人，这讲座就必须是在可以容纳千人以上的大礼堂里举行。
计划确定好后，家兴要办公室的宋会计算了一笔经济帐：“老宋会计，你给算笔帐，办这次讲座要化多少钱？我们研究部的帐上现在还有多少钱？我们研究部日常经费又是怎样收支的？”
老宋就算了一下帐：光是这举办讲座的发通知、请老师、租礼堂等，每次就要化千把元，八次就要八千元，不要说还要印报纸、出书了。研究部是会员制，原来有三百多家政校参加，每家每年交会费八十元，全年二万多元。从去年起，会员单位只剩下一百二十来家。可研究部的正常支出：水电费，订阅的日常报刊费，发通知的邮费，研究部办的一张‘信息交流’的稿费、印刷费，还有这里工作人员的生活补贴、午餐费等等，一个月就要将近两千元。研究部办了三年多，帐上原来的一些节余，今年都已用得差不多了。现在帐上只剩下五千来元，不要说办讲座，就连正常的支出，也维持不到年底。
宋会计把这帐一算，家兴听了心里已经凉了大半截。当天下午家兴找到林处长，可这位林处长却说，处里是一分钱也没有，他还想问研究部要一些经费呢。最后说来说去，林处长说：“李局，这样吧，我叫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先借五千元给你应应急。至于办讲座，编读本，出报纸当然都要钱，没有钱是什么也做不成的。可这钱从哪里去弄，办法你自己去想，我只给你一句话，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家兴一听老林的这句话就乐了，说：“有你林处的这句话就足够了，我怎么弄钱你就别过问了。但我向你保证一点，这研究部里的钱，除我该拿的其余的一分钱，都不会落进我李家兴的口袋！”
“这我绝对相信，好了，你大胆地去办吧！”
家兴办好研究部的决心既定，是决不会回头的。他除了和研究部的几个人出点子、想办法，还向一些政校的校长讨教。
他回家后也说了这些情况，锦绣和女儿海燕也帮着出谋划策。
再说李海燕1993年底去日本读书、打工，一转眼就是三年，现在已经回国，还是在做着服装生意。海燕在区属服装公司当过团委书记，对怎么解决活动经费是办法多多。她给父亲讲了自己的想法：“爸爸，总的一句话叫‘羊毛出在羊身上，’也就是你们林处长讲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你们这个研究部目前要做的三件事，应该讲是新增加的内容，完全有理由可以另外收费。当然事情要做得好，对基层有帮助、有吸引力，合理收费基层大都肯掏钱的。只要收费有正规的收据，反正企业都可以报销。”
家兴听了各方面的意见，自己就先搞了套方案，接着马上召开研究部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这个常务委员会的三十几个成员，是由各局分管政校的负责人组成的。在会上家兴把方案一说，大家说早该这样做了，都举双手赞成。这方案就非常顺利地通过了。
“既然大家都同意这个方案，那这事就有劳大家密切配合。我们研究部把这次系列讲座的1100张听讲证，按各局政校的数目分摊到各局，并请各局负责统一发动、收费、发听讲证。收费的正规收据由我们研究部给你们，请你们代开一下。这件事请大家务必在一个星期内完成，看看有没有困难。”家兴说完，大家表示一定按时完成任务。
接着，家兴开始全力以赴地操办系列讲座。在操办讲座的同时，家兴还按照分工，组织力量，抓紧时间编写《职工政治读本》，并把研究部每月一期的“政校信息交流”，报请上级同意，改名为《政校交流报》，内部刊物，每月一期，版面由两版扩为四版。
这系列讲座是八讲，每张听讲证收费12元。《职工政治读本》也是收费的，每本成本0。12元，售价是0。15元，第一次印刷十万本。报纸也由原来赠送给各会员单位，改为所有政校都要订阅，每份订价全年8元，一发动就订了1200份。这样，研究部想办的三件大事的经费就完全解决了。据初步估算了一下，还可以有些节余。
改革开放的系列讲座，在汉口路上海市政府大礼堂里如期开讲。这系列讲座每星期一讲，每讲半天，前后进行两个月，这讲座是场场爆满。
系列讲座“八讲”讲完后，研究部就召开了来听讲座的部分厂长、书记、政校校长和政治老师参加的座谈会，听取反馈意见。
大家都说，这个讲座很有听头，对进一步搞好职工政治轮训很有帮助，认为这系列讲座是成功的。特别是讲课的专家、教授和政府委办局的领导，既讲理论，又联系工业口子的干部、职工的工作实际和思想上的一些热点、难点，有的放矢地阐述问题，听后收获不小。
