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腰，用玩具枪向她的后脑勺开了一枪。这之前，她可能已经死了。
“来吧，汉斯。”阿弗纳示意斯蒂夫帮他把这个伙伴从那个女人的尸体边拖走。汉斯好像准备用手把尸体撕开。他跟着阿弗纳和斯蒂夫回到岸上，还在咬牙切齿地诅咒她。
外面，天几乎完全黑了。阿弗纳示意“爸爸”的人把货车开过来，把尸体从船上运走。还有足够的时间。阿弗纳看了一眼手表，发现他们只在里面待了三分三十秒。那个背着红背包的女孩再过十五分钟才可能回来。
他们把金属管子插回原处，骑上自行车，回到罗伯特等的地方。“我们把那个婊子干掉了。”他们把自行车朝货车上放的时候，汉斯告诉他。
阿弗纳理解汉斯的行为。这不仅仅是一件为卡尔报仇的事。截止到那时，阿弗纳只近距离打死过两个人，就是威尔·兹威特、巴希尔·阿尔一库拜斯。他发现向他们开枪要比向这个女人开枪难得多。两个恐怖组织头子在看见阿弗纳和被打死这之间很短的时间内，他们都恳求他饶他们一命。他们不停地用阿拉伯语和英语说：“不，不。”阿弗纳还是向他们开枪了，不过，在那一刻，他们无法让他把他们看作敌人。他们的表现属于一个处于生命尽头、脆弱时刻的正常人的表现。
这个女人不一样。她没有哀求。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眼里充满了冷漠与仇恨，脸上充满了挑衅与轻蔑。如果她故意这样，不思悔改，那阿弗纳就更要杀她了。
第十六章 塔里法
9月14日，即那个荷兰女人死后大约三个星期，罗伯特死在了比利时小镇巴提斯附近一个农民的地里。
罗伯特总是说，恐怖分子的生活太有规律了，令人乏味。他自己也是这样。他被自己的一颗炸弹炸死了。
具体情况不太清楚。胡恩突袭之后，罗伯特开着货车去比利时还自行车。他打算留在那里帮他的朋友制造一些他们正在设计的新式武器。阿弗纳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武器，当时并不是特别热心。罗伯特给斯蒂夫解释——跟阿弗纳比起来，斯蒂夫对致命的机械小玩意更感兴趣——说是一种新型的化学武器，他希望实验一下。很显然，这种武器太好了。
罗伯特每天都要给法兰克福打电话报到。阿弗纳无法跟比利时的他联系，所以说好罗伯特六至七点之间给他打电话——如果没人接的话，十至十一点再打——看看自己要不要回来。其余的突击队员在马不停蹄地沿着每一条可能的线索追寻名单上剩下的三个恐怖分子。胡恩突袭之后，他们都觉得应该尽快结束这次任务。
他们把卡尔死去的消息报上去之后，没有收到特拉维夫新的指令。惟一的指令放在日内瓦保险柜里，很简短：“信息收到”。而且，阿弗纳及其伙伴们相信，如果到年底他们仍然没有更多的成果的话，“穆萨德”就会终止这次任务。自从1973年6月28日暗杀穆罕默德·布迪亚以来——一年多过去了——以色列没有成功的反恐行动。只有利勒哈默尔这样的灾难，格拉如斯那样的惨败，以及卡尔这样惨重的损失。除非他们追捕到了阿里·哈桑·萨拉米、阿布·达乌德，或者哈达德博士，否则，很有可能不会让他们继续干下去了。
然而，还没有完成任务就召回——即使没有人责备他们——也意味着失败。他们一致认为：谈都不要谈。被迫放弃这个活，特别是没有干掉萨拉米就回去，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就相当于失败。这不是以色列人的传统。他们只能选择牺牲，或者违抗撤退的命令——如果“穆萨德”冻结这次任务的账户，违抗命令会非常困难。（他们确实讨论过这种可能性，汉斯曾建议，如果他们的行动基金被切断的话，可以使用他们瑞士账户上的钱。）后来，阿弗纳承认，至少在这点上，他们跟恐怖组织头子一样，非常不理智。
罗伯特之所以想实验他的新式化学武器，这种紧迫感是原因之一。当时阿弗纳坚守在法兰克福，其他两个人在欧洲其他地方与线人接触。9月13日，阿弗纳和罗伯特在约好的时间通了电话。“我还有两三天就搞完了。”他当时说。
“好的，这里没有什么新情况。”挂电话之前，阿弗纳回答道。
