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长官，这是尼采的话，还是您自己的？”
他看着我，那眼光表明我的话说得不讨人喜欢。他对辛西娅说：“很好。你解释了作案动机，揭露了这儿普遍的堕落现象和重要的秘密。”
“谢谢。”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表：“我们是否该去教堂了。”
“是的，长官。”
他站起身来，我们跟着站起来。我们拿起帽子，走了出去。
我们3人一起上了我的追光牌汽车，卡尔坐在后面客座上，我驾着车往基地教堂驶去。这时，卡尔终于忍不住问：“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我想我知道。”
“你愿意讲出来让我听听吗？”
你听了有什么用？但我回答：“我们掌握了一些间接证据、证人证词和一些法医医据。这些证据都说明是肯特上校干的。”我从后视镜中看到卡尔的眼睛瞪圆了。这是今天我第一次感到一阵兴奋。不过，他那岩石般的下巴还没有掉下来。“就是那个宪兵司令。”我赶紧加了一句。
卡尔恢复了常态，问我：“你们准备正式指控他吗？”
问得好，卡尔，谢谢你。我回答：“不。我准备把证据交给联邦调查局。”
“为什么？”
“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告诉我你掌握了哪些情况。”
我把车停在基地小教堂的停车场。我们下了车，站在炎热的阳光下。停车场停满了车，我们都站在路上和草坪上。
辛西娅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纸，递给卡尔，说：“这是从安·坎贝尔的私人电脑中找到的，是写给肯特太太的私人信件。”
卡尔读完信，点点头，然后还给辛西娅，说：“是的，我能理解，肯特上校得知他妻子接到这么一封信，一定羞愤交加。但是，这能让他去杀人吗？”这时，威廉·肯特上校正巧从旁边经过，朝我们挥了挥手。辛西娅告诉卡尔：“那就是肯特上校。”
卡尔看着他走向教堂，说：“他看上去没有作贼心虚的样子。”
“他情绪不安，”辛西娅回答，“我想他几乎说服了自己，相信自己做得对，然后又把这想法暗示给我们。”
“你们还有其他的证据吗？”
辛西娅给他迅速报了一遍流水账，如：重要的脚印、撞坏灌木的吉普车，以及我们与嫌疑犯的交谈。她最后说：“他有作案的动机，有作案的机会，也许还有作案的意愿，至少在那一刻。他不是杀手，但他是个警官，因此对杀人并不陌生。他还有很理想的护身符。他参与调查，还能操纵调查，控制证据——比如，他使犯罪现场遭到了破坏，但是，案发时他不在现场的证据很少或几乎没有，随机性的犯罪往往是这样。”
卡尔一边听着辛西娅的介绍，一边点头。然后，这位大人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你们判断正确，而且能设法提供证据，那么，你们可以结案，免得大家都受到牵连。如果你们弄错了，这案子将会葬送你们自己，并且在以后的调查中，还会毁掉更多的人。”
辛西娅回答道：“是的，长官，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日夜不停地拼命工作。但这事确实已不是我们能控制掌握的了。”她看看我，然后又说：“保罗是对的，我们不希望提出正式指控。这无论是对我们，对你，对犯罪调查处，还是对整个军队，都没有任何坏处。”
卡尔暗自权衡了一下利弊，然后转向我，说：“你今天出奇地安静，怎么不说话？”
“我没什么好说的，上校。”我特意用军衔称呼他，以此提醒他，他肩上的上校银鹰才有说话的资格。
辛西娅插了一句：“他整个上午一直闷闷不乐。你来之前就这样了。”她笑容满面地对着我，但我却板着脸。她脸上的微笑消失了。我真想离开这儿，离开哈德雷，离开这灼热的阳光，离开佐治亚，离开地球。我说：“我们要找不到座位了。”说罢，我转身朝教堂走去。
卡尔和辛西娅跟在我后面。卡尔对辛西娅说：“给他最后一个坦白的机会。”
“你是说保罗？”她故意问。
“不，森希尔女士，是肯特上校。”
“对，我们有这个打算。”
“你知道，只要给他们创造一种适当的气氛，即使犯下了最残暴的罪行，人也是会坦白承认的。一个人将自己所爱的人杀了，这个人一定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希望别人分担这种压力。与职业罪犯不同的是，他们没有犯罪同伙，没有知心朋友。他们十分孤独，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吐露心中最大的秘密。”
“是，长官。”辛西娅回答。
卡尔说：“肯特上校特意找你和保罗处理这件案子，你认为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吗？不，在他的潜意识中，他希望别人能把他看破。”
我们走上台阶，进了门厅，有十几个人在那儿轻声交谈着。在来宾簿上签名后，我就径直走进了昏暗的教堂，里面不见得比外面凉快多少。我发现长椅上人快坐满了。将军女儿的葬礼虽然不要求人人参加，但只有白痴才不来，至少也要在之后的仪式上露上一面。
