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想要与“中华复兴党”竞争的党派,无疑要以这儿的城市议会为最重要的竞争席位。而取得这和的议员席位的人,无疑则是将来各党派争相拉拢的人物之一。
到达山东的几天之中,“先生夫人”除去李石曾、章太炎、蔡锷等众多自“同盟会”或者与“同盟会”良好关系状态下,转投入“中华复兴党”的人之外,他还见到了专程从南洋到这里,表示南洋华侨们为琴岛政权即将开始的战争支持的陈嘉庚。
52岁的“先生”看起来比44岁的陈嘉庚要苍老许多,尤其最近在日本的战俘营中住了些许时日,更显面容憔悴至极。
在这儿却不能不为先生为了中国的未来而做出的贡献,固然他有一般中国政治家无法摆脱的习惯,即“权威思维”。在当时的民国革命家中,大多都是同一个想法。即手下的党员应该听命于已,应该如何、如之何。
否则,中华革命党就不会在立党之初,要党员们签对其个人的“效忠书”,实则,这不过是那种“权威思维”在作怪。至于事出之因,无非是当年袁世凯要求取得政治地位时,当时由同盟会改组的“老国民党”当中,党员众说纷纭,拿不出一个准主意。
看得出来,对于那次下野“先生”是耿耿于怀的,究其根本,还是中国那句老话在作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以如同“先生”这样的“有志之人”自然要求达了。这也是民国时候的革命家,与思想家们追求的目标。
这样的结果,便使有志之人成了被政治权益左右、利用的人,也难保自己真正的“志向”不因现实的影响而偏航。所以,根本的错误不在人,而在于手段。“有志”不应该成为口号,“有为”,才是使中国从根本上富强的唯一手段。
不能不说,日本人在其由封建社会后期,在列强的压力下,转型时的心态比之当时中国民国时期的政治家们,要有远见。
“当时‘广东事变’之后,我原走出去南洋的想法,只是那儿的华侨们如今与中华复兴党的关系比较密切,我担心我们到了那儿受到不明真相指摘,因此我们才取道日本。原本打算坐船前往欧洲,可没想到……”
这样的话听到陈嘉庚耳中,却未必受用。对方毕竟言谈之中虽然不谈南洋华侨们支持“中华复兴党”的力度过大,但又不甘心不读出自己心理话。的确“先生”的党与他本人曾经在欧洲、南洋各地的华侨当中有相当影响,甚至早先的行动,往往都出自于华侨们的资助。
然而,现在这一切已经时过境迁。这并不是因为“先生”对于“黄埔士官”学校的攻击,而是出于巴达维亚那次行动,等于向世界宣布了华侨的权利。仅就这一点,早就赢得了南洋华侨的心。
“是哪,现在的华侨们非常欢迎中华复兴党的人,毕竟是他们在巴达维亚,以组织起来的工人以及为澳大利亚人生产的军火,为当地华人出了一口恶气。使他们可以在他们辛苦劳动得来的产业上,继续生活下去。大约正在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
听到这样的回答“先生”答不上话来,毕竟如果论起来,华侨们曾经对同盟会有过同样的热情,可现在想要重新得回他们的认同,又是一件何选样艰难的事情呢?
“陈先生所讲的话,的确有些道理。我还有个不情之请,请先生回到南洋之后,向那儿的华侨们解释一下,广东方面发生的事情,不过是为了保存那所军校,不因为他们的所属而受到日本人的进攻所发生的误会罢了!”
“一定,一定!”这就是陈嘉庚的回答,虽然他回答的挺痛快,但心中也明白,这不过是虚与委蛇罢了。
对于这次会见,“先生”的心中同样并不抱有什么更大希望,华侨们会愿意听到他代表“中华革命党”发出这样的解释!毕竟,这么多年被那些当地的鸟人们欺负下来,这也是唯一一次有人替他们说话,替他们出头,替他们鸣不平的时候。
而自己呢,恰恰在政治利益的驱动下,只看到5000名受过良好训练的士官们,所代表的军事价值,而忽略了他们的感受。或者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就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在今天这个四面楚歌的境地之中,回想起来的确使人不胜汗颜。
至于说关于“广东事件”的解释,从道理上,大略也说得过去。然而,只怕受了“中华复兴党”恩惠的华侨们,是一点也听不进去的,毕竟他们是患难兄弟,还有比这更使人感情深厚的事情么!
在告别之时“先生”倒是说出了一句使陈嘉庚也稍受感动的话来,但至于南洋的那些华侨会不会被感动,这却是个未知之数。
“是哪,我们国家的战乱,使我们这些人疲于奔命,总忘记了南洋华侨们给祖国的帮助,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十分的惭愧。将来,我想我们也该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
谈话说到现在,两人的这次会见,也算是多少有了些收获。
当“先生夫人”目送着陈嘉庚离去的背影时,他们相互轻轻点头。显然在目前“琴岛政权”为整个山东创造的轻松环境里,“中华革命党”还有复苏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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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过,南洋华侨史,就是一部华侨血泪史。这句话是没错的,在殖民政权与当地人的不满的夹缝中求生存,这也是必然的趋势。
然而,从满清开始一直延续下去的各届政府遇到这种事情之时,不闻不问不敢动用军事力量,对于自己的族人提供最基本保护的手段。无疑是对外族屠杀,殖民当局的奴役的某种鼓励,那么他们的遭遇何至于凄惨至斯呢?
