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定陵- 第21部分

两个女人

　　1578年，礼部奉慈圣皇太后旨意，选得锦衣卫指挥使王伟的长女王氏为万历皇后，并择得黄道吉日，由张居正等人主持，于2月19日完成了皇帝的大婚典礼。

　　对于16岁的万历皇帝来说，这次大婚并不是一件撼动人心的大事。他和这位13岁少女结婚，完全是依从母后慈圣的愿望。太后年高，望孙心切，在她心中对孙子的企盼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按照祖制，皇后一经册立，皇帝再册立其他妃嫔即为合理合法，她们都可以为皇帝生儿育女。

　　万历九年（1581年）八月，万历派文书官传达太后意见：“命专选淑女，以备侍御”。太后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即为了增加皇室的后代。因为大婚后，王皇后一直未有生育，到万历九年十二月才生下了皇长女。当时任首辅的张居正心领神会，启奏说：今皇上仰承宗庙社稷之重，远为身世长久之图，而内职未备，储嗣未蕃，这也是臣等日夜悬切之事。但选用宫女事体太轻，恐怕名门淑女不乐意应选，不如参照嘉靖九年（1530年）选九嫔事例，上请太后恩准。

　　几天后，万历在得到太后同意后，命礼部查照嘉靖九年世宗皇帝选册九嫔事例，先于京城内外出榜晓谕，然后会同巡城御史，专访民间女子，凡年在14岁以上、16岁以下，容仪端淑，礼教素娴，及父母身家无过者，慎加选择，陆续送诸王馆。其北直隶、河南、山东等处，另差司官前去选取。

　　此事终于在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办成。万历在皇极殿宣布册选以下九嫔：李氏为端嫔，郑氏为淑嫔，王氏为安嫔，邵氏为敬嫔，李氏为德嫔，梁氏为和嫔，素氏为荣嫔，张氏为顺嫔，魏氏为慎嫔。

　　王皇后性情端谨，颇有孝心，但却是一位不幸的女性。她享有宫内的一切至高无上的尊荣，但却缺乏一个普通女人可以得到的欢乐。按照传统习惯，她必须侍候皇帝的嫡母仁圣太后，譬如扶持太后穿衣打扮、下轿上床；皇帝另娶妃嫔，她必须率领这些女人拜告祖庙。这种种礼节，她都能按部就班地照办不误，很得仁圣太后的欢心和群臣的称赞，以至死后被谥为“孝端”。万历十年以后，郑贵妃虽然倍受宠幸，但王氏能够忍耐不加计较，所以才保持了她在中宫四十二年之久的最高荣耀地位。

　　明代的宫女大都来自北京和周围省份的平民家庭，像选后妃一样，容貌的美丽与否并不是唯一标准。凡年在十三、四岁或者再小一点的都可列在被选之内，但是他们的父母必须是素有家教、善良有德的人。应选后妃的条件包括：相貌端正，眉目清秀，耳鼻周正，牙齿整齐，鬓发明润，身无疤痕，性资绝美，言动中礼。宫女的标准有别于后妃，各方面标准比后妃略低。她们在经过多次的挑选之后，入选者便被女轿夫抬进宫中，从此再难跨出宫中一步。这些可怜的宫女，唯有在骚人墨客笔下，其容貌、生活才显得美丽而极富浪漫色彩。实际上，皇宫里的宫女几千名都归皇帝私有，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在奴婢生活中度过一生，个别“幸运者”也只在无限期待中消磨时光。明末陈忱在《天启宫词》中对宫女曾有过这样的描述：

　　六宫深锁万娇娆，

　　多半韶华怨里消；

　　灯影狮龙娱永夜，

　　君王何暇伴纤腰。

　　宫女们的最后结局也不尽相同。有的可能到中年时被皇帝恩赐给某个宦官，与之结为“夫妻”，即所谓“答应”或“对食”；有的则被送到罪臣之妇干活的浣衣局去洗衣打杂；倘皇帝一时兴致所至，也会把一些人放出宫去，这些大多是皇帝不能“临幸”的前朝老年宫女。留在宫中的，倘若在繁重的劳动、森严的礼节、不时的凌辱中支持不住而得病，也不能得到医治。“宫嫔以下有疾，医者不得入，以症取药”。宫嫔尚且如此，官女自不待言。宫女死后的待遇更是悲惨至极。她们要和内监的死葬一样，送到北京西直门外进行火葬，骨灰则被放在枯井中，即所谓“宫人斜”，连一块平民入葬的棺材板都得不到，更无需说家人在灵前凭棺一恸了。

