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
1935年夏去英国伦敦大学，并获该校埃及考古博士学位。
1936年在英国留学期间，曾参加伦敦大学考古学教授从·惠勒领导的梅登堡山城遗址的发掘。
1937年随英国调查团，在埃及的艾尔曼特和巴勒斯坦的杜韦尔参加发掘，并亲自向彼特里先生请教。他结束了在英国五年的留学生活之后，于1940年底回国。
1944年至1945年，他和向达教授负责进行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甘肃地方的考古调查。通过对宁定县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早。发表了《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一文，纠正了瑞典考古学者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为建立黄河流域有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正确年代序列打下了基础，同时，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
夏鼐在发掘明陵的问题上，虽持有异议，但一经决定，便全力以赴投入发掘的指导工作。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当年帝后入葬时，通往地宫的入口。只有沿入口发掘，才能再现三百年前的原貌，从中辨别历史的真伪。
发掘队员按原来的方法搭成人梯，让夏鼐站在肩上沿墙慢慢升起。
夏鼐从腰中掏出手电筒，认真察看洞中的一切，不时地用探铲叮叮■■地敲打着洞中的砖石……一刻钟之后，回到地面上。
队员们纷纷围拢上来，用期待的目光望着考古大师，希望尽快找到正确答案，解开百年之谜。
夏鼐沉思片刻，转身望着大家：“据我观察，里面的砌砖不像是原来筑成的，有再砌的痕迹，可能是一个门券的上缘。”
“宝城砌得这么结实，怎么会有门券藏在里头？”不知是谁问了一句。
夏鼐望望大家，似在讲解，又像自言自语：“定陵的历史有三百多年了，可能因为原砌的和后砌的两层砖之间衔接不紧，经过风吹雨打，外面的砌砖，也就是后来砌成的砖墙就塌陷了。”讲到这里，他望望赵其昌，不再言语。
赵其昌心中一动，豁然开朗：定陵是皇帝生前营建的，万历十二年（1584）开工，为时六年完成。这一点《明实录》记载得很清楚。可是，陵墓建成，人并没死，怎样办？地宫就必然再埋好。事实上，又过了三十年，即万历48年（1620）王皇后才死，紧接皇帝也死了，才一起入葬，再度挖开入葬，二次砌砖的现象就可以解释了。不过，定陵明楼下面不建通道，棺椁灵柩又从何处进入地宫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赵其昌说着话，又摇摇头，摆摆手。
考古所的青年考古同行们也议论纷纷。有的说：“如果真的是券门上缘，那它很可能就是入葬的通道。”一句话又提醒了赵其昌，史料记载，定陵仿永陵建筑，宝城外面，都有一道外罗城墙。现在外罗城墙虽已毁坏，但从遗址来看可以证实这堵城墙的存在。“是不是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是入葬的通道，它正处于外罗城之内，内宫墙之外，帝后的棺椁进入大门之后，绕到宝城外面，再从这里进入地宫？”
赵其昌说完，看看夏鼐。大家顿时骚动起来：“夏所长，会不会这样？”
夏鼐不露声色地点点头：“说得有道理，我回市里和吴副市长商量一下下步的打算。”说完，驱车同赵其昌向北京奔去。
两人一见面，未等夏鼐讲话，吴晗就急不可待地问：“作铭，调查的结果怎样？”
“我看是一条极有希望的线索。”
“有把握吗？”
夏鼐望着老同学焦急的面孔，笑着说：“辰伯！我看你对考古倒真是外行，我们只有挖开后才能下结论哟！”
吴晗的脸微微红了一下，在屋内踱了几步，略带埋怨的口气：“你倒是说一句有把握的话呀！”
夏鼐沉着地回答：“像是通往地下玄宫的入口。”
吴晗立即站住，面露喜色：“那就和大家研究一下，上报试掘，开始行动吧。”
第三章 少年天子
穆宗驾崩，太子朱翊钧登上皇帝宝座。少年天子，幽闭深宫，只能在桎梏中成长，残酷的礼教制度，使少年皇帝心灵变态受挫、性格扭曲的同时，也埋下了大明帝国衰亡的伏笔——
10岁登基
皇陵尚未打开，但显而易见，我们无法绕过在这座陵墓地宫中依然酣睡的那位主人。
——这是一个让世人倍感陌生的神秘体。
1572年5月25日，明朝的第12代君主，刚刚36岁的隆庆皇帝朱载垕自知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急忙召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入乾清宫听候遗诏。三人匆忙到来，见皇帝斜倚在御榻之上，面如死灰，气息奄奄，左右静静地站立着皇后、皇贵妃和十岁的太子朱翊钧。幽深清冷的宫殿里，气氛紧张，景象凄惨。此时此刻，这位皇帝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侍立在病塌左边年仅十岁的爱子、未来皇位的继承人——朱翊钧。他感到留给儿子的并不是一个国富民强、安康兴旺的帝国，他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他无法预料大臣们将怎样对待这个儿子和朱家江山。他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护佑爱子了。在弥留人世的最后一刻，他伸出由于纵欲过度而变得干瘦并毫无血色的手，转动着满含期待的泪眼，有气无力地向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内阁辅臣嘱托后事：“以天下累先生……事与冯保商榷而行。”穆宗说完，便命身边的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遗嘱。
