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赵其昌带人再次来到玄宫的石门前,研究开门的方法。夏鼐回京前叮嘱:“时间紧迫,容不得我们稍作拖延,要尽快研究开门的办法。”当时人们不可能完全理解大师话中的真正含义,长年的发掘工作使他们几乎与世隔绝,很少知晓外面发生的一切。直到地宫发掘完成后,他们才如梦方醒。
赵其昌试图在石门四周找到像“指路石”一样的密码,再度落空。大门的81枚乳状门钉,有的虽是后来嵌入雕好的凿槽之内,四周的石墙也严实合缝,但仍找不出任何蛛丝马迹。研究工作不得不回到查访文献史料上来。
早在地宫未打开前,赵其昌就在北京西郊、东郊发掘过几座明清时代贵族墓。当时有些墓道的石门,是采用石球滚动的方法将门顶住的。即先在石门内侧做成一个斜坡石面,门槛处凿出沟槽,槽的顶部放好石球,用敞开的门挡住。入葬完毕,人走出门外,两门逐渐关闭,石球便沿着地面斜坡滚动,直到石门完全关闭,石球在两门交合处的一个更深的石槽内停住,门也就被堵死了。
石球顶门为打开定陵地下玄宫之门提供了启示。从门缝看进去,石门之后可能是用一根石条顶住的。石球虽不同于石条,原理应是大同小异:在两扇门关闭时,将石条倚于门后槽内;人走出后,石条随着石门的关闭慢慢倾斜;待石门完全关闭,石条随着石门的关闭慢慢倾斜;待石门完全关闭,石条也随之滑向两扇门的中央,于是石门得以完全顶死。这个设想极有可能,而且也必须如此,才能顶住石门。
原理已经弄清,就要设法挪开石条,开启大门。工作队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终于从有关明末崇祯帝入葬的记载中,找到了大门洞开的“钥匙”。
1644年3月17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队拿下居庸关,直抵北京城下。当天晚上,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朱由检,遥望城外到处都是烛天的火光,沉闷的炮声不断冲入耳鼓,知道大势已去,仰天长叹一声:“只是苦我全城百姓!”急惶惶回到乾清宫,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周皇后见崇祯已丧失斗志,明亡在即,垂泪说道:“妾事皇上一十八年,你一句话也听不进,致有今日。”说完拔刀刎颈而死。
16岁的长平公主牵着父亲的衣襟,泪如雨下。崇祯咬咬牙,叹口气说:“你为何偏生于我家!”然后拔出宝剑,左手以袍掩面,右手举剑砍下。随着一声撕心裂腑的惨叫,公主的左臂落到地下。崇祯还想再砍,但手软无力了,只好作罢。崇祯手执三眼火铳,率领几十名太监冲出乾清宫,骑马直奔安定门,想夺城而走。但此时安定门已经封闭,无法开启。外城也被攻破,大顺军队冲杀而来。崇祯皇帝只得下马,看看身边的太监已经跑掉,只有王承恩一人立于马前。君臣二人只好弃马登上煤山(今景山)。崇祯脱下外服,要过王承恩随身携带的笔来,借着火光月色,在白缎衣里上写下了他的最后一份诏书:
“朕自登基以来,十有七年,东人三侵内地,逆贼直通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衣冠,被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
崇祯皇帝把衣服挂在树上,将冠摘下,散开头发,披在脸上,在老槐树上自缢而亡。
4月30日,李自成与清兵交锋兵败,落荒而走。北京为清军所占。昌平县的几个乡绅出于对旧时君主的效忠,主动组织起来拿出钱财发丧。崇祯生前未来得及为自己建陵,只是给他的宠妃田贵妃在陵区的锦屏山下,建造了一座豪华陵墓。乡绅们便将崇祯和周皇后的棺木,运往田贵妃的墓中安葬。史料载:工匠用了四个昼夜,挖开了田贵妃墓,见到了地宫大门。用拐钉钥匙将石门打开后,把田贵妃棺移于石床之右,周皇后棺安放石床之左,崇祯棺木放在正中。田贵妃死于无事之时,棺椁俱备,崇祯皇帝有棺无椁。于是工匠们把田贵妃之椁让给了崇祯。安葬完毕,关闭石门,填上了封土……
发掘人员从这段记载中得知当年工匠打开地宫之门,使用的是“拐钉钥匙”。要打开石门,必须先推开顶门石条,但又不能让它完全倾倒摔坏,这就必须使用一种特制的工具。“拐钉”,顾名思义,一定是个带弯的东西……事情进展到这里,赵其昌一拍大腿,大声嚷道:“我明白了!”
