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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玉衣的造型是以人体形状为基本依据的，从玉衣出土时的整体尺度推算，墓主人的身高应在170厘米左不；，从两袖下段筒口分析，墓主人体型可能较瘦。至于上衣衣身较宽大，可能与玉衣内放置玉璧有关。有些玉片上保留着开料时的切口，有的切口宽度仅约｝。 1毫米。切割面上留下了基本平行的“锯路”痕迹，说明当初割料时用的是一种长条形扁片工具。由于切割面较平整光滑，可以看出用的磨料较细，因而可推断当初的切割效率不会很高，需要消耗很多的劳动力和时间。
按照白荣金等专家推断，玉衣的制作地点大体有三种可能：第一，全部由汉廷制作，赐给象岗墓主作硷葬用，但从躯干部位玉片用料过于简率这一点分析。这种可能性很小；第二，头、手、脚共部分为汉廷制作，躯干部分为南越国配制，这种可能性虽较前一种稍大，但裤筒卜的玉片有个别属于头、手、脚的穿孔残片配人，说明制作玉农躯于的地点ltr＇时又有制作头、手等穿孔玉片的余片，这个矛盾很难解释先前推论的成立；第三，全部在南越国加工制作的可能性似乎最大。象岗古墓墓主玉衣片上的钻孔，从剖面上看，孔壁呈圆锥形，属杆钻加磨料钻成。从一些未钻通的废孔痕迹和一般钻孔现象分析，钻孔先从背面钻起，待钻透时，再从正面轻轻钻磨一下，把正面孔口卜的锐棱磨掉，避免连缀时用的丝线被割断。而满城汉墓玉衣片上的孔眼是用管形钻钻出的，孔壁呈圆筒形，既细且匀。可见象岗古墓慕主玉衣的钻孔’r_艺较为落后，从而有助于证明象岗古墓墓主玉衣是在本地制作的推断。经中国地质科学研究所闻广等专家研究鉴定，玉衣的玉料很可能是就地取材，且取材地点可能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岭南曲江县的玉山之中。
象岗古墓出土的丝缕玉衣，属于汉代考古文献记载中已知金缕、银缕、铜缕玉衣以外的又一个新的品种。如果墓主确属赵胡，那么，丝缕玉衣随墓主人的人葬年代，应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m｝年）或稍后，其制作时间要早于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近｝o年或多些。但象岗古墓玉衣制作较特殊，头罩、双手、双足是用长方形或方形等小而薄的玉片，四角钻孔用丝线编缀而成；其余两个袖筒、上身胸腹及下身两裤筒共五个部分，只用长方形或方形小玉石片粘贴在麻布上，石片上再覆以素绢。这种全套玉衣都用丝缀及粘贴的制法为中原所不见。河北满城的中山国靖王刘胜夫妇以诸侯王的身份享用金缕玉衣，可能是由皇帝特赐，或者是因为当时玉衣初行，制度等级不严，金缕玉衣并未成为皇帝至尊专用的硷服。赵胡继位为南越王是得到汉中央政府承认的，如玉衣系汉廷所赐，可与刘胜同用金缕，即使按严格的等级制度，也当用银缕，而赵胡所用却是丝缕玉衣。由此可进一步推断这件丝缕玉衣属南越国工匠自制的。尽管象岗古墓出土的这件玉衣在质量和规格上无法和满城汉墓出土的玉衣相匹敌，但它却是经科学发掘、整理和修复起来的年代最早的一套完整的玉衣。这套丝缕玉衣以它独特的形式，显示出了中国玉衣发展过程中的早期特点，其在玉衣发展史上的地位，是在此之前所发现的一切玉衣无法代替的，因而，也就具有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与考古研究的价值。
