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真的吗？”
“是的，长官。”
“嗯，我会告诉他你干得很出色，没表现出任何恐惧。”
“谢谢您，上校。”
我们足有一分钟没有说话。我的咖啡凉了，但我不在乎。最后，我问他：“上校，您今天是否能安排我们同坎贝尔夫人谈谈？”
“我会尽力的。”
我对他说：“如果她真像您所描绘的是个军人的好妻子，她会明白谈话的必要性。”我又说：“今天我们还想见见将军。”
“我会安排的。我在哪儿能找到你？”
“恐怕我们今天要走遍基地各处。就给宪兵司令部办公室打电话留言吧。我在哪儿能找到您？”
“基地司令部。”
“葬礼安排好了吗？”
“是的。降旗号响过后，今晚和明天早晨遗体将留在基地小教堂里，以便那些希望向她告别的人去吊唁。明天上午11点，在小教堂举行仪式，然后将遗体送到乔丹飞机场，用飞机运到密歇根州，在坎贝尔家族的墓地下葬。”
“我明白了。”职业军官通常都将遗嘱写给军队存档，常常包括关于下葬的说明，所以我问福勒上校：“那是死者的愿望吗？”
“这个问题同谋杀调查有关系吗？”
“我想立遗嘱的日期和下葬说明的日期同这次调查有关。”
“遗嘱和下葬说明都是在坎贝尔去海湾参战前一周写的，这不会有什么不正常。告诉你吧，是她要求葬在家族墓地的，她遗嘱的唯一受益人是她的弟弟，约翰·坎贝尔。”
“谢谢您，”用这样一句话做结束语吧，“您与我们合作得很好，上校，我们非常感谢。”尽管您想迷惑我们一下。
按礼节，上级军官行动优先，所以我在等着他意识到我已说完，并且站起来。但是他却又问我：“在她房间里，你是否发现了什么有损于她或基地任何人的东西？”
我变得忸怩起来，问：“比方说？”
“嗯……日记，照片，信件，她征服的人的名单。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回答说：“我的未婚姑妈可以单独在坎贝尔上尉的家里住一周，而不会发现任何她不赞成的东西，包括音乐。”这是真的，因为简姑妈虽然爱探人隐私，但她没有空间洞察力。
福勒上校站了起来，我们也站了起来，他告诉我说：“你一定漏掉了一些东西。安对每件事都做记录，这是她作为心理学家的一种训练。不容怀疑，作为一个堕落的人，她作为一个讹诈腐蚀者的欲望绝不是靠对她在汽车旅馆外边的草堆里或下班后在基地私人办公室里的短暂记忆来维持的。要更仔细谨慎才行。”
“是，长官。”我必须承认，我不喜欢关于安·坎贝尔的那些事由肯特或福勒嘴里说出。安·坎贝尔对我来说，显然已经超出了一个被谋杀的受害者。我也许会找到杀人犯，但有人必须找到她所作所为的原因，必须把这些解释给福勒、肯特之辈和所有的其他人听。安·坎贝尔的生活不需要道歉，不需要怜悯，它需要一个理性的解释，可能还需要一种辩护。
福勒上校陪着我们走到前门，在门口，我们握了握手。我对他说：“顺便说一下，我们没有找到坎贝尔上尉西点军校的戒指。她有戴戒指的习惯吗？”
他想了一会儿，说：“我从未注意过。”
“她戴戒指的地方有一道棕色的印痕。”
“那么她戴过。”
我对他说：“您知道，上校，如果我是一位将军，我会希望你来做参谋。”
“如果你做了将军，布伦纳先生，你会找我做你的参谋的。再见。”绿门关上了，我们沿着小径朝我们的汽车走去。
第二十二章
“去吃早饭还是去心理训练学校？”辛西娅问。
“去心理训练学校。我们就把穆尔上校当早饭吃吧。”
我们离开了贝萨尼山，汇进了早晨开往基地中心的车流人流中。
辛西娅说：“有些人在时间观念上有问题。我相信福勒上校与此事有关系，尽管他一口咬定无关。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实际上，他打电话的时间很早。”
“你说什么呀，保罗？”
“我在说福勒早知道安死了，但为了掩盖他知道这件事的事实，为了制造她还活着、赴约迟到的假象，他不得不打这个电话。可他没有料到我们会那么早就到了死者的家里。”
“这是一种解释，但他怎么会知道她死了？”
“只有3种途径：有人告诉他；他用什么方法发现了她的尸体，或者是他杀了安。”
辛西娅回答道：“他没杀她。”
我盯着她说：“你喜欢这个家伙？”
“是的。但不是因为这个。他不是个杀人犯。”
“人人都可能是杀人犯，辛西娅。”
“不对。”
“好吧，不过你能找到他那样做的动机吗？”
“能。他的动机是保护将军，除掉基地里一个腐败的根源。”
我点点头。“有这个帮助他人的动机，像福勒这样的人也许会开枪杀人，但也许还有更多的个人目的。”
“也许。”辛西娅把车驶向通往心理训练学校的路。
我说：“如果我没通过那根鬈曲的头发查到穆尔上校，我会把福勒的名字排在前头，只根据那个电话就行了，根本不用提福勒夫人面部的表情。”
“也许。”她问：“我们让穆尔知道多少？”
“到门槛止步。”
“你不认为到了该同他谈谈他的头发、指纹和车辙印的时候了吗？”
“没必要。我们为这些证据辛苦工作，不必和他分享成果。我想让他陷得更深些。”
