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面的事务按照事先的设想和要求处理妥当后，麦英豪向北京方面作了阶段性的电话汇报。9月1日，社科院考古所所长、考古大师夏邪同副所长王廷芳以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沈竹等3人飞往广州，对发掘现场作了视察，同时听取了麦英豪、黄展岳、杨式挺3人的详细汇报以及下一步的工作方案。夏鼎等领导对第二道石门作了具体勘察后，对发掘队作出的设法打开石门进人室内清理的方案给予了肯定与支持。考古队决定请在石料的开采利用和破解方面具有实际操作经验的广州市园林局打石工程队人员前来协助，以便尽快开启石门，投人清理工作。
9月19日，广州市园林局打石工程队队长陈日荣接到求援的电话后，率领两名队员很快赶到象岗发掘工地，与考古人员共同商讨打开石门的办法。陈口荣经过现场勘查，发现西边那扇石门的上轴处有一道裂痕，凭着多年的采石经验，他立即感觉到如果巧妙地借用裂缝的缺陷，这扇石门便不难打开，其具体操作方法是：在这扇门下的砧石底部慢慢掏挖，随着掏坑的加深，沉重的石门板必然随之下沉，由于石门的上轴处已经断裂，下沉后的石门板就会脱离石轴成为一块孤板，随时可用起重机将其安全吊离现场。只要这扇石门板吊离，另一扇也就随之打开了。陈日荣提出的设想在经过众人的论证后，认为值得一试。
9月20日，麦英豪开始让人在砧石底部慢慢掏挖，陈日荣不愧是采石方面的行家里手，他的设想果然奇妙，随着掏坑的加深，巨大而沉重的石门板开始下沉，当掏坑加深到一定程度后，西边的那扇石门发出“嘎吱”一声轻微的响动，随后完全脱离门轴而成为一块孤板。众人望着眼前的一切，无不为之振奋，随着一阵欢呼声，大家七手八脚找来麻袋对石门进行捆垫，然后再缚上钢丝绳以便吊离，随着起重机几声沉闷的轰响，石门板被吊离现场。一个让考古人员困惑了十天一l一夜的难题迎刃而解，第二道石门轰然洞开了。
墓主棺樟今安在
石门打开后，考古人员按照各自的分工陆续进人后室。只见整个后室是由一个较大的厅堂和三个小型的内室组成。厅堂居中，三个小型内室以厅为中心，分左、右、后三面环布，且都有过道和厅堂相通，整个格局如同现代居房中的三室一厅。经测量和勘察，厅堂内长4。84米、宽1 。84米、高2。3米。从室内结构和散乱的随葬品观察，这里应是墓主人棺撑存放的地方。考古人员把厅堂定为主棺室，其他3个小型内室定为东侧室、西侧室和后藏室。在主棺室东、西两侧石墙上平铺的石板有3块已断裂掉下，断裂口与墙壁齐平，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乃是由于墓穴上方填土的重压所产生的剪力作用所致。考古人员还发现，在主棺室西墙间上有2块石板断落下来，其中最大的一块长达1。66米，掉落在主棺室与西侧室的中间过道上。经推断，这块巨石沿墙头成直线断开后，在落地时又折为两半再开裂成两片，一片压在棺撑的一个铜铺之上，另一片压在棺停的腹部位置。除此之外，还有几块巨石以及碎裂的小石块散落在主棺室的周围并将一些随葬器物砸坏。
当测量、绘图、照相、录像等例行的前期工作完成后。接下来要做的事项就是对室内断石碎块予以清理。由于其中几块断石较大，墓室又相对狭小，单靠人力难以将断石直接搬出墓室，考古人员便在主棺室前端铺上两行厚木板，上面再铺放几根圆木棍作移动器械，由几人合力将墙壁上掉下的断石搬人圆木棍之上，慢慢移出室外。所有的石块被移走后，考古人员又利用先前白荣金发明的悬空发掘的办法，沿着墙根清理出几个对应点，叠砌起几个砖座，架上横杭，再铺厚板，搭成一个悬空的工作平台。当这一切做完之后，对主棺室那具有非凡意义的清理工作正式展开了。