遗嘱分为两道，一道给皇太子，一道给顾命大臣。给皇太子的遗嘱写道：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怠荒，保守帝业。”
给顾命大臣的遗嘱写道：
“联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
遗嘱刚刚读毕，首辅高拱大吃一惊，心中暗想：自古有国以来，未曾有宦官受顾命之事，这“同司礼监协心辅佐”一句成何体统？此遗诏，分明是张居正勾结冯保所拟，并非皇上本意，当不足为训。但高拱知道此时不是计较的时候，一切待日后再作计较，想到这里，忙匍伏在地，恸哭不已……
第二天凌晨，穆宗驾崩于乾清宫。
1572年6月10日，皇太子朱翊钧登基。此时，年方10岁，诏告以明年（1573年）为万历元年，从此开始了长达48年的统治。
老皇帝死去，对于大臣们来说可谓又悲又喜，因为随着新皇帝的继位，必然又是一场重新争夺权利的较量，是为一朝天子一朝臣。小皇帝朱翊钧的理政，也同样不可避免地使他的臣僚展开了一场权利争夺战。于是，万历初年三个最引人注目的人物首先登上了政治舞台，这便是内阁辅臣高拱、张居正和司礼太监冯保。由于这三个人物对万历一生及他的政治生涯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对他们作些介绍。
高拱，字肃卿，河南新郑人。嘉靖朝进士，后拜文渊阁大学士，与郭朴同时进入内阁。穆宗即位后，高拱自以为是先帝旧臣，开始不把他的引荐者、内阁元辅徐阶放在眼里，常与之相抗衡，并迫使徐阶“乞归”。自此之后，他以精明强干自诩，负气用事，傲视同僚，先后又赶走了四位阁臣。至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十一月，内阁辅臣只剩下他、高仪和张居正三人了。
张居正，字叔大，湖广江陵人，生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他少年时颖敏绝伦，素有荆州神童之称。5岁开始读书，10岁通晓六经大义。12岁即中秀才，16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并选为庶吉士，25岁授翰林院编修，正当张居正志得意满，要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时，却又逢奸相严嵩权势熏灼，因而感到怀才不遇而悲观气愤。几年后，他告病回家，种了几亩竹以排遣岁月。6年之后，他根据父亲的愿望再度入京，利用当史官的有利条件，集中精力研究历代盛衰兴亡的原因，留心观察社会现实，因而受到大学士徐阶的赏识和举荐，自此进入内阁参与机务。接着又晋升为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不过，这时的张居正虽有满腔的政治热情和扶大厦之倾斜之志向，但仍不得施展，这个机会还要等到10年之后。
另外一个极受瞩目的人物冯保，号双林，真定府深州人。据传此人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颇有一点儒者风度。由于他的学识涵养在宦官中出类拔萃，官运亨通，嘉靖年间就当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这不仅是皇帝本人的机要秘书，也是耳目喉舌。此时的冯保，权势虽已显赫，但还想进一步上升，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并为此费了不少心机和钱财，以用来打通关节。到了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子终于有了空缺，按例应由冯保升补。但当时任内阁首铺的高拱为了报答照应、举荐他的太监，便违例推荐御用监太监陈洪替补，以后陈洪出缺，高拱又推荐司膳监太监孟冲作了补充。冯保见自己应推而未被推，好事难成，不觉心生大恨，自此便与高拱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冯保虽然没有当上掌印太监，但由于长期担任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权位也十分重要。因此，他和高拱之间经常发生磨擦争斗。到了穆宗驾崩和万历皇帝登基这段时期，双方的争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无不绞尽脑汁想利用改朝换代的机会将对方置于死地。
正在这剑拔弩张之时，高拱最先瞅准了一个机会。
