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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西娅和我都思考了一会儿，我猜其中有些关于个人的想法，但我们都没说出来。
最后，穆尔说：“这里有一个更恰当的例子：一个处于青春期的或者说是一个年轻姑娘爱戴并且崇拜她的父亲。后来有一天，她无意中听到她父亲对一个朋友或同事谈起她。这个父亲说他的女儿‘简直是一个很古怪的女孩子，她总是呆在家里，老是围着我，对男孩抱有幻想。但由于她的胆小和非常平庸，从不去与他们约会。我希望她能偶尔走出家门，或者自己去找生活的归宿’。”他看着我们。“这是否会伤害了这个崇拜父亲的年轻女子呢？这会伤透她的心吗？”
这是毫无疑问的。听着这个故事我的心都碎了，而我并不是个易被感动的人。我说：“你认为是这么回事吗？”
“也许。”
“可你并不知道是什么事。为什么她没告诉你呢？”
“这经常是因为接受治疗者经不起讨论，因为把这一切告诉治疗专家，意味着征求他们的判断或评估，而这判断或评估通常并非他所需要的。接受治疗者知道对一个客观的听者来说背叛看上去似乎不那么彻底。虽然有时候背叛用任何常规标准来衡量都是严重的——就像乱伦。尽管不是乱伦，但我相信用任何标准衡量它都是很可怕的。”
我点点头，好像听明白了，但是这个问题没解决。我问道：“你能猜一下是什么事吗？”
“不，我并不想知道她父亲对她干了什么——只知道他干了并且干了具有伤害性的事就够了。两人之间再也没有共同语言了，他完全失掉了信任。”
我试图在这件事上运用我自己的标准，但我不能，我的工作使我必须了解事件发生的几大要素：谁、什么、在哪儿、什么时候、怎么样和为什么。穆尔至少知道发生的时间，所以我问他：“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发生的？”
他回答说：“大约10年前。”
“那时她是在西点军校。”
“对。是她在西点的第二年发生的。”
“我知道了。”
辛西娅问：“那么她什么时候开始伺机报仇的？不是马上吗？”
“不，不是马上。她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过程，震惊，否认，接着是消沉，最后是愤怒。直到大约6年前，她才要伺机报仇而不是尽力应付。实际上，她变得有些反复无常，从此她就认定这一理论：‘只有报仇才能解决问题。’”
我问：“那么是谁引她走上这条路的？是你？还是尼采？”
“对于她反对她父样的行为我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布伦纳先生，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我是靠听来的情况做工作的。”
辛西娅说：“那么她也许同某个告密者谈过。难道你没有劝告过她这很有危险吗？”
“我当然劝说过。我冷静地告诉她，她在做一件错误的事情，但我从未把它上升到布伦纳先生刚才说的那种高度。”
我说：“如果她复仇的行为是直接针对你的，那你就不会如此冷谈了。”
他盯着我说：“我明白，但是有时候病人不想采取任何正规的疗法治病，而是心怀不满，用自己的方法——通常是一种以牙还牙的方式——你背叛了我，我就会背叛你。你强奸了我的妻子，我就去强奸你的妻子。通常，确定一个行为是否有复仇成分同确定一个行为是否是初期犯罪一样都是不现实或不可能的。有时的确如此。传统心理学认为复仇是不健康的行为，然而复仇者知道这种行为可以起排解和治疗自己内心创伤的作用。问题在于复仇者在精神上要付出很大代价，甚至成为一个迫害他人的人。”
我对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穆尔上校，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你坚持用中性普通词汇交谈。这是你与此悲剧保持距离的方法，还是避免承担任何个人责任的方法？”
他根本不爱听这些话，说：“你暗示我助长或怂恿她仇视她父亲的行为，我对这种暗示深为不满。”
“无论你满与不满，”我告诉他，“在某些方面你都有重大的嫌疑。”
“你指望些什么——”他耸了耸肩说，“无论是我，我这儿的工作，这个学校，还是我同安·坎贝尔的关系——在这个基地里都不受人赞成，不被人理解。”
我说：“我能理解这些。我已经看过一些坎贝尔上尉的演讲录相，我认为你们在履行人的生命的职责，但你们很可能走进了使人感到紧张的一些领域。”
“我们在此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上级领导批准的。”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但是我认为安·坎贝尔把一些事带出了教室，在自己的战场上做了试验。”
穆尔没回答。