通过较为详细的观察，大家发现，整个主棺室随葬器物的分布是：墓主的棺停位于主室正中，四周分别摆放着质地不同的随葬器物。贝占近东墙的地方置一座漆木大屏风，这座屏风将主室通往东侧室的过道日遮挡起来，不过此时屏风的漆木架早己朽毁，原来各转角处的铜包角构件都掉落在石墙脚下。后经考占人员麦英豪等人复原后得知，这座屏风正面分为正上间与左右间，其中左右两间的宽度与正间相同，正间设两扇屏门可向后随意开启，两侧各有一页翼障，用有转轴的折叠铜构件相连，可作卯度启合，形成一座平面为“门”形的漆木围屏。从遗存的迹象看，屏风上的铜柱顶饰和支撑、托的构件全部是拆下或砍凿下来以后，又将这些器物堆放于东墙北端转角处的。由此可以推断，当初下葬时，此室的安置顺序是：先将东侧室和西侧室陪葬的棺具及随葬器物安置停当，再把众多的器物放人后藏室，然后放置了这座漆木屏风。由于屏风过于庞大，墓室的空间难以安置，负责葬仪的人在匆忙中开始对屏风削头去脚地予以砍削，直到屏风安置妥当为止。当屏风安置完毕后，最后才将墓主人棺荐抬运进来。
考古人员发现，存放于室内正中位置的棺撑早已腐朽不存，根据所遗留的一部分板灰痕遗迹及原钉嵌在撑板上的6个大铜铺首的出土位置，以及棺梓内随葬器物的排列情形看，可以大体推知棺撑入葬时的状况。
那6个大型铜铺首的排列顺序是前后两头各1个，两侧各2个，位置相互对应。铺首的大小造型及纹样均相同，其状为双口圆睁，粗眉上扬，张开的大口与面颊同宽，口中上齿毕露，缺2个犬齿：上鬓及两嘴角鬓皇上卷。两耳作卷云形，末端向内卷曲，鼻梁呈三截凸起，额顶中凹，其卜加一卷云纹饰。顶端两侧的发式呈绞索形，末端向内卷曲。齐头宽大的鼻子衔一粗壮铜环，环径达14。5厘米，圆环铸出3组带饰。带的末端呈穗状下垂，其上饰浮雕式卷云纹，在每组带饰卜还残留有裹扎着的宽幅丝带。整个铺首通体奕金，眉间和上眼睑用黑漆勾画出线纹，两眼涂黑漆，只是因年深口久，黑漆大多已脱落，只有残留的斑点隐约可辨在铺首的背面横出一个方柱形插掸，长8，5厘米，插桦的表面留有松木痕迹—由此可知，这6个大铜铺首原是分别钉嵌在探漆的外梓壁板上，原撑板的厚度应在10厘米以上。
从s个铜铺首的出土位置看，右〔西）侧的2个相距r。｝米。成一直线排列，这说明2个铜铺首从掉壁板坠下后，基本上保持在原来的平面位置，没有偏移的迹象，两者与棺内布列整齐的遗物之间留有约20厘米的距离—以此可以推断，这应是棺、掉两侧璧板的厚度。
与右（西）侧的z个铜铺首排列顺序不同的是，左（东）侧的2个铜铺首位置却出现了大幅度倾斜，其中南面的一个与右（西）侧的一个相对，紧贴在棺内左侧5把铁剑的末端，当中没有空余的缝隙，可见这个铜铺首明显不在棺外而是压人了棺内。与此相反的是，位于北面的一个远离棺内遗物0。5米、斜倒在屏风的铜构件脚下。这个反常的现象向考古入员无言地表明了墓穴深处那悄然发生的一幕：当东墙头的石板由于受到外界强大的压力而断裂掉下时，正好碰撞在外撑左边及屏风上，石块强大的撞击力使本已腐朽的壁板立即散裂开来，致使原本镶嵌在撑壁上的铜铺首也随着掉落下来，其中北面的一个倒在屏风脚下，南面的一个斜向棺里扑倒。与此同时，外撑的两头挡板也在巨大的重创下分另晌内扑倒，身上镶嵌的铜铺首跟着掉落于撑内的“头箱”和“足箱”盛放的随葬物之中。
尽管此时墓室内棺撑早已腐烂如泥，但尚可见到遗留下来的部分残漆皮，在考古人员采集到的10余片漆皮中，保留最大的一块约有巴掌大小。仔细观察，发现漆皮为黑漆地，分别用绿、黄、朱三色绘制成流云图案。据此可以推知，整个外撑的四周壁应全部由彩绘纹饰装饰而成，遗憾的是随着棺梓的腐烂，彩绘图案的形状已无法知晓了。根据棺撑腐朽后残留在左（东）侧的一条比较清楚的板灰线痕以及两个外撑铜铺首相距0 。9米的现象推知，墓主人的外停长约3 。3米，宽约为1米，由于外撑的高度无遗留残痕可作参照物，故无法推知其高度。从棺停内遗物的分布位置和左侧棺掉板残留的灰痕推断，内棺的两壁与外撑板之间不会留有多少空隙，两者几乎是紧贴在一起。另外从两侧和头足间随葬器物的分布位置测知，墓主的内棺长约｝。2米、宽约Q。｝S米，其高度仍无法作出较为准确的推断。
