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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是12号星期六，天气温和了一点，天空阴沉，偶尔有小雪。通向苏黎世的高速公路上光光的，而通向格拉如斯的公路上却有成片成片的积雪。
阿弗纳、斯蒂夫、罗伯特和汉斯开着一辆车，卡尔开着另一辆车跟在后面。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把贝雷塔。这些贝雷塔手枪是阿弗纳从安德雷斯的那个瑞士商人连兹林格那里买来的第一批武器。当时，阿弗纳把这些武器和护照一起留在了瑞士。汉斯建议，现在最好使用这些武器。
阿弗纳和斯蒂夫还决定每个人带一颗烟幕弹。小小的滤毒罐——可以在市场上买到——正好放进短大衣的口袋里，虽然并不是很舒服。但是，正如卡尔和阿弗纳所认为的那样，在地下室里搞袭击对他们最有利。恐怖分子不可能跳窗而逃，而如果他们选择待在房间里，那在三十秒之内他们又无法防御。不过，他们也许不会待在里面，而会从门里鱼贯而出。这样就能轻而易举地发现目标。从楼梯上仓促撤退时，烟幕弹是最好的掩护，比其他什么东西都好。它跟手榴弹不一样，不会发出声音，不会惊动任何人。被别人发现时，突击队已经在去卢塞恩的半路上了。
也许吧。“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公司也绝不能保证这一点。”这是罗伯特听了这个突袭方案之后的评价。
阿弗纳也在犹豫，但是无论是他还是卡尔都想不出比在教堂里突袭更好的方案。萨拉米和阿布·达乌德不会带着一个军的人到一座瑞士小镇来进行秘密约会。至多，他们会带两三个贴身保镖。在一栋楼里错抓四五个人是一回事，而在路上伏击他们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要在路上伏击的话，那阿弗纳和他的四个人必须兵分两路，形成两个路障，堵住从格拉如斯来的两条路的出口。这样的话，只需一半的力量就够了，而另一半则没用了。在路上实施暗杀行动之后，他们必须开着到那时已是伤痕累累的汽车逃离。如果这样，不到十分钟就被侦察出来了。通往格拉如斯的路上车一点都不少。而且，如果萨拉米决定在镇上过夜，那他们怎么办？在高速公路上等着，直到冻成冰块？
不，还是教堂的那个方案好。
在教堂里搞袭击，无论成功与否——很可能，虽然不一定靠得住——都没有人会向瑞士当局举报。多少年来，左翼和右翼的极端主义者都一直在谋求牧师们的支持，给他们提供住宿，支持他们“良心上的斗争”。但这些都是在教堂高层人员不知情、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高层人员有时候也参与其中，但这种支持很多时候来自于个别牧师。这些牧师在思想上和良心上受到某些恐怖分子事业的影响。由于某种模糊的心理原因，少数神职人员非常容易受到民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的影响。如果萨拉米利用这样一个变节的牧师的教堂，那么这个牧师就会有种种理由隐瞒教堂里发生的一切。如果袭击不成功，恐怖组织头子们自己也不希望瑞士警方知道，至少在他们安全撤出瑞士之前不会让他们知道。
他们把车开到教堂前面，把车停在广场的两边时，天已经黑了。阿弗纳、斯蒂夫和汉斯从车里出来，罗伯特麻利地坐到驾驶座上。他没有熄火，离他一百码远的卡尔的车子也没有熄火。
汉斯只身进入教堂。阿弗纳和斯蒂夫留在外面，像个普通游客似的，趁着最后一点光线照几张快照。按照挂在大门上的仪式安排，最后一批做礼拜的人很快就要出来了。
