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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奏疏可谓是张居正辅政八年多来真实的心灵写照。完全可以推断的是，张居正作为一个政治家，毕竟非同常人，虽然每个人对权位都有不同的向往和贪恋之心，但此时位极人臣，功高权重的他，不得不对自己的言行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历史教训有所顾虑。因为此时的张居正由于任重事繁，积劳过虑，形神顿惫，须发变白，血气早衰，已经进入垂垂暮年。在政治的漩涡中，他已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应付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新政的重重阻力，稍有不慎，即产生家破人亡的严重后果。与其中途翻车，不如急流勇退。于是，他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姿态和谋略向皇帝提出了“乞休”请求，并希望皇帝“赐臣骸骨生还故乡，庶臣节得以终全”。
遗憾的是，张居正的“乞休”疏没有得到允可，万历皇帝毫不犹豫地降旨挽留：“卿受遗先帝，为朕元辅，忠勤匪懈，勋绩日隆。朕垂拱受成，依毗正切，岂得一日离朕！如何遽以归改乞休为请，使联恻然不宁。卿宜思先帝叮咛顾托之意，以社稷为重，永图襄赞，用慰朕怀，慎无再辞。”
面对皇帝的挽留，张居正并不罢休。于是，两天后，他再次上疏以示“乞休”。而面对张居正的坚决态度，万历皇帝有些踌躇了，在两难之际，他只得向皇太后请示。意想不到的是，皇太后挽留张居正的态度比万历还要坚决：“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万历提笔写了一道手谕，把慈圣皇太后的慈谕原原本本地告诉张居正。事情到了此时，张居正除了感激涕零地称颂皇恩浩荡外，还有什么理由再提及“乞休”？
当然，无论是皇帝还是皇太后，他们不可能站在张居正的角度上去观察判断问题，君臣的差异和不同必然造成相互之间感情的隔膜与各自利益上的无法真正沟通和平等。事实上，无论张居正怎样地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但他毕竟是主子家的一个工具，当这个主子尚需要这个工具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作为工具自身是无法退出把握着它的那副手掌的。而此时的张居正却产生了一种忧虑，他深知这个工具在蓦然天折之后是怎样的一种场面和结局。他在给自己的亲家、刑部尚书王之浩的信中，将这种如临深渊的心境明确地表露了出来：“弟德薄享厚，日夕栗栗，惧颠跻之遄及耳。顷者乞归，实揣分虞危，万非得已。且欲因而启主上以新政，期君臣于有终。乃不克如愿，而委任愈笃，负载愈重，孱弱之躯终不知所锐驾矣。奈何！奈何！”
长期的重负，使张居正身心交瘁，体质日趋衰弱。而无形的恐惧与忧患又加快了他生命的衰竭，直到一病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只得再次要求致仕，但这个要求仍然没能得到允许，万历只命他在家中安心调理。因为张居正把持朝政已久，内阁的其他辅臣对重要的朝政大事不敢裁决，故每天还有十几本甚至几十本奏章源源不断地送上门来。张居正只得强打精神在病榻上批阅。
到了六月初一日，张居正的身体更加虚弱。整个肌体羸疲，仅存皮骨，起卧翻身都需要别人帮扶。万般无奈中，再次上疏“乞休”。
当张居正发病时，万历对其病情就表现出特别的关心，除了召名医、赏金银，赐珍食之外，甚至为此落泪而吃不下饭。而这次万历接到这最后一本奏章后，在悲痛一番外，仍下诏慰留。诏旨极为亲切感人：“联久不见卿，朝夕殊念……惕然不宁。仍准给假调理。”
