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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甲的编制，按甲片特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扎甲。如杨家湾陶俑所示，系由共排至五排长方形甲片制成。其中屯排甲的扎甲特别长，至少为20一3O厘米，防护部位仅限于胸背，故此种甲还比较原始；四五排甲是在前一种基础上发展而成，防护部位扩大，身甲下延至腰下，肩仁加有披膊，其腰下和披肩均为活动编缀。第二类为鱼鳞甲。主要由中小型甲片编成，精工细作，防护能力更强。这类甲在杨家湾汉墓中仅出一例，说明此种甲可能只有将领才有。刘胜墓所出，比杨家湾的更精细，是这种甲的代表。以上甲制反映出西汉时期甲片由大型向中小型变化，由扎甲向精密鱼鳞甲过渡，由仅仅保护上体进而扩大到保护其他部位的发展趋势。
随着战争的需要和进攻性钢铁兵器的发展，对恺甲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且从着装角度要求，不仅要坚固合体，还要整齐划一，这些要求对恺甲的改进无疑会起到促进作用。正因为如此，西汉时期恺甲生产技术逐渐达到了成熟阶段。从出土的同类甲片看，无论形状、尺寸、穿孔部位都比较一致。生产一领恺甲，所用甲片大小相差不大，这表明恺甲生产已向规格化、标准化发展。
东汉时，恺甲又有了新的发展。就防护部位而言，除西汉已有的身甲、披膊外，护头的兜黎、护颈的盆领、护腿的腿裙等都已出现，进一步强化了防护效能。制甲材料，也由西汉的块炼铁发展到东汉的百炼钢。东汉陈琳在《武库赋》一文说：“恺则东胡胭巩，百炼精刚”，就是恺为百炼钢制品的生动写照。
魏晋南北朝时，甲制进一步发展，种类也随之增多。诸葛亮曾有《作钢恺教》流传后世，文中有“较作部皆作五折钢恺、十折矛，以给之”的句子，这说明当时以炒钢为原料制甲比较普遍。而甲的种类，从曹植《上先帝赐臣恺表》可知，当时有黑光恺、明光恺、两当恺、环锁恺、马恺五种。据研究者分析，黑光恺可能是本色铁恺，即汉代所谓“玄甲”，其他几种属新式恺。这后四种虽然在当时还不普遍，但自此始，逐渐成为两晋南北朝流行的主要装备。
唐代，甲的种类已达到了十三种，据《唐六典》记载：“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细鳞甲，四曰山文甲，五日乌锤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皂绢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日皮甲，十有一日木甲，十有二曰锁子甲，十有三曰马甲。”可见甲的种类和形式已蔚为壮观了。
到宋代，在继承唐代甲胃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形成较完整的系列。《武经总要》载仁宗时期的五种甲制，每种包括头黎、顿项、披膊、身甲、腿裙、鹊尾等六部分。以步人甲为例，头黎为覆钵状，上插长缨，下缀顿项；身甲和甲裙，由十二排甲片缀成，胸背甲从肩上系连，腰腹甲从背后系连；甲身上缀披膊，两片披膊在背后连成一体，用带系结颈下，膝裙下面接两片吊腿。从文献记载中还可得知，当时甲分长短三等，以人的身材大小给之。政和兰年（1113年），姚古上奏更定军器，规定此前每甲二副拆作三副，说明北宋晚期甲制已出现了轻型化趋势。但到南宋时，面对重装骑兵的女真族军队，又恢复推行重甲制。如张俊造甲，“凡黎甲一副，率重四十有九斤”，军器所造甲，“全装四十五至五十斤止”，可见当时推行的是全装重甲。乾道三年（1167年）王琪进三色甲，有枪手甲、弓箭手甲和弩手甲，表明当时已由北宋步骑两种甲制发展成四种，正如《宋史·兵十一》所言。“甲之武，有四等”。
