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这两条都办不到，我们冒险试试，秘室的事咱俩要保守秘密，行吗？”
她点了点头：“好吧，保罗。也许你对此事的感觉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从地下室出来，熄掉了灯，关上了门。
回到前面的休息厅，辛西娅对我说：“我看你对安·坎贝尔的感觉是正确的。”
“啊，如果我们发现一本日记或狂热的做爱记录，我想那是很幸运的。我的确没想到有个秘密的门，就像《包法利夫人》中所写的那样，这个门通向了侯爵为包法利夫人装饰的房间。”我又说：“我想我们大家都需要一个自己的空间。如果我们都有自己的空间能自由自在地行动，那么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这可要取决于行动手册，保罗。”
“的确如此。”
我们从前门出来，钻进了辛西娅的汽车，离开了维多利街，当我们快到基地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几辆军用卡车。
辛西娅开着车，我望着车窗外陷入了沉思。太奇怪了，真是太奇怪了。这种奇怪的东西竟然就在一张印着热情洋溢的女郎的广告画背面。这让我想起了一种很贴切的比喻：耀眼的勋章、笔挺的军装、严明的军纪、高尚的荣誉、许许多多可望不可即的大人物……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现象，只要再深入一点，打开一扇关键的门，就会发现里面全是像安·坎贝尔的床一样粗俗下流的东西。
第七章
辛西娅边开车边看着安·坎贝尔的通讯录，我看她根本不好好看路，便说：“把它给我。”
她把通讯录扔到我的膝盖上，并用手势提醒我必须认真对待它。
我翻了翻，发现封面是皮革的，已经很旧了。纸的质量很好，上面的字体也很工整，每一行记着一个人的姓名和地址，其中有好多地方被划掉了，又填上了新的。其中有两栏标着“阵亡”的字样。总之，这是一本典型的职业军人的通讯录。上面记下了时代和世事的变迁。虽然我知道这是一本公开摆在办公桌上的通讯录，决不是我们要找的那种小黑本，但是我知道，即便这样，这里面的某一个人也肯定了解一些我们要了解的情况。如果给我两年时间，我非要挨个儿将他们审问一番不可。显然，现在我要做的只能是把这个小本子交给弗吉尼亚福尔斯彻奇犯罪调查处总部，我的顶头上司卡尔·古斯塔尔·赫尔曼上校，他会按通讯录的地址发信到世界各地调查处，然后收回一大堆审问记录，堆起来比他这个令人头痛的条顿人还高。这样或许他就不会再干预我这个案子了。
顺便谈谈我的老板吧。卡尔·赫尔曼出生在德国，离法兰克福附近的一个美国军事基地很近。他像好多因战争而失去了家的孩子一样，被美国军队当成了能带来吉祥的人。他为了养家，加入了美国军队。多年前，美国军队中有许多德国人，其中有不少人后来当上了军官，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军官在职。总体看来，这些军官还是很称职的，美国军队能有他们也算是一种荣幸。但在他们手下工作的人可就不那么荣幸了，因而经常牢骚满腹。卡尔这个人工作效率高，富有献身精神，品德高尚，而且说话办事都很得体。我所知道他犯的唯一错误是他自认为我很喜欢他，他错了。但我敬重他，我也会永远信任他，实际上，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朗了，这个案子必须尽快了结，否则好多人的事业和声誉都要因为与此案有关而毁于一旦。
我希望这次谋杀最好是一个10年前有过犯罪记录的非军人干的，但我也有一个最坏的设想……唉，已经有些迹象表明，这设想是有一定道理。
辛西娅又谈到了那本通讯录：“她的朋友和熟人还真不少呢。”
“难道你没有？”
“在这个工作环境里还没有。”
“是的。”确实，我们的工作使我们与军队有些脱节，所以我们的同事和朋友也就相对少了一些。排他性是所有警察的共性，所以军警在执行一项短期任务时不会交太多的朋友，连和异性朋友的关系也是很短促，很紧张，颇似正执行短期任务。
辛西娅的车上因为贴着特殊来访者的停车标签，所以我们顺利地通过了哨卡，几分钟就来到了基地中心。
她把车停在宪兵司令部大楼门口。这是一幢老式的砖砌楼房，是一战时期留下来的建筑。现在的哈德雷堡就是一战时的哈德雷军营。军事基地和城市一样，开始兴建时总有一定的原因，后来里面又建起了居住区、监狱、医院、教堂等，当然建的时间有早有晚。
我们原以为肯特正在等我们，可是由于我们的装束——一个穿着一等准尉军服，另一个是便装，所以颇费了一些周折才进了肯特的办公室。我对肯特很不满意，不只因为他对我们的态度，还因为他对本案没有计划。记得我在军官学校上学时学过，没有计划就不能成功。但现在的教育则说什么不要过激，要替双方考虑。幸亏我在那个老式军官学校学习过，所以才懂得其中真正的含义，我对肯特说：“上校，你对本案有把握吗？”
