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定陵- 第36部分

　　别无更好的选择，大家只有按这个土办法，做了一个方形的小木箱，箱子四角钉上四条长长的木腿，木腿顶端再横钉两根木杠。为使木箱移动方便，又不损坏棺木，他们将原来的木架拆除，另外沿着棺木两侧再钉一个稍稍高出棺木的长方形木架，把木箱上的两根木杠搭在木架上，就平稳地吊在棺内了。木箱既对器物无法造成挤压，又可以随时前后移动。冼自强蹲在小木箱内，手拿画板继续着他的工作。现代化的发掘和古老的方法交织在一起，谱写出新中国考古史上的独特韵律。

　　幽深的地宫，阴雾凄凄，虽然已到炎热的夏季，但发掘人员还必须身穿厚厚的绒衣甚至棉衣，才能抵御袭人的寒气。霉烂的腐臭和刺鼻的福尔马林味儿融和在一起，呛进人们的肺管，使大家经常咳嗽不止。

　　还是在清理随葬品中皇帝的冠冕、皮弁等物时，由于串珠的丝绳霉烂，玉珠已经散落，零乱地摊放在梓宫一角，且实物腐朽叠压严重，形制很难辨认。冕、弁关系到礼仪制度，世间没有实物存留，目睹这种情形，夏鼐亲自承担了清理任务。他拖着病体爬上了木架，把一个枕头垫在胸部，趴在木板上，整整用了四天四夜的时间，把冕冠和皮弁的形式、结构、尺寸、色泽以及串珠的系结式样、数目，一一记录下来，并绘制了草图，为日后的复制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器物的清理，要求有详尽的记录，稍有疏忽，便会给以后的研究工作带来困难。赵其昌每天做的文字记录不下千言，都要送交夏鼐过目，深夜，工作队下工后，他还不能休息。夏鼐阅读记录十分认真，提出很多疑问，在记录上圈圈点点，有时还夹上几张写满密密麻麻小字的纸条，经常是通宵达旦。因为操劳过度，使溃疡病加重，但他一直坚持到清理工作告一段落，才住进了小汤山疗养院。

　　定陵发掘自1956年5月破土动工，到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历时两年零两个月，以总计用工两万余个、耗资40余万元的代价，终于使这座深藏368年的地下玄宫重见天日。

　　1958年9月6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新中国第一座皇陵发掘的消息。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计划的以科学研究为目的，主动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已经打开，……有关部门将在这里建立一个地下博物馆。

　　这条封锁了将近三年的消息一经公开披露，立即引起世界考古界的震动，海外多家报纸和通讯社争相转播了这条来自古老东方的爆炸性新闻。为搜集到更详尽的资料和情报，某国驻华大使馆派出了一个秘书，夹杂在前来参观的文化界人员之中，混入定陵。尽管发掘消息已经向世界公布，但定陵却严禁外国人入内，这位秘书经公安战士认出，阻止了他的行动。

　　1958年9月，万历帝后的殉葬品走出地下宫殿，登上了故宫神武门城楼，向群众展出。这是一个金风送爽、万里秋光的上午，长陵发掘委员会的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吴晗、邓拓、王昆仑、夏鼐等文化巨匠，前来参加剪彩仪式。在光华照人、精美绝伦的金冠、凤冠和千姿百态、造形奇巧的各种织锦、首饰面前，看得出，吴晗的神情格外兴奋和激动。尽管定陵的发掘出现了许多波折，但最终还是按照他的意志和设想完成了。城楼上的这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实则是对他所为之作出努力的最后鉴定。穿行在这璀璨的文化艺术长廊里，吴晗的身心几乎全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在这辉煌的时刻，他绝对想不到死神已悄悄向他走来。而主持布置陈列的赵其昌，在开幕的前一天便已回到定陵工地。他心中隐约感到，在这辉煌的时刻过后，又将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呢？