就在白荣金、冼锦祥等人清理玉衣的过程中，发现玉衣内仍保留有部分遗体的残骸，绝大部分残骸已腐朽成粉末状的骨渣，只在玉衣的头罩部分尚有少许残颅骨片，这些残片大小不一，最小的为直径s毫米左右，最大的直径也仅有45一50毫米。由头罩中检出的残颅片，大多数已难辨其所属部位，少数较大的骨片经拼对粘合后尚可判断其所属部位，而且这几块拼接起来的残颅骨片，也就成为判别墓主性别年龄的惟一宝贵资料，后经中国社科院考占所鉴定专家以及北京医院口腔科主任李善荣等采取多种方法鉴定，象岗古墓墓主属一例男性个体，从牙齿的磨耗程度、主要颅骨缝的愈合情况以及牙槽骨出现萎缩和牙齿的结构等多方面考察，墓主的死亡年龄约为40一45岁。
镇墓之宝
就在队员们提取玉衣时，还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令人振奋的事情。
在散乱的玉衣片中，考古人员无意间发现了一枚玉制印章，此印为方形，璃虎钮，璃虎周围刻有云气纹衬托。印文篆体，阴刻“帝印”两字，中间由一条线分隔，外加边框。这枚“帝印”的书体与早些时候出土于西耳室的上刻“帝印”的封泥不同，这表明墓主生前最少曾使用过两枚“帝印”。
就在这枚“帝印”发现不久，考古人员又在玉衣片的中间部位接连发现了两枚刻有“泰子”的印章，此印章一枚金制，一枚玉制，都为阴刻篆文，其中金印为龟钮，外有边栏，中有竖界，印面右方刻“泰”，左方刻“子”。文道较深，沟道两壁光平且直，沟槽底呈波浪形起伏的刻凿痕，当属先铸后凿，印面光平如镜，铸作工艺极为精致。与金印不同的是，玉印为覆斗钮，外无边栏，内无中界，印面右方刻“泰”字宽大，“子”字瘦窄，两者比例失调，从字形上看，金、玉两印书体不同，不是一人所书。
印文作“泰子”两字的印章，在传世玺印中未曾见过，考古发掘中也属首次发现，这两枚印章的出土，在使考古人员感到新鲜惊奇的同时，也陷于了迷惑和沉思。
古时泰、太两字互相通用，汉代册立嗣位的皇帝之子和诸侯王之子称太子。这个常规制度无疑在提醒现场的考古人员，墓主人显然不是南越国第一代王赵佗，也不会是第二代王赵胡，因为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赵佗的父亲没有做过皇帝或诸侯王，赵佗为太子便无从说起，而第二代王赵胡乃赵佗之孙，既是王孙，生前也不会有“泰（太）子”的封号。有“太子”封号的除赵胡以后的家族成员外，另一个便是在《交州外域记》和《日南传》中提到的曾率兵攻占交趾并大破安阳王的赵佗的太子赵始。或许，这位太子未及嗣位而身亡，人葬时由后人将他的“泰（太）子”印一同送人这幽暗的墓穴之中。这个设想是否成立，考古人员一时难以定论。
让考古人员更感到困惑和不解的是，随着清理工作的进展，在玉衣片的中部又发现了一枚上刻“赵昧（音MO）”的玉印，这枚玉印覆斗钮，横穿一小孔，印文阴刻篆书，中有竖线分隔，外加边框。从形制上断定，这枚印应是墓主的名章。这枚名章的出现，使墓主到底是谁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若按此前发现的“帝印”来看，墓主当是一位潜号称帝的南越王，据《汉书》记载，南越国历史上只有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和第二代南越王赵胡才膺号称帝，这就说明，墓主人不是赵佗便是赵胡。而从“泰子”印看，墓主人应该是赵佗的儿子赵始或赵胡后辈的家族成员。再从“赵昧”的名章看，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都没有赵昧此人的记载，这个赵昧是谁？是墓主本人还是陪葬的家族成员？综观以上3枚不同的印章，竞出现厂3个不同的推论，那么墓主究竟是谁？看来要解开这个隐秘，还需要更加有力、确凿的a｝=据来证实‘一让考古人员意想不到的是，一个至_关重要的证据很快出现了。