我问他：“你知道为什么安·坎贝尔保留着她对罪犯、性犯罪者的治疗记录？”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我不知道她这么做。如果是这样，那也只是一种个人的爱好。这里几乎所有的心理学家都有些工作之外的计划或兴趣，大部分都是同哲学博士学位项目有关的。”
“听起来很有道理。”
辛西娅问他：“她与许多人发生性关系，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开始他没回答，后来才说：“嗯……我……是谁告诉你们的？”
辛西娅说：“除你之外每个人。”
“可你从未问过我。”
“我现在在问你，对于她同那些她并不喜欢、只是当做复仇工具的男人发生性关系，你会有什么看法？”
他用手捂着嘴咳了几下，然后回答说：“嗯……我认为这是不明智的，特别是她这么干的原因是——”
“你妒嫉吗？”
“当然不。我——”
辛西娅又一次打断了他的话，说：“你认为那是对你的背叛？”
“当然不是。我们关系很好，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很理智的相互信任的关系。”
我想问这关系中是否包括将她裸身捆在地上的内容，但我必须先了解他这么做的动机。实际上，我认为我现在明白了，我可以抛开寻找凶手的事不提，根据穆尔刚才说的有关背叛的事，去理解安·坎贝尔的生活和她的忧郁。
我对他说：“你和坎贝尔上尉在海湾战争期间，曾得出了一个叫疯狂行动的心理作战计划。”
他说：“这是军事机密，我不能随便讨论。”
“坎贝尔上尉坚信用性的力量作为一种手段可以达到显然与性行为本身无关的目的，对吗？”
“我……是的，是这样。”
“我说过，我已经看过她关于心理战术系列演讲的录像，可以看出她这一个计划的来龙去脉。我不否认性的力量，那是一种向上的动力，是爱和关怀的表示，但安·坎贝尔理解错了。你同意这一点吗？”
他也许同意，但他说：“性本身不好也不坏。但确实有些人——大多数是女人——把它当做工具或武器去实现她们的目标。”
我问辛西娅：“你同意他的说法吗？”
她好像有点烦躁，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说：“我同意说有些女人利用性行为作为一种武器，但人们认为那是无法接受的行为。在安·坎贝尔的案子里，她已经将性看成是反对不公平的武器了。我想，穆尔上校，如果你知道她在那么做，你应去阻止她，这是你道义上的责任，更何况你还是她的上司。”
穆尔似乎在用那双小而亮的眼睛盯着辛西娅，说：“我处在无法阻止这些事情发生的地位。”
“为什么无法？”她喊道，“你是个军官，还是个船舱服务员？你是不是她的朋友？当然由于你未被她的漂亮所迷惑，你可以劝说她。你为发现她的性试验是临床式的而感到有趣吗？你为知道她同许多人发生性关系而感到兴奋吗？”
穆尔看着我：“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并且拒绝同这个女人谈话。”
我告诉他：“直到我们宣读了你作为被告的权利，你才能享受第5修正案的保护。我现在还没打算这么做。我知道这是令人难堪的。我们现在先不谈这个问题，我向你保证，森希尔女士会尽量注意提问的措词，以免你产生反感。”
穆尔看到保持这种道义上的义愤没有什么好处，便点了点头，坐回椅子里。他的态度告诉我：“你们俩都不值一提。滚开。”
辛西娅控制住了自己，用一种缓和的口气问他：“到什么时候安才会觉得他们之间的比分拉平了呢？”
穆尔既没有看辛西娅也没有看我，而是用一种没有感情的、职业性的语气回答：“可惜，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显然并不满意自己对他所做的一切报复。问题的一半出在坎贝尔将军身上。”穆尔笑了，实际上他是在冷笑。他说：“他是个不允许别人有损于他的将军，更不必说让他挨打或投降了。就我所知，用军事比喻来说，在战场上他从未请求过停火，也从未请求过和谈。显然，他觉得自己对安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她的行为抵消了。”
“换句话说，”辛西娅说，“他们父女都很固执而不去谈判。将军也从未因他起初的背叛道过歉。”
“嗯，他是道过歉，但是你可以想象出从这样一个人那里得到的会是什么样的道歉。”
辛西娅说：“两个人之间的争斗伤害了如此多的无辜者，真是太糟糕了。”
穆尔回答说：“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战争。什么时候有过改变吗？”话里带着某些令人吃惊的敏锐的洞察力。
的确如此，或者，像柏拉图说的：“只有死亡看到了战争的结束。”
辛西娅问穆尔上校：“谋杀发生的那天早晨，当你离开家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安·坎贝尔的车不在她的房前？”
他想了一会儿，说：“我也许注意到了，但只是下意识地。”
“你一般不去注意她的车吗？”
“不。”
“你甚至不知道你这个下属、邻居和朋友是否是在家里还是在去办公的路上。”
“嗯，我想多数早晨我是知道的。”