明代甲胃种类较之宋代又有增多，且形制完备。仅头盔，见于《明会典》的就有二十七种之多，其中钢铁盔占多数。至于明代的甲，名目就更加繁多了，如红漆齐腰甲、水磨齐腰甲、水磨柳叶钢甲、水银摩擎长身甲、鱼鳞叶明甲、匙头叶明甲、反动抹金甲等。从甲的长度来说，有长短两类。从甲的构成来说，上身有胸背甲、腰圈、臂缚、腕甲等；长甲下身还有甲裙、甲裤和甲靴，可见防护部位比过去又有所扩大。其中将领所用铁甲，甲片多呈“山”字形或鱼鳞形；士兵铁甲，多为钢丝编缀的连环锁子甲，既轻巧又坚固。此外，明代还有棉甲、绢甲、藤甲，前两种以棉布或丝绸为甲面，在上面钉缀甲片；后一种以藤浸晒后编成，主要在南方使用。
清代甲胃，与明代有所不同。《清会典》载头盔十三种，甲制七种，均以铁制为主，其次者，胃有铜、皮、棉，甲有棉、绢。清亲王贵族均着铁甲，以绸缎为表里，中敷铁叶，外部钉以金或银或铜的钉子。一般军官和士兵，均着棉甲，以绸表布里，中敷棉，外布白铜钉。自清中叶以后，由于火器的广泛使用，甲胃被迫退出战争舞台，成为一种演习校阅的装饰性装备。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可知，象岗山古墓西耳室发现的这副恺甲，自然属子汉代的器物。至于此甲的甲制属于什么形体，由于恺甲的四周粘附许多残乱零碎的漆皮和丝织物，使恺甲模糊不清，一时尚无法作出准确判断。不过从现场稍作清理得知，此件铁恺甲整体纵向卷曲呈筒状，南北向，领口朝南，底缘向北，甲体自右后身侧边起始向外卷绕两周半，放置向上的一面为恺甲之前身右侧、从周围残存的器物遗痕判断，这副恺甲人葬时是外裹草席置于墓中的，如此珍贵的器物用一张草席包裹就匆匆掩埋于地下，不知当时主持殡葬的人是出于怎样的考虑。由于当初包扎不善，加之长期受墓中阴暗潮湿等不利环境影响，恺甲的甲片锈蚀得极为严重，有些编连部位松动断裂，致使局部甲片散乱开来。面对此情，白荣金根据满城汉墓出土铁恺甲的经验，提出了用两块薄铁板自两侧插入，然后将恺甲整体托出的提取方法。这个方案得到考古队领导人以及众多队员的认可，铁恺甲很快被整体取出了墓室。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此墓发掘完成半年之后的1｝8r年春，经多方商定，决定将在西耳室发现的这副铁恺甲装箱运至北京，由考古所技术室和厂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共同进行清理复原。参加人员由早在十几年前因修复满城汉墓出土的铁恺甲而一举成名的白荣金挂帅，另由冼锦祥、李卫华、冯兆娟、王影伊等人协助。这项工作从4月下旬开始至5月下旬止，用了一个月时间方才完成。清理工作中，白荣金等人对于甲体表里两面暴露部分的诸种痕迹与现象作了仔细的观察和分析，并将妨碍考察的部分表面附着物—漆皮、朽木痕、席痕及土垢等作了适当的清除。由于此甲左右肩片保存状况不佳，残散较甚，给复原工作带来一定难度，白荣金等人根据散片的叠压情况、组编重叠痕迹、系带位置、断口、包边等特点，通过逐块逐片的编号，反复进行分析判断，复原出了两个完整的肩片。
由于此前白荣金已做过满城汉墓出土铁恺甲的清理复原工作，积累r丰厚的经验，又加之儿十年来他对各地出土的恺甲饰件以及披甲陶俑实物作过多次观察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恺甲结构和甲片组合的通用规律，使他在未将象岗山古墓出上的恺甲全部拆开的情况下，通过观察和分析，清楚地了解了其结构和编连情况。这副恺甲的组合关系大致可分为9个部位块，其中前身包括胸片、腹片、右前侧片和左侧片4块；后身包括后背上段、后背下段和右后侧片3块。此外，左右肩片各1块。整个恺甲的特点是无立领、无袖、无垂缘，形状近似平时人们身穿的坎肩，只是领口前低后高呈长方孔状，前身片较短，后身片较长，其中前后身片的下段左侧相连，右侧对应处则为敞开式，可叠合后系带连定。在恺甲肩部及底缘等一些部位，残存有以锦类织物包边的痕迹。至于这些织物的本来颜色，由于铁锈的侵蚀则很难辨别了。
复原后的恺甲，据测算共有709片铁甲片，用丝带穿结成型，恺甲通高为58厘米、胸围102厘米。
