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他们处处小心，避免被查出来或者落入别人的圈套。他们不仅要提防以色列敌人，而且还要提防“武装斗争”中不同派系的革命者。他们非常警惕，随时改变行程。有些人如果在同一间房里过两夜就绝对睡不看觉。
三号、四号、五号和九号是软目标。像罗马的威尔·兹威特、汉姆沙里、阿尔一库拜斯，甚至布迪亚也许主要或只有依靠自己掩护自己。他们公开地生活在西欧的一些城市里。在别人眼里，他们只参与跟他们的政治信念相符的教育、文化或外交活动。如果他们于过偷偷摸摸的勾当，那也只是前半生的事。在法国、德国或意大利，只有事后才知道，有些警察曾经是恐怖分子、枪支走私者或弹药走私者——要是把他们赶出国门多好——在西方国家，写文章支持一项事业或建立一个支持一项事业的信息中心都不是犯罪。
正如伊弗里姆曾对阿弗纳所说，“你不会因为一个人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有个家，就去袭击他。该死，我也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有个家。你袭击他是因为他炸死了孩子或者奥林匹克运动员。”
因此，软目标的安全警惕性就差一些。事实上，有一个目标现在在巴黎的地址里也包含着他全部的生平资料。这并不是说突击队未经任何准备就能暗杀他们。确实，无论计划干掉的那个人有多“软”，正是准备工作，特别是逃离的时候是最难的。后勤方面的工作也很多。
而且，干掉软目标要容易一些。至少容易找到，一旦找到，也不需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才能干掉他。
“软”目标被认错的可能性也小一些。跟“硬”目标不一样，长期掩盖得很好的恐怖分子没有理由自找麻烦地去伪装或换身份。他们让人拍照，甚至让别人把自己的名牌挂在门上，如果别人要问的话，他们还会介绍自己。对于这些人不可能搞错。除非“穆萨德”总部搞错，说他们千真万确是自己描述的那些人。
首先选中软目标还有一个原因。慕尼黑惨案是9月初发生的。硬目标也许藏着几个月不会出来。几个月之后等全世界把对奥林匹克队员的杀戮忘了，他们才会出来。如果那时他们干掉了其中一个恐怖分子，找到另一个也许又要几个月时间。到那时，公众的舆论，甚至恐怖头子们自己在情感上都不能把那次杀戮和自己被杀联系起来了。暗杀别人会让人觉得毫无理由。拜伦勋爵的“复仇是一盘菜，最好等冷却下来再吃”的论断阿弗纳并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他也不敢苟同。
“真该死。”第二天又是个雨天。那天中午，阿弗纳对他们说：“我们忘掉日内瓦吧，太安静了。这里连联络人都没有。把总部设在法兰克福吧。我们首先散开，去银行开账户，收集新闻，各自去自己最熟悉的地方。”
“斯蒂夫，你去阿姆斯特丹。卡尔，你明天去罗马。汉斯去巴黎，罗伯特去布鲁塞尔。五天后我在法兰克福跟你们会合。”
“让我们两周之内干掉第一个恐怖头子。”
这番话听起来有些冲动，但却有道理。很显然，在欧洲的主要城市里，他们需要有银行账户、联络人、加锁的抽屉和安全屋。目标今天可能在这里，明天可能在那里，万一有行动，他们要有逃跑的路线和藏身之所。理想地说，在欧洲不同的城市应该有不同的护照和不同的身份等着他们。当然还要有钱，让他们能够维持一两个星期。绝对不能在一个国家突袭之后用入境时的同一身份离开这个国家。绝对不能带着自己的武器跨越国境。至少，如果他们作了充分准备的话，他们不必这样做。他们甚至不必同时携带两套不同的身份证件。
卡尔过去常常以罗马为家，汉斯以巴黎为家，斯蒂夫以阿姆斯特丹为家。他们以前的线人——跟普通警察工作一样，五分之四的情报来自心存不满或者贪婪的线人——也许听说过一个目标或其他目标的传闻。至于罗伯特的目的地布鲁塞尔，那里仍然是世界上走私弹药和武器的主要中心之一。阿弗纳对专业术语知之不多——这是罗伯特的专业——但这也是常识，只要你人用得当，钱用得当，你就能从一个比利时商贩那里搞到相当数量的军火，而且可以把它发往西欧各地，甚至更远的地方。
他的伙伴们离开之后，阿弗纳从日内瓦咖啡吧外面的公用电话亭，花了五万块给安德雷斯打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是他的第六感觉促使他打的。伊弗里姆说的话已经根植于阿弗纳的脑海之中，就是要打人恐怖组织的网络之中。一箭双雕。毕竟，阿弗纳和他的突击队现在只是一个极小的严密的组织，就像许多地下国际恐怖组织一样。他们跟任何政府都没有官方的联系。他们不受任何提供秘密服务的程序与规则上的约束。他们是独立的。他们是在为一个国家工作——但又不是。
伴随着动荡不安的20世纪60年代声势浩大的毒品—文化—反击—越南—战争—环保主义—女权主义一新左翼运动，大批无政府主义武装分子涌现出来。在这方面，他们与那些一伙一伙的自发的无政府主义武装分子并没什么两样。这些恐怖分子也是在为一个国家工作。但是1972年，很少有人作这样的联想。