“你曾经与她合乘过车吗？”
“有时。”
“你知道那天早晨坎贝尔上尉有同她父母共进早餐的约定吗？”
“不……嗯，是的，经你一提，我想起来了，她是告诉过我这事。”
“这次早餐聚会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
“坎贝尔家的人经常聚在一起享受这种天伦之乐吗？”
“我想不。”
辛西娅说：“我的理解是，关于安的行为，将军向她发出了最后通牒，并且安·坎贝尔要在那天早晨对此做出答复，对吗？”
我们第一次看见穆尔上校显出不自在的样子，他也许在想我们了解了多少，是从谁那儿了解到的。
“对吗？”辛西娅又问。
“我……她告诉过我，她父亲想解决这个问题。”
辛西娅又激动起来，很尖锐地说：“上校，关于这一切，她告诉了你还是没告诉你？她用了还是没用‘最后通牒’、‘军事法庭’、‘常规治疗’和‘从军队中辞职’这样的词语，她是否完全信任你，她是否征求过你的建议？”
很显然，穆尔上校因为辛西娅的语调又生气了，还因为这一特别问题给搞得很不自在，这个问题可能触到了他所害怕的什么事情。他一定认定我们不可能掌握足以击败他的证据，所以他说：“我已经把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你们。她从未对我讲过她的打算，也从未征求过我的建议。我告诉你们，作为她的治疗医生，我尽量少提问题，只是在她要我出主意的时候我才说话。”
辛西娅回答说：“我不相信同一个认识了6年的女人在一起的男人有那么强的自制力。”
“因为你不懂得治疗，森希尔女士。关于安的事业、工作，我当然提过建议，甚至还提过关于住处、度假等个人问题的建议。但是关于她家庭的问题只在治疗期间谈论过——这些都是分开讨论的，从没同工作和演讲时间混在一起。我们绝对理解这一点并且从未背离过它。比方说，医生不喜欢他的病人在高尔夫球场上请他诊断，律师也不乐意在酒吧里搞法律咨询。精神健康的工作者也不例外。”
辛西娅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上校。我知道你已经想过这些问题。我猜测，死者从没有机会安排一个正式的时间同你谈这个最后通牒和最后期限的问题，对吧？”
“对，没有。”
“所以，这些年以来，这件令人头痛、悲伤和愤怒的事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却因你们中的一个人或者你们俩都太忙而没有谈及。”
“是安·坎贝尔不同我谈。不过，我们决定在她同她父亲谈过后再谈。实际上，我们打算昨天下午谈。”
辛西娅说：“我不相信你的话，上校。我想将军的最后通牒同她所发生的事之间有联系，而你知道这种联系是什么。”
穆尔上校站了起来。“我不是个说谎者。”
辛西娅也站了起来。他们都盯着对方。辛西娅说：“我们已经知道你是个说谎者。”
这是真的。我们知道在第6步枪射击场，穆尔同安·坎贝尔在一起。我认为穆尔现在已意识到我们了解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已无法逃脱攻击一个上校的罪责了。不过我们现在已经越过门槛半步，这已经够远的了。我也站了起来。“谢谢你给我们时间交谈，上校。不要在肯特面前抱怨我们，一次全面的抱怨至少可以维持一星期左右。”我又说：“我在你门口派了一个宪兵站岗，长官。如果你试图粉碎任何文件或者将任何东西从这儿带出去，你将会被监禁在基地。”
这爱伙现在颤抖起来，但我说不出他是因为害怕还是愤怒，这我并不感兴趣。他说：“我将正式指控你们俩。”
“如果我是你，我绝不会这样做。我们是你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免于上绞索的——或者免于被枪毙的希望。我得去查一下有关规定。我没有办过很多这样的案子，所以不知道他们对杀人犯是施绞刑还是枪毙。但不管怎样，不要朝我发火。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祝你愉快，上校。”
我们走了，留下他一个人站在那儿，仔细考虑着他的选择，当然不包括对我发火。
第二十三章
辛西娅把车停在宪兵司令部的停车场，离我的追光牌汽车还有一段距离。当我们走向宪兵大楼的时候，我们看见3辆新闻采访车和一群记者站在大楼外面。他们看见我们走过来，便像一群蝗虫一样向我们扑过来，一定是我们的形象符合某人对侦探的描述。正像我说的，哈德雷堡是个开放的基地，所以你不能拒绝那些纳税公民进来，在正常情况下，你也不想拒绝，但今天我不需要采访。
第一个记者来到我们面前。他是个穿着讲究的年轻人，头发紧贴在头皮上。他手里拿着麦克风，他周围黑压压的人们都拿着笔和纸。我看到摄像机对准了我们。那个头发贴着头皮的人问我：“你是布伦纳准尉吗？”然后把麦克风放到我的鼻子下面。
“不，先生，”我回答，“我是到这儿来修可口可乐机的。”我们继续走着，不过在我们继续向正门走去的时候，这些人像一个巨大的云团一直包裹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