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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长春四面被围；物资匮乏；士气低落；民心浮动。
郑洞国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防务；安定人心；以图长期固守。
对于长春城防；郑洞国忧虑不多；因为这座城市曾是伪满洲国的“都城”；因此城内和郊区早已修建了大量的永久式、半永久式防御工事；特别是城市中央的原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和大兴公司四座高大的建筑物；已经成为巨大而坚固的堡垒；不但有坑道彼此相连；而且厚墙铁窗和钢筋水泥的屋顶一般炮弹根本无法击毁。中正大街上的中央银行；外墙全部由坚固的花岗岩砌成；厚度达一米以上；内部存放有大量的弹药、粮食和淡水；还能自行发电；郑洞国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让郑洞国不放心的；是长春的部队。
长春守军主力是新七军和第六十军。算得上是国军精锐的新七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师可以指望。第六十军是一支老牌滇军部队；全军三万官兵大多是云南人；自他们进入东北战场以来；在国民党军高层看来；这个军一直是个不稳定的因素。
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已是隐患；更严重的是；新七军与第六十军之间隔膜很深。滇军向来不被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尊重；长期受到的歧视使云南籍官兵充满怨恨。两支部队的防区以长春市中心的中正大街为界；新七军驻守西半部；第六十军驻守东半部；两只部队共同驻防一城；不但互不来往；而且在中正大街的分界线处竟然设置了岗哨；拉起了警戒线；俨然随时可能交战的对手。为了稳定第六十军军心；郑洞国上任后；保荐曾泽生军长兼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官。郑洞国还严厉告诫新七军的军、师将领们；必须注意与第六十军保持友好关系；以在危难时刻能够同舟共济。
让郑洞国忧心如焚的还是粮食。
上任之初；他就命令部队抓紧采购军粮；但是长春内外已经无粮可买；这导致了军队到市民家中强行搜购。到了五月；长春守军共采购和储存一百五十万公斤军粮。新七军因为驻守的时间长；有家底；而第六十军刚从永吉撤入长春；只能现购现吃；购不到就向新七军借；新七军从自己喂马的饲料里给了第六十军一些大豆和豆饼。郑洞国只有派部队出击城外去抢粮食；部队一度打到长春二十公里外的地方；但很快又就被东北野战军打了回来；不仅没有抢到一粒粮食；暂编五十六师和暂编六十一师都损失了部队；更糟糕的是大房身机场丢了；对长春的补给空运就此中断。长春市长尚传道在全市进行了一次户口清理和余粮登记；结果表明；无论守军还是市民；长春的粮食只能吃到七月底。
解放战争（Ⅱ）字数：3115 字号：大 中 小 此时所有的迹象显示；林彪部主力并没有再次攻打长春的意图。
看上去；林彪是要等着长春自己气数已尽。
空运补给断绝之后；守军出现饥饿现象。新七军和第六十军的六名师长联名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诉说长春守军被围之艰苦境况；并请求派大军前来解围。蒋介石给六位师长每人都发了一封回电；内容大同小异：“我对你们及部下士兵如兄弟子侄一般；我没有一刻忘记你们的艰困。但是；如不准备好；赴援部队会在途中被歼；希望你们艰苦卓绝；支持到底。”蒋介石接着给郑洞国发来一封密电；命令他长期固守；叫他把长春市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再允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郑洞国找到市长尚传道。尚市长明确表示：“我不能办这件事；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保证市属人员不贪污和勒索；办的结果；一定骚扰不堪；如果您遵照电令一定要办；请您另派市长。我实在没有这个本事。”尚传道最后说；即使把全市的粮食都收上来；“横竖只能吃到七月底”；到了八月政府就没有一粒粮食可供分配了。
郑洞国决定不按蒋介石的命令办；他自己推出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准许市民留下能吃到九月的粮食；其余的粮食；一半卖给部队用作军粮；一半可以自由交易；但交易的时候必须按照政府制定的价格；哄抬粮价者严惩。结果；粮食问题没有解决；投机倒把瞬间盛行；引起粮食价格一路飞涨。一斤高粱米的实际价格只有几元钱（东北流通券）；但到三月价格就涨到了千元。飞机空投的万元钞票都已经不够用了；郑洞国不得不命令长春银行发行大额钞票；开始时每张价额一百万元；以后逐渐递增到五百万、一千万、三千万、五千万、一亿；最后是一亿五千万。一斤高粱米的价格；到了十月已达到两亿五千万至三亿的天文数字。