风琴在我们头顶的唱诗班楼座里轻轻地弹奏着。我们在中间的走道上站了一会儿。也许，我们都在犹豫是否该向安的灵柩走去。棺材被安放在祭坛台阶下的灵柜台上。终于，我开始沿着长长的走道，朝它走去。辛西娅和卡尔紧跟在我后边。
走近覆盖着旗帜，向左边半开的棺木，我停住脚步，低头注视着死者。
正像肯特说的那样，安·坎贝尔神态安详。她的头枕在粉红色绸缎枕头上，长发铺展在头和脸的四周。我想，她生前大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浓妆艳抹过。
说真的，这是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棺材中粉红色的绸缎内衬，衬托着美丽的脸庞、金黄的头发、金色的穗带、闪亮的军剑和雪白的制服。
当然，我是在不到5秒钟时间内把这一切收入眼中的。我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然后，绕棺一圈，顺着中间走道离开了。
我看到坎贝尔家的人坐在右边的前两排座位上，有将军、坎贝尔夫人，还有一位年轻人。我在安·坎贝尔的影集上见过他，知道他是将军夫妇的儿子。其余的显然是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他们老老少少，都按照军队的习惯，穿着黑色外套，臂上戴着黑纱。
我尽量避免与他们的目光相遇，同时等着我的两位同伴赶上来。
我们在鲍尔斯少校坐的那张长条椅上找到了相连的三个空位。
随军牧师埃姆斯少校走上讲台，人们安静下来。他没有穿牧师法衣，只穿着绿色军礼服。埃姆斯少校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到这里，聚集在上帝面前，向我们的姊妹安·坎贝尔告别！”
许多人呜咽起来。
我悄声对卡尔说：“这位牧师也玩过她。”
这一次，卡尔的下巴终于掉了下来。看来，今天还有希望。
第三十五章
简单的仪式随着祈祷词、音乐和赞美诗继续进行着。在预定的时间，福勒上校走上了读经台致悼词。
福勒上校首先感谢死者亲属、朋友、同事和同伴以及米德兰要员来参加葬礼。他说：“我们选择的职业，使我们更多地受到死亡的威胁。年轻的朋友无时无刻不在冒着生命的危险。我们对死亡并不无动于衷，我们对死亡并不漠然处之；相反，正因为我们知道并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军人的特殊职责使我们更多地面对危险，所以我们更加珍视生命。我们入伍宣誓的时候，就完全明白，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我们随时都可能付出生命。安·坎贝尔上尉，在她接受军事学院委任的时候，她明白这一点；在她受命去海湾的时候，她明白这一点；在她自愿查看哈德雷堡是否一切安全的时候，也明白这一点。而那个时候，正是人们在自己的家里安全入睡的时候。这完全是她自愿的行动，与她的职责并无特别关系，是安没受任何差遣而主动去做的事情。”
我听着，同时意识到，假如我不知内情，我会相信他的话。有一位热心的年轻女军官，她主动执行夜间任务，主动出去查哨。就在她做着这件好事时，却被人杀害了，多么悲惨。事情并非如此，事实甚至比这更加悲惨。
福勒上校继续说：“这使我想起《圣经·旧约》中的《以赛亚书》第21章第11节中的一句话——‘守夜人，夜晚怎么样？’”他重复了一遍：“‘守夜人，夜晚怎么样？’守夜人回答：‘黎明即将来临。’我们不就是守夜人吗？为了他人能安然入睡，作为军人，这是生命对我们的召唤，召唤我们每日每夜坚守岗位，召唤我们每时每刻都保持警惕，直到黎明来临，直到上帝把我们带进他的殿堂。那时，我们将不必守夜，也不必害怕黑夜。”
我不是个好听众，喜欢走神。此刻，我又想起了安·坎贝尔半开的棺材、她的脸庞、她的佩剑、她握着剑柄的交叉的双手。我意识到这幅画面有个地方有问题：有人把一枚西点戒指戴在了她的手指上，但那是她原来的那枚戒指吗？如果是，又是谁给她戴上的呢？福勒？坎贝尔将军？穆尔上校？肯特上校？这戒指又是哪里来的？但是，此刻这东西有什么重要意义吗？
福勒上校还在继续讲着，我收回了思绪。
他说：“安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认识了她——一个早熟聪明、精神饱满、任性调皮的小家伙。”他的脸上露出微笑，教堂里响起一阵轻轻的笑声。他收起笑容，继续说：“安是个美丽的姑娘，无论外貌还是心灵，都非常美。她是上帝钟爱的女儿。我们所有认识她、爱她的人们……”
福勒尽管口齿伶俐，却依然无法回避这里的双重含义。他停顿片刻，相信只有那些与她有过亲密关系、十分爱她的人才会注意到这一短暂停顿。
“……我们大家都会深深地怀念她。”
福勒上校的许多听众开始抽泣流泪。现在，我明白了坎贝尔夫妇请他念悼词的一个原因。当然另一原因是因为福勒上校与死者没有一起睡过觉，这使他成为有资格致悼词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我又在玩世不恭了。福勒的悼词令人感动。死者遭受了极大的不幸，她不该这么早就离开这个世界。我又感到自己像个废物。