当棺撑的情形大体弄清之后，考古人员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室内散乱的随葬品上。通过洋细观察，得知室内器物散乱不堪的原因主要来自断石的打击。由于最初停盖面上和撑内前后两头都放有随葬物，当两边墙壁断裂的大石块掉落后，撑盖板受到撞击，结构开裂，原置于撑面上的器物便被抛离开来，这个现象最为明显的例证是：原来撑面的四角处每角放置一块玉璧，位于南端两角的两块，其中一块被抛落到屏风脚下，所幸考古人员发现时还完好如初，面另一块则被抛压在一个铜铺首的下面，早已碎裂。与此相对应的北端的两块，其中一块被抛于棺内左侧5把随葬铁剑的上方，已碎裂成6片，璧片上还意外粘有屏风中门的朽木，门板上的铜包角构件也掉落到璧旁。这一现象进一步表明，当落下的巨石砸开外撑左壁护板的同时，同样受到撞击的屏风，其中一扇中门板也随之倒在棺撑上。当门板腐朽后，上面的包角构件便随着落人撑内。就在这次巨石的撞击中，另外一块玉璧也被抛出，最后落到外撑前头的右侧处，破裂为3片。
玉器之最
尽管外撑和内棺的左右侧壁是紧贴在一起的，但棺撑的头足两处却留有较大的空间，用以存放随葬品。其中棺的头前留有约O。5米X1米的空间，形成外椁的“头箱”，棺的后部约有0。4米X1米的空间，形成外梓的“足箱”。在“头箱”内分左右平置两个大漆仓，位于右边的漆仓盛满珍珠，珍珠上面叠置了7块大玉璧。由于漆食朽烂，里面的珍珠散落满地，使原本压在上面的大玉璧也向棺内发生了倾斜倒塌，左边的漆仓同样朽烂不存，只有里边盛装的有钻凿痕迹的龟板尚可分辨。
除两个漆奋外，考古人员还在“头箱”和“足箱”里，分别发现了一批精美的玉器和陶璧，其中有青玉角杯、镶玉盖杯、青白玉盖盒以及青白玉带钩、嵌宝石的银带钩、铜带钩等珍品。值得庆幸的是，这批精美绝伦的珍贵器物，虽然经历了坠石的撞击和棺撑倒塌崩裂的灾难，但都完好如初，静静地伏卧在墓穴深处2以X）余年，一直等到重返人间这一时刻的到来。
玉器是以各种玉石原料，经过采矿、选料、画样、锯料、做坯、打钻、做细、抛光、刻款等工序制成的玉石制品。在世界范围内，玉石的产地遍布欧洲、亚洲、美洲及新西兰等地区。据史料记载，在欧洲部分地区和中国）“’阔的土地上，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即开始以玉石制作简单的工具，当时人们常把质地比一般石材更细腻坚硬、色彩绚丽斑斓的彩石视为宝物，并赋予这些充满神秘感的“美石”以信仰的崇拜功能。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要加工这些“美石”特别不易，所以琢制成型的“美石”就越发显得珍贵，这是人类对玉的最初认识。
在古代，中国是盛产玉的大国，因此被称为“玉的国家”。在新石器时代，人们普遍使用磨制工具，生产技能较之旧石器时代有了重大妞跃。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中国最旱的玉器出现于距今7仪刃年的新石器时代。在河姆渡文化、大演口文化、良诸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遗址中，均出土有精美玉器。从玉器形制之奇巧、工艺之精美、选料之准确来分析，当时的玉器制作和使用己比较发达。到了殷商晚期，即公元前l｝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中国的玉器制作已达到了成熟时期，从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755件玉器来看，其中有多件是精美的艺术品。