　　既然现实制度无法改变，被投入宫内的女人就要竭尽全力得到皇帝的青睐和亲近。惟此，才有可能使悲惨的命运有所改变，并可能带来一生的荣耀。这一点，在万历的母亲慈圣太后身上就曾得到鲜活的体现。慈圣太后原为一个普通宫女，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父皇穆宗看中，私幸后生下幼子朱翊钧，才逐渐得宠，而终于登上了皇后的宝座。

　　就在朝廷内外大张旗鼓地册选九嫔之时，一个极为罕见的契机竟悄然来到。这天，年已19岁的万历皇帝，本想到慈宁宫拜见母亲，却不想遇到一个婷婷袅袅走来向他请安献茶的宫女王氏。王氏年方十七，端庄秀美，颇有姿色。事情如此简单，慈圣太后恰巧不在宫中，一个体态丰腴、情窦初开的妙龄女子，和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青年皇帝在一起，其结果是不难猜想的。万历欲火顿炽，拉住王氏便私而幸之。此时的万历万万没有料到，这一时的冲动竟影响了他的一生，并导出一场爱情悲剧。

　　按规矩，万历在私幸之后就该赐一物件予王氏，作为临幸的凭证，何况这一举动被文书房的内宦记入《内起居注》。因为皇帝的子孙是不许有赝品的。但由于王氏是母亲宫中的宫女，虽然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去指责他的不轨，但年轻皇帝却感到此事不大光彩。他不顾王氏那哀怨的眼神，穿衣束带后竟自走出慈宁宫。万历觉得一切会随着那片刻欢乐的过去而永远消失，孰想春风一度，王氏却暗结珠胎了。

　　王氏身怀有孕，几个月后就因体型的变化被慈圣太后猜破并盘问出来。这位老太后面对此情此景，想起自己作为宫女时的苦难与辛酸，对王氏的景况深表理解，同时也为自己有了抱孙子的机会而大为高兴。她几年前为儿子立了皇后，又为万历一日而娶九嫔，但有心栽花花不开，这些女人丝毫没有生育的征兆。王氏的怀孕，恰似久旱逢春雨，老太后不能不为之庆幸。一日，万历侍慈圣皇太后酒宴。席间，太后向万历问及此事，他却矢口否认。对万历一向管束严厉的慈圣太后，立即命左右太监取来《内起居注》，叫万历自己看。事实面前，万历窘迫无计，只得如实承认。慈圣太后望着儿子失魂落魄的样子，好言相劝：“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为贵，宁分差等耶！？”

　　在慈圣太后力主之下，王氏于1582年6月被册封为恭妃。同年8月，王恭妃不负众望，果然生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一生遭万历冷遇和歧视的短命皇帝——光宗朱常洛。

　　皇帝首次有子，在这个封建思想极为浓厚的国度里，自然是一件喜事。由此，皇帝下诏全国减税免刑，派使节通知和本朝关系友好的域外邦国……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喜剧，而实际上却是一场悲剧，而导致这场以喜剧开始却以悲剧结束的根源，是万历遇到了另一个女人，即在1582年3月刚被册封为淑嫔的郑氏。这位长得乖巧玲珑的小家碧玉，尽管十四岁进宫，两年之后才受到皇帝的殊宠，但她一经介入万历的生活，就使这位青年皇帝把恭妃王氏置于脑后。更不寻常的是，他和这位少女的热恋竟终生不渝，而且还由此埋下了本朝一个极为惨重的政治危机，其结果是导致大明帝国身受重创而最终沉沦。