我们的车驶过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闲人免进”。没有宪兵的岗亭，但我可以看到前面有游动的宪兵吉普车。
我们把车停在心理训练学校的总部楼前。楼前的牌子上写着“军官停车处”，我看见一辆灰色福特牌汽车停在那里，可能就是穆尔上校的车。
我们走进大楼，空荡荡的走廊上有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中士。他站起来说：“你们有什么事？”
我向他出示了证件，说：“请带我们去穆尔上校的办公室。”
“我打电话给他，长官。”他回答，用了一个非正式的词来称呼一个准尉。我不喜欢“长官”这个词，并对他说：“我猜你没弄懂我的话，中士。带我们去他的办公室。”
“是，长官。跟我来。”
我问他：“上校来了多久了？”
“大约10分钟。”
“坎贝尔上尉的办公室在哪儿？”
“就在穆尔上校办公室的右边。”他又说：“现在空了。”
我们到了走廊尽头，停在尽头的一扇门旁，门上写着“穆尔上校”。
那个中士问我们：“要我通报一下吗？”
“不用。这就可以了，中士。”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我……”
“什么事？”
“求上帝保佑你们找到那个杀人的家伙。”他说完转身沿着那长长的走廊走了回去。
右边的一个门也是关着的，名牌上写着“坎贝尔上尉”。
辛西娅推开门，我们走了进去。
实际上，办公室空荡荡的，只有地上摆着一束花，上面没有留言卡片。
我们离开这间办公室，几步走到穆尔上校办公室的门前。我敲了敲门，穆尔喊道：“进来，进来。”
辛西娅和我走了进去。穆尔上校正趴在桌子上忙着，没有抬头。办公室很大，室内的摆设没什么特色。只是穆尔上校桌子旁边放着一个重要的政府形象的象征：一台碎纸机。
穆尔上校抬起头来看着我们说：“怎么回事儿？——噢……”他往四下看了看，好像想弄明白我们是怎样进来的。
我说：“我们很抱歉贸然来访，上校，不过我们刚才就在附近办事。我们可以坐下吗？”
“好的，坐吧。”他示意桌子对面有两把椅子。“如果下次你们能同我预约，我会非常感激。”
“是的，长官。下次我们一定约你去宪兵司令部大楼。”
“通知我一声就行了。”
像许多有科学和学术头脑的人一样，穆尔上校好像对周围组织严密的世界失去了敏感。即使我说的是“下次我们将在警察局同你谈话”，他也未必领会其中的含义。
“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嗯，”我说，“我想让你再确认一下悲剧发生的那个晚上你确实在家里。”
“好吧，我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半上班前一直呆在家里。”
早晨7点半是我和辛西娅到达维多利花园的时间。我问他：“你一个人住吗？”
“是的。”
“有人能证明你在家吗？”
“没有。”
“你晚上11点同基地总部的坎贝尔上尉通过电话，对吗？”
“对。”
“谈话内容同工作有关吗？”
“是的。”
“你在中午又给她打过电话，在她的电话录音机里留了言。”
“对。”
“你曾在这之前给她打过电话，可她的电话出了故障。”
“对。”
“你给她打电话干什么？”
“就是我留言中说的话——宪兵队来过，把她的办公室收拾一空。我和他们争论起来，因为她的档案中有分类的资料，但是他们不听。”他又说：“军队快变成警察局了。你注意到了吗？他们甚至不需要搜查证。”
“上校，如果这里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总部，卫兵也会按公司高级官员的命令做同样的事。这里的每件东西，每个人都属于美国。你有关于犯罪调查的宪法规定的某种权利，但我建议你不要去行使这些权利，除非我现在把手铐铐在你手上，把你关进监狱。那样每个人，包括我在内，就会看到你的权利受到了保护。你今天早晨是否有合作的心情呢，上校？”
“没有。不过我会在强迫和抗议下同你合作。”
“好。”我又一次环顾了这间办公室。敞开的钢柜顶层是一套卫生用具，我想发刷就是从这里面找出来的。我很想知道穆尔有没有注意到此事。我向碎纸机的贮藏器里看去，里面是空的，这很好。穆尔并不笨，也不是那种慈祥的心不在焉的教授型的人；实际上，按我的说法，他有一个邪恶的外表和一个狡猾的内心。但是他对自己假装不关心，以致即使我在他桌子上看到了锤子和帐篷桩子，我也不会太吃惊。
“布伦纳先生，我今天早晨很忙。”
“是的。你说过你会用某些心理学的知识来帮助我们了解坎贝尔上尉的个性。”
“你们想知道什么？”
“啊，首先想知道她为什么恨她父亲？”
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说：“可以看出，我们上次谈话后你又了解了不少事情。”