为什么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多数自由评论家和政治家才去这样联想，原因很多。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对恐怖分子拥护的许多事业和观念给予了巨大的、并不是不应当的同情。尽管绝大多数西方人并不同情恐怖分子采用的方法或“策略”——蓄意谋杀、抢劫、劫机和绑架——许多人容易把狂热的暴力分子看作是把当代优秀思潮不幸推向极端的一些不太稳定、不太成熟的个体。
第二，某国总是在其政府公告中谴责或者至少是不欢迎多数形式的恐怖主义。该国外交部长在一次大会上说，“某些恐怖行为导致了慕尼黑悲剧的发生，这是不能原谅的。”从事该国政策研究的专家们基于某些理由指出，一直以来，无政府主义者与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后者把前者看作是“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客观上”对“无产阶级的胜利”只有阻碍作用。事实上，一些恐怖集团有时候也在公共场合表达他们对“帝国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的反对——尽管在情感上，他们总是非常小心地不让语言付诸行动。
第三，西欧、美洲、第三世界和中东如春笋般崛起的恐怖集团的杂乱无章、支离破碎、混乱不堪、自相矛盾的人生哲学，很难被看作是单个的政策或想法。有的是宗教狂热分子，有的是极端民族主义分子。
当然，世界上的罪恶和紧张不安并不是某一个国家发明的。他们只是认识并且利用了它们。他们不会留下没有拆线的伤疤。如果可以使伤口更加溃烂的话，他们就不会让伤口愈合。如果爆发了一场冲突，他们会把这场冲突演变成一场战争。如果出现了一件事——不管合法与否——他们会等待一个狂热分子出来把它推向极端，然后给他提供武器。如果没有出现这样的事，他们就会挑起这么一件事。他们精确地估计到，如果给恐怖分子提供补给和训练的话，不用它明确指示或指导，恐怖分子都会四处活动。接下来肯定就要惨祸连连了。
然而，在1972年，这一点还不为人普遍知晓。那些掌握情报的人疑虑重重了，并开始收集证据。但有时候他们会因为太快说出来而失去别人的信赖。其他人如阿弗纳，尽管掌握的分类信息很少，但具备一些经验和很多常识，他对此也开始怀疑了。尽管阿弗纳不知道“谁受益”这个拉丁词语的意思，但他很快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谁从中受益？把周围那些可爱的水搅浑了，一定会有人前来钓鱼。
如果这样，阿弗纳自己也许就要来钓一钓鱼了。就在这潭浑水里。
在法兰克福，安德雷斯的女朋友伊冯接了电话。几年前阿弗纳第一次给安德雷斯打电话时，跟他说话的可能就是她。自那以后很长时间以来，伊冯不再怀疑他了。她甚至为阿弗纳做过一顿晚饭。她是个浅黑肤色的女人，非常引人注目——实际上，因为她阿弗纳有点嫉妒安德雷斯——还有一双大大的蓝眼睛。比他们两个人都高一两英寸。
阿弗纳决定随机应变。
“听着，伊冯，”他说。“我在瑞士。安德雷斯在吗？我……碰到麻烦了。”
电话那头迟疑了一会。
“等一等，”伊冯说。“别走开，我去给你找他。”
一分钟后，安德雷斯来接电话了。听起来有点气喘吁吁。“对不起，”他说，“我正要出去，有事吗？”
“我碰到麻烦了。”阿弗纳说完这句话就等着他开口。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自己说得越少越好。
“你想来我这里吗？”
“就是这个意思。”阿弗纳说。“去你那里就是去另一个国家。”他喘了一口气好像还有话要说，正等朋友打断他。
他打断了他。
“好吧。你不要在电话里说了，”安德雷斯说，“你有钱吗？”
“有。”阿弗纳说，“我有的是钱。我有很多钱。”
“你在苏黎世吗？”安德雷斯问道，“不要紧。不管你在哪里，现在去苏黎世吧。去找一个名叫连兹林格的人。”他把这个名字拼了一遍，又给了阿弗纳一个号码。“告诉他是我要你打的电话。他会帮助你的。”安德雷斯停下来，然后问道：“你说你有很多钱，你的意思是你有很多钱？”
“很多。”阿弗纳说。“别担心，谢谢。我会跟你联系的。”安德雷斯还想问更多问题．可阿弗纳已经把电话挂了。
当天下午，阿弗纳按照安德雷斯给他的号码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坐火车去苏黎世。一个穿着制服的司机正等着他。二十分钟后，阿弗纳穿过了一座漂亮别墅的大门。别墅位于一片静谧、奢华的郊外住宅区里。别墅周围是一堵矮矮的石墙，石墙中间是一扇锻铁大门，两棵巨大的垂柳的枝条垂悬在大门的上方。
连兹林格家养了一只美洲豹猫。阿弗纳之所以知道它是一只美洲豹猫是因为他问过他。他问他的时候，他刚刚从惊愕当中恢复过来。刚见它时，它正从书房的地毯上抬起头来，他以为是一只小美洲豹。