闭月羞花郑贵妃

　　郑贵妃确有倾城倾国、羞花闭月之貌。这一点在她由淑嫔晋升为德妃的册文中可以看到：“柔嘉玉质、婉嫕兰仪。九御升华，恪守衾裯之度；双环授龙，弥遵图史之规。宜陟祟班，用漳异渥。”

　　多少年后，有研究者认为：郑氏一生，她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只是因为她的美貌，更多的是由于她的聪明机警、通晓诗文等他人少有的才华。如果专恃色相，则宠爱决不可能如此地历久不衰。

　　自张居正去世以后，万历脱出了翰林学士的羁绊，尤其在他晋封了王氏为恭妃并成为父亲之后，慈圣太后不再干预他的生活。经过了养儿育女的人生之关，同大多数青年男子一样，万历皇帝这时确实已经成年了。他已经没有时间和兴趣再跟小宦们胡闹，严酷的政治现实迫使他励精图治，挽帝国于危难，扶大厦之将倾。他命令大学士把本朝祖宗的（宝训）抄出副本供自己参考，又命令宦官在北京城内收买新出版的各种书籍，包括诗歌、论议、医学、杂剧、话本等供自己阅读，以加深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了解。而当他读罢极富传奇色彩的小说和富有悲剧意味的杂剧之后，又不免在心中涌起淡淡的哀愁，自己因贵为天子，有时却不比一个黎民百姓更为幸福和自由。他在崇拜那些英雄豪杰的同时更渴望张生与崔莺莺那样的爱情，希祈得到一个自由的乐园。

　　一天夜里，万历住在郑妃宫中，无意间哼了一段《西厢记》的唱词：

　　“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我为甚么懒上车儿内，来时甚急，去后何迟？”

　　万历刚一唱完，身边的郑妃立即唱出了下段：

　　“四周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这里要首先提及的一点是，许多史料曾流传郑妃生于京郊大兴县一个贫寒之家，当宫庭选妃的消息传来时，全县一片哗然，许多少女们为躲避册选竟连夜出嫁。她父亲郑承宪也匆匆把她许给某孝廉为妾，并火速举行成婚之礼。但在迎娶之时，父女相对，悲恸不已，谁知哭声被过路的太监听到，太监们见郑氏生得十分俊俏，立即禀报主事官，郑氏终于被带进宫墙入选，并以如花似玉之身侍奉万历。但从她的聪明才智和对《西厢记》的了如指掌来看，大概郑氏并非出自一个贫寒之家。作为一个贫寒之家的女儿，要准确无误地背诵出《西厢记》的唱词，几乎不太可能。

　　郑妃唱完，脸颊绯红，两眼含满泪水，果有崔莺莺和张生十里长亭诀别之态。万历皇帝大为震惊，想不到在自己身边竟有这样通达诗文、多情善感的女才子。他激动得上前抓住郑妃的玉手：“爱妃怎晓得这唱词？”

　　“这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谁不晓得？我在家时就读过这些情爱之词。”

　　年轻的万历由惊转喜。多少个岁月的求索挣扎，今日终于找到了一个知音。自此以后，他经常来郑妃宫中，向这位女人倾诉自己的惆怅和政治抱负。郑妃凭着机智和聪敏，很快就理解了命运为她所作的安排。可以说，她是在最适当的时机走进了万历的生活中的。既然机会已经到来，就应紧紧抓住，发挥最大的能动性，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她看透了万历皇帝虽然贵为天子，权倾四海，但实质上既柔且弱，精神空虚孤独，没有人给予同情和理解。即使他的亲生母亲，也常常把他看成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而忽视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既能冲动又会伤感思怀的“人”。

　　基于这种了解，此时的郑妃已透彻地看清了作为一个异性伴侣所能起到的作用，应该怎样以自己的青春热情去填补皇帝精神上的寂寞。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惟独郑妃是那样的天真烂熳、无所顾忌。她敢于挑逗和讽刺皇帝，同时又能聆听皇帝的倾诉，替他排忧解愁。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在精神上，她已经不把自己看成姬妾，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她不但不像别的妃嫔一样跟皇帝说话时低首弯腰，一副奴才相，反而公然抱住皇帝，摸他的脑袋……这种“大不敬”的行为，除她之外，是无人敢做的。也正是她表现的不同，万历才把她引为知己而备加宠爱。不到三年就把她由淑嫔升为德妃再升为贵妃。