　　赵其昌的预感，在神武门展览之后的第三天就开始应验了。他正整理资料，博物馆筹建组负责人朱欣陶来到木板房，轻轻地坐到他的跟前。赵其昌抬起头，见一向和蔼可亲、谈笑风生的老人面色阴沉而严肃，便停下手中的工作，问道：“朱老，有什么事吗？”

　　朱欣陶的嘴角轻轻动了一下，露出了一丝淡淡的苦笑：“其昌，我跟你说件事，你要有所准备，我说出来你不要激动。”

　　“天塌下来有山顶着，你就说吧！”赵其昌满不在乎地表示，心中却“咚咚”地敲起了小鼓。

　　朱欣陶脸上涨起了一阵红晕：“根据文化局的指示，发掘队的人员要下放劳动，你是第一批，到良乡窦店农场。”

　　赵其昌一惊，两眼呆呆地望着面前的朱欣陶，没有说话。对于命运的悲剧性转折，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但一旦真的到来，竟也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站起身来，在木板房里转了两转，有些激动地问道：“为什么？”

　　朱欣陶伸出手，示意赵其昌坐下，脸越发通红：“这话我也许不该告诉你，既然你提出来，我只好给你透点风，原打算让你明年开春后再下去，可是……”他停顿了一下，把到了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改口道：“我也无力挽回局势。”他摊开了双手，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姿式。

　　赵其昌皱紧眉头，一脸怒气：“就我自己？”朱欣陶用安慰的语气说：“白万玉已回考古所了，就你一个人，你只好先走一步了。”赵其昌似在自言自语，又像在寻找着答案：“我不记得在工作上犯过什么错误……，”朱欣陶望着他那张纯朴又带点傻气的脸，有些憋不住了：“可是有人说你在地宫里放毒气，行使特权，”然后用加重的语气补充道：“再加上你的历史问题。”

　　赵其昌的脑袋轰的一下，自己的历史问题是避不开的，然而毒气呢？他渐渐冷静下来，一屁股坐在床上。他回想起来，还是在清理万历的棺木时，为防止霉菌的侵蚀，他们不时在地宫中喷洒福尔马林药水和酒精混合液，以便进行消毒防腐。当时有个领导领着老婆孩子来参观，正赶上他们喷洒药水，刺鼻的气味弥漫开来，那位领导还能勉强支持，可他的老婆却不停地咳嗽，用手帕擦着溢出的眼泪，两个孩子也叫喊起来。这位领导见状，只得举家迅速离去。那时的赵其昌，怎么也想不到会引出今天的故事。

　　尽管事实清楚，如果真是毒气，他和他的队员们能在毒气中周旋数月之久吗？但他还是按捺不住冲动之情，一股怒火在心中燃烧起来，他感到委屈，又感到悲愤，他无论如何也不明白，喷洒药水怎么能和“特权”联系在一起？这种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局面，倒可以清楚地表明，到底是谁在行使“特权”！

　　一切都无须再问，什么也不用解释，事已至此，只有面对现实。“什么时候走？”赵其昌问。

　　“上级领导说今天，我看时间来不及，你收拾一下，明天后天都行。”

　　“那发掘报告还写不写了？”赵其昌指着近三年来积累的数百万字的发掘记录。

　　朱欣陶一时没有回答。身为定陵博物馆筹建组领导人，他清楚地知道发掘报告的份量。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考古发掘，都是按严格的程序进行的。要发掘一座遗址或陵墓，先从实际勘察着手，在掌握了大量的线索和证据后，再进行现场发掘。这个过程要配合照相、测量、绘图和记录进行，不能有半点疏忽和遗漏。待实际发掘工作结束后，就应立即撰写带有科学研究成果的发掘报告，以不同形式公诸于世，为研究者提供进一步探索的科学性原始依据。定陵发掘出土文物的展出，仅仅是发掘工作的一个段落，整个工作的完成，要以发掘报告的问世作为终点。面对这常识性的问题，今天的朱欣陶也无法解答了。