福勒上校没有提到安是怎么死的，但他确实这么说了：“在现代军事术语中，战场被描绘成一个充满敌意的场所，通常这种描述当然没错。如果我们把战场的涵义扩展一下，只要有战士工作和战斗的地方都称为战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安倒在了战场上。”他抬起头环视他的听众，最后说：“我们只有把她当做一位光荣殉职的优秀战士，而不是一个受害者来怀念才是恰当的。”他看着棺材，说：“安，我们一定会这样怀念你。”福勒上校走下读经台，在棺材旁停下，举手敬礼，然后回到他的座位。
风琴开始演奏，仪式又进行了几分钟。埃姆斯牧师带领哀悼者吟唱大家最喜爱的第23首赞美诗。最后的祝福词以“安息吧”结束。
风琴手演奏《万古磐石》①，全体起立。
①万古磐石指耶稣基督。
总的说来，作为葬礼，这是一次很成功的葬礼。
站在前面左边包厢里的8位礼仪护棺人鱼贯走到停放灵柩的走道上。同时，6位抬棺人都是精心挑选的，一律为年轻男性中尉，也许是因为他们年轻力壮，也许是因为他们与死者没有搞不清的关系。我还注意到，埃尔比中尉虽然有一片诚意，但也没有资格入选。
礼仪护棺队的人，按惯例都是将军的高级助手或死者的生前好友。同样，他们显然也是因为手脚干净而入选的。事实上，入选的都是女军官，其中有将军的另一副手博林杰上尉。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礼仪护棺队表面上看来似乎合情合理，但是，对于那些知情者来说，将军似乎终于有办法让那些曾与他女儿有不正当关系的男人离开了安。
8位女军官走向教堂入口处。那6位抬棺人合上棺盖，在上面盖上一面美国国旗，抓住棺材两侧的把手，把它从灵柩台上抬了下来。
埃姆斯牧师走在灵柩的前面，安·坎贝尔的家人走在后面。长椅上身穿礼服的人都起立面向棺材，行军礼致意。这是灵柩起动时的规矩。
牧师带着人们走向门口，当棺材从8位礼仪护棺队员中间抬过的时候，她们立正敬礼。这时，哀悼者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地往外走。
在外面酷热的太阳底下，我看着抬棺人将国旗覆盖的棺材轻轻地放到那辆木质老式双轮车上，接着，双轮车又被系在一辆吉普车上。
护送车队集中停在教堂对面的大块草坪上，那是公用轿车和客车，是运送死者家属、乐队、抬棺人、鸣枪队和护旗队的。每一个老战士都有资格被安葬在国家公墓，但是，只有在执行任务中遭遇不幸的人，才能得到如此隆重的对待。当然，如果是战争期间，他们也许就把无数牺牲的战士就地葬在海外，或者，像在越南战争中那样，把尸体空运回国，然后，再送回各自的家乡。不管怎样，无论你是将军还是士兵，你都会得到21响鸣枪致敬的待遇。
人们聚集到一起，互相交谈，与牧师交谈，对安·坎贝尔的家人表示安慰。
我看到坎贝尔一家人的边上，站着一位年轻人。我说过，我从安的家庭影集上认识了他，知道他是将军的儿子约翰。不过，即使没见过照片，我也能认出他是谁。他英俊高大，长着坎贝尔家族特有的眼睛、头发和下巴。
他看上去有点茫然不知所措，站在家人的旁边。因此，我走上前去，自我介绍说我是布伦纳准尉，又说：“我正在调查你姐姐的案子。”
他点了点头。
我们谈了一会儿。我向他表示了慰问。约翰从外貌看酷似他的姐姐。我跟他谈话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表示安慰。我问他：“你认识比尔·肯特上校吗？”
他想了想，然后回答：“这名字很耳熟。我想我曾在什么宴会上见过他。”
“他是安很好的朋友。我希望你见见他。”
“当然。”
我带着约翰走到肯特的面前。他站在人行道上，正与他手下的几个军官交谈，其中包括我刚认识的多伊尔少校。我打断他们的谈话，对肯特说：“肯特上校，这是安的弟弟约翰。”
他们握了握手。约翰说：“是的，我们确实见过几次面。谢谢你参加葬礼。”肯特好像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但朝我瞥了一眼。
我对约翰说：“肯特上校不仅是安的朋友，还对我们的调查提供了极大帮助。”
约翰·坎贝尔对肯特说：“谢谢你。我知道你正在尽力而为。”
肯特点点头。
我说了声“请原谅”就离开了他们，让他们俩继续交谈。
人们也许会认为，在受害者的葬礼上，把嫌疑犯介绍给受害者的兄弟是欠妥当的。但是如果说在情场和战场上可以不择手段，各显所长，那么，我想，在谋杀案调查中更应如此。
比尔·肯特正站在深渊的边缘。我当然认为，无论是什么行动，只要能使他抬脚迈出最后一步跨进那个深渊，都是正当可行的。
人群慢慢散开，走向各自的汽车。我看到亚德利父子俩，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女人。那女人看上去跟他们俩都有血缘关系，也许她就是伯特的妻子，同时也是伯特不很远的一个亲戚。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