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他何以敢在解密日颁布之前私自将阿炳故事告诉我？我思忖，大概他在当时已经知道即将有解密日之事，而且阿炳的事情必在头批解密的名单中。事实也是。所谓艺高胆大，他是艺高胆大——站得高，看得远。他时处701众人之上，比众人先知早觉一些内情秘事，实属正常。但以我之见，这不会是他急冲冲给我讲阿炳故事的决定性理由，决定性理由也许是没有的，倒是有两个可以想见的理由：一个，他是阿炳故事最直接的知情人，自然是最权威的讲述者；另一个，我怀疑他对自己的命数充满不祥之虑，担心某一天会说走就走，所以便有“早说为妙”的心计。他后来果然是“说走就走”的，夜里还好好的，还在跟人打电话，说往事，一觉睡下去，却永远瞑目不醒。现在，我重述着他留下的故事，有种通灵的感觉。
下面是老人的口述实录——
疯狂的52个小时
我去世已久的父母不知道，我以前和现在的妻子，还有我三个女儿包括女婿，他们也都不知道，我是特别单位701的人。这是我的秘密。但首先是国家的秘密。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秘密，秘密的机构，秘密的武器，秘密的人物，秘密的……我是说，有说不完的秘密。很难想像，一个国家要没有秘密，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也许就不会存在了，就像那些冰山，如果没有了隐匿在水下的那部分，它们还能独立存在吗？有时候我想，一个秘密对自己亲人隐瞒长达几十年，甚至一辈子，是不公平的，但如果不这样，我的国家有可能不存在，起码有不存在的危险，不公平似乎也只有让它不公平了。
秘密不等于见不得人。在我秘密的一生中，我从没干过见不得人的事，我的单位，你知道，它不是什么恐怖组织，而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机构，主要担负无线电侦听和破译任务。要说这类机构任何国家和军队都有，所以它的秘密存在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真正秘密的是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人员编制、工作手段及困难和成果，等等，这些东西打死我也不会说的，因为它们远远比我的生命重要。
在我们701，大家把像阿炳这样的人，搞侦听的人，叫“听风者”。他们是靠耳朵吃饭的，耳朵是他们的武器，是他们的饭碗，也是他们的故事。不用说，作为一个从事侦听工作的专业机构，701聚集了众多在听觉方面有特别能力的人，他们可以听到常人听不到的天外之音，并且能够识别声音中常人无法识别的细微差别。所以，他们的耳朵常常被人誉为“顺风耳”。顺风耳是跟着风走的，风到哪里，他们的听觉就跟到哪里，无音不闻，无所不知。然而，在1969年的那阵子，我们一双双顺风耳都被对方捂住了，一个个都成了有耳无闻的聋子。
事情是这样的，这年春季，由我们负责侦听的苏联军方师旅级以上单位的无线电系统突然静默了52个小时。这么大范围，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电台，无一例外的处于静默，这在世界无线电通讯史上是创下记录的。如果说这是出于战略需要，那么这种军事谋略也是破天荒的，与其说是军事谋略，倒不如说是疯狂行为。想想看，这52个小时会发生多少天下大事？什么天下大事都可能发生！所以说，对方的这一招绝对是疯狂透顶的。
然而，他们这次耍疯狂的结果是当了个大赢家，52个小时静静地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是第一赢，可以说赢的是运气。还有第二赢，赢的却都是我们的血本。就在这52个小时期间，他们把师旅级以上单位的通讯设备，上下联络的频率、时间、呼号等等，统统变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偷偷摸摸十多年来苦苦积攒起来的全部侦听资料、经验和手段、技术等等，一夜间全给洗白了，全等于了零。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甩得远远的，一时间，我们所有的人员、技术、设备等都形同虚设，用我们行话说那叫：701瞎眼了。
想想看，在那个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的年代里，这有多么可怕！
我们不喜欢打仗，但更不喜欢被动挨打
事情层层上报，最后上面传达下来一句话：我们不喜欢打仗，但更不喜欢被动挨打。
这意思很明确，就是必须改变这种局面。
然而，要指望701在短时间内改变局面显然是不可能的，迫不得已，总部只好紧急启用地面特工，即行动局的人。但这样获取情报的风险太大，而且截取的情报相当有限，只能是权宜之计。要彻底改变局面，除了让侦听员把失踪的敌台找回来，没有第二个办法。为尽快找到失踪的敌台，701机关临时成立了一个办公室，专门负责四方奔走，招贤纳才。办公室由701头号人物钱院长亲自挂帅，四号人物吴副院长（兼监听局局长）直接领导，下面有7个成员。我就是成员之一，当时在监听局二处当处长。
