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华直接填的日文，表上姓名、国籍、年龄、住址、护照号、联系电话、个人简历等等全都是汉字，只要是中国人就知道怎样填。
“先填表吧。”林桑说。
“好。”
办理完相关手续，留学生们来到一间会议室坐下，留学生科的一名工作人员走到台前。
“大家好，我是留学生科的佐佐木，欢迎大家来到东京医科大学学习！留学生科是专门为外国留学生服务的部门，大家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来相谈，我们还定期组织留学生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参加，最后祝大家学习顺利！大家加油啊！”佐佐木老师一挥拳。
“相谈”是交流咨询、反映情况或谈心的意思，留学生科专门设有相谈室，留学生遇到什么困难，或有什么不清楚的事情，都可以来相谈。这对于语言不通、生活不便的留学生来说是一项很人性化的帮助，只不过不能相谈奖学金。
“林桑，我们接下来去哪儿？”李梦华问。
“去大学院室。”
“真是麻烦你了，一上午不干别的，净陪我跑来跑去了。”
“没关系，你刚入学，很多地方找不到，我刚来的时候也是高年级同学帮忙办手续，这是我们研究室的传统，你不用客气。”
“林桑，你是哪里人？”
“我是杭州人，你呐？”
“我是雪城人。”
“啊，北方人呐，李桑，学费带来了吧？”
“带来了。”
“那先去财务室交学费，不交学费不给办学生证。”
日元最大面值是一万元，一百张就是一百万，六百万日元放在包里并不太显眼，入学金、学费、杂费等等加起来一年将近六百万，医科大学学费很贵，普通日本家庭念不起，学医学的往往都是医生世家。一万日元纸币上的人物是福泽谕吉，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的教育家，“脱亚入欧”就是福泽谕吉提出来的。有人说，社会进步要靠技术，比如指南针、蒸汽机和中央银行，其实比起技术，思想更重要，技术可以消亡泯灭，思想却能够永生，没有福泽谕吉的思想启蒙，就没有日本的明治维新。近现代中国有过两次思想启蒙运动，一次是以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另一次当推一九七八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没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没有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
交完学费，林桑又领李梦华去大学院室，大学院室相当于中国大学的研究生院，日本大学的大学院室是纯粹的行政机构，中国大学的研究生院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教学机构。到了大学院室已接近中午，为方便学生办理入学手续，大学院室中午也办公，李梦华先到一个房间排队照相，等了一会儿，盖好印的学生证就制作完毕，接着又填了一些表格。该办什么事项都有明确的示意图，就算没人领着也能一项项办好，无论走到哪儿，工作人员都是那么认真和蔼，那么不厌其烦，听不懂就写，再不懂就比划。
“真不好意思，让你忙了一上午。”办完手续，李梦华说。
“没关系，李桑，我带你去食堂吧。”林桑说。
“林桑，中午我请你吃饭吧？”
“不用、不用，李桑，你太客气了。”
东京医大的食堂比语言学校好多了，在日本，大学食堂不仅仅是吃饭的地方，还是朋友聚会的重要场所。食堂里，身穿蓝色工作服、头戴白色方巾的女服务员在柜台后面忙碌着，学生们排队打饭，有咖喱饭、拉面、套餐、炸鸡、牛排等等品种还算丰富。林桑把李梦华领到食堂后就自己买饭去了，李梦华隐约感到林桑有意与自己保持距离，也许自己多心了。李梦华买了一碗乌冬面，端着托盘找到一处座位坐下，旁边都是日本学生，看年龄应该是本科生，过去都说日本人矮，如今日本年轻人可挺高，一米八多的都很常见。乌冬面上撒着一层洋葱丝，还有几片牛肉和一个煮到半透明的鸡蛋黄，李梦华把酱料倒进碗里，用筷子拌开。乌冬面有好几种吃法，这种吃法是拌面，还有炒面和汤面两种吃法。乌冬面与荞麦面、绿茶面一起并称日本三大面条，不管是几大，都来自于中国。
吃完午饭，李梦华自己摸回研究室，上楼来到四零七房间，房间不大，里面满满当当挤着五张办公桌，到处都是书、学习材料和切片，有的桌上还放着显微镜，房间里还有一个人，看样子像东南亚人，门口有一张新办公桌，应该是自己的，李梦华在椅子上坐下，把包放在空荡荡的桌面上，想喝水却没带杯子。
“你好，你是李桑吧？我叫费迪南，我来自菲律宾。”
费迪南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一说话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穿着也不错。
“啊，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李梦华站了起来，握了一下费迪南伸出来的手，手很湿很滑，握完很不舒服。