毫无疑问，象岗山古墓出土的这副恺甲，当为墓主人生前所穿，此甲结构较为简单，没有袖和垂缘，当属轻型铁甲，这种恺甲适合气温较高的南方地区配用，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这件铁恺甲的发现，对了解西汉时期南方鱼鳞甲的原始式样，以及与中原地区恺甲的差别，提供了一件极为可贵的标本。除此之外，部分甲片上以丝带编饰出菱纹图案也很有恃色，这与咸阳杨家湾汉墓中彩绘武俑恺甲上装饰的菱纹图案极为相近，由此可见这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共性，同时也反映出制作程序的大同小异。当然，整副恺甲甲片的加工锻制略欠规整，甲片的组编材料不是麻绳而是用丝带，也较特殊，这明显有别于满城汉墓墓主中山王刘胜的铁甲，而与湖北擂鼓墩战国皮甲相同。从甲片的编联方式较为多样化来看，这又与秦俑恺甲上甲片的布列方式相同。从右胸与右肋系带开合的形式来看，此甲也保存和沿袭着秦甲的一些遗制。
就总体而言，象岗山古墓出土的这副铁恺甲，在中国几千年甲胃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神奇的丝绸纺织工艺
当铁恺甲被完整地移出墓室后，考古人员便集中力量进行丝织品的清理。
西耳室众多的随葬器物，大都用丝织品包裹，约在2。8平方米的范围内，还有整批的丝织物散乱地堆放在室内的西侧。丝织物的表面有残破的木板和竹筒、草筒的残片等遗存。这表明丝织物人葬时是盛放在木箱或竹筒之中的。经测量，这堆丝织物的碳化堆积厚度达扮一3O厘米，据此估计原丝织物不少于100匹。如此众多的丝织品能够一次出土，这在岭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考古史上是少见的。遗憾的是，这堆多层叠放的丝织物，几乎全部碳化朽毁，其质地松软，色泽变深，毫无韧性，若用手指轻轻触及即成粉末。所幸的是，织物的组织、结构还比较清晰，印染的花纹、色泽还可以通过仪器分辨出来。更为可贵的是，考古人员在丝织品的一边发现了与印染有关的工具。这批丝织物以及印染工具的出现，为后人研究中国纺织业特别是岭南地区纺织业的历史与发展过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证据。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丝绸发源地，其育蚕、缥丝、织绸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192年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半个用刀切割过的蚕茧，茧长15。2毫米，宽7。1毫米。这表明在50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开始驯养桑蚕了。大约到殷周时代，野蚕已开始改由室内饲养，这就是说，野蚕已开始驯养为家蚕。建国后，考古工作者在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浙江吴兴县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又出土了一批4700年前的丝织物。经过科学鉴定，证明这批丝织物所用的原料为家蚕丝，织造技术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
至于中国养蚕技术始于何时，从流传至今的典籍看，较早的要算《夏小正》中的三月“妾子始蚕”，“执养宫事”的记载。关于“宫事”二字，据南北朝时候的皇侃解释即指蚕室。把养蚕业列为要政之一，可见当时桑蚕业已经有相当的规模。养蚕需桑，《夏小正》中的“摄桑、委扬”以及《诗经·七月》中的“蚕月条桑，取彼斧折，以伐远扬，猜彼女桑”，都讲的是桑树整枝的事。商代甲骨文中有原始织机的象形字，据专家考证，这是一种原始的“踞织机”。这种织机至今还在我国某些边远地区使用着，海南岛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黎族妇女，就是使用这种古老的织机织造黎锦，她们织造时上身和两腿呈90度的姿势席地而坐，双脚直蹬机前横木，经面绷排于横木与腰带之间，用挑花刀按脑中预想的纹样在经面上编花，织人不同的色线纹纬。这种工具虽然简单，却可以织出美丽动人的彩锦。1950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器上，发现了粘附其上的受铜锈渗透而保存下来的丝绸残片。经过科学分析发现，其中有的是采用水平很高的纺织技术织成的菱形纹的暗花绸，即“文绮”。这说明此时织造这种织物的织机已经有了很大进步，而且有了提花装置。