可当祖国危难之际,就是这些人,组织出大量的捐款,或者干脆抛家舍业回国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对于日本帝国入侵的中国到底有多少贡献,相信大家都知道。
但问起来,我们呢?我们在生活在中国的华人,我们为他们做过什么?当他们以血泪面对外族的屠刀时,我们这些同根相生的兄弟们做过些什么呢?对于这些屡次在祖国危难之时,伸出援手的弟兄们做过什么?
如果不脸红的话,我只能说,这样的心肠实在是仿若钢铁一般的坚硬,愚笨到连“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句话也没听过。
那么,就请记得另外一点,这个世界上,没有独来独往的爱与恨,甚至我们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倘若有一天我们再度遭受不幸,那么他们还会有人伸出援手吗?
到那个时候,相信我们会明白的!
第二卷 鹰羽震九州 第四季 飞艇上的贼 第29章 铁血之旅
1918年8月来临的时候,整个山东的军事机器已经完完全全的转动起来,大战之前的阴霾已经开始在整个中国的上下漫延开来。
不光是即将遭到被命名为“新北阀军”的中华国防军的攻击,甚至广东方面的军队也已经用飞艇运到山东一个轻装师。
这些轻装师除过一个装甲步兵团之外,没有其他装甲车辆。
至于汽车,倒也算不少。毕竟中华国防军的120毫米重迫击炮,就是使用这种车辆搭载的。不但重迫击炮,甚至后面还要挂上个小拖车,带几十枚弹药。
卡车是用来拖曳诸如105毫米的重炮,至于普通步兵,则使用的是一辆18速山地自行车自行车。无论自身的背囊还是武器弹药,全都装载在自动车上专门的搁架上。
虽然,轻装步兵因为车辆较小,而比全机械化开进的重装师与坦克师的速度稍慢,但也搁不住中国人那种非理性思维下所展现的创造力。吉普车与不多的75毫米营属自行炮炮在开进的时候,都可以看得见车上被一群骑着自行车的步兵扒着。
另外,骑着两车越野摩托车的侦察兵的肩头,也可以看得见搭车的哥们用手搭在上面。至于四轮的82毫米自行迫击炮与它的载具,自然也难逃魔掌。装甲步兵团的装甲车和坦克,理所当然更是搭顺风车的重灾区。
也是中国现有的道路体系,实在是太烂,不然的话兴许他们会使用那些诸如旱冰鞋来搭车也说不定。
与些同时,中华国防军各部队也开始了集结,并开始陆续向预定出击地域开进。各地的安全部队也提高了警戒水平,来防其他势力前来破坏和捣乱。
说起来这次由“中华国防军”一家组织起来的“新北阀军”北阀,虽然大多数人都明白,这是结束中国北洋军军阀统治的战争,但各势力为了自己的权利,还是忍不住要盼望他们失败或者进展缓慢。
这样的想法包括各地的军阀与首脑,毕竟看过《中华法典》的他们知道,真要是国家落到这样一伙人手里,特权自然是不会再有。再想要当这个地位的领袖,除过选举之外就是造反。可要一想起“中华国防军”的打击手段,不免又要哀叹,好日子已经无多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平时对于军队抠抠缩缩的北京政府突然大方起来,不但北洋军士兵的军饷提了起来,而且武器也进行了更新换代。
这是因为欧洲自战争结束之后,正在筹备决定1918年圣诞前夕举行“巴黎和会”而做了相当的准备。
1918年6月3~7日,英、法、美、日、意五国举行巴黎和会准备会议,背着多数国家制定了和会的议事规则。规定英、法、美、日、意五大国为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可参加和会的一切会议。
比利时、中国、塞尔维亚等国为有“个别利益的交战国”,只能出席与其本国有关的会议。玻利维亚等与德国断交的国家,只在五大国认为有必要时,才得以用口头或书面陈述意见。议事规则还限定各国出席会议的全权代表的名额,五大国各5名,比利时、塞尔维亚、巴西各3名,中国、波兰等国各2名,共计70名。
仅从赋予中国的地位和代表数量,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排除中国参与其事。尤其,几国的暗暗协商之中,代表中国的是北京政府。单从这一点上,就不难看出他们的居心。
这样的条款,已经得到消息的“中国华防军”与“中华复兴党”组织起由顾维钧与唐绍仪“国际问题研究会”的外交人员,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研究。
意思不问自知,倘若欧洲各国不顾中国的利益,那么就唐云扬的脾气,那别人也就不能怪他是个“问题土匪”,自然会搞出些使所谓的世界各国的头痛事情出来。
为了使北京政府可以尽可能久的拖着“中华国防军组”成的“新北阀军”的进展,大量的德制枪械、弹药、火炮从欧洲越过大西洋、北冰洋到达日本或者北京政府的北洋军手中。似乎仅仅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整个北洋军的武器装备,就几乎得到完全的更新。
随着被欧美瓜分的部队德国军舰的到达,日本虽然在中国不敢再次抖起来,但他们打算呼应协约国的号召,出动他们的陆军在俄国登陆,向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捣乱。
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山东的“琴岛政权”向他们表示,愿意提供包括飞机、战车在内的先进武器供他们使用。并且鼓励他们在俄国多多发财,好尽早赔偿他们对于中国的债务。
日本政府只斟酌了两天商量了一下,唐云扬就命令顾维钧再发电报。
“倘若日本政府不使用中国制造的武器,恐怕我们不得不认为日本政府有赖账的打算,介时我们将随时对日本进行全方位打击!”