六月十二日，辽东镇夷堡明军在反击前来侵掠的北方少数民族中获得大捷，万历谕令论功。晋张居正为太师，并将其任锦衣卫指挥佥事的儿子升为同知、世袭。而此时的张居正已经人事不省，对万历的奖赏再也谈不到上疏谢却了。
六月十八日，张居正已处于回光返照的阶段，头脑暂时有些清醒。万历闻知，立即让司礼监太监持手敕前去慰问，同时授意让张居正留下遗嘱。张居正将未来内阁、六部人选都做了最后一次荐举。至六月二十日，终于放下手中的权柄，遗下70余岁的老母，30余岁的伴侣和6个儿子、6个孙子，离开了人世。终年58岁。
张居正的去世令大多数人感到突然，感到遗憾，毕竟他才只有五十八岁。然而苍天悠悠，人生苦短，由不得他再展宏图了。所幸的是，他毕竟在有生之年，基本实现了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抱负。在苍天赋予他那天时、地利、人和的交叉点上，他厘剔官弊，推行改革，终于使已经衰落的由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定的治国成宪，在万历初年又焕发了生机，并做出了“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同寺积金四百余万”的辉煌业迹。
当然，就在他初步完成了这辉煌基业，并使自己跻身于中国历史的名相之列，因而有可能名传千古之时，也必然地受到当时旧势力的攻击和诽谤。甚至受到身家性命朝不保夕的威胁。对于这些，张居正生前早有感知和思想准备。多少年后，我们从他给河漕按院林之源的信中可以看到。“孤数年以来，所结怨于天下者不少矣！■夫恶党显排阴嗾，何尝一日忘于孤哉！”
对于这些攻击和诽谤，虽然他当时表示无所畏惧，“念已忘家殉国遑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但时间一久，对自己的前途也未免有些担忧。因此，在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以后，便屡屡上疏坚退。但由于李太后和万历皇帝本人的坚留，以及由他自己所造成的长期独自当国的政治局面，要想中途隐退是根本办不到的。而越是不能隐退，心中就越发焦虑不安，忧郁不止。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他在给已退休的前首辅徐阶写信时，又进一步谈到了这种进退维谷，骑虎难下的局面。他说：“正膺重任九年于兹，恒恐不得保首领以辱国家。乞不肖之身，归伏陇亩，以明进退之节。自是羁绁愈坚，忧危愈重矣！”
果然不出所料，张居正这座灯塔的熄灭，在使这个庞大的帝国迷失方向而迅速滑向深渊的同时，也使这座灯塔照耀引导下的帝国舵手万历皇帝顿感茫然无措，直至最后沉沦于官河宦海的泥沼而无力自拔。其最终结果是，张居正再也不能前来为他解脱，而他也自然就顾不得张居正了。张氏举家的厄运由此得以开始。
举家罹难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十月，也就是张居正死后仅三个多月的时间，那些代表旧势力的“■夫恶党”，便开始向张居正反攻倒算了。
当张居正生前的反对派，山东道监察御史江东之、江西道御史李植，从左右太监口中得知，张居正在病故以后，万历特别厌恶冯保的消息后，便决定先从冯保身上下手，然后再看万历的态度。为了慎重起见，首先由江东之上疏弹劾冯保的亲信徐爵。结果徐爵很快就被逮入狱论死。这样，万历痛恶冯保的态度得到了证实。于是，在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十二月壬辰（初八日）再由李植出面，上疏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状。万历览奏之后，果然大喜说：“吾待此疏久矣！”立降冯保到南京闲住。司礼监太监张诚和张鲸见冯保势危，也乘机在神宗面前攻击冯保，说冯保家资富饶胜过皇上。这一诱惑，马上激起了万历的好奇之心，立即下令逮捕冯保及其侄子冯邦宁等人，并籍其家。结果抄得金银一百余万两，珍珠宝玩无以数计。从此，始尝到了抄家的甜头。到了万历十一年（1583年）一月，这个历侍三朝，大体上还能保持名节的冯保和他的侄子冯邦宁便瘐死于狱中。