在总部的协助下，我们很快从兄弟单位抽调到28名在侦听界享有声誉的专家能人，组成了一支“特别行动小组”，每天在茫茫的无线电海洋里苦苦搜索，寻觅失踪的敌台。我们的努力是双倍的，但收获并不喜人，甚至十分令人担忧。特别行动小组，加上701原有的侦听队伍，浩浩荡荡数十人，每天24小时忙碌，一个星期下来，却仅仅在45个频率上听到了敌台的声音，而且都是转瞬即逝。
要知道，军用电台不像民用广播，后者使用的频率是不变的，而前者使用的频率少说是一天三变：上午一套频率，下午一套，夜间一套；三天为一个周期。这就是说，一个最低密度的军用电台，它至少有九套频率（3套×3天）。一般的军用电台通常有15或21套频率，至于个别特殊电台，它变频的周期有可能长达一个月，甚至一年，甚至没有周期，永远都不会重复使用频率。
据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对方师旅级以上单位至少有100部电台在工作。换句话说，我们至少要侦听到他们100部电台的声音，才能比较全面地掌握敌情，好让高层做出正确的战略部署。如果一部电台以平均18套频率计算，那么100×18=1800套频率。而现在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仅仅找到了45套频率，只有最起码要求的2。5％。以此类推，我们少说需要25个星期，即将近半年时间，才能重新建立正常的侦听秩序。而总部给我们的极限时间只有3个月。
很显然，我们面临的现实十分严峻！
招贤纳才
说来奇怪，虽然同在一个院子，他是大领导，我是小领导，要说应该是有交往的。但就是没有，怪得很。我是说，以前我还没有正面地接触过我们院长，钱院长，只是不经意地碰到过几次，点头之交，认识而已。给我印象是个子很高，块头很大，长相很英俊，但对人很冷漠，老是板着脸，不苟言笑的，像个已淡出绿林的武士。单位里的人都害怕他，怕他沉默中的爆发，有人甚至因此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地雷头头”，意思是碰不得的。这一天，我正在打电话，他突然气冲冲地来到我们办公室，进门二话不说横到我面前，抢过了我手上的话筒，狠狠骂道：
“我从半小时前就开始给你们打电话，一直占线，说，你在打什么电话，如果不是工作电话，我就撤掉你的职务。”
好在有我们吴局长作证，我打的是工作电话，而且就是联系侦听员的事，是最无可指责的，否则我这个处长就天上飘去了。由此可见，“地雷头头”真正是名不虚传啊。
平静下来后，首长（钱院长）对我们招贤纳才的工作提出质疑，认为我们老是在“圈子内”挑来选去，收罗到的或正在收罗的只是优秀的侦听员而已，而701现在更需要在听觉方面有过人之处的怪才偏才，甚至天才。他建议我们打开思路，走出圈子，到社会上或者民间去寻找我们需要的奇人怪才。
问题是去哪里找这样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找到这样的人要比找到失踪的电台还困难。
首长对我们提这种无理要求，让人感到他似乎已经有些失去理智。其实不然。其实他已打探到这样一个人，此人姓罗，曾经是国民党中央乐团的专职调音师，据说还给宋美龄调过钢琴，后者十分赏识他，曾亲笔赠他三个字：罗三耳。解放前，在南京，罗三耳的名字总是和蒋夫人连在一起。解放后，他改名叫罗山，移居上海，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走前，首长把这个人的联络方式，并同一本由总部首长（一位著名的领导人）亲笔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丢给我们局长，要求我们即刻派人去把“他”请到701。
我曾经在上海工作过几年，对那里情况比较熟。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们局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罗三耳
怀揣着首长恩赐的特别通行证，我的秘密之行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善待和礼遇，几乎在任何环节上我都可以做到心想事成，并被人刮目相看。只有一样东西无视了我，那就是不通人性的运气。是的，我有神秘的通行证，但没有神秘的运气。就在我来上海前不到半个月，我要带的人，罗山，或者罗三耳，这个混蛋因为乱搞男女关系事发，被当时上海市文艺界一位响当当的大人物送进了班房——罗把他闺女的肚子搞大了！
我想过的，如果仅仅如此倒也罢了，或许特别通行证还能帮我峰回路转。可问题是这混蛋的屁股上还夹着根又长又大的“罗三耳”的尾巴，这时候自然要被重新揪出来。新账老债一起结，他似乎料定自己难能有翻身之日，于是骗了个机会，从班房的一幢三层楼上咚地跳了下来。算他命大，没摔死，但跟死也差不多了。我去医院看他，见到的是一个除了嘴巴还能说话，其他可能都已经报销的废人，腿脚摔断不说了，从大小便失禁的情形看，估计脊椎神经也断了。
我在他床前呆了有半个小时，跟他说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我告诉他，我本来是可以改变他命运的，但现在不行了，因为他伤得太重，无法为我们效力——起码是在我们有限的极限时间内；第二层意思，我询问他，在他认识或知道的人中间，有没有像他一样耳朵特别好使的人。
他一直默默听着我说，一动不动的，像个死人，直到我跟他道过别，准备离去时，他突然喊了一声“首长”，然后这样对我说：