他找来一根小手指粗的钢筋,把顶端弯成半个口字形,像一个缺了半边的无底勺子。他拿到大家面前:“你们看,这是不是‘拐钉钥匙’?”众人恍然大悟。听来极为神秘的东西,其实并不神秘,一经出现在现实中,却是那么平淡无奇。
10月5日上午,发掘队人员进入地宫,准备用自制“钥匙”开启石门。夏鼐因事未来现场,由赵其昌和白万玉指挥行动。
地宫的石门虽深埋地下,但它气势之磅礴、形态之巍峨、艺术之精湛,丝毫不比紫禁城的巨大城门逊色。
隧道券内依然黑暗潮湿,气味熏人。尽管发掘人员已有一些了解,但面对这幽深的地宫和巨大的石门,心还是扑扑直跳。
几支手电筒的光亮穿过浓雾与黑暗,照在两扇石门的开缝处。赵其昌手拿“拐钉钥匙”,将长柄的半个“口”字形钢筋竖起来,慢慢插进门缝。待接触到石条上部后,又将“口”字横过来套住石条的脖颈。一切准备就绪,他屏住呼吸轻轻推动,“钥匙”渐渐向里延伸,石条一点点移动起来,直到完全直立方才停止用力。
“石条我拿稳,你们开门吧。”赵其昌两手攥紧“钥匙”一端,对白万玉说。
原以为这硕大的石门非有千斤之力不能开启,所以白万玉把人分成两组,列队两扇门前,喊一声:“开!”队员们一齐用力,石门轰然而开。粗大的门轴带动着万斤石门发出“嗡嗡”的轰鸣,金石之声清脆悦耳、动人心魄,伴随着门内腾起的雾气,在深邃幽暗的墓道里隆隆炸响。墙壁的回音穿透迷雾尘埃,在黑暗中回荡缭绕,如狂风摧断枯木、似万马驰过草原,整座地下宫殿仿佛都在颤抖晃动。
白万玉命人将石条搬到门外一侧放好,这才跨进门内察看。这时刘精义正晃动着手电在四周观望。当一线电光对准门框上方时,只见无数条亮晶晶的锥形物体悬挂头顶,如同出鞘的宝剑,直冲地面。刘精义见状,大声喊道:“门上有飞刀!”
白万玉慌忙问:“在哪儿?”