　　有的《明史》研究者曾认为：多少年后，首辅申时行辞职家居，回忆起在他担任首辅的八年中，曾经看到万历皇帝有过精神焕发、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与行为。尤其是在1585年张居正一案落实后，郑贵妃生下儿子朱常洵之前的几个月，皇帝对首辅申时行提出的治国要求，总是全力以赴地大加支持，并热心参与各种典礼。在形式化的帝国制度中，表面的支持即是实质的参与，它足以策励群臣百姓勤俭笃实，挽帝国于危难。皇帝的这番作为与他和郑贵妃邂逅相爱有无关联，申时行没有提及，但有一点可清楚地看出，在郑贵妃的儿子常洵出生后，随着“国本之争”的开始，就再也见不到皇帝的这种作为了。

　　无论是从申时行的回忆还是明代资料中，都可以见到这样一个特殊的事例。

　　1584年入冬以后，京都出现干旱，尤其是到了春夏之交的季节，干旱越发严重，以致河流干涸、麦禾枯焦。在各个地方官员向天求雨而无结果之后，皇帝决定亲自到天坛向“天父”求援，以向普天之下表示他关心民众苦难的诚意。

　　按照先朝的规定，万历三天前便开始斋戒，并在宫中奉先殿默告祖宗，给上天写一封十分虔诚的求援信，署上“臣朱翊钧”，先一日送到南郊坛庙。

　　5月16日，旭日东升，光华万里。万历皇帝穿戴整齐，由皇极门开始步行，百官则在大明门列队以待。

　　京城百姓多年来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庄严而朴素的仪式。皇帝一个人健步走在前边，后边跟随的是首辅申时行和六部大臣等，而文武官员各两千人则列成单行两两相对，浩浩荡荡，和皇帝一起向天坛进发。包括皇帝、文武百官和宦官，一律身着蓝色布装，只是领部和下缘以黑布镶边，平日的金银玉带此时全被牛角带所代替。

　　以前“肃静”、“回避”的严规由于皇帝的圣谕而被取消，人们聚集到街旁，为一睹天颜而感到幸运。相貌端正、脸圆须短、身材略胖的年轻天子，以如此虔诚的姿态迈着稳健的步伐向前走着，使目睹者无不为之动容。

　　而此时，最激动的恐怕要数皇帝本人。张居正不让他练书法他感到不快，母亲不让他出游嬉玩他感到委屈，而宦官冯保的监督与挟持令他愤怒。今天，他才真正从张居正死后的怅惘和茫然中解脱出来，爱他所爱，恨他所恨，去干一个皇帝应该干的事业了……他感到惬意、骄傲与自豪，同时生发出一种“临泰山而小天下”的博大之情。从前的胡闹与冲动和如此伟大的壮举比起来显得多么可笑和幼稚，昔日的调怅与悲凉又是多么微不足道。天地如此广阔，世界如此博大，面对这广天阔地，作为一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应该干一番辉煌而壮烈的事业！可惜这念头只在这十里之遥的路上产生过，以后他再也不愿创造这种机会去鼓舞自己、激励臣民了。

　　天坛的圜丘是万历的祖父世宗皇帝1530年修建的。万历在这座与天地沟通的建筑物的同心圆最下二层石阶上跪下来，点燃香火，朝天叩头四次。文武百官则列队站在西墙之外，随着赞礼官在昭亨门的传赞，百官也依然跪拜如仪。

　　这一天，万历皇帝的情绪异常高涨。当仪式结束，宦官们把御轿抬到他面前时，他却坚持同百官步行回宫。而这时恰好烈日当空，光焰似火，致使那些第一次受此劳苦的大臣们感到困苦不堪。到大明门后，队伍刚解散，就有一位兵部主事迫不及待地从袖子里抽出折扇，使劲挥动。虽然此时礼仪已经终止，但如此的不能忍耐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