“你吃过午饭了吧？”费迪南问。
“吃过了。”
“我来科里三年了，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可以问我。”
“谢谢你了，请多关照。”
“不用客气，大家都是留学生，应该互相关照，教授把你分给谁了？”
“好像是池田老师。”
“池田？你没见过池田老师吧？”
“没见过。”
日本大学的研究科室，教授下面通常有副教授、讲师和助教，池田老师是助教。在日本大学或研究机构，博士及博士后都可以看作工作人员，博士后还有工资，教授的职责是组建科研团队、确定研究方向和申请科研经费，具体做实验、写论文、带学生等等通常由下面人员完成，当然，所有研究成果最后都要由教授签字把关。
下午一点钟，学生们陆续回到研究室，林桑不在这个房间，大家打过招呼后，就各忙各的去了，除了费迪南，其他人都去了实验室。
“李桑，入学手续办完了吧？我带你去见池田老师。”南子走进来说。
“好，谢谢你。”
“这是你的实验服，三千日元一件，如果嫌贵，你也可以自己去外面买，外面卖的便宜些。”
“谢谢你，我就要这件吧。”李梦华从钱包里拿出钱。
“李桑，你跟我来。”
南子把李梦华领到走廊尽头的一排柜子前，办公室小，很多东西放不下，走廊也利用起来，每人一个储物柜，可以放一些个人物品。
“这个柜子给你，这是钥匙。”南子说。
“谢谢。”
池田老师没有自己的研究室，他和学生们一起挤在四零八房间，池田老师三十多岁，瘦高个头儿，戴着眼镜，一看就很精明强干，说话却是柔声细气的。
“李桑，我们研究室主要研究病理和发生学，你大学时学过病理吧？”池田老师用英语说。
“学过，但是学得比较粗浅。”李梦华用英语回答。
“这么说，你还有一定基础，这本书你先拿去看，从下周开始进实验室。”池田老师递过一本厚厚的病理学。
“好。”
“是英文的，你能看懂吧？”
“我试试吧，谢谢池田老师。”
“不用谢，希望我们一起工作愉快。”
“谢谢，请多关照。”李梦华鞠躬说。
回到研究室，李梦华翻开病理书，英文的病理书挺难，很多单词都不认识，需要查阅专业词典，医科大学论文都是用英文写，英语不好真没法念。晚上七点，医学部大楼里灯火辉煌，实验室里的人也没回来，李梦华肚子很饿，想回家却不好意思走。
“李桑，没事儿你就先回去吧。”费迪南说。
“现在可以走吗？”
“你刚来第一天，应该可以。”
“你们一般什么时候走？”
“我们一般等教授走了以后才回去。”
“那我也等一会儿吧。”
忙了一天，中午只吃了一碗面条，过去在语言学校，下午两点钟就放学，放学后连走带逛再吃饭，六点前怎么也回宿舍了。李梦华正看着书，妈妈打来电话。
“小华，你在哪儿呐？今天报到了吗？”
“报到了，我还在学校呐，妈，我放学后给你挂电话。”
“都几点了还没放学？”
“妈，我不跟你说了，放学后打给你，我先挂了。”
一直等到晚上九点，崛江教授才下班，学生们这才陆续回家，李梦华一出校门就赶紧给妈妈打电话。
“妈，我放学了，刚从学校里出来。”
“学费交了吧？”
“交了。”
“我还担心你带那么多现金呐。”
“我都多大了，有啥可担心的？妈，我想买个笔记本电脑。”
“你不都有一个了吗？还买干什么？”
“妈，我看学校里每人都有笔记本电脑，回家也要用，一台电脑，来回背着多沉呐？”
“那就再买一个吧。”
“日本笔记本电脑比中国便宜，我用完，回国送给你。”
“我才不要旧的呐，要送就送给我个新的。”
“行，买个新的送给你，妈，我还没吃饭呐，我不和你聊了。”
“好，快去吃饭吧，吃完饭就回宿舍，别在外面玩了。”
“还玩啥呀？我都快累死了，我爸在家吗？”
“他出差去美国了。”
“又出差了？那我先挂了。”
“好，注意安全！”
“好啊，妈，你放心吧。”
李梦华说累，那些放学后还要打工的人岂不更累？都说女孩是妈妈身上的小棉袄，真是一点儿不假，李梦华是独生女，从小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父母年龄越大越对她有一种依赖，尤其是妈妈，更是想得不得了，两三天不打电话都不行。男孩儿和女孩儿相比，男孩儿粗心不说，逆反心理也比女孩儿强，用东北话讲，养男孩都是饥荒。
☆、残留孤儿
东京的中国归国者，也就是残留孤儿，有自己的组织，他们每年都会搞几次活动，相同的出身、相似的命运把大家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些人长着一张日本人的面孔，却满嘴中国东北话，年龄大的六、七十岁，年龄小的也将近五十，一见面，大家总有说不完的话，那种亲切感难以言表，真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日本政府对中国归国者还是有一定补助政策的，比如廉价出租住房，对到退休年龄或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给一点生活补助，不过钱很少，一个月也就七、八万日元，这点钱省着用，吃饭是够了。
今天，东京的中国归国者代表要和市议会的两位议员见面，地点在新宿公民馆。在新宿公民馆三楼的一间会议室里，七、八位中国归国者代表正在和两位议员对话，一个华裔女律师为他们做翻译。