如有位市里的委办领导来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时，就这样说：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肯定优于资本主义，但是为什么解放这么多年，我们的发展速度跟不上资本主义？毛病出在哪里？我们过去总认为，搞社会主义只能是搞计划经济，如果搞市场经济那就是资本主义。其实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所以计划经济不只是社会主义独有的专利。社会主义可以是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国家、宏观、社会、企业，搞经济活动应该有计划，而且国家、政府应该严格执行计划，并且要严格进行管理、监督；但是在实际经济活动过程中，资金、资源配置、产品生产、流通，绝大部分是应该通过市场运作并实现。而我们过去把社会主义同计划经济划上了等号，资本主义同市场经济划了等号。这样一来，自己把手脚给捆了起来，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缺乏了市场调节这个因素、手段、杠杆，经济活动就缺乏活力。造成资源配置不够合理，浪费比较大，企业的产品生产和市场需求明显脱节，和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需求不相适应。企业产品缺乏竞争机制，缺乏动力，造成产品几十年一贯制。
还有一位担任讲课的专家，在讲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时就说：社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人民应该有更加丰富的物质生活，应该民富国强。但是解放后情况并非如此。究其原因除原来有的经济体制上一些问题，还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中国有句口头语叫‘谈虎色变’，而我们是谈‘富’色变，心里想富，但又怕富。
我们过去叫“穷革命”、“穷则思变”、“穷光荣”。解放前这样说无可非议。可解放后我们还是认为“穷光荣”把这‘富’字和资本主义挂上了钩，过年时连挂在人们嘴上的‘恭喜发财’，无形之中也逐渐消失了。发财致富，似有罪过。这且不说，还有一个因素是我们在分配体制上实行平均主义，这可能是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分配体制的连续。平均主义并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平均主义，也就是我们城市里人所说的“36元万岁”，在农村里实行的劳动单价、工分制。这些做法其结果是压抑了城乡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性。
改革开放后，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勇气和胆略，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高一浪地走向富裕。”从此打破了怕说“富”字的思想禁区，思想进一步解放，“劳动致富”、“勤劳致富”和“要致富、先修路”、“劳动致富光荣！”等等的口号，在祖国大地四处传布。于是在分配体制上打破了平均主义，极大地调动起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这位专家同时还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原则就应该是国富民强，人民共同富裕。
他还强调人们想要富裕，但必须遵纪守法，讲究诚心。君子爱财，应该取之有道。党和政府是一贯反腐倡廉的，但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这方面的工作还必须不断地加强力度，防微杜渐。
家兴接手研究部的工作后，确实搞得有声有色，多次得到上级领导的嘉奖、记功和基层干部的赞赏。
就这样，一转眼到了1990年，到他该退休的年龄了，退下来后什么也不干是不可能的。研究部要继续留他，可丽绢、爱国也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他赶紧上马。
那么李家兴到底何去何从呢？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决心下海转门庭
话说李家兴到研究部已一年多了，定下的三件事情：讲座、读本、报纸，也实施得非常顺利。系列讲座办了一期又一期，场场爆满。《职工政治读本》供不应求，售出十万本、再印十万本。《政校交流报》每月一期，内容越来越丰富，深受读者欢迎，订量一增再增。
家兴又参加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组织的宣传员队伍，这个队伍有六十来人，是全市各区、县、局，一些大厂的宣传部长、处长，可以说是由上海宣传战线上的一些骨干、精英组成的。
这个队伍基本上每月集中活动一次。有时是在市委宣传部，大部分是到一些大、中型企业里进行活动。一般是先组织参观，然后坐下来由东道主的领导介绍企业情况，改革开放中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接着是这些宣传员相互之间交流信息。
一年多的时间里，家兴跟随这个队伍到过宝山钢铁钢厂、金山石化、高桥石化、江南造船厂、上钢三厂、国棉一厂，还有一些大的制药厂、商场、医院、大学、宾馆、建设工地，开展活动，组织参观，交流信息，真是大开眼界，思路更加宽阔，对做好研究部的工作，今后参与丽绢的事业，都非常有用。