郑洞国采用了“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来对付粮价的上涨；到处抓不按政府制定的价格买卖粮食的人。但是；囤积和倒卖粮食的不是手中无粮的普通市民；而是守军中的上级军官、军需人员以及与他们勾结的不法粮商。郑洞国“下令枪毙了一名营私舞弊、倒卖军粮的军需官；以杀一儆百”。由于长春的物价比关内其他地区高出成百上千倍；于是；长春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开始大量向北平、上海、长沙、昆明等地成百亿成千亿地汇款；这些钱在长春只能买到几斤、十几斤高粱米；可到了内地就可以换成几十两、上百两的黄金。当长春的生存岌岌可危之时；横财令国民党军政大员们顿时成为巨富。
随着气候一天比一天冷；长春的燃料也面临危机。国民党守军开始拆民房、砍市内的树木；甚至把马路上的柏油也挖起来当燃料了。郑洞国命令第六十军暂编五十二师出击；占领长春东郊强行开采煤矿；结果又被围城的东北野战军打了回来；战斗中两百多名官兵被打死；其中包括暂编五十二师三团团长彭让。
战争中的受难者永远首先是平民。
一九四八年五月至十月间；同时被困于长春的普通市民处境悲惨。郑洞国回忆说：“七月以来；市内已有饿殍出现；许多老百姓因粮食吃光或被军队搜光；只得靠吃树叶、草根度日；结果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
为了减轻城内粮食的压力；同时也给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造成混乱；长春规定一个警察要赶出去八个人；一个保长要赶出去三户人家；成千上万饥饿的长春市民开始拥向城东和城南的封锁线；巨大的饥民流给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同时；这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如果把封锁线敞开；不但围城的效果会大大减弱；而且因为人流巨大无法甄别；国民党守军会随着饥民趁机而出；但是；又不能让真正的饥民饿死冻死。九月九日；林彪、罗荣桓致电毛泽东；详细报告了几个月的围城给长春守军带来的巨大打击：大部分守军官兵每天只能用四两大豆维持。最近两个月；长春守军逃出来投诚的日渐增多；目前已经达万人以上；其中正规部队的官兵占投诚总数的一半以上。长春城内由于粮食已绝；国民党当局散布谣言；大量饥民开始向我军的哨卡冲击。一开始我军采取阻拦的政策；结果导致大量饥民停留在敌我警戒线之间；因为被赶出来的长春饥民的身份证件以及财物都被国民党当局没收了；他们已无法返回；几天之内这个中间地带便饿死了两千多人。为了饥民的生存；我军三天内收留了两万多人；但顷刻之间；双方警戒线中间地带又被大量饥民塞满。经过反复地研究；在中央军委的指示下；九月十一日；东北野战军首长致电萧劲光、萧华、陈伯钧、唐天标、解方：
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春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作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地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走路无力者；帮助人力及马车的输送。第一步应就附近各县分批疏散安置；发动群众救济；使其出城后不再死去；或者少死；借以挽回影响；取得民心。混在难民中的特务；应予以清查扣留；敌方官兵则一律收容；送吉林解放团训练。中学二年以上学生、技术人员、专家等应努力争取来我区服务。以上开放难民出城；不是对长春敌人解围；围困敌人的工作；仍需继续；不得松懈。关于防止敌人利用秋收出城抢粮；及组织军民抢割抢收等；即照兵团指挥部的计划加紧进行；将执行情况望随时电告。
放行开始后；长春饥民蜂拥而出。为了收容这些饥民；围城指挥所会同地方党政组织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数十个收容所；鉴于不少饥民见了馒头拼命吃结果胀死的教训；收容所规定一开始只能供应稀饭；然后再逐渐增加馒头。东北野战军围困长春期间；共向百姓发放救济粮四千多吨；食盐五万多斤；救济金六亿元。关于一九四八年秋；长春市民在围困中的死难数字；长期以来说法不一。根据有关数据统计；长春在伪满定都时人口六十万左右；抗战结束后减少到五十万。内战爆发后；地处战场的长春动荡不安；城内人口不断外流；一九四八年初的统计人口约为四十万；其中包括十万国民党守军和家眷。在东北野战军对长春尚未形成合围封锁之前；长春人口再次大量外流；普通市民从陆地上跑；地主官僚们乘飞机跑；长春市人口减少至三十万左右。这一数据与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全国解放战争史》中提供的“居民约三十万”的数据相吻合。自东北野战军采取放行政策之后；长春出城饥民约二十万；到长春解放时；长春市民统计人口约为“五六万人”。因此；国民党长春市长尚传道后来在回忆录中提供的数据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长春市民可以出城；但是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度日如年。
进入八月；长春守军除了新七军三十八师和第六十军一八二师两个主力部队每天有几两高粱米和大豆之外；剩下的四个师只能发代替口粮的代粮金；由于无粮可买；发的钱只能买到一根黄瓜；于是只有熬菜汤喝。卫立煌尽最大努力向长春实施空投；空投的粮食总数约有五千多袋；够十万守军维持两个月；但是其中三分之一落在了城外；剩下的经过长官贪污倒卖之后；真正到士兵饭碗里的所剩无几。