这些“■夫恶党”没费多大气力就将冯保参倒，并将张居正临终之前所推荐的潘晟、梁梦龙、王篆等人逐个逼退。这样，万历对张居正的态度便不侦自知了。于是，他们也照用攻击冯保的办法来对付张居正。即先由吏科给事中陈兴郊上疏弹劾张居正的家奴游七（游守礼），结果游七很快被逮入狱。陕西道道御史扬四知，趁机上疏弹劾张居正欺君蔽主，奢僭侈专、招权树党等十四大罪。万历览奏以后，马上谕旨说：“居正不思尽忠报国，顾怙宠行私，殊负恩眷。”但此时还算没有完全忘记张居正的功劳，“念系皇考付托，侍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姑不问，以全终始。”并渝令廷臣：各省修职业，对张居正，不必再追论往事。如果廷臣真的能够按照万历的谕旨行事，那么张居正还可能做到“以全终始。”但这些“■夫恶党”，既以得势，对张居正的攻击岂能就此罢休？到了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月，大礼寺将游七等人屈招污指张居正的狱辞呈上以后，万历览阅大怒。渝令追夺张居正赠官，儿子除名，游七等人论死，其余人远戌。同年八月，再追夺张居正谥号。到了此时，以前加封于张居正的张太师、张文忠等尊称全部没人再提了，就只剩下一个普普通通的张居正而已。这还不算完结，到了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乙卯（初九日），辽庄王次妃王氏，又进一步上疏鸣冤，说张居正陷害亲王，强占辽府祖业。并造谣说，辽府万计金宝，尽入张居正家中。万历一见“万计金宝”的讼词，好奇嗜利之心顿起，遂产生了没收其家产的欲望。
然而，更令万历愤怒的事还在被继续揭露出来。由于张居正回家奔丧时，戚继光曾派了一队鸟铳作为卫士助威。于是，有人便借题发挥告发张居正有谋反之心，而总兵戚继光就是他谋大逆的后盾。为了证实这个推论的确信无疑，告发者还举出两件事作为佐证。一是有一次应天府乡试，试官出的题目是“舜亦以命禹”。也就是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即皇帝应该像舜那样禅位于德才兼备的张居正。这居心险恶的题目，是为张篡位作舆论准备。二是张居正曾在有人奉承他有“人主之风”时，竟含笑不语。张居正的野心，在他回家奔丧时，所带的戚继光的鸟铣手大显威风中亦可看出……
正在这刀光剑影、张氏家族性命难保的紧要关头，前首辅高拱的《病榻遗言》传到了万历的手中。这本小册子的传来，尤如一把利剑深深地刺痛了万历皇帝的心，并使他对张太师的回忆，连勉强保留下来的一部分敬爱和怜悯也化为乌有。他发现，他和他的母后曾误信张居正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保障皇位的稳定，而现在看来，张居正不过是出于卑鄙的动机而卖友求荣，纯粹是一个玩弄阴谋与权术的小人。他忆起了张居正与母亲、冯保合伙，逼他向群臣下“罪己招”的尴尬场面，忆起了张居正当着群臣之面，大声喝斥“当读作勃”而让自己无地自容的痛苦的求学历程……既然如此，就无什么情谊和怜悯可言，籍没家产也是理所当然。于是，万历皇帝立即谕令司礼监太监张诚、刑部右侍郎邱■、锦衣卫指挥贾应魁，赴江陵籍没张居正家产，并查抄其在京寓所。
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四月二十一日，籍没张居正家产的谕旨传至荆州。荆州知府和江陵知县为了抢头功，亲自到张府封门，将张宅内的男女老少全部关进空房，不供食水，不许走动。直到五月五日，张诚等人才到达江陵。待打开房门一看，已饿死十余人。张诚等置死人于不顾，马上命令吏卒抄掠财物。经过搜查拷问和挖地撬石之后，共搜出黄金一万余两，白银十万余两。五月七日，开始审讯张居正的嫡子张敬修，对其黑巾蒙首，严施酷刑。五月十日，又将全部家人一一隔离，分别拷打审问。审讯当中，慑以非刑，悲惨之状目不忍睹，凄哭之声令人肝肠寸断。张敬修不堪忍受残酷折磨，悬梁自尽。张居正三子张懋修投井未死，绝食不亡，幸保一命。
