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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提到百万街？因为这条街上住着奥尔加·亚历山德罗夫娜·屠格涅娃。他跟她有热烈的爱情，差点以结婚收场，刚刚才了结。他很快就给她写忏悔信，承认“不应该使自己陷入不自觉的迷恋。在我这个年纪用冲动和轻率来辩解是可笑的”。又是年龄！又是冲动和轻率！（奥·亚·屠格涅娃后来成为长篇小说《烟》中的塔季亚娜的原型，中篇小说《通信》中玛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部分原型。）但是结束过去爱情的忏悔信是1855年初写的，而现在是1854年末，新的爱情完全迸发了。
开始屠格涅夫把新的中篇小说《世外桃源》寄到波克罗夫斯克。为什么寄这一篇？第一，因为是新小说；第二，因为是讲爱情的，而且是发生在地主庄园里的爱情；第三，因为小说的女主人公叫玛莎，她像托尔斯泰的妹妹一样，不能容忍诗歌，依她所见，“这一切都是编造的，全是不真实的”。而玛里娅·尼古拉耶夫娜也说过，“我从童年起就不喜欢诗，不读诗；我觉得，我对他说过，它们全都是臆想编造出来的，而我几乎不读也不喜欢的长篇小说更糟。”这个“他”就是屠格涅夫。可以想像屠格涅夫的反应。因为他自己就是写诗的，并已认真地考虑要写长篇小说。“屠格涅夫很激动，跟我争论，甚至生气……您明白吗，普希金！普希金本人就是写诗的！”结果是普希金的辩护士亲手把《叶甫盖尼·奥涅金》送到波克罗夫斯克来，并安排了朗诵。女主人公坐得稍远些，跟别人不同，表现得相当克制。“我偷偷看了她两次，她的眼睛专注和率直地盯着我，我觉得她的脸是苍白的。”这是屠格涅夫写的小说《浮士德》中的话，是主人公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写给谢苗·尼古拉耶维奇的。小说由九封信构成，作者称作品的体裁是“九封书信的小说”。
屠格涅夫有两部《浮士德》。第一部写于1845年，那是把歌德的悲剧翻译成俄语；第二部则是在过了十年之后，在与托尔斯泰的妹妹认识之后不久写的小说。小说主人公详尽地告诉好朋友关于自己与一个惊人的女子之间的短暂关系。这女子名叫维拉·尼古拉耶夫娜。这里不光名称与原型相同，而且其他方面也是一样的：结了婚，有孩子，喜欢音乐，但不能容忍诗歌，而主人公也特地为她举行了朗诵会。啊，她听得多么专心！有一天他很动情和感激，吻了她的手……这当然是一种放肆的行为。“她稍稍移开身子，瞥了我一眼（除了她的目光，我没有看到过任何人有这样的目光：既含着沉思又凝神专注，还有某种严肃）……突然她脸红了，起身走开了。”
不仅屠格涅夫笔下描绘了这个细节，玛里娅·尼古拉耶夫娜的女儿在自己的笔记里也提到了：“我母亲长得不漂亮，但她聪明，活泼，直率，异常纯真，她有一双漂亮的眼睛——玛里娅公爵夫人的清澈的眼睛。她也是个出色的音乐家。伊·谢·屠格涅夫非常赏识她，常到我们波克罗夫斯克来。他喜欢听音乐。有一天他为她朗诵了《叶甫盖尼·奥涅金》。他吻了她的手，她抽出手，说……”
说什么？手稿正好在这个地方被损坏了，但是可以从屠格涅夫的《浮士德》里知道：“今后请别这样做！”
为什么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向好朋友描写了这么多隐私？因为“她的形象始终留在我的脑海中。我几乎带着这样的用意给你写信，即可以想她说她”。“这个女人有一颗伟大的心灵，请相信我！在她身上还蕴生着多少尚未发现的财富呀！”总之，她使朗诵者着迷。而大哥尼古拉给基什涅夫的弟弟列夫的信中说，“玛莎被屠格涅夫迷住了。”尼古拉本人还没有见过屠格涅夫，他是从妹妹的话中知道他的，但是他知道她那热情的性格，因此不太相信她。他怀疑地指出，“现在人们变得很狡猾。”