仿佛唐云扬为了钱已经穷疯了,根本不想想日本人拿到自己的“先进武器”会不会拿来对付他。
不过有了上次“飞机”经验的日本人可不敢这么想,他们只是担心,唐云扬为了多卖军火,会不会在他们与俄国人交战的时候,把“木马”的使用告诉俄国人呢?毕竟这个“问题土匪”一般来说,没什么不敢做的。
关于日本方面与俄国即将遭受的,几乎全世界的围攻放在一旁,再说说北京政府方面的变化。曾经他们私下找人,通过秘密的手段与“琴岛政府”进行过联系,希望可以在解散军队的前提下,组织全国大选的条件下,保有他们对于直隶部分的管理。
但被唐云扬直接予以否决,理由很简单也很充分,如果想要避免战争,必须交出参加与日本《21条》谈判的人员,必须交出同意的黎元洪与段祺瑞。
在唐云扬和他大多数手下的眼中,这些曾经的、所谓的革命者,无一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祸国殃民之人。既然是这样,杀了干净省得浪费粮食。
在这种情况之下,谈判自然没有举行的必要,最可气的是唐云扬直接就所这件事通过无线电广播,吵吵了全国都街知巷闻。
这下,北洋军内部的士气更加低落,甚至连段祺瑞的铁杆们——皖系军阀的各个督军也不禁要想想,自己值不值得为他们卖命。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也是在欧美军援到达的情况下。北洋军的军饷增加了,武器也更换了。甚至大烟土为部队提供的得也充足,要求只有一个,在“新北阀军”打上门之前,尽快熟悉新武器。
他们要与“新北阀军”决一死战,吸饱了大烟的士兵们,在狠命练兵的时候,他们可不清楚,此刻的段祺瑞与黎元洪已经得到英、法、美三国的承诺,将来就算打输了,他们也可以卷去巨量的金钱,去欧美逍遥快活。
在这种情况之下,决心洗面革新、痛改前非的中华革命党举行了盛大的拥军活动。不但有戏班的义演,也有包括汪精卫之类的所谓名流出来捐出稿费,或者大张旗鼓的到血站献血。更多的是“中华革命党”士兵们积极报名参加“中华国防军”。
可惜的是,作为“中华革命党”重新出山的第一次宣传,并没有取得什么更好的效果。戏班的演艺,因为演员如果上台,就不得拒绝媒体的有偿传播,所以很多人选择在家听。
至于所谓名流的捐款,早就淹没在南洋华侨的慷慨解囊的欢呼之中。当兵,“中华革命党”派出的人,这里的征兵处是要提前三个月排长队的。就算侥幸通过了严格的预选才发现,教官居然出身于他们曾经攻打过的黄埔士官军校,这算不算是冤家路窄呢?
倒是“先生夫人”有了预期之外的收获,他们有幸能够见到唐云扬,固然不过是“中华国防军”军部组织的,答谢社会各界的晚会之上。他们不但见到了唐云扬,也见到了总参谋长蒋百里,甚至见到了第二军团的军团长,令他们吃惊的是,这些家伙全是些德国鬼子。
没错,第二军团下辖坦克2师,师长已经换成了隆美尔,至于原先的米勒上校则晋升一级成为军团参谋长,不用问既然出现了隆美尔军团长自然是古德里安。
至于曼施坦因则被排除在这场战争之外,倒不是因为他指挥的能力,而是因为唐云扬直到此时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比他更优秀,替代他成为为数众多的参谋军官的老师。
因此,他的参战可能,将会在一年之后,到时第一批军官回到部队的时候,相信也就可以找到替代他的人。问题是,到时还有仗打吗?诸位且向下看再做道理吧!
之所以,现在才使用来自欧洲的军官,这是因为以前担心他们与中国士兵的隔阂。那么现在,整个部队当中,充斥的则是来自黄埔士官学校的,为他们一手教育出来的士官,隔阂还从何处说起呢?
第二卷 鹰羽震九州 第四季 飞艇上的贼 第30章 胜利之日
1918年8月1日,不知道为什么,北大的校长与清华校长联合在电台、报纸之中发出呼吁。他们的要求很简单,要求天津与北京里的,两校学生在听到通知之后的第一时间返校。
由于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两校的学生们成群结队的回到校园之中,没人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使两位学校的校长在假期中要求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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