周代是中国古代礼制最兴盛的时期，所谓“礼制”，就是从王侯到平民在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行为规范准则。人们平时的衣、食、住、行，乃至婚嫁丧葬，都有严格的礼制约束，礼仪在当时被认为具有“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的功能。当这种礼制反映在用玉制度上的时候，便出现了一系列礼玉，这些礼玉形制不同，用途各异，名称繁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璧、圭、琼、璋、唬和磺，合称为六瑞。这6种玉器组成了中国古典玉器的核心，在传世的汉碑上尚可见到这6种“瑞玉”的图形。
玉璧是“六瑞”中出现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礼玉。这种器物的特点是圆形扁平，中间有一圆孔。新石器时代江浙地区的良绪文化墓葬中，就出土了大量玉璧，这些玉璧都没有纹饰，尺寸大小及随葬数量也没有统一的格式。玉璧往往被成批地放置在墓主身旁，有的学者认为它们可能与财富观念和祭祀有关，其形状大概源于纺轮或圆环形石斧，也有人认为玉璧的出现与祭天有关，反映了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值得注意的是，从战国晚期开始，玉璧被用于为死者硷葬，铺垫在死者的胸前和身后，作为葬礼用器之一。丧葬用璧主要是一种兽面纹璧，狰狞的兽首，大概有驱鬼避邪之意。
两汉时期，迷信俄纬与厚葬之风盛行，玉璧更成为人们日常礼仪中不可缺少的信物。汉代以后，玉璧的使用逐渐减少，除各代皇室仍用子祭祀外，民间已罕见其物。
综观玉璧的发展史，曾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鼎盛、衰落的时期，而在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几乎都有不同的故事流传下来。当然，流传最广的便是那件价值连城的被誉为“天下所共传之宝”的和氏璧的故事。这个故事产生于玉璧鼎盛时代的春秋时期，说的是有一个名叫卞和的楚国人，在楚山中偶然找到了一块上等的玉璞，为了表示忠君之心，他便把这块玉璞献给了楚厉王。玉璞是天然玉料，如果不经锯割，外表看上去同普通石块没什么区别。楚厉王找来玉工鉴别，不知这玉工是出于嫉妒之心还是无知，竟认为卞和所献的是一钱不值的石头而非玉璞。厉王闻听大怒，认为卞和以这种恶作剧的方式有意欺君，便下令砍去他的左足，同时逐出国都以示惩罚。厉上死后，楚武王继位，那个卞和仍痴心不改，父将玉璞献上，玉工仍鉴定为石头，武工盛怒之下，又以欺君之罪砍去了他的右足。又过了儿十年，武王之子文王继位。这时卞和又想献宝，无奈已是风烛残年，双足被砍去，行动不便，于是怀抱玉璞在楚山之下痛哭了三天三夜仍不停止，直至流尽眼泪而溢血。文王听说后，很感好奇，便派人问卞和：“天下被削足的人很多，为什么你却哭得如此悲伤呢？”卞和答道：“我并不是因削足而悲伤，而是因为明明是宝玉却被误认为石头，忠贞之士被当做欺君之臣，是非颠倒，黑白不辨啊！”文王听了这段话，就命令玉工剖开玉璞以辨真伪。当玉璞剖开后，果然得到一块无瑕的美玉。为嘉奖卞和的忠诚，文王特将此玉命名为“和氏之璧”。
当然，以上所说的’‘璧”，与六瑞玉之一的璧概念不同，而是美玉的通称。楚文王获此美玉后舍不得雕琢成器，而是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