就在第二天傍晚快要收1。时，考古人员黄展岳在玉衣中间部位稍左的一块大工璧上，突然发现了一件金黄色的物件。黄展岳眼睛一亮，细心地剔除周围的泥十，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条造型别致的金色小蟠龙立即！，’：现于四方台上，黄展岳瞪大了眼睛望着这个小蟠龙惊愣了片刻，情不自禁地大喊起来：“哎呵！不得了了，这里有一枚龙钮金印！”
这一声叫喊，犹如一阵风雷卷过幽暗潮湿的墓穴，大家纷纷围拢过来，十几双充满血丝、疲惫的眼睛对准了那枚龙钮金印。只见一个方形的金块之上，盘踞着一条游龙，游龙的身体盘曲成S形，首尾及两足分别置于金块的四个边角之上，龙首微昂，做欲腾跃疾走之状，整个身首透出一股威严神圣、腾达飘逸的灵性。面对此景，一个性急的考古队员按捺不住亢奋激动的心情，伸手就要翻动金印，以尽快看到正面的印文。‘嚼明动！”麦英豪望着队员的举动，立即加以制止，那位考古队员听到喊声，伸出的手轻微地哆嗦了一下，立即缩了回去。
“这还没有绘图、拍照、录像呢，怎么就要翻动？”麦英豪望着那位仍沉浸在亢奋之中的考古队员，小声地解释着，那位队员如梦方醒，有些不好意思地对众人说：iC，我这一激动，差点忘了考古程序了。快，快绘图、快拍照，看看这金印正面到底刻的啥。”
麦英豪惊喜交加地望了一眼面前这枚散发着神圣之光的金印，又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此时钟表的时针已指向了6点零8分，他沉思片刻，对身边的黄展岳说：“这枚金印关系重大，别由于急躁而弄出什么差错，我看还是吃过晚饭后，等大家的心情平静一点再提取吧。”黄展岳点头同意，于是麦英豪下令全体人员收工，待吃过晚饭后再来提取这个有可能揭开墓主之谜的极为重要的证据。
这天傍晚，尽管发掘队的后勤人员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但由于发现了龙钮金印，众人对饭菜己失去了兴趣。与此相反的是，关于那枚龙钮金印的印文到底是什么的猜想，却使大家兴趣盎然，争论不休。有人猜测金印下面的文字应和先前发现的金印、玉印一样，不是“帝印”便是“泰子”，或者是又一个令人费解的陌生名字“赵昧”。也有人认为不可能是以上三种印文，既是龙钮金印，就应该刻有“越王之印”或者更高规格的“武帝之印”、“文帝之印”的印文。有的人则猜测，也许什么印文都没有，只是象征性的一枚印章·一就在这吵吵嚷嚷的胡乱猜想中，考古人员圆圈吞枣地将饭吃完，大家迫不及待地赶回工地，以尽快揭开这牵挂已久的秘密。
绘图工作完成了，照相机的闪光灯开始在墓穴深处不断地闪耀。紧接着，高强度的碘钨灯打开，录像机与摄影机开始“沙、沙”地转动。明亮的墓室内，只见不大的印钮游龙盘尾昂首，通体矫健，神态刚毅和高傲。在碘钨灯的映照下，整个金印耀眼夺目，光彩逼人。
当以上工作渐次完成之后，考古人员轻步踏人室内，在众人那焦灼而激动的目光下，黄展岳面呈神圣之色，用一支细杆毛笔再次拂去金印上的灰尘，极度小心谨慎地伸出两个手指捏住沉甸甸的龙钮提起后放人手心，然后屏息静气地慢慢翻转。当整枚金印的正面显露出来时，只见上面赫然铭刻着四字篆书“文帝行玺”—一件绝世么I幻余年的镇墓之宝横空出世。
众人望着黄展岳手中那明净铮亮、金光闪闪的印玺，在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之后，接着是一阵欢呼。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为寻找南越王家族的墓葬踏破铁鞋，费尽心机，尤其是近数十年来，为寻找南越王家族墓葬，麦英豪率领考古队，更是不遗余力地四处打探，八方搜寻，他和同伴的足迹几乎踏遍广州城郊的大小岗岭，却总未取得预想中的成果。自象岗古墓发现以后，关于那位神秘的墓主究竟是谁的问题，一直困惑着大家，使众人昼思夜想，寝食不安，“文帝行玺”’的出土，无疑向大家宣告，象岗古墓的墓主极有可能就是《史记》、《汉1玲两书所记载的曾嗜称南越文帝的第二代南越王—赵佗的孙子赵胡。