“议员先生，我们年龄都大了，身体也不好，政府应该给我们更多帮助。”一个六十岁左右的归国者用汉语说，女律师随后翻译成日语。
“你们的情况的确特殊，不过，你们自己也应该努力学习日语，找一份工作。”一位议员说。
“从来日本的那天起就叫我们学日语、学日语，可我们都这么大岁数儿了，记性也差，说了一辈子汉语，日语再怎么学也学不好啊！”
“谁说不是？加藤在中国还是大学老师呐，现在不也是在打零工吗？”
“日本政府把我们扔在中国，年纪大了又让我们回来，回来以后不能不管我们吧？”另一个归国者说。
“都说日本生活好，我去年回了一趟中国，中国的生活也好了，我们总不能还赶不上中国吧？”
“我小时候在中国经历了九死一生，一九四五年，我们家五口人，是黑龙江依兰开拓团团员，日本战败，关东军丢下我们先跑了，我家跟着开拓团往南跑，走到方正县走不动了，我父母都病倒了，我是老大，那年才五岁，记点儿事儿了，我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刮着白毛儿风，没吃没穿，眼看着父母、弟弟、妹妹一个个死掉了，是中国养父把我捡了去，躺了一个月才活过来。小时候受苦，总不能到老了还让我们受苦吧？去开拓团，那还不是日本政府让去的？我父母都是北海道的农民，不去中国就不会把命丢在那儿，我们也不会中国人不中国人、日本人不日本人的。”说话的是个白头发的老头儿，老头儿说完用手背擦了擦眼角。
每一个中国归国者都有一段辛酸往事，这个老头儿当年五岁，还记点儿事儿，有些归国者当时年龄更小，要不是中国养父母告诉他真相，一辈子会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林雨豪爸爸算幸运的，毕竟父母都活了下来了，养父从小对他也很好，只是老母亲没回日本。最近他总是梦见母亲，梦中的母亲还很年轻，只有三十多岁，系着围裙在院子里忙活，好像是在摘豆角，也好像是在喂鸡，他和母亲说话，母亲却听不见，梦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还能活几年？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已经很有愧了，自己还得了病。归国者们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地说着，两位议员先生静静地坐着，一句话也没讲。
“讲了这么多，议员先生也很忙，我们今天来就是要求增加生活费，增加医疗补助，年龄小的政府帮助介绍工作。”林雨豪爸爸说。
“对，我们就是要讨个说法儿，怎么也得给点儿补偿，问题不解决不行！”
“你们的遭遇我们很理解也很同情，我们会把你们的想法向市议会反映，不过，大家不要抱太大的希望，赔偿也好，增加补助也好，说实话，提案很难获得通过，即使能通过也需要很长时间，这实在是件很难办的事情。”一个议员为难地说。
“议员先生，我今年六十七了，政府每月才给二万二千日元年金，这点儿年金还不够其他日本人的零头儿呐！再说这生活费，少不说，我去年回了一趟中国，在中国呆了两个月，回头这两个月的生活费就不给了，说我在中国期间，生活费就不给了，这是什么道理呐？我在中国，中国也不给我生活费呀？我都快成要饭的了，说实话，我也不愿意伸手向政府要钱，这不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吗？”老人说的年金就是退休金，普通日本人退休后每月能领取十五万到三十万的年金，残留孤儿每月二万二的年金确实太少了。
“议员先生，我们年龄都不小了，再等下去，恐怕都等不到那一天了。”
“你们的心情我们完全理解，可有关二战的事，赔偿在法律上还没有先例。”另一个议员说。
“我们可不同于二战劳工，更不是慰安妇，要什么先例？我们就是日本人啊！”
“战争在日本国内也造成很大伤亡，比如冲绳、比如广岛、长崎，这件事确实很难办，不过，我们一定尽力而为。”议员说。
“我看多说也没用，不行就起诉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弄得我们家破人亡，没有一点儿赔偿可不行！”一个归国者说。
“对，我看咱们就起诉日本政府得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直到会谈结束也没谈出个所以然。日本政府不可能赔偿，每月增加些生活补助就算不错了，林雨豪爸爸的提议还比较实际。这些人回日本的时候年龄已经不小了，很多人都拖家带口，受教育程度低、年龄大、日语不好，又没有一技之长，上哪儿去找工作？听说日本生活条件好，很多人把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也带过来了。
大家走出会议室，有人提议到附近公园走走，一行人先来到一个小超市，每人买了一个热狗作午餐。来到公园，大家围坐在草地上，这些来自中国东北的归国者已经习惯了日本的生活，起码冬天不冷。晒着太阳，大家一边吃午饭一边聊天。
“这两个议员能帮咱们争取吗？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