写给列夫的第二封信已经多了一只手，先是玛里娅写，然后是尼古拉写。“玛莎写的信很亲切，因为她写的是她感觉到的事，她现在受到与屠格涅夫相识的影响，他迷住了她。”
但是主人公同时又“全都知道，看得很清楚。我知道我已年近四十，她是别人的妻子，她爱自己的丈夫。我清楚地知道，除了暗暗痛苦和完全浪费精力，对这种控制着我的不幸感情，我是没有什么可期待的，——我全都知道，我什么也不指望，什么也不想，但是因此我并不轻松”。在《浮士德》里他与女主人公的关系以悲剧而告终。“他们之间有过的关系像闪电一般转瞬即逝，也像闪电一样带来了死亡和毁灭……”现实中当然也有闪电闪过，但没有带来死亡和毁灭，而且“转瞬即逝”这个词对屠格涅夫与托尔斯泰娅的关系也不尽适用。
秋天他们认识，互相“迷住了”对方，而在翌年春天闪过了最初的闪电，当时屠格涅夫在彼得堡。
“两天前我收到您的信。信中流露的隐秘的痛苦比该有的多得多。真的，不该有痛苦。您责怪我的沉默——或者，正确点说——责怪我的信写得简短和枯燥——但是您知道，有时候写得简短，是因为写得过分多了，而我正是这种情况。”因为他要顾虑到信可能会落到她丈夫手中，因此他认为还是用他习惯的小说形式来表白更安全。“您一定读读十月号的《现代人》上我的中篇小说《浮士德》，告诉我您的意见。请给我多写些，谈谈您想到的一切。而我向您保证，一定认真回信。”
玛里娅从某个时候起就怀着最大的热情读所有他写的东西，但是他从来没有用这么坚决和意味深长的请求预先通知她读自己的作品。她读了，认出了作品中的自己，非常惊恐不安。她的信写得比较长。可惜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屠格涅夫的回信留下来了，也比较长，这是少有的，通常他给她的话语不多。这一次他违反了自己的规则。“您说到我是个两面人，这很正确。只不过也许您不知道这两面性的原因。我也将对您开诚布公。”他坦诚相告，他感叹，他正迈向老年（我们记得，屠格涅夫总是感叹这一点），但是却没有体会过真正的幸福，因为不会给自己筑一个“宁静的窝”，这是指家庭的窝还是别的窝，他没有明确说，他不过是回忆起年轻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当您认识我时，我还憧憬过幸福，我不想与希望分手，现在我完全不再关心这一切。”看来，是玛里娅·尼古拉耶夫娜先谈起幸福的，屠格涅夫则是应答这个话题。“您徒然谈论我的幸福：在别人手里面包是白的，别人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这当然是暗示她的命运，因为他觉得她的命运安排得非常好，所以在信末并非无心地嘱咐向她丈夫致意。这是他最后一次向托尔斯泰娅的丈夫致意，后来的信中就没有了。
她丈夫到哪里去了？没有到哪里去……是她离开了他。她离开是因为她与屠格涅夫不同，她不会做“两面人”……她也没有幸福。
大哥尼古拉是在巴登知道妹妹迈出这一坚定的步伐的。他马上收拾行装，赶回俄罗斯。屠格涅夫得到消息时也在国外。“只要我活着，我将是您的朋友。”他急忙要使这勇敢的女人相信，并对她的坚定表示高兴。“我坚定地看到您的现状和您的未来。”这个现状他觉得是有点困难的，但是“它不是虚伪的——这是主要的”。“虚伪”这个词在信中是加着重号的，接着则提了个小心谨慎的问题：“过去的事将是纯洁的，您将永远一刀两断吗？”
过去的事并没有“一刀两断”。“在与丈夫决裂以后，她与屠格涅夫的关系并未中止。”列夫·托尔斯泰的长子回忆说。1858年夏，《浮士德》的作者探望了自己的女主人公——确切些说，是女主人公的原型，在那里“非常愉快地度过了三天”。屠格涅夫给在伦敦的波利娜·维何尔多写信说，但没有特别详细说，只是称她是“非常好又非常不幸的女人”。但是她的作家兄长却认为自己同行的“行为是卑鄙的，坏蛋！”妹妹却没有同意这种严厉的评价，她给哥哥的信中对于“您与屠格涅夫关系搞糟了”表示惋惜，对于“你与屠格涅夫交好”表示高兴。