据史料记载，秦代以前，印章是用金、玉、银、铜制成，称“方寸玺”，人人皆可佩带。秦后，只有皇帝印章独称玺，并专以玉制成。玉制印章造型的不同，体现了拥有者不同的身份和社会地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令良工用蓝田山美玉制成了一枚玉玺，玺钮雕刻犹如龙鱼凤鸟之状。垂相李斯以大篆书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刻于玺上。秦始皇和满朝文武对这枚玉玺非常看重，称为“传国玺”。自此之后，关于这枚“传国玺”就开始了它那极富传奇色彩的经历。〕
秦始皇一生曾数次出巡，相传当他有一次巡游至洞庭湖时，风浪大作，乘舟将覆，在这生死枚关的紧急关头，有臣僚献计把玉玺投入湖中可镇妖避邪，保全性命。于是秦始皇从腰中解下佩带的“传国玺”急投于湖中，湖面顿时风平浪静，秦始皇及其臣僚安然渡过了风险。8年后，秦始皇再次出行至华阴，有人拿着“传国玺”忽拦于道中，对始皇随从说：“请将此玺还给祖龙（秦始皇的代称）。”言毕便不见踪影，“传国玺”复归于秦始皇所有。
秦末天下大乱，汉高祖刘邦领兵率先攻人关中。大军压境，秦亡国之君子婴将此玺献给了刘邦。刘邦得到此玺后，经过大小百余次血战，终于击败对手西楚霸王项羽，建立起汉王朝。刘邦即皇位后，便正式佩带起“传国玺”。西汉时，“传国玺”一直存放在长乐宫内，成为皇权的象征。西汉末年，大司马王莽独揽朝政，为了篡夺皇位，就命安阳侯王舜逼迫太后王氏交出“传国玺”。王太后眼见刘氏江山将落入王莽手中，却又无奈，一气之下，将玉玺掷于地，玉玺之上雕刻的璃虎被崩落一角。王莽得到玉玺后，将摔落的一角以金镶补起来。
自王莽佩玺继皇位后，没几年功夫，就爆发了农民起义，农民军立刘玄为更始帝，更始军率先攻人都城长安。王莽见大势已去，携带“传国玺”仓皇逃窜，想不到竟被屠户杜吴追上杀死。但杜吴不知王莽佩有玉玺，有一个叫公宾的更始军将领就割下王莽头颅，取下玉玺，交给上司李松邀功，李松将玺呈送给更始帝。此时，另一支农民军赤眉军也进人长安，赤眉军立牧童刘盆子为帝。更始帝在自感不是赤眉军对手的情况下，只得奉玺投降。后来，刘盆子又献玺于刘秀，刘秀重建汉王朝，此玺又传于东汉诸帝。
东汉末年，奸臣董卓擅权作乱，天下豪强在袁绍、袁术率领下合兵讨伐董卓，洛阳城一片混乱，董卓见大势已去，便弃城逃往长安。当时在袁绍帐下任大将的孙坚率兵驻扎于洛阳城南一座宫殿中，到半夜时分，只见一口井内闪现五色光环，孙坚甚感惊奇，便命士卒点火把下并打捞，不想却捞出一具女人的尸首，颈下戴一锦囊，打开一看，内有朱红小匣，用金锁锁着，启开小匣，里面有一玉玺，上有篆文八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旁缺一角，以金镶补。孙坚马上意识到这就是被历代统治者视作权力象征的“传国玺”。在惊诧之余，便做起了登基的美梦。有些意外的是，孙坚手下有一位士兵与袁绍是同乡，将此事报告了袁绍，袁绍正有磐越帝位之心，当然想攫取“传国玺”。他令人立即扣押孙坚的妻子以要挟，孙坚被逼无奈，只得交出玉玺。后来，袁氏兄弟在与曹操争霸中败死，“传国玺”又归于汉献帝。
东汉亡后，“传国玺”归于曹魏和西晋。此后，北方陷于五胡十六国的分裂动荡局面，“传国玺”儿经辗转，又落入东晋征西将军谢尚之手，谢尚把它献给了东晋朝廷。此时，各地又出现了儿颗私制的玉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