刘精义推开众人,拉着白万玉来到门框一侧,把手电光对准上方,惊恐地说:“你看。”
“啊!”白万玉也大吃一惊。门框上端,确有一排形同宝剑的东西悬挂着。雾气缭绕,灯光暗淡,看不清真实面目。为了做到万无一失,白万玉和赵其昌商定,先撤出墓道,待点燃汽灯后再行察看。
一盏汽灯照亮了地宫墓道。这是一间长方形大厅,全部用石条砌成,没有横梁和立柱,完全采用中国建筑所特有的起券形式,整座大殿显得格外宽大辉煌。考古者把这段建筑称为“前殿”。
发掘人员站在门框一侧,抬头仰望,只见十几道形同宝剑的物体,原来是一种独特的石头。由于地宫封闭日久,宫中充满水气,门上的青石在水气的浸蚀中碳酸钙逐渐溶解,随着水滴一点点流淌下来,日积月累,终于形成宝剑状的“钟乳石”,漆黑的幽暗之夜里,确像是一排倒悬的飞刀,令人生发种种遐想。
又是一场虚惊。
门上方,横担着一块长方形青铜,两头凿有圆筒,使粗重的门轴上部巧妙地穿进筒中。经测量,青铜长3.6米,宽0.84米,厚0.3米。早在一年前,赵其昌就在查阅文献时,发现过这样一段史实:
庆陵修建时,工部郎中万燝在宫廷内外搜集碎铜,利用废铜炼制铜管扇,节省工料。万燝为人正直,由于他平时不满太监们胡作非为,太监便告发他借机发青铜财。皇帝得知后,立即召入问罪。一阵痛打之后,万燝感到十分委屈,抹泪苦辩,才免于治罪。后来铜管扇制成用于陵中,皇帝和群臣才明白他当初的苦衷。
一年多来,赵其昌常常对这个典故所说的铜管扇进行琢磨,总未得到解答。今天看到这券门上部的青铜,才茅塞顿开。如果券门上部没有这种青铜炼制的“铜管扇”,其他东西很难承受这万斤石门的摩擦力。可见那位工部大臣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石门的制作,不仅工整细致,而且十分精巧。门轴一侧厚达0.4米,铺首一侧仅为0.2米,只相当于门轴一半的厚度。门轴一侧粗厚,是因为能承受更多的重量,开门时不易损坏,铺首一面较薄,无形中减轻了石门的重量,也减轻了门轴的负荷,使通高3.3米、宽1.7米的巨大石门开关极为容易。
石门内侧,与门外铺首对称的地方,有凸起部分,用以承托石条,石门关闭后,石条上端顶住门内凸起部分,下端嵌入券门地面上一个凹槽内,以使门外无法推开石门。面对这座精致辉煌的巨门,无论是发掘者还是来此参观的游客,无不惊叹古代先民非凡的创造力和出色的艺术才能。
这道石门发掘开始到向游人开放,共打开过两次。这是因为拍摄记录影片《地下宫殿》,再度把石门关闭的。在进入地宫之初,为避免发生不测,电影拍摄者未随发掘人员一起进入。地宫大门全部打开后,才补拍这开门的壮丽场景。此时由于神秘、紧张、恐慌与激动之感已全然消失,加之缺乏烟火、道具之类的辅助效果,三十年后人们在长陵大殿的银幕上,再也看不到发掘者在打开石门一刹那间的神态和音容,也无法领略他们当时的复杂心情和听到“飞刀”之后的可笑动作了。对于若干年后的观众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测量、画图、照相……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大家来到石条前,详细勘察,只见上面有模模糊糊的墨笔楷书11个小字:“玄宫七座门自来石俱未验。”字迹的出现,不仅使发掘者知道了顶门石条原名“自来石”——聪明的工匠创造了一个多么形象而韵味无穷的名字!同时也得知这幽深的玄宫内,还有六道石门等待他们去打开。
第十一章 风雨下定陵
冲突既开,恢复元气已无可能;帝国古船千疮百孔,飘摇不定。努尔哈赤走出白山黑水,对明发难;风雨潇潇,万历的尸骨连同古老的帝国一起走进陵墓——
疯狂的报复
“立储之争”,使万历皇帝与群臣的斗争长达十余年之久。万历决心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群臣不让他立郑贵妃的儿子常洵为太子,他同样以各种理由为借口,也不立王恭妃的儿子常洛为太子,甚至不让常洛举行成人典礼,阻止随翰林院的官员就读。但是迫于宫廷内外强大的压力,万历最终还是向群臣屈服了。他答应让常洛出阁就读。
万历既然亲口答应皇长子常洛出阁就学,便再无口实可以推托。但是负责此事的太监,深知皇上并不乐意为皇长子办出阁礼,于是开出一张令人瞠目结舌的账单,总计不下十万两银子。万历抓住这一把柄,传谕内阁,借口皇长子出阁礼所需费用浩大,“出讲少俟二三年,册立一并举行,庶可省费。”显然又是在刁难和要挟。事情又拖了一年,万历在群臣再度施展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初四日,皇长子出阁讲学,但以尚未册立为皇太子,侍卫、仪仗一切仪注,从简从略。尽管如此,皇长子朱常洛总算是向太子的目标又迈出了艰难的一步。此时他已十三岁了。
当然,万历对群臣的屈服,带着万分的不情愿和异常的愤怒,在他的心灵上从此留下了永久的伤痕,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越发痛楚。而“国本之争”所带来的恶果,也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出来了。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朱常洛被勉强立为太子,储位始定,其间竟经历了十五年之久的磨难。后人评论说:“自古父子之间未有受命若斯之难也!”