就在万历皇帝登基的那天，百官齐集金銮殿朝贺。不知是冯保为穆宗的遗诏得以顺利传示而感到高兴，还是出于其它的考虑，他竟立在御座之侧，怡然自得地看着众臣僚。这种间接地接受百官跪拜的举动，使得举朝哗然，惊愤不已。更出人意料的是，礼毕之后，冯保即奉旨督领东厂事务。这个变更，使高拱顿时感到自己面临的巨大威胁。因为谁都知道，这个号称东厂的专向皇帝一人负责的特务组织，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谁都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落入这帮杀人不眨眼的特务的魔掌之中。而冯保在最想收拾的臣僚中，第一个当然是高拱。处于巨大威胁之中的高拱，自然不能坐以待毙，退朝后，他立即发动全体言官（给事中、御史），依仗人多势众，猛烈参劾冯保矫诏等罪行，以达到先发制人的目的。高拱认为，仅此一条，就可以置冯保于死地。
但是，素来骄傲自大的高拱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低估了冯保的能量。他万万没有料到冯保在将这些奏章全部扣匿的同时，又跑到张居正跟前求计。张居正的性格恰好与高拱相反，他精于谋略，城府极深，对于高拱的高傲独断，专横跋扈，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作法自然是深恶痛绝，心中早有除掉高拱的打算。只是时机尚未成熟，也就未有半点流露，他在默默地等待时机。现在，时机终于到来了。作为英雄，首先要善于抓住时机，否则，便不再是英雄。
当冯保怀着惊恐而又冷酷的表情前来求计时，张居正深知双方的决战已不可避免，既然战刀已经出鞘，就很难不带血而还。既然争夺和拼杀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权势，那么此时的张居正也就顾不得其它了。于是，他顺水推舟，以政治家出色的才能，为冯保献出奇计。他知道，只要此计成功，高拱必败无疑。
冯保按照授意，急忙赶到万历的生母李太后、也就是刚加封不久的慈圣皇太后和万历的养母仁圣皇太后宫中，磕头不绝，声泪俱下，添油加醋地将高拱在穆宗驾崩时所说的“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一句，纂改成“高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并谎称高拱要废掉万历，准备拥立周王做皇帝……万历皇帝的母亲虽是太后，其实只有30多岁，对政治角逐的洞察力自然不够敏锐，况且她早已风闻高拱其人专横跋扈，在朝廷唯我独尊，有时连太后和皇上也不放在眼里。终于，在冯保一番入情入理的表演后太后震怒了，她决心惩治这位声名显赫的首辅大人。而在这场政治较量中，小皇帝万历也站在了冯保一边。当万历还是皇太子的时候，冯保就日夜伴随着他，提携掖抱，悉心照料，几乎形影不离。因此，小皇帝万历曾亲切地称他为“大伴”或“冯伴伴”，并视为心腹。
第二天，百官奉召在宫门前集合。冯保手执黄纸文书，诸臣下跪听他宣读。这是两宫太后的懿旨，也是新皇帝的圣旨，“仁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皇帝圣旨：告诉你等内阁、五府、六部诸大臣，大行皇帝宾天前一日，召内阁三大臣于御榻前，与我母子三人，亲授遗嘱：东宫太子年幼，全赖尔等大臣辅导，但大学士高拱，揽政擅权，威福自专，全不把皇上放在眼里，使我母子昼夜不安……”黄纸文书一经宣读完毕，大臣们一个个惊呆了，只有张居正心中有数。至于跪在前列的高拱更是神色大变。他已被褫去官衔职位，勒令即日出京，遣返原籍。这位声名显赫的内阁首辅原以为这次召集群臣，是采纳他的意见驱除冯保，没想到大祸竟落到了自己的头上，由于圣旨说“即刻起程，不许停留。”他连家也没敢回，在街上雇了一辆牛车又羞又愤地回河南新郑原籍去了。此时，张居正取高拱而代之自属理所当然。但是，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政治角逐却远没有结束。既然高拱还没有死去，随时就有复仇的可能。也许，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尚没有能力致高拱于死地。十年之后，高拱终于射出了复仇的利箭，致使张居正及其全家罹难。
高拱被赶走不久，另一名阁臣高仪也病故了。这两个顾命大臣的一走一死，自然使已成为首辅的张居正高兴异常。他推荐了一个对自己构不成威胁的好好先生、原礼部尚书吕调阳入阁作为自己的助手，而实际上的朝政大权则完全控制在张居正的手中——这时距老皇帝去世才刚刚一个月。
张居正以胜利者的姿态开始了他新的政治生涯。但此时朝中官员却议论纷纷，除对高拱给予同情外，还对张居正勾结内监极为不满。于是，怨言四起，朝野大哗。面对这种危局，张居正很是不安，他知道，如果不能树威，便不能服众，他在伺机寻找这个树威服众的时机。
终于，又一个天赐的时机到来了。
万历元年正月的一天，皇帝朱翊钧依照惯例上早朝，当他出了乾清宫，只见一个无须的男子穿着太监的衣服，在朦胧的曙色中躲躲藏藏，行迹可疑。这位男子很快被卫队拿下，经冯保询问，那人自称叫王大臣，原是一名南兵，是从总兵戚继光那里来的。
早在明朝的嘉靖、隆庆年间，海上倭寇基本荡平，而北方鞑靼土蛮、董狐狸两个部族却常来骚扰。隆庆元年，已入内阁的张居正把江南名将戚继光调到北方，让他总管蓟州、昌平等北方各镇的兵事并节制各镇总兵。一代名将戚继光一上任，看到边兵久缺训练，毫无战斗力，便决定从头开始操练兵马。他从南方训练出来的“戚家军”中抽调一部分将士，作为练兵的骨干和头领遣到军中。这王大臣便是这批南兵中的一员军士。他来到北方后，由于经受不住环境和生活之苦，又加思念江南家乡，便决定跑回南方。当他借着月色溜出军营来到北京城时，忽然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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