大约从商周时代开始，政府中已经设有专门管理织造的官员。据《周礼》记载，周代有“典丝”之职。丝绸的品种也大为增加，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增、帛、素、练、纨、缟、绢、绮、罗、锦等。在织造方法上，既有生织、熟织，也有素织、色织，面且有多彩的织物“锦”。河北革城台西村商墓出土的一批铜器中，有一件铜触上残留一些丝织物的痕迹，能辨认的有五个类别，即纵、绢、纱、罗、当。丝织品的织法也日益繁复精致，除平纹以外，还出现了斜纹、变化斜纹、重经和重纬组织及提花技术。瑞典远东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中国商代青铜械，上面粘附着平纹底上加织菱形花纹的提花丝织物的痕迹。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铜器和玉器上，也粘附有丝织物，其中一件为平纹底，上织斜纹花、回纹图案，每个回纹由25根经线、28根纬线组成。回纹的外围线条较粗，自然地成为一组几何纹骨架，图案对称、协调，层次分明，做工精巧。该实物再一次说明当时已经具有多综片的提花机，能够织出复杂华美的提花织物。这种提花技术的应用，是中国古代在世界纺织技术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
正因为有了以上的纺织技术，早在公元前5、6世纪，中国美丽的丝绸就传到了欧洲，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月护王的一位大臣在《政论》一书中，就记载了公元前4世纪中国丝织品向印度运销，印度商人又把它运到欧洲的事。那时希腊、罗马等国以古代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专作贩卖丝绸生意的部落“赛里丝”代称中国—即“丝国”之意。一位罗马作家曾赞美说：“丝国制造宝贵的丝绸，它的色彩像野花一样美丽，它的质料像蛛网一样纤细。”据考证，“赛里丝”名称应当与“丝”、“绮”等与丝绸有关的汉语发音有关，西方人知道赛里丝的时间最早约在公元前5至前4世纪，据说公元前416一前398年，在波斯宫廷做医生的希腊人泰西阿斯最早提到赛里丝的名称。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在东征时，于公元前329一前323年间直抵阿姆河上游叶赫什河旁的霍阐，在今阿富汗境内筑有巴尔克城和希拉特城，在那里征伐的亚历山大部将尼亚科斯和奥尼西克里特当时就已知道，再向东行进便是赛里丝了，正当这支大军欲继续东征时，偏偏亚历山大病重，这些东征的希腊军人，不得不退至西亚地区，从而失去了了解中国的良机。生于公元前130一前87年间的阿帕洛杜勒斯曾记述说：巴克特里亚欧多台墨王的领土在公元前201年已扩展到了赛里丝，不过所见的赛里丝人碧眼红发，或许都是西域人。根据各种传闻，西方人开始在他们的著作中描绘中国，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地理学家兼历史学家斯特拉邦在其17卷的《地理书）中称中国人“将亚麻皮弄细而制成丝绸”。同一时代的罗马诗人维吉尔（公元前70一前19年）在其《农耕赋》中说：丝是某种树叶经过梳理后采集的细线。许多西方人甚至想象赛里丝人长寿，每人可活200岁以上。
许多年过去了，经过坚持不断地打听，欧洲人终于得知，丝是一种从树上采来的“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