“她不伤人。”连兹林格微笑着回答道。他个头矮小。手小，眼睛也小。他的书房由木板镶嵌而成，显得昏暗阴沉。在书房的一面墙上，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全是非洲面具和武器。阿弗纳心想，他的美洲豹猫也许不伤人，但连兹林格不会不伤人。阿弗纳想买几支有三个弹夹的22口径的贝雷塔手枪，一千块钱一支，几本两天之内就可送达的护照，两三千块钱一本，价格根据签证国的不同而不同。在1972年，即使在黑市上，这也是很大一笔钱。阿弗纳给了他，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
他并不需要这七支枪和五本护照，但把他们锁在日内瓦的抽屉里也没什么害处。关键是他有了第一次接触。他打了第一个电话之后，几个小时之内证件和武器就买好了，跟上超市买几只鸡蛋一样容易。这些东西是从恐怖分子那里买的。
他买这些东西的时候，用现金付了一半的订金。四十八小时以后他交给日内瓦克利柏格广场附近一家专售糕点的商店寄了出去。之所以在四十八小时以后，是因为他希望连兹林格把这一切告诉安德雷斯。真正要进入这个网络，仅仅通过联络人、友谊或者花言巧语的故事是不够的。实实在在地做生意才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其他的会随之而来。
阿弗纳决定不提前解释什么。三天后，他在法兰克福机场给安德雷斯打了个电话。他总是行动敏捷。连兹林格这时应该已经把他的朋友需要的东西以及轻而易举地给两万元现金的事告诉安德雷斯了。毫无疑问，这会促使安德雷斯在心里猜想阿弗纳是干什么的。如果他的猜想对他有利，阿弗纳决定顺水推舟。
“连兹林格告诉我，”安德雷斯说，用手指弹着咖啡杯。“你想组建一支小部队。”
阿弗纳笑了。伊冯又给他们做了一顿晚餐——如她所说，没时间准备，只能随便吃一点了——此时正在收拾盘子。她长得像一尊雕像似的，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但她似乎与这套简单朴素、只有一间卧室和几件斯堪的纳维亚家具的公寓格格不入。门边有两只小手提箱，阿弗纳刚进来的时候想用脚把它移开。很显然里面是满的。包已经打好了，准备随时逃走。这个地方不仅与伊冯形成鲜明的对比，伊冯似乎更应该住在连兹林格那样的别墅里，而且也与安德雷斯小时候的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个家阿弗纳记得很清楚。
“不，不是一支部队。”他对安德雷斯说。安德雷斯虽然也在笑，却一直在观察着阿弗纳。后来安德雷斯给了伊冯一个眼神，表示他希望和他的老朋友独处一会。
“你好像给了那个信使一笔可观的小费。”安德雷斯继续说。
阿弗纳点点头。好消息传得快嘛。连兹林格让一个年轻人给他送手提箱，他确实在日内瓦给了那个年轻人五千一百块。他不知道应该给他多少钱，但他知道完成这个差使要冒很大的风险。
“如果你自己有印刷机的话，”安德雷斯说。“我想借几个小时。”
“如果我有的话。”阿弗纳回答道。“我给你借一整天。”
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告诉我，老朋友，”安德雷斯说。“警方在追你吗？”
“差不多吧。”阿弗纳回答道。
“你是不是抢银行了？”安德雷斯问道，这次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阿弗纳的回答也一本正经。“没有。”
“你盗用了公款？”安德雷斯显然有自己的想法，阿弗纳要引鱼上钩，看看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呃，有些人和我，”他回答道。“我们都……离开了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弄假证件……生意做得很大。”
“别跟我说，”安德雷斯说着，眼睛亮了起来，“王八蛋。你是里奇汀斯坦。”
阿弗纳相当率直地叹了一口长气。这就是安德雷斯的想法。当时报纸上长篇累牍地报道里奇汀斯坦公国的一家主要金融机构参与了可疑的交易。整个法国的银行面临倒闭的危险。据说一些以色列人也卷了进去。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阿弗纳立即承认自己有罪。现在事情很明显了，阿弗纳甚至不必借用他的第六感觉就知道，安德雷斯需要钱。
“听着，老朋友。”安德雷斯说，他给自己卷了一支细细的大麻烟。“在过去几年中我们见过几面，但是……我们没有真正地交流过。你做你的事，我呢……呃，伊冯和我也做我们的事。你也许猜到了，也许没有猜到，我不知道……但你给我打电话了。你一定有个理由，对不对？”
“我需要帮助，”阿弗纳说。“别以为我不知好歹。”
“别在意这个，我很乐意帮你。”安德雷斯把他的大麻烟点燃，深吸了一口，“也许你也能帮我……你有我需要的东西。如果我错了请你纠正。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们还是朋友，我仍然会设法帮助你的……但我想，你很有钱，我需要一些钱。”
阿弗纳假装若有所思。
“要多少？”他问道。
“你的意思是，现在吗？”安德雷斯猛抽了一口大麻烟，“我需要五万到十万。”
“我给你十万。”阿弗纳盯着他朋友的眼睛迅速地回答道，让他后悔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