再来说说家兴的一些私人事情。
1990年，家兴、君兰、丽绢“三结义”的三个人，正好都满了六十岁。家兴、君兰按时办了退休手续。中秋那个晚上，正好是星期天，原班人马又在家兴的家里聚会。晚饭后，大家在客厅里，坐在沙发上、桌子前，吃着月饼，喝着名茶、咖啡，看着电视，听着音乐，聊过去、谈现在，心情都十分舒畅。
“家兴，你那个研究部还打算做多久，可以不做了吧。我什么时候把资金弄回国？”丽绢是已经等着急了。
“我看是时间了，还等什么，这研究、研究是没有底的，好不要研究了。辞了吧，还是干自己的事业。爸爸，我们正等着你下海
呢！”爱国也说道。
“爸爸，研究部的工作辞了算了。”建芳也说。
“你爸爸这个人呀，为公家做事是一心一意，为自己干是三心二意。现在，丽绢等得着急，这回国搞投资确实要抓住时机，不能错过机会。再说我们两家的孩子大的都已结了婚，终身大事已经解决，有了家庭。但爱国的合资厂只有他一人在孤军奋战，我看经营得很吃力；燕子、思英两个女的，自己怎么也做不大；立业、庆生去美国留学也已经回来了，等着怎样发挥作用。可你李家兴呀还是一心为公，对自己的家事总是下不了决心，不够关心。”锦绣将面临的实际情况全部摆了出来。
“不是这样，我正在筹划着呢，看来时机是到了，准备转换门庭。”家兴看着大家说。
“我说也确实是时间了。现在我国第一个翻一番的经济目标已经实现，并且提出到本世纪末经济要实现翻两番的宏伟目标。这是大好时机，还等什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你已经退休，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你有丰富的搞经济工作的经验。我呢不过是个教书匠，也退出了教育界。虽然不会做生意，但是我的外语水平还马马虎虎，给翻译个资料、文件，接待个外宾，没有问题；另外也可以帮你们看看门，扫扫办公室。”君兰也来了兴趣，催促起家兴了。
“君兰，叫你看门扫地，那是大材小用了。我们公司不论大、小，我当法人代表、董事长，家兴做总经理，你君兰当高级顾问或者别的什么职务，‘三结义’变成‘三驾马车’。我们是股份公司，资金当然是我的，我控股，你们两人都有股份，各占多少，到时再议。孩子们怎么办？一句话，叫量才录用。怎么样，可以吗？”丽绢说出她对创办公司在资金、人员方面总的盘算。
“家兴大哥，我看你该定个时间表，要当机立断！”爱芬马上提出了建议。
丽绢恳切地说：“家兴大哥，你决断吧，一切听你安排，给个时间表吧！”
家兴想了想说：“我已经给领导上说过，要辞去研究部的差使。领导已经同意，但要我做到年底。因为现在经委系统的改革已进入攻坚战，企业正在进行重大调整，大批企业职工要转岗，甚至下岗，思想工作的任务非常繁重，我们政治教育要分担这个重任。但是我自己的事，怎样穿插进行由我自己掌握。丽绢，我们的事情，从现在起立即行动。可以先开始研究、策划，拿出方案，付诸实施。”
“好，有你这话就可以了，我们的月亮真正圆了，出去赏月！”丽绢听后非常高兴，像当年孩童时那样，几乎要蹦跳起来！
第二天是星期一，上午，研究部召开常务理事会，全体常务理事三十多人全部到会，林处长也来参加会议。家兴在会上首先作了个长篇发言，讲了现在一千多个政治学校，职工政治轮训的大体情况，然后谈了目前干部职工的思想状况。
家兴看看大家，然后离开了笔记本，比较随便地说道：“我按林处的指示，到基层跑了些单位，开了些座谈会，听了些反映，总起来说，目前工业口子一些经济效益上升的企业职工，比较拥护改革开放的政策；经济效益一般的企业职工，有些人对改革不改革抱无所谓的态度；一些要关、并、停、转的企业职工，思想比较混乱，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改革开放我拥护，但最后改到自己头上，思想缺乏准备，万一下岗回家，今后日子怎么过。有些职工夫妻俩都要面临下岗，上有老，下有小，更是忧心忡忡，满腹牢骚，不知如何应对。
我们从年龄段来看。将要退休的希望退休工资能多一些、能一直拿到手；一些中年人则顾虑重重，感到年龄上已无优势，万一下了岗，再上岗就很困难；一些年轻人相对来说顾虑要少些，反正这里做不成，能换个单位可能还是件好事。
我们再从技术层面来看。一些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职工，特别是中年以上的人员文化水平较低，万一下岗，再找合适的岗位是难上加难；有些技术的人，认为下岗后还可能会有再上岗的机会；有些专业技术人员，有一定的学历，年龄又适中，三十左右正当年的职工，认为这还是个难得的大好机会，吵着要停薪留职，或者辞职到外单位、外地，甚至外国去谋出路。
我们最后来看看干部的思想状况。技术干部心情比较平坦，认为自己有一技之长，到东到西都会有个饭碗可捧，有不少人主动辞职，跳槽，不少跑到南方的广东、深圳去发展或创业；行政干部有些担忧，本企业不行了再换个单位就不这么吃香，就是有位置也不会理想；政治工作干部大部分比较悲观，政治工作的地位从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