“是的，长官。森希尔女士和我一直在同周围的人交谈，每个人都告诉我们一些情况。经过这几天的调查了解，我们明白了该问什么和该问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能够区分开那些坏人和好人，我们把坏人抓起来。比起心理战术来，这是很简单的事。”
“你太谦虚了。”
“安为什么恨她父亲呢？”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坐回椅子里，说：“让我用这句话来开场吧。我相信将军得了一种强迫性神经紊乱症，也就是说，他自私自利，专权，不能容忍批评，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有揭穿别人的问题的爱好，也是个彻头彻尾的竞争者和权威人士。”
“你已经描绘出了军队中90％的将军形象。那与我们的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
“嗯，安·坎贝尔跟父亲没有很大不同，由于他们的父女关系，这并没什么不平常。于是，在一个家庭里有两个个性相似的人，一个是年长的男士，父亲，另一个是年轻的姑娘，女儿。问题就在这儿。”
“那么这个问题要上溯到她不快乐的童年了。”
“不完全是这样。开始时一切很好。安在她父亲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且很喜欢她看到的东西，她父亲也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且也很高兴。实际上，安向我描绘了一个快乐幸福的童年和一种与她父亲很亲近的关系。”
“后来关系变坏了吗？”
“是的，变坏了。安还是孩子的时候，她想赢得她父亲的赞许。父亲也认为他的威信不会受到威胁。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他把儿子和女儿看成了自己的影子。但是到了孩子的青春期，他们都开始看到对方身上有自己不喜欢的特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又都是他们自身最不好的特征，但是人们往往不能客观地对待自己，并且他们开始争夺权威，开始批评对方。由于他们都无法忍受批评，他们俩实际上都很有能力，都取得了很大成功，所以矛盾就尖锐化了。”
“我们是在泛泛而谈，”我问，“还是在针对将军和坎贝尔上尉呢？”
他犹豫了一会儿，可能是出于不愿透露个人隐私的习惯。他说：“我也许说的是普遍性，但你们应该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嗯，”我回答说，“森希尔女士和我问的是个体问题，而你却只给出了一般性的回答，我们也许会弄错你的意思，我们很笨。”
“我不这么看，你们骗不了我。”
“好吧，回到正题上来吧，”我对他说，“别人告诉我们，安感觉到她是在与她父亲竞争，认识到她在父亲的那个世界内无法与他对抗，但她并没有宣布放弃，而是向他发动了一次破坏性的战役。”
“是谁告诉你的？”
“我是从一个人那儿听来的，他又是从一个心理学家那儿听来的。”
“那么，那个心理学家错了，强迫性紊乱症病人总是相信他们有能力对抗，并且是能做统帅的人。”
“这么说，这不是安恨她父亲的真实原因啰？他们并不在乎碰得头破血流。”
“对，她恨她父亲的实际原因是背叛。”
“背叛？”
“是的。安·坎贝尔不会由于竞争、妒嫉和不适当的感觉对她父亲产生一种非理性的恨。他们不断增长的竞争未必是坏事。她实际上一直很爱她父亲，直到他背叛她的那一刻。这种背叛太彻底了，带来的巨大创伤几乎把她毁了。这个她最爱戴、最尊敬、最信赖的人背叛了她，伤了她的心。”他又补充说：“这样讲够具体吗？”
几秒钟的沉默之后，辛西娅向前倾着身子问道：“他怎么背叛了她？”
穆尔只是看着我们而没有回答。
辛西娅问：“他强奸她了吗？”
穆尔摇摇头。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
穆尔回答说：“实际上具体是什么问题并不重要。与此有关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是一次彻底的、不可原谅的背叛。”
我说：“上校，不要骗我们。他究竟对她做了什么？”
穆尔看上去有些吃惊，接着又恢复了常态，说：“我不知道。”
辛西娅指出：“但是你知道那不是强奸和乱伦。”
“对，我知道这一点是她自愿告诉我的。当我们谈起这件事时，她只把它称做背叛。”
“那么，”我讽刺地说，“也许他忘了给她买生日礼物。”
穆尔上校一副苦恼的样子，这就是我讽刺的目的。他说：“不，布伦纳先生，那不是平常的琐碎事情。我希望你能明白，当你无条件地爱和信任某人的时候，而那人以某种简单的、有预谋的方式背叛了你——不是由于粗心等可以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