“坦白说，没有。”
肯特和我一样也在那所老式学校受过教育，我一直很尊重他。我问他：“为什么？”
“因为你在以你的方式去破案，而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你提供一些条件和帮助。”
“那就由你来破案吧。”
“别吓唬我，保罗。”
我们就这样唇枪舌剑地斗了约两分钟。那是一个诚实的便衣警察和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进行的一场既微不足道又很正统的较量。
辛西娅耐心地听了一会儿说：“肯特上校，布伦纳先生，射击场上正躺着一个死去的女人，她被谋杀了，而且很可能被奸污了。刽子手还逍遥法外呢。”
她的话使我们停止了争吵，我和肯特都低下了头，而且很文雅地握了握手。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过是发了一通牢骚而已。
肯特对我说：“我打算在5分钟内带一名军医和一名牧师去坎贝尔将军办公室。被害人住所的电话也正迁往乔丹机场。法医现在还在现场。坎贝尔上尉的病历和个人档案都在这儿。牙科病历在验尸官那儿。因为验尸官还需要她的其他病历，所以我必须把这些都拿过去。”
森希尔小姐开口说道：“得了，肯特，还是让我去把那些见鬼的档案复印一份吧。”
“好吧。”肯特把我们带进了审讯室。他问我们：“你们想先见哪一个？”
“圣·约翰中士。”我回答说。职位高的人自有他的特权。
哈罗德·圣·约翰中士被带了进来，我示意他在我和辛西娅桌前的椅子上坐下，对他说：“这位是森希尔小姐，我是布伦纳先生。”
他看了看我的名牌，上面写着“怀特”，又看了上面的杠杠，说明我是一名参谋中士。他开始没明白过来，过了一会儿才明白了：“哦……是犯罪调查处的。”
“怎么说都行。”我接着说，“在我们调查的这个案子中你不是嫌疑犯，所以根据《军事审判统一法典》第31条，我们就不宣读你的权利了。所以你最好能主动地、全面地、真实地回答我的问题。不要等我命令你才回答。如果在谈话当中，你的话使我们认为你有嫌疑，我们就会宣读你的权利，但你有权保持沉默。哈里，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长官。”
“很好。”我们谈了大约5分钟，我就对他有了大致的了解。圣·约翰55岁，秃顶，皮肤呈褐色，可能是因为摄入了过多的咖啡因、尼古丁，喝了过多的烈性酒而造成的。
在我们俩谈话的时候，辛西娅快速做了记录。圣·约翰突然打断了我的话：“长官，我知道我是最后一个看见她活着的人，我也知道这确实能说明某些问题，但如果是我杀了她，我决不会去报告我发现她死了，对不对？”
除了时态和句法上的错误，他说得挺有道理。我对他说：“最后看见她活着的人是杀了她的那个人。同样，杀她的人也是第一个看到她死去的人。而你是第二个看到她死去的人，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长官，我的意思是——”
“中士，你不要抢着回答问题！”
“是，长官。”
辛西娅较缓和地说：“中士，我知道这对你是一种考验，你所看到的情景，即使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看了也会受到很大震动，所以当你发现了尸体的时候，你简直不敢相信你的眼睛，是吗？”
他急忙点了点头：“是的，我确实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根本没想到会是她。嗯，开始我根本没认出来是她，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她那个样子……噢，上帝，我从没见过任何人那个样子。你知道，昨晚月光很好，我开着车看见她的吉普车停在那儿，我就下了车，看到远处……你知道——看到有样东西躺在那边的射击场上，我走得越来越近，终于认出了那东西是什么，便赶紧过去看她是否还活着。”
“你在尸体旁跪下了吗？”
“哦，我没跪下，长官。我当时只知道拼命地跑，钻进车里就直接开到了宪兵司令部大楼报案。”
“你确定她已经死了吗？”
“如果已经死了，我一看就知道。”
“你大约几点离开总部的？”
“大约4点。”
“你什么时候发现尸体的？”辛西娅问。
“哦，大约是在离开总部20或30分钟之后吧。”
“你在别的哨所停留过吗？”
“稍有停留。但没有人见过她。所以我猜她肯定是先到最后一个哨所去了，越过其他的哨所直接开车到了出事地点。”
“你想没想过她开小差跑了？”
“没有。”
“再想想，中士。”
“哦……她不是那种人。不过也许我那样想过，记不清了。但我确实记得我曾想过她可能是迷路了，因为迷路在晚上是常有的事。”
“你想没想过她会出车祸？”
“想过，长官。”
“这就是说，当你发现她死了时并没感到太惊讶。对吗？”
“也许吧。”他开始到处摸索香烟，问我：“可以抽烟吗？”
“当然可以，只是别往外吐。”