不过，那个小门是不会锁的。到那时，教堂里除了恐怖分子之外就没其他人了。
大概是这样吧。
直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时间掌握得很精确。不到二十分钟，做礼拜的人和游客们——总共不到三十个人——混在一起出来了。汉斯走在最后面。他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堂的。他向那个正在锁大门的服务员愉快地点点头，然后缓缓地向阿弗纳和斯蒂夫走去。
“看见两个阿拉伯人，”他简洁地说。“都很年轻，穿着黑色的羊毛衫，也许是贴身保镖。我没看见他们带武器。他们走过走廊，进了右边那间屋子。其中一个人拿着一个盘子，盘子上盖着一块白布。”
“你肯定他们是阿拉伯人？”虽然在这样的问题上汉斯不可能出错，但阿弗纳还是问了一句。
汉斯耸耸肩。“他们说阿拉伯语，”他说。“声音很大，好像这个地方是他们的。”
“我们走吧。”阿弗纳把相机从车窗里递给罗伯特。
他脚步轻快地走了几步，来到教堂门前。斯蒂夫紧跟其后。汉斯悠闲地跟在后面。按照计划，袭击由阿弗纳和斯蒂夫实施，汉斯守在大门里面不让别人进来，并掩护撤离。除非万不得已，他不能使用贝雷塔。
教堂里几乎全黑了。要想不声不响地走在有回声的石地板上非常困难。阿弗纳甚至没想过要不声不响地走。离右边中厅的那扇门只有十步之遥了。阿弗纳和斯蒂夫四秒钟不到就走完了这段距离，两个人都把枪拔了出来，把滑套向后拉开。等阿弗纳踢开那扇门时，他们的枪已处于开火状态了。
屋里的阿拉伯人抬起头来。
屋里有三个人，而不是两个人。他们正坐在那张大桌子旁吃东西。汉斯看到的那个盘子也在桌子上。桌子上还有几杯牛奶、奶酪、硬面包和水果。
那些书籍和宗教宣传小册子被推到了一边。桌子上还有一件东西，一支卡拉什尼可夫自动步枪。
在离门最近的那个阿拉伯人面前的桌子上，一支手枪的枪托从白色的桌布下面伸出来。这是一支托加列夫手枪，千真万确。在弹仓的末端有一个像纸夹那样的小钩子。也许是一支九毫米的托加机普特。这种枪在阿拉伯国家很流行。由于阿弗纳的目光一直在那支枪上，接下来他看见一只手向那支枪伸去。那个年轻的阿拉伯人要去拿枪。
斯蒂夫也一定看到了，因为他已经开火了。两枪，接着又是两枪。阿弗纳的枪一直对着桌子对面的另外一个年轻人，随即也开火了。他搞不清扣动扳机的那一瞬间那个人在干什么，他的注意力一直在斯蒂夫那个要去拿枪的目标上。但是这种对抗发展下去，他不可能不开火。第二个阿拉伯人在他右边一点。如果他也去拿武器的话，等阿弗纳转过头来时就晚了。这样风险就太大了。这种反应是本能的。阿弗纳打了两枪之后，第二个阿拉伯人耷拉下来，从桌椅之间滑了下去。
如果时间稍微充裕一点的话，第三个阿拉伯人也许就不必杀了。
这个年轻人的位置离卡拉什尼可夫自动步枪最近，阿弗纳破门而入的那一瞬间，他就跳了起来。但接着他就把双手举过了头顶。阿弗纳和斯蒂夫都看见了他这个动作。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立即把注意力转向另外两个人的原因。
但是，当第三个阿拉伯人看见他的同伴被杀时，他一定认为自己无论做什么也是死路一条。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是他感到困惑了。第三种可能性是他被激怒了。他甚至可能会想，阿弗纳和斯蒂夫速射之后没有子弹了。不管什么原因，他突然把手放下来，向那支卡拉什尼可夫自动步枪扑去。
阿弗纳和斯蒂夫两个人都朝他开火了。连续打了两枪。他一直是站着的，可是四颗子弹集中打在他的腹部。他弯了下去，在地板上蠕动着。另外两个人已经悄无声息了。此时离阿弗纳和斯蒂夫进入这间屋子也许只有几秒钟。
他们杀死了或者说重创了不在名单上的三个人。