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长春四周的喊话声此起彼伏。白天还有长官监督；可是到了晚上；特别是后半夜；声音听得清清楚楚。解放军官兵通过自制的土喇叭“老乡”、“兄弟”地彻夜呼喊；甚至指名道姓地喊着某位军官或某位士兵的名字：“你们为谁卖命；死了又为谁？”“出来吧；我们发路费让你回家！”“为什么云南部队和嫡系部队的生活待遇是两个样子？”“我们这里的肉包子管够！”
解放战争（Ⅱ）字数：3176 字号：大 中 小 不断有国民党军官兵悄悄地跑解放军的前沿阵地上来。第六十军跑过来的最多；开始是零星的官兵；后来发展到集体投诚；跑过来的整班有五十七个；整排有十个；整连有三个。第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的一个团长的妻子和暂编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弟弟的孩子跟随饥民跑了出来；解放军官兵很好地安置了他们；还让他们带着食品送进城去。李嵩的弟弟对哥哥说：“共产党军队很仁义！”
在第六十军里；最痛苦的是军长曾泽生。
长久地徘徊之后；曾军长打电话给他的两个师长；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和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请他们立即到军部来。
曾泽生说：“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我们过去已谈得很多；今夜请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决定如何办。”
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性格直率；他已经察觉出了什么；所以痛快地表示：“商议什么；军长怎么决定就怎么办！”
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性格沉稳；他只表示要寻找个万全之策。
曾泽生将带领第六十军起义的想法说了出来。
陇耀立即表示拥护：“我们六十军；这些年来受嫡系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
白肇学的表情极其痛苦；他最后建议：把部队拉出去；放下武器；官兵解甲归田。他说：“我少年从戎；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确是自相残杀。我不是铁石心肠；我的心伤透了。
两个师长当即争论起来；焦点是：第六十军是否调转枪口对准蒋介石。争论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三时；仍然没有统一意见；两个师长先回去了。
两个小时后；心绪复杂的曾泽生去了白肇学的一八二师；看见白师长“满眼血丝”；仿佛在生一场大病；白师长告诉军长：“从你那里回来后；一直睁着眼；想到天亮。”曾泽生说：“肇学；我们滇军有过护法讨袁、拥护共和的光荣历史；那几次光荣的起义；第一八二师的前身都曾参加过；你知道吗？”白师长悲愁地说：“现在还提那些干什么！”曾泽生说：“你看；今天的蒋介石比当年的袁世凯如何？”白肇学毫不犹豫地说：“更坏！”曾泽生趁势进一步逼问：“那你为什么不同意起义呢？”白肇学默默地望着曾泽生；突然；他抓住军长的手说：“军座；我赞成你！”
在一九四八年的冬天即将到来的时候；国民党军至少有两个军的数万云南官兵被困在东北战场上；一个是长春曾泽生的第六十军；另一个是锦州卢浚泉的第九十三军。当卢浚泉的第九十三军被歼灭后；曾泽生的第六十军起义了。
十月三日；因为等待援军无望；而再拖延下去；困守中的部队只有待毙。郑洞国遂命令“拼死向沈阳突围。”清晨；新七军三十八师开始向长春西郊突击；两个小时后部队被打了回来。第二天；郑洞国命令第六十军派出一个团；配合三十八师再次出击。新七军军长李鸿来到第六十军前沿指挥所；曾军长对李军长说：“突围；六十军是没有希望；你们还可以。”谁知李鸿也表示出前所未有的悲观：“五十六师；不行！连六十一师、三十八师都靠不住。现在是师长有师长的盘算；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简直是离心离德！现在圈在城里；还能这样守着；出去；就散了！”尽管国民党军炮火依旧猛烈；但就是无法推进到东北野战军的封锁前沿；郑洞国这才意识到：“军心已彻底涣散；士兵们已不能也不肯卖力气打仗了。”
十日；蒋介石给郑洞国空投下紧急公函：“目前共军主力正在猛攻锦州；东北局势十分不利；长春的空投物资亦难维持。望吾弟接信后迅速率部经四平街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转进。行动之日派飞机掩护；沈阳方面也有部队在路上接应。”郑洞国立即通知两个军长前来商议。但是；新七军的李军长说他病了；而曾泽生坚决反对突围：“现在城外共军兵力雄厚；而我军是兵无斗志；根本突不出去……就是突出去；这七八百里地；中间没有一个国军；官兵又都腿脚浮肿；不要说打仗；就是光走路都成问题。”既然两位军长是这种态度；郑洞国只好把将领们的意见报告给蒋介石。
十五日；锦州失守的消息传来。
第二天；蒋介石派飞机空投下一封措辞严厉的“国防部代电”：
长春郑副司令洞国并转曾军长泽生李军长鸿：酉（十月）灰（十日）电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该部应遵令即行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而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