第二天，六点至七点之间，电话没有响，阿弗纳还不是特别担心。两个报到的时间让他们两个人都比较灵活。确实是这样，十点过五分，阿弗纳的法兰克福安全屋里的电话铃响了。
是路易斯。
“对不起，”那个法国人说。“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是罗伯特吗？”阿弗纳问道。这不是预感。他知道，“集团”了解罗伯特跟比利时有联系。自从在塞浦路斯突袭阿尔一契尔开始，他们就用“爸爸”的人为他们从比利时走私炸药。
“是个事故，”路易斯说。“不是谁的错，你也无能为力。”
阿弗纳的喉咙发干。
“我明白了。”他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负责处理一切。你知道的，就像在伦敦一样。这大概是最简单的办法了。”
“好。”阿弗纳有些说不出话来。“好。最简单的办法。干吧。好……谢谢你给我打电话。”
“听着，”路易斯回答道。“这些事已经发生了。”
“哦，是的。”阿弗纳有气无力地回答道。“已经发生了，是不是？”
沉默了一会。
“喂，”路易斯最后说。“如果还需要我做什么的话，给我打电话。”
阿弗纳没话说了，把话筒放回去之后，盯着看了几秒钟，然后开车去了罗伯特和斯蒂夫合住的安全屋。阿弗纳用备用钥匙进屋之后，开始把他知道的属于罗伯特的东西放进手提箱里。尽管屋里很乱——斯蒂夫非常不爱整洁，罗伯特从来不在意——但阿弗纳能毫不费力地把地板上和沙发后面罗伯特的东西和斯蒂夫的东西区别开来。虽然他记名字和数字不行，但对有形物体的每个细节他都能记住。罗伯特的领带和袜子跟斯蒂夫的完全不一样，书和玩具是谁的也能区分开。他收拾完罗伯特的东西，手提箱还没有满。罗伯特一定随身带了很多衣服去比利时。
在一个信封里有几封信，是罗伯特的妻子写给他的，上面的地址是英国的。还有几张照片。阿弗纳把信封塞在衣服下面之后，把手提箱合上。他想，在罗伯特一生中，他的手提箱大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整洁过。
他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惟一一件东西是那个用牙签做成的摩天轮玩具。它是罗伯特最后完成的一个玩具，拼了几个月才拼好，放在罗伯特房间里那张笨重的桌子正中，大约三英尺宽，精致但易碎。阿弗纳试着用食指摸了摸那个轮子，轮子立即转动起来，带着六个小吊篮，围着那个精巧的中轴，不停地旋转起来。阿弗纳未经思索，开始以更快的速度转动轮子，直到各个部件成为一个模糊不清的整体。最后，阿弗纳觉得轮子只能转这么快了，才把手松开。他转过身，背对着旋转的摩天轮，再次环顾房间四周，看看是否落下了什么东西，但什么也没看见。枕头皱巴巴的，床也没有整理，罗伯特最后一次从床上爬起来时一定就是这样的。这时他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就像一只小鸟从房间里飞过时翅膀发出的嗖嗖声。他转过身来。
摩天轮消失了。只有一大堆牙签，从桌上一直散落到地上。
阿弗纳提起手提箱，把它拿到下面的车上，然后开车去汽车站，把它存在一个上锁的存物柜里。
一天后，汉斯和斯蒂夫回到法兰克福。
三个人围着那个很大的城市公园走着，这个公园在汉斯一个人住的安全屋附近。他们在那里溜达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想对下一步怎么做做个决断。阿弗纳注意到他过去胸口上的疼痛感现在完全消失了。注意到这点时，他很超然，很冷静。他现在的感觉是一种漠然的愤怒，还有绝对要完成这次任务的坚定不移的决心。至少，得干掉萨拉米。否则的话，卡尔和罗伯特的死就太不值得了。
汉斯和斯蒂夫看法一致。
“我们要去日内瓦，留一条关于罗伯特的信息。”阿弗纳说。“但我们不要等答复。我们只管接着干就行了。”
“要有个人告诉罗伯特的妻子，”汉斯说。“这次我不要做雪夫拉卡迪沙的人了。”