她本人与屠格涅夫一次也没有争吵过。屠格涅夫给列夫·托尔斯泰写信说，“与您妹妹生活很轻松，但是您不会轻松地生活，您想要一切都完满、明朗——而且想马上得到这一切。您不断地辨析自己与人们的关系、自己的态度。”玛里娅很愿意在对她哥哥讲的这番话下面签名表示同意。她对哥哥说，“列沃奇卡，心理问题，真的，我们（指女人）知道得更好。”而屠格涅夫在几年前就说过，“在心理问题上，女人是绝对正确的法官，我们的兄弟应该听她们的意见。”这是屠格涅夫写给他的密友安年科夫的信中说的。屠格涅夫去世后，安年科夫在回忆录中写到他说，“召唤和寻找理想的妇女帮助他创造了住满高尚女性的奥林匹斯山，这些女性纯朴，有追求，因而伟大。”后来屠格涅夫的这位密友肯定，“爱情……伴随他直至去世。但是那是柏拉图式的爱情。他自己也因意识到他不能征服和驾驭女人的心而感到痛苦。他只能使她受折磨。在激情相撞时要取得胜利，他缺少厚颜、疯狂、失去理智。”他根本没有胜利，但是也没有失败。结果是平衡吗？平等吗？不，“爱情中没有平等而言，没有所谓的心灵的自由结合。”屠格涅夫1854年12月写完的《通信》中的主人公议论说，“不，爱情中一张脸是奴隶，另一张脸是主人。”作家既不愿意成为前者，也不愿意成为后者。“一旦我感到我爱她，爱一个已婚的女人时，我就应该逃脱，但是我留下来了——于是那美好的女人就粉身碎骨，而我怀着无声的绝望看着自己干的事。”《浮士德》的主人公是这样惩罚自己的。他的创作者不同于自己的主人公，他似乎没有必要责备自己。他正是“逃跑了”，及时逃跑了。是否正是这一点引起列夫·托尔斯泰的强烈反感？
是的，他逃跑了。但“美好的女人”没有“粉身碎骨”。“她平静、安详、没有痛苦地去世了。”
翻译
陆永昌
翻译，作为人类交往的一个必须与必然的手段，作为不同文化传播的媒体，在人们的生活中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文化传播作用非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 “人之为人从传播起。传播是人的天性亦是文化的本性。文化传播使人成其为‘人’，使人成为‘类’”（转引自罗选民《文化传播与翻译》）。
但是，翻译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长期以来，我们的翻译定义就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或者如国外的 “等值”、“对等”、“等效”、“功能对等”等，核心都是“转”、“换”或者“等”，因此替换的现象较为普遍，结果，翻译本身作为跨文化的手段，在翻译过程中无形地造成了新的隔阂、新的文化障碍。
这里以“dragon”的翻译为例。“dragon”在对西方生活影响极大的《圣经》中有多次描绘，“dragon”有其特殊明确的形态与含义。综观西方国家对“dragon”的想像，笔者选列出它的几种形态：
从这里不难看出，“dragon”似鸟似兽，实际上描绘的是一种怪兽。