常洛立为太子,常洵已去洛阳封地。爱子远离膝下,宠妃泪洒衣襟,万历怀着难言的悲恸和无比的仇恨,面对他的群臣,也面对他的帝国,他要进行报复。这个报复的方式是独特的。早在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他三十二岁时,就开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付臣僚、开脱自己过错甚至罪责的办法。
自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二月掀起“国本之争”以来,万历先是以“皇子婴弱”为由,后来又以“群臣聒激”为借口,兼施高压和敷衍之计,久拖不立。后来,当万历知道再没有借口做为理由来拖延时,便绞尽脑汁,终于在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一月,捏出一个“三王并封”的“待嫡”之计。
所谓“三王并封”,就是将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同时封王,将太子之位暂时空缺下来。所谓“待嫡”,就是待正宫皇后(孝端王皇后)生育嫡嗣之后,再册封为皇太子。如果数年之后皇后还没有生育,再“无嫡立长。”显然,这是万历一番苦心孤诣之后想出的对策,借口“立嫡不立庶。”皇长子常洛是庶出,不宜册立为太子,只好虚位以待。
万历自以为聪明的“三王并封”之策,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外廷大臣原本在等候册封之旨,不料等来了“三王并封”,不但大失所望,而且感到有遭受戏弄之辱。在他们看来,这是国本攸关的大事,怎能如此对待?于是,廷臣们又掀起了较前更为激烈的反对声浪。
群臣反对“三王并封”和“待嫡”之说的奏章接二连三,总数不下百本。归纳起来,都是围绕以下三点:其一是所谓“待嫡”之说,自祖宗以来,从无此例。其二是“三王并封”缺空太子位,是“有板无本。”其三是责怪万历言而无信。如王如坚等人抓住万历在十四年(1586年)一月,十八年(1590年)一月和十九年(1591年)八月,三次所下的册立谕旨都没有兑现的事实,大肆攻击说:“陛下尚不能自坚,今日犹豫之旨,群臣将何取信耶?!”朱维京也上疏说:“悖前旨而更新令,人主大信之何谓?天下后世以皇上为何主耶?!”万历览奏之后大怒,王如坚、朱维京皆被谪戍边。上疏的其余人革职为民。
万历想出了这个“三王并封”的主意,原是要颇孚众望的王锡爵代他受过的。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月,大学士王锡爵省亲归朝,继任内阁首辅。当他得知申时行、许国和王家屏等人,为了国本之争都已先后离职的时候,思想沉重,感慨万分。他曾密疏万历皇帝,想以赤诚之心劝说皇帝早下决心,尽快举行册立典礼。一则是国本社稷的需要,二则也是想从此平息天下舆论。他的用心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对万历的“三王并封”的“待嫡”之旨,却大有牴牾。当王锡爵看了皇上的手谕后,大出意料,顿时惶恐不安了。一方面,他感到嫡子尚未出生而要“待嫡”,庶子已经二十岁却又不册立,实在难以奉命;另一方面,申时行、王家屏都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为了不失去皇上信任,只有附合帝意方为上策。一向刚直敢言的王锡爵,这时显得畏首畏尾,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抉择,卷入了难以自拔的是非漩涡。
万历把责任推给了王锡爵,群臣不知就里,认为“三王并封”的“待嫡”之说,是出自王锡爵�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