雪夫拉卡迪沙是以色列的一家国有殡仪公司。汉斯和斯蒂夫去罗马看卡尔的妻子时，说自己是雪夫拉卡迪沙的人。虽然卡尔的妻子当时没有失态，但汉斯还是觉得这次经历给他的精神带来了相当大的伤害。这次可能会更糟：罗伯特的妻子是个非常漂亮的法裔犹太人，昵称叫“佩佩”。阿弗纳以前见过她一次，知道她是个有点喜怒无常的女人。事实上，她还有点像公主。跟其他在家里等着丈夫跟自己联系的妻子不一样，罗伯特的妻子不仅要他把英国的地址告诉她，以便她给他写信（并让他定时去这个地方取信），而且还要他把电话号码和她可以给他打电话的时间告诉他。虽然罗伯特很高兴收到她的来信，但也意味着他必须调整自己的时间以满足她的要求。在执行任务时做到这点很难。虽然佩佩绝对是一个忠诚、仁慈的女人，但作为一个特工的妻子，这样的性格仅仅勉强够格。事实上，她对罗伯特有一点影响，分散他的注意力，因此，也有点分散突击队的注意力。
他们有两个孩子。任务开始的时候，罗伯特把他的家人从以色列带出来，首先在布鲁塞尔安顿下来。他知道他会经常去比利时，所以让佩佩和孩子们住在那里似乎就有道理了。他每次出差从布鲁塞尔经过时都至少能跟他们待上几个小时。但这种短时间的相聚不能解决问题，只会使罗伯特和佩佩更加心神不宁、魂不守舍。所以最后，罗伯特把一家人搬到了华盛顿特区，准备在执行任务期间一直让他们住在那里。佩佩最喜欢的一个叔叔住在那里——他是欧洲某国大使馆的一个外交官——他非常愿意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他的家里。
阿弗纳理解汉斯为什么不愿意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了。
“我们先去日内瓦，”阿弗纳说。“然后，我自己飞往华盛顿。如果斯蒂夫愿意跟我一起去，也行。我们回来后，再继续。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要把恐怖头子们干掉。不搞大的策划，也不用炸弹，什么也不搞。只剩下我们三个了，但是没问题，因为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汉斯，我们不在期间，与路易斯保持联系，让他搞到那三个恐怖头子的情报。”
“好样的，伙计。”斯蒂夫说。
还有一个突袭的办法。这种办法要比他们之前使用的办法危险得多。以前使用的办法经过仔细的策划和精心的设计。而这种办法让他们几乎没有机会逃跑，即使不是一种自取灭亡的办法，也是一种相当铤而走险的办法。但它是可行的办法。
正面攻击，依靠奇袭和火力。
这种办法不是跟踪一个目标，直到搞清楚他的日程安排和生活习惯，不是精心策划逃跑路线，不是使用炸弹让自己从暗杀现场脱身，而是只根据两个情报，即时间和地点就进行突袭。只要搞清楚目标的位置和时间。别的什么也不管。
比如，如果他们能搞清楚萨拉米在一个特定时间里在一个特定的地点，他们三个人就会毅然决然地拿起冲锋枪把他干掉。不管他所在的位置有什么特点，他周围有多少警力，突击队后来有没有机会逃跑，甚至不顾旁观者的生命，暗杀活动是不是会被发现。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如果杀手们较少考虑，或者不考虑后果，见人就杀，这种办法有可能可行。但他们与目标之间的距离必须在六七十码以内。
只有三个人的突击队在考虑实施突袭时，被迫采用了这样一种近乎莽撞、不顾一切后果的方式。
“当然，我不是说这是我们的第一选择，”阿弗纳补充道。“虽然我们只有三个人，但我们有路易斯和他的人的支持。我们也许能侥幸成功。当然，我们要继续寻找更为明智的办法。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要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我们要努力寻找好的办法作为我们最后的办法。不要坚持零风险。
“你们同意吗？”
“我同意。”斯蒂夫立即回答道。接着转向汉斯。