各种词典、百科对“dragon”的解释，几乎一致：“dragon”是个魔鬼、妖怪，它盗雨，吞噬人们赖以生存的水，甚至吞食日月星辰……无恶不作，专与人类作对……英国《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称“dragon”：“传说中的怪物”，“是恶的象征”，“是邪恶的力量”；《美国蓝登书屋韦氏英汉大学词典》解释为：“传说中的怪物，其形态通常是庞大有翼、口吐火焰的爬虫”，“凶狠粗暴者”；《苏联简明百科全书》说：“许多民族中幻想出来的能飞、能喷火的蛇（有时有数个头），是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妖怪……”“dragon”这种概念在受《圣经》影响的国家中几乎“深入人心”，比如在俄罗斯，1918年在彼得堡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游行队伍中出现过“dragon”，原来俄罗斯人就用“dragon”和双头鹰象征被推翻了的沙皇制度……
中国龙的轮廓在《易经》中已经勾画得非常清晰，之后有所演变，逐渐定型，中国的许多重要著作，如《史记》等，都有充分的描绘。它的形态一般为：
可以看出，“龙”的形态似与我们象形字中的繁体字“龙”有关。龙，如人们所描绘的那样：龙头高举，引颈长啸，腾云驾雾，蜿蜒多姿，威严优美，气贯长虹，一副王者风范。
显而易见，形态上“龙”与“dragon”了不相涉。
从含义上看，“龙”经过数千年的文化融合与沉淀，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曾经是“至尊的帝王的象征” ，但长期以来更是中华民族的族徽；是中华全民族精神上的血缘纽带，钱其琛曾经在《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中说过，“龙成为大家公认的文化标志，龙，是中华民族团结凝聚的象征”。
由此非常容易看出，内涵上“dragon”与“龙”风马牛不相及，可是就是这样两个毫不相干的概念，由于我们的翻译阴差阳错，硬是被搞到了一起，使这两者变成了同一个概念，在上个世纪初，1919年出版的中文版《圣经》已经开始这样翻译，而且一直延续至今。就这样，西方人的概念中“dragon”糊里糊涂地成了中国的“龙”，东方的“神”也就不明不白地变成了西方“多头、嘴里喷火的、吃人的妖怪”。
这类替代不仅仅局限在“dragon”与“龙”的翻译上。这类乱点鸳鸯的事很多。上个世纪30年代初翻译界曾经就“MilkyWay”的翻译发生了一场争论，赵景深先生将“MilkyWay”译成“牛奶路”，遭到鲁迅先生激烈的批评，把“MilkyWay”翻译成根本不存在的“牛奶路”，鲁迅批评后者误译胡译。但是，人们有时往往错误地理解鲁迅先生的观点，不少人认为把“MilkyWay”译成“银河”，或者“天河”是天经地义，很多版本上是这样翻译，例如著名翻译家汝龙的相关译文为：“繁星布满了整个天空，快活地眨着眼。天河那么清楚地显出来，就好像有人在过节以前用雪把它擦洗过似的……”现在学校使用的教科书上的译文也是如此：“天空撒满了快活地眨着眼的星星，天河显得很清楚，仿佛为了过节，有人拿雪把它擦亮了似的……”
其实，“路”就是“路”，“河”就是“河”，这涉及到两种不同的文化。“牛奶路”的风波来自于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万卡》。九岁的万卡被送出来学徒，他日夜思念与他相依为命的爷爷，他给爷爷写信，他抬头看到“thepalewhitebandofstarsthatcanbeseenacrosstheskyatnight”（夜空出现的一道白色星带）之后叹了口气，为什么“叹气”？当然是触景生情。是因为银河？是因为牛郎织女被银河隔开而产生的悲伤？显然不是，他看到的是路，每种文化背后，都蕴藏着各种美丽的传说，西方说它是路，在这条路上洒满了神后赫拉的乳汁，在这条路上朱庇特率领众神返回天宫……“河”是一种障碍，我们的传说中，王母娘娘特地制造“银河”，不是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