　　赵其昌决定第二天离开定陵到窦店农场去接受改造。他单身一人，无牵无挂，不想告诉城内的老父，但他需要向他的队员们告别。

　　晚上，他正在紧张地收拾行李，刘精义提着一个布包悄悄地走进木板房，声音低沉而又沙哑地问道：“明天真的要走？”

　　“真的。”赵其昌抬起头，四目相对，不用言语。昏暗的灯光下，两人静静地对望着，往事烟云，多少欢乐悲苦、友谊真情，在心中翻滚开来。

　　刘精义原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因突患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而中途辍学。病愈后，年迈的母亲领着唯一的儿子从包头来京寻找工作，在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和赵其昌邂逅相识。此时定陵急需人手，在赵其昌的力荐下，刘精义加入发掘队来到定陵。自此，两个人便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刘精义是独子，母亲早年孀居，从小养成了一副倔犟的脾气，对待工作却极为认真细致。就在发掘人员面对地宫大门无计可施的时候，正是刘精义日以继夜，埋头苦读，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找到了“拐钉钥匙”的记载，为地宫的打开做出了贡献。

　　在殉葬品清理的后期，由于寒气袭人和每天近二十个小时的蹲地操作，赵其昌的腰部受寒，整日痛疼不止，既无时间又缺乏医疗条件，只好在晚上烧几块砖头，垫上毛巾倒换着进行热敷。当刘精义在德胜门外乘车进城再转车去十三陵时，看到一家药铺门前贴着专治腰痛的中药“坎离砂”的广告，他如获至宝的买了几包，每天晚上临睡前，用醋调和，耐心地给赵其昌敷在腰上。这种神奇的铁砂加醋搅拌，释放出大量热能，经过一段土法治疗，赵其昌的腰病一时痊愈了……

　　似乎一切都在眼前，一切又都成为遥远的过去。在这即将分手的时刻，他们要说些什么？

　　依然是相对无语。

　　最后，刘精义敞开布包，拿出一套毛线衣裤：“这是今天下午从长陵公社买来的，送给你御寒。”

　　赵其昌望着，眼泪唰地流了下来，立即抽出跟随他多年的派克自来水金笔，双手送上。两双大手在静谧寒冷的北国之夜，紧紧地握在一起……。

　　赵其昌就要走了。

　　深秋的朝阳洒进陵园，映照着他黝黑的脸，凄冷的寒风掠过大地，刮起一阵尘土，笼罩着他的身躯和苍翠的树林。崎驱的山路上，他背着铺盖，手提一包发掘记录，向长陵公社的粮站走去，他将从那里搭车进城，再转车去所要去的地方。手中的包袱沉甸甸的，让他心烦，又让他欣慰。和他相伴三年的定陵就要从身边离去了，那雄伟的大殿，那苍老的柏松，那给予他温暖的木板房，那倾注了他鲜血的地下玄宫……这一切，都将随着那一幕幕悲欢离合的往事，成为昔日的梦境了。只有这一包沉甸甸的发掘资料还在身边，这是他从定陵带走的最珍贵的东西。他知道它的珍贵和价值。他记住了朱欣陶老人的话：“去吧！把资料带走吧，只有你才能写出定陵发掘报告。”雄奇的大峪山在他的泪眼中渐渐地模糊起来。历史让这个开皇陵发掘之先河的发掘队长走了。他的命运无疑是一个不幸的转折。然而这个转折导致的结果，却比他自身的不幸要严重的多。在不久之后，将有更加凄壮的故事发生，不过，那已不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灾难了。

第一座皇陵博物馆

　　神武门展览之后，定陵博物馆筹建人员加速了修补、保护、复制殉葬器物的步伐。

　　首先要修补、复制的自然是三具尸骨。正在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著名雕塑家格拉西莫夫听到此事，主动找来请求把尸骨带回苏联，做修补和模型复制。在这之前，格氏已为北京博物馆修补和制做了古人类头骨的模型。有关方面怕在这个问题上出现漏洞，婉言谢绝了他的请求。