虽然这个想法确实在他脑海里闪现过，但是现在没时间考虑了。他砰地给贝雷塔上了一个新弹夹，示意斯蒂夫掩护他，试着推了一下那扇通向楼梯的门。门是开的。他向楼座的方向看了一眼，没有人。他沿着通向地下室的楼梯向下跑。斯蒂夫仍然在楼梯的顶端掩护阿弗纳，也时不时地瞟一眼屋子里那三具阿拉伯人的尸体。虽然他们每个人至少吃了两枪，但还是无法断定他们是不是永远失去了行动能力。
阿弗纳踢了一脚楼梯底端的那扇门。他以为锁了，结果没有。甚至连关都没有关好。随着门的突然打开，他做好了看见萨拉米的脸，也许还有阿布·达乌德的脸的准备。这两张脸他已经记得很牢了。里面也许是空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会继续沿着过道向前跑。过道上还有两扇门。然而他不希望看到的人却被他看到了。
三个牧师。
三个普通的牧师坐在桌子旁，戴着狗脖套。牧师们看着阿弗纳破门而入，手里拿着枪，都惊骇不已。这些牧师不是萨拉米或阿布·达乌德乔装打扮的。他们是三个真正的瑞士牧师，两个较为年轻，一个年纪较大。年纪较大的这一位，脸色红润，满头白发。他们都盯着他，以为他是个疯子。
阿弗纳确信，三个受惊的牧师一定听到了头顶的枪声和人体倒下来的声音。
当然，恐怖头子们可能在走廊上的另外两问屋子里。有这个可能。但他在搜查另外两间屋子之前，必须先把这三个人处理掉。
开枪杀死他们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他应该叫斯蒂夫下来看着他们吗？不行。那就意味着牧师们也会看见他。阿弗纳被他们看见已经够糟糕的了。同时这样做也意味着又要把百分之五十的攻击力量分出去。后来，阿弗纳想起来他当时那一瞬间的想法恰好就是这些军事术语。必须做出一个决定。阿弗纳不能只身追击两个恐怖头子了。因为斯蒂夫守着三个战俘，失去了行动能力，汉斯站在教堂门口，毫无助益。如果牧师们决定把他推开，从门里往外走，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他一个人阻止不了他们。斯蒂夫不用枪就阻止不了他们。然而枪是无论如何不能用的。“以色列特工在教堂里把牧师杀了”——这件事在一分钟之内给这个国家造成的伤害，比恐怖头子们在五年之内造成的伤害还要多。
阿弗纳一边开始向后撤，一边用枪管威胁地画着圈。
他只好命令中止这次任务。
他看见牧师们吓得呆若木鸡，在原地站了几秒钟，也许更长，一动也不敢动。这给了他和其他人足够的时间撤离。
他从房间里退出来，左手砰地把门关上。他向楼梯跑去——同时呼叫斯蒂夫，这样他就不会错误地开火——跑上楼梯之后，示意他的同伴跟着他。斯蒂夫盯着他，什么也没问。三个阿拉伯人躺在血泊和牛奶里。有一个人在呻吟，明显还活着。另外两个人阿弗纳就不知道了。汉斯蹲在前厅的一根柱子后面，手里拿着枪。
“怎么了？”
“没什么。”阿弗纳把枪收起来，回答道。“那里没有人，只有三个牧师。”尽管阿弗纳几乎不说意第绪语，但出于某种原因，“牧师”这个词他还是使用了意第绪语。“我们都离开这里。”
一两秒不到他们就上了车。外面天还没有黑透。他们在教堂里只花了七八分钟时间。“卢塞恩。”阿弗纳指着西方对罗伯特说。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不要回苏黎世。他为汉斯和斯蒂夫打开车门，然后等卡尔开着第二辆车跟上来。
他们中速行驶在白雪覆盖、蜿蜒曲折的山路上。阿弗纳想让他们把随身携带的枪支和烟幕弹扔掉，但后来改变了想法。如果他们在接下来的四十分钟内遇到了麻烦，那只能意味着牧师们报了警。他就会被他们认出来。聪明的办法是他一个人开一辆车，带着所有的武器，让卡尔和其他几个人开一辆车。这样他的同伴就不会受到教堂里枪击事件的牵连了。让所有的人都抓住就不好了。