“过黄浦江，到炼油厂，那里有条黄浦江的支流，顺着支流一直往下走五里路，有一个叫陆家堰的村庄，那里有你要找的人。”
我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是男是女。
他说是个男的，名字他也不知道，接着又向我解释说：“这无所谓的，等你去了，问村子里任何一人都行，他们都认识他。”
瞎子阿炳
沿河而扎的陆家堰村庄，似乎比上海城还要古老，房子都是砖石砌的二层楼，地上铺着清一色发亮的石板和鹅卵石。下午两点多钟，我顺着陆家堰码头伸出去的石板路往里走，不久，便看见一个像舞台一样搭起的井台，一对妇女正在井台上打水洗衣。当我并不十分明了地向她们说起我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时，两人却似乎很明白我要找谁。其中年纪稍长一点的妇女这样告诉我：
“你要找的人叫阿炳，他的耳朵是风长的，尖得很，说不定我们这会儿说的话他都听见了。他现在肯定在祠堂里，你去那儿找他就是了。”
她伸手给我指了一下。我以为她指的是眼前的那幢灰房子，结果她说不是的。她又伸手指了一下，对我说：
“呶，是那一幢，有两个大圆柱的，门口停了一辆三轮车的。”
她说的是胡同尽头的那幢八角楼，从这儿过去少说有百米之远。这么远，他能听得到我们说话，那怎么可能是人？老美最新型的CR…60步听器还差不多。
我忽然觉得很神秘。
祠堂是陆家堰村古老和富足的象征，飞檐走角的，檐柱上还雕刻着逢双成对的龙凤和狮虎。古人为美刻下它们，如今它们为岁月刻下了沧桑。从随处可见的斑驳中，不难想像它已年久失修，但气度依然，绝无破落之感，只是闲人太多，显得有些杂乱。闲人主要是老人和一些带娃娃的妇女，还有个别残疾人。看得出，现在这里成了村里闲散人聚集的公共场所。
我先在祠堂的外厅转了一会儿，然后才步入里面的正堂，见里面有两桌人在打“车马炮”——一种在南方盛行的民间纸牌，还有一桌人在下象棋。虽然我穿着朴素，并且还能说一口基本能乱真的上海话，但我的出现还是受到四周人的注目。我转悠着，窥视着，指望能从中猜认出阿炳。但感觉都似是而非的。有一个手上吊着绷带的孩子，大概有十一二岁的样子吧，他发现我手上戴着手表，好奇地一直尾随着我，想看个究竟。我取下手表给他看，末了我问他阿炳在不在这里。他说在的，就在外面，说着领我往外面门厅走来，一边好奇地问我：
“你找阿炳干什么？”
“听说他耳朵很灵光是不是？”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看来你不是我们村里人。”看我点头后，他马上变得神秘地告诫我，“你别跟他说你不是我们村里人，看他能不能听出来。”笑了笑，又说：“不过，我想他一定能的。”
来到外厅，孩子左右顾看一下，便领我到一个瞎子前，大声喊起来：
“阿炳，来，考考你，他是谁家的人？”
这个瞎子刚才我一来这里就注意到的，坐在小板凳上，抱着根拐杖，露出一脸憨笑，看样子不但是瞎子，还像是个傻子。我怎么也想不到，罗山举荐给我的居然是这么个人，又傻又瞎的。这会儿，他听孩子说要考他，似乎正是他等待已久的，立即收住憨笑，一脸认真地等着我“开口说话”，把我弄得糊里糊涂的，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说话啊，你，快说话。”孩子催促着我。
“说什么？”
“随便说什么都可以。”我稍一犹豫，孩子又惊惊乍乍地催促我，“快说！你快说话啊！”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好像我们合伙在欺负一个瞎子似的，所以我想都没想，就以一种支吾的口吻对他说：
“你好……阿炳……听说你的耳朵……很灵光，我是来……”
我话还没说什么，只见阿炳双手突然朝空中奋力一挥，叫道：
“不是。他不是我们村里人。”
他的声音闷闷的，像从木箱里滚出来的。
说真的，我没有因此觉得他听力有多么了不起，毕竟我的上海话不地道，说的话和这里人说的虽是大同，却有小异。我甚至想，换成我，哪怕让我闭上眼睛，他阿炳，包括这里任何人，只要开口说话，我照样听得出他们不是上海城里人，而是乡下的。这是一回事。难道这就是他的本事？正在我疑惑之际，孩子已经节外生枝，给我闹出事情来了。这孩子我发现是很调皮的，他存心想捉弄阿炳，硬是骗他猜错了——
“哈哈，阿炳，你错了，他就是我们村里人！”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他是我在北京工作的叔叔。”
“不可能！”
这一回阿炳否定得很坚决，而且还很生气地——越来越生气，咬牙切齿地，最后几乎变得像疯癫了一样地发作起来：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你是骗子！你骗人！你骗我！你……你……你们万家的人……都是骗子！都不是好东西！骗人的东西！骗子！骗子！……”
骂着骂着，脸变得铁青铁青，浑身跟抽风似的痉挛不已。
旁边的人见此都围上来，一个城里人模样的老者像哄小孩一样哄着安慰他，还有位妇女一边假作抡起巴掌威胁要掴孩子耳光，一边又暗暗示意他快跟阿炳道歉，孩子也不情愿地上前来跟他认错道歉。就这样，好不容易才让阿炳安静下来。
这一切在我看来简直怪得出奇。如果说刚才是我把他看作傻子，那么现在该说是他让我变作傻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