抄家之后，张敬修自缢，张宅饿死十余口的消息传至京都以后，引起满朝大哗。由于内阁重臣申时行、左都御史赵锦的恳求，万历皇帝才允许给张居正家留空宅一所，田地十顷，用以赡养张的老母。对其他财产则全部没收。张居正的弟弟、儿子、孙子俱发戍充边。其本属、亲属、邻里也全被株连治罪。
“张居正事件”的突发，使朝野上下顿时变得乌烟瘴气，混乱不堪。各色官场人物怀揣各自的目的，相互怀疑和攻击，排挤与陷害，一时出现了“群指为跃冶，合喙以攻之。大臣与小臣水火矣。又有奔走权门，甘心吠尧者，小臣复与小臣水火矣”的混乱局面。
在查抄张府的过程中，刑部尚书潘季驯等人曾在奏疏中提及张府饿死多人。对于这一情节，万历皇帝极为不快，下诏命司礼太监张诚查明。作为此次抄家的主管太监，自然不敢如实禀报，便回奏称：“只二人”，回避了饿死多少人这一事实。这时，江西道御史李植以独特的政治敏感与嗅觉，上疏弹劾潘季驯，说潘季驯“无中生有，欺皇上于今日矣。”于是，潘季驯很快被降旨革职为民。而李植以及先前弹劾张居正有功的江东之、羊可立三人，以“尽忠言事，揭发大奸有功”的名义，分别晋升为太仆寺少卿、光禄寺少卿和尚宝司少卿。这三个以整人发迹的政治暴发户骤然成了万历皇帝心中的红人。而抄家有功的张诚很快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并兼管东厂及内官监，取代了当年炙手可热的人物——冯保。
“张居正事件”既然已经至此，作为万历皇帝自然无法后退，对这一切措施和结果，他必须向天下臣民作出交代。如果说张居正谋逆篡位，一则缺乏证据，二则对皇室也无裨益。在抄家四个月之后，万历皇帝正式对张居正宣布了总结性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府坟地、箝制言官、蔽塞联聪……专政擅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斩棺戮尸，念勤劳有年，姑免尽法。”
张居正患病的时候，北京的部、院及大部分省、府，都为他建斋祈祷，保佑他平安。赞扬之声充满朝廷内外，很少有人指责他的缺点。待他病故，万历追论他的罪过以后，又千夫乱指，诽谤、诬陷充满朝廷，几乎没有人为其说一句公道话。只有当时拒官隐退的大思想家、学者李贽，以高贵的人格精神，勇敢地站出来替张居正奔走呼号，大鸣不平，并称颂他是“宰相之杰”、“胆如天大”。
当然，那些“■夫恶党”们以及万历皇帝本人，不会因为李贽的呼号而改变对张居正的看法。与此相反的是，在抽掉张居正这根帝国的政治支柱以后，又在谋划着抽掉另一根军事支柱，直到这座帝国大厦彻底崩溃方才罢休。
将星西殒
早在张居正逝世不久，反张派就秘密提醒万历：戚继光是伏在宫门外的一头猛兽，他只听从张居正的调遣，别人无法节制，倘不提防，极有可能使其谋反。而作为手握重兵，捍卫京都门户的“戚家军”一旦谋反，后果不堪设想。
万历听后，深以为然。为防后患，他当机立断，把驻守华北重镇、京都门户蓟州的总兵戚继光调任广东任总兵。因为一时还抓不到戚继光谋反的把柄，万历及反张派都认为这样做是最好的方式。戚继光的官职依旧，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捍卫京都的重要地位。这一点，戚继光本人更是明白无误。所以调往广东之后的他，如同一只猛虎被赶进了松软的沙滩，很难再有大显身手的可能了。不过作为一员武将，只是在精神上感到消沉郁闷，并未完全意识到处境的严峻，而当清算张居正达到高潮的第二年，他才猛悟到局势的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