他笑了笑，点着烟，吸了两口，便向森希尔小姐道歉，说他污染了空气。我对旧式部队唯一不怀念的东西就是这种2角5分钱一盒的香烟，因为除了炸药库和燃料库这些禁止抽烟的地方，到处都弥漫着这种廉价香烟燃出的烟雾。
我等他重新安顿下来，问他：“你开车找她的时候想没想过‘强奸’这个词？”
他点了点头。
“我不认识她。”我说，“她长得很漂亮吗？”
他看了看辛西娅又看了看我说：“非常漂亮。”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强奸的诱饵’？”
他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但却依旧说：“她虽容貌出众，但从不夸耀。她确实做得很得体，任何男人如果对她产生邪念都会很快消失。就我所知，她是一个很不错的女人。将军的女儿嘛！”
我问她：“你发现尸体后，为什么没到罗宾斯的哨所去打个电话？”
“没想到。”
“也没想到把罗宾斯带到犯罪现场？”
“没有，长官。我当时确实十分震惊。”
“你怎么想到出去找安·坎贝尔的？”
“因为她出去了好长时间，我不知道在她哪儿。”
“她”应该在那个介词的前边，但我听其自然、只问道：“你有调查长官去向的习惯吗？”
“没有，长官，我只是感觉到不对劲了。”
“啊哈，为什么？”
“啊……她有点……她一晚上都魂不守舍……”
辛西娅问道：“你能给我描述一下她那晚上的表现吗？”
“好的……哦，就像我刚才说的——她魂不守舍，也许比这更严重一些，可以说紧张吧。”
“在那晚上之前你认识她吗？”
“认识……不过不是太熟悉。也就像别的人对她的了解一样，知道她是将军的女儿，在电视上见过她做的征兵广告。”
我问他：“在那晚上之前你跟她说过话吗？”
“没有，长官。”
“你在基地见过她吗？”
“见过，长官。”
“在基地外边呢？”
“没有，长官。”
“这么说，你确实无法比较她那晚的举动和平时有什么不同了？”
“是的，长官。不过我知道人在忧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很难得地深思了一次又说：“我可以感觉到她确实是个头脑冷静的人，就说那晚她工作的样子吧，效率很高。但她不时地沉默下来，我敢说她肯定有什么心事。”
“你对她谈到过这一点吗？”
“啊，没有，我要是说了，她还不把我的脑袋敲掉。”他冲辛西娅讨好地笑了笑，露出了20颗部队牙医补过的很不整齐的牙齿，说：“对不起，长官。”
“没关系，随便说好了。”森希尔小姐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露出一口经地方牙医修整过的上等牙齿。
实际上，辛西娅的态度是对的，因为好多像圣·约翰这样的老兵都是一张口就是粗话、陈词滥调和外来语，而且不管是不是来自南方，说话都带有几分南方口音。
辛西娅又问：“那天晚上她打过或是接过电话吗？”
问得好。不过圣·约翰开口之前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他说：“我在屋里时她一个电话也没打过，但可能在我出去的时候打过。她倒是接到过一个电话。接电话时她让我出去了。”
“大约什么时候？”
“噢，大约……大约在她出去检查哨所前10分钟吧。”
我问他：“你偷听了吗？”
他肯定地摇了摇头，说：“没有，长官。”
“好吧，中士，请你告诉我，你当时离尸体有多远？”
“哦……有几英尺吧。”
“我不明白你怎么能断定她已经死了。”
“哦……我只是猜想她可能死了……因为她的眼睛睁着……而我喊她……”
“你带武器了吗？”
“没有，长官。”
“你值勤时不该带武器吗？”
“我想我是忘带了。”
“就是说你看到那里躺着一个人，猜想她已经死了，然后就溜之大吉？”
“是的，长官……我想我当时是应该走近看看。”
“中士，一个裸体女人就躺在你的脚下，而这个女人又是你的上司，是你认识的人，你竟然没有凑近去看看她是活着还是死了！”
辛西娅从桌子底下拍了我一下。
看来我已经成了一个坏警官了，还是知趣地走开，把证人留给那位好警官吧。我站了起来，说：“好了，你们继续谈。我一会儿回来。”我离开审讯室，到了一等兵罗宾斯被软禁的房间里，见她穿着军服，赤着脚，正躺在帆布床上看着基地发行的报纸。这份报纸是公共情报部发行的周报，报道的基本上都是好消息。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报道将军女儿遭奸杀这个消息，也许会用这样的标题：《在射击场发现无名女尸》。
我打开锁走了进去。罗宾斯看了我一眼，放下报纸，倚着墙坐了起来。
我说：“早上好。我叫布伦纳，是犯罪调查处的。我想就昨晚发生的案子问你几个问题。”
我和她的谈话没有什么结果，因为我得到的回答都是一个字“是”或“不”。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罗宾斯。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