为转移枪支弹药，他们在路边停了几秒钟。罗伯特说：“我们重蹈了利勒哈默尔的覆辙，是不是？”
“重蹈利勒哈默尔的覆辙，你什么意思？”斯蒂夫愤怒地说。“我们没有向任何侍者开枪。我们杀的是三个拿卡拉什尼可夫自动步枪的人！你以为那些家伙去瑞士教堂是为了吃饭？”
“好了，以后再说吧。”卡尔说。“我们现在只管开车。”
阿弗纳已经决定了，如果他被拦下来的话，他就说他从科莫湖来，刚过意大利边境。他对那个地方很熟，知道怎么描述这个地方。他所持的德国护照过境的时候不一定盖戳。如果他们不搜他的车，不发现这些枪，临时编造的“科莫湖”也许就成功了。
然而，在通往卢塞恩的路上没有障碍。
在卢塞恩，他们住进了安全屋。阿弗纳在附近的一个电话亭里拨了一个当地的电话，让一个人来把武器拿走。然后他给“爸爸”在苏黎世的联络人打了一个电话。
“他们不在那里。”他对接电话的那个人说。
“在，他们在。”那个人回答道。
他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别的任何话都没说。谁说得清萨拉米和阿布·达乌德在不在格拉如斯？但说得清的是，教堂里发生这一切之后，他们再也不会在那里待很久了。有一点斯蒂夫说得对，毋庸置疑：三个身穿黑色羊毛衫的阿拉伯武装分子，之所以在那里不仅仅是为了吃午餐。
“这次跟利勒哈默尔不一样还有一个原因。”阿弗纳对回到安全屋的罗伯特说。
“什么原因？”
“我们他妈的没被抓住。”阿弗纳说。“对不对？”
第十四章 伦敦
1974年5月，阿弗纳、卡尔和汉斯到了伦敦。
这是阿弗纳第二次来英国首都。特工野外训练期间，他在那里待过几个月。他的线人主要在德国——当然，除了“爸爸”之外——就好像汉斯的线人在巴黎、卡尔的线人在罗马一样。伦敦和阿姆斯特丹是罗伯特和斯蒂夫经常去的地方。但伙伴们在见线人这一点上是灵活的。只要有什么传闻，谁在他们就派谁去查，毕竟他们只有五个人。虽然线人——不仅仅是阿拉伯人，所有的线人都是这样——总觉得与自己固定的联络人打交道更舒服一些，但如果他们觉得安全，他们一般也会把情报卖给其他人。
现在，伦敦又来消息了。但罗伯特正在比利时忙，斯蒂夫很少请假，这次碰巧请了三天，此时正和他父母在南非度假呢。所以，只剩下阿弗纳、卡尔和汉斯来核实阿里·哈桑·萨拉米5月底要来伦敦看眼科医生的传闻了。众所周知，萨拉米有眼疾。
5月9号是个星期四，他们到达伦敦。汉斯去了一个安全屋。阿弗纳和卡尔住进了公爵街与格罗夫纳广场转角处的欧罗巴酒店。这个时候他们还不准备袭击。他们只想和线人谈一谈，对现场做些初步的研究工作。萨拉米会住在哪里？眼科医生的办公室在哪里？有传闻说，萨拉米要在某个器械商店跟一些联络人见面。这个传闻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确切的位置在哪里？因为阿弗纳仍然对格拉如斯发生的事情耿耿于怀，所以他想搞得准确一些。
格拉如斯也许不是利勒哈默尔的翻版，但终归是失败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彻底失败。不仅萨拉米和阿布·达乌德逃跑了——如果他们在那里的话——而且阿弗纳和斯蒂夫朝另外三个人开枪了，也许他们已经死了。也许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是“无辜的旁观者”——虽然以色列突击队员朝手里有托加列夫手枪和卡拉什尼可夫步枪的阿拉伯人开了火，但他们很少有良心上的不安——尽管他们不在名单上。这是个错误。这是个过失。毋庸争辩，这是个大错。这样值得骄傲的事情他们永远不会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