“嗯，”汉斯说。“坦白地说，这不是一个指挥决策。严格地说，我觉得我们没有权利这么做。阿弗纳的提议正在改变这次任务的目标，或者至少颠倒了主次。这种事情我们应该交给总部去决定。”
“但是，”汉斯停了一下之后继续说。“事实上，我同意。我只希望我们要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心中有数。”
毫无疑问，他是对的。他们正在舍本逐末。而且，跟阿弗纳和斯蒂夫一样，汉斯也难以放弃。他在雅典对付穆扎斯的行为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跟其他人一样，放弃的想法汉斯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一点也许是这类任务中无法避免的问题。一开始就全身心投入这项任务的人，也许会因为太投入而在理智或有利的政治界限前停不下来。他们也会互相施加心理压力：不管发生什么都要继续到底。正如阿弗纳后来对斯蒂夫所说：“我不担心汉斯。如果我们说继续，他没法不同意。”
但是，汉斯还提出了一点。
“你谈到路易斯和他的人的支持，”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也要考虑一些别的东西。自从伦敦开始，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除了我们五个人，谁知道我们要去伦敦？只有路易斯。谁知道罗伯特在比利时？还是路易斯。”
“现在卡尔死了，罗伯特也死了。如果我们是被‘爸爸’出卖的怎么办？他把恐怖组织头子们卖给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我们也卖给恐怖组织头子？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实际上，阿弗纳考虑过这个问题，考虑过很长时间，苦苦地考虑过，整个夏天都在考虑。一方面，他认为像“爸爸”、路易斯和托尼——安德雷斯就不用说了——这样的人背叛他们也有道理。如果路易斯所说的“集团”的理念是真的，那么各路人马互相残杀他们只会感到高兴。在那个崭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建立起来之前，无论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对路易斯来说，他越早开始自己清白的历史越好。从经济上来讲也有道理。毕竟，“爸爸”可以从恐怖分子那里得到陷害卡尔的钱，然后又从阿弗纳那里得到处理尸体的钱。然后又从寻找那个荷兰女人和处理她的尸体得到更多的钱，然后还可以通过设置陷阱让阿拉伯人害死罗伯特而得到钱——无论是无意还是有意。还可以通过处理阿弗纳的尸体得到更多的钱，等等。
很有可能，很聪明的伎俩。“爸爸”这样做甚至还会让方方面面的人把他当作朋友呢。每个人都大大方方地给他提供情报，他拿着这些情报又会卖给他们的对手。这是一个安全、永不枯竭的收入来源。
最后，阿弗纳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原因是他不相信他会这样做。
“‘爸爸’要是出卖我们的话，早就出卖了。”他说。“当我们都在一起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把我们在塞浦路斯卖掉？”
“也许那时没有人买，”汉斯说。“也许他还不想把这只会下金蛋的母鸡杀掉。”
“你相信是这么回事吗？”阿弗纳问道。
“我不知道相信什么，”汉斯回答道。“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太相信他的人了。毕竟他们是一伙惟利是图的人。没有他们这样的人，或者说没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