　　三具头骨送往中科院古人类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进行修补。同时，找了两位从事雕塑的老师，做万历帝后的模型。由于万历皇帝在他们心中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杰出代表，模型的制作自然要按照地主的形象进行艺术加工。两个月后，万历帝后的三具人体石膏模型送往定陵。只见万历头戴瓜皮金丝小帽，横眉怒目，鹰勾鼻子下挂着一张血盆大口，摆出一副要吃人的架势。左腿长，右腿短，身体极不平衡地站立着，手握皮鞭，侧身站立。似在追赶，又似在战斗和殴打。这独特的造型给人的感觉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大地主，正在对交不起田租的穷人进行残酷的蹂躏。其动作和形象都维肖维妙，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封建地主阶级吃人的凶恶本相。两个皇后则穿红着绿，涂脂抹粉，头戴鲜花首饰，妖冶而凶残，一副典型的地主婆形象，真是富于想象、高于生活的革命创作！

　　就在塑造万历帝后的同时，陵园内忙于对出土的织锦匹料进行技术处理和保护。有人建议，丝织匹料可以像古画一样进行托裱，背后衬用韧性大的纸张，以便卷舒；有人建议，浆糊内加入防腐剂，以便长久保存。但是，托裱工作并无专业人员现场指挥或指导。装裱完毕，著名文学家后来又成为专门研究古代服饰的沈从文先生来了。他想看看匹料，作一点研究，将裱品展开，用放大镜一件件仔细观察，迷惑不解地问：“怎么有的装裱成品显露的是织品反面？”

　　“研究织品的结构不是要看反面吗？”一位工作人员急中生智说。

　　一句话激怒了沈从文，但他还是面带微笑地说：“研究织品结构，要看反面，更要看正面。如果为显示反面结构，留下一厘米、两厘米、最多五厘米也足够了，整匹反面，我看是装裱的错误。”他的直言不讳，特别是说到错误，使站在旁边的负责人显得十分尴尬。

　　沈从文不愿再看下去，走出接待室，对同来的助手说：“囊括了中华纺织技艺精华的明代织锦遗产，如此轻率地对待，还做这样不负责任的解释，不是出于无知，就是有意欺骗！”

　　有些袍服的处理，也不尽人意。比如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加入软化剂涂在半腐的衣服上，时间稍久，衣服颜色变深，软化剂蒸发，质料变硬，硬作一块，不能展开。未经反复实验，匆匆上手，效果不佳，只能停止。

　　科学一旦嫁给愚昧，就注定要遭其蹂躏，而不甘沦亡的科学反过来又将予以致命的报复。这一哲理，在这座皇家陵园再次得到验证。

　　定陵丝织品损坏的消息传到北京，郑振铎、夏鼐等大吃一惊。正在焦虑不安、痛心疾首之际，外地传来消息，有的省份正在组织人力，跃跃欲试，要向帝皇陵墓进军。还有的省份也不甘落后，纷纷效仿。汉陵、唐陵、清陵等等，都响起了开掘号子……。面对此种情景，负责全国文物保护、考古发掘的郑振铎、夏鼐心急如焚，立即上书国务院，请求对这种极不正常的发掘之风予以制止。这份报告很快得到周恩来总理批准，并通令全国，一股邪风终于停止。巨人力挽狂澜，使行将有灭顶之灾的中国文化遗产再度免遭劫难。

　　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定陵的出土文物基本上已修补、复制完毕。损坏的不再有，完好的自然还要公诸于世，以显示其成果。

　　1959年9月30日，定陵博物馆正式宣告成立，即将开放。

　　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明十三陵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这座中华大地上首次洞开的地下玄宫。

定陵与杠铃

　　定陵博物馆一经开放，游客蜂拥而至，纷纷踏进这座将近四百年的地下宫殿，要亲眼看一看那壮丽豪华的建筑，一睹帝后的风采，领略一下古代陵寝的气息。

　　遗憾，在这深达27米的地宫深处，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座空荡荡的洞穴。后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