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也一样。”我瞥了埃尔金斯一眼，见他正仔细地观察着我。
肯特说：“受害者是坎贝尔将军的女儿。”
“我的天。”我想了一会儿。所有的直觉都告诉我，该回避涉及将军女儿被奸杀的任何案子，因为这种案子会使你失去很多。我的责任感、荣誉感和正义感使我坚信犯罪调查处那些专门处理这类案件的傻瓜能够办理此案，那些注定毕生事业要毁灭的家伙。这样的人还真有几个。责任感、荣誉感且不说，此案倒真唤起了我的好奇心。我问肯特上校：“在哪儿见面？”
“在宪兵司令部的停车场，我带你去看现场。”
作为一名密探，我是不能靠进宪兵司令部办公楼的，肯特上校此时竟如此糊涂。我说：“不行吧。”
“哦……在步兵营怎么样？就在第3营总部，去现场正好顺路。”
埃尔金斯很紧张，已经有些按捺不住了。我对肯特说：“好的，宝贝儿。我10分钟就到。”我挂断电话，对埃尔金斯中士说：“来电话的是我的女友，她需要点爱的滋润了。”
埃尔金斯看了看表说：“有些晚……也许太早了吧。”
“这位女友可不管什么早晚。”
埃尔金斯笑了。
根据基地的规定，我当时还带着武器。看到埃尔金斯已经冷静下来，我便根据规定把手枪放在那儿了。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过，过会儿还会需要它。我对埃尔金斯说：“我有可能还要回来的。”
“好的。代我亲亲她，伙计。”
“没问题。”
我把追光牌汽车留在活动房屋集中地了。我现在的POV（军队里私人汽车的代号）是一辆福特牌小吨位运货卡车。实际上，它是为配合我所扮演的角色而准备的，里面全是放枪的架子，装饰着狗毛，后面放着一双流行的军用防水靴。
就这样，我驾车驶过了基地中心，几分钟就到了步兵训练大队的地盘。这里随处可见二战时期建的一些长长的木头营房，大都荒废了，看上去又黑又怪。冷战已经结束，部队虽没解散，但规模显然是缩小了。步兵、装甲兵和部队赖以生存的炮兵等作战部队削减得最厉害。但专与罪犯打交道的犯罪调查处却日益壮大起来。
好多年前，我还是个年轻的二等兵，先从哈德雷堡的高级步兵培训学校毕业，后来又分别在离这儿不远的本宁堡的空降兵学校和骑兵学校上过学，所以我就成了一个空降兵和骑手——一件终极武器、一台杀人机器、一个地位低下，瘦弱，将要在空中丧命的人。现在我已经开始衰老了，在犯罪调查处工作很合适。
时间又到了军队中称为破晓的时候了。佐治亚的天空变成了粉红色，空气非常潮湿，不难想象，又是一个90华氏度的大热天。我可以闻到潮湿的泥土味、松树的清香和附近军队餐厅飘出的咖啡香。
我把车停在旧军营指挥部前面的草坪上，看见肯特从他的草绿色小车里钻出来，便也从小货车里走出来。
肯特50岁左右，个子挺高，不胖不瘦，麻脸上长着亮而蓝的大眼睛。我前面已经说过，他这个人有时候很死板，不是太聪明，但工作效率相当高，也很卖力。他在军队的官职相当于地方的警长，指挥整个哈德雷堡的宪兵。因为他执行规定和章程太严，所以大家虽然不讨厌他，但谁也没把他当做最好的朋友。
肯特很威武，身穿宪兵司令的军装，头戴白色钢盔，腰间挂着白色手枪套，脚穿一双擦得锃亮的靴子。他告诉我：“我安排了6个宪兵守护现场，什么也没动过。”
“这样很好。”我和肯特相识大约有10年之久了。尽管我来哈德雷堡办案只能一次见面一次，但我们的工作关系不错。肯特级别比我高，但只要我来这儿办案，就能接近他，实际上常给他带来一些麻烦。我曾经看过他在军事法庭作证的情景。作为一名证人，他具有原告所需要的一切素质：可信、符合逻辑、客观而有条理。但他也有处理不好的地方。他总感到原告会很高兴让他离开证人席。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太死板、太缺少人情味。军事法庭开庭时，通常让人都会对被告表示同情，至少表示点关心；而肯特却不是这样的人，他只关心谁是谁非。在哈德雷堡所有犯法的人都曾当众辱骂过他。实际上我见他笑过一次，那是当一个新兵因喝多了酒，恍惚中放火烧了一个废弃的营房，而被叛了10年徒刑的时候。法律毕竟是法律，像肯特这样冷漠无情的人从事法律工作也许是再合适不过了。所以，今天早晨发生的奸杀竟能使他震动，令我有些吃惊。我问他：“你通知坎贝尔将军了吗？”
“没有。”
“你最好亲自去他的寓所通知他。”
他淡漠地点了点头，脸色很难看。我猜想他已经到过现场了。我又一次郑重地告诉他：“你要是通知晚了，将军肯定饶不了你。”
他赶紧解释：“唉，直到我亲眼看见尸体，死者身份才被确认。我是说，我真的不忍心到他住所去告诉他，他的女儿——”
“是谁认出死者的？”
“一个叫圣·约翰的中士，是他发现了尸体。”
“他认识她吗？”
“案发前他们在一起值勤。”
“噢，这么说，死者身份是确凿无疑了。你认识她吗？”
“当然认识。是我确认她的身份的。”
“其实，不用看身份识别牌，她军服上就有她的名字。”
“啊，这些都不见了。”
“不见了？”
“是的……她的军装和身份名牌都被拿走了。”
对这类事情人们都很敏感，好像脑子里天生就存着这种材料，所以一听到这些证词，看了现场，他就会自问：“这些材料有什么不大对头吗？”于是我问肯特上校：“内衣内裤呢？”
“什么？噢……在那儿……”他接着又说，“通常他们要拿走内衣内裤，对吗？这就怪了。”
“圣·约翰中士是怀疑对象吗？”
肯特上校耸了耸肩说：“那就是你的任务了。”
“啊，就凭圣·约翰这个名字，我们也得暂时把他列为可疑对象。”我对肯特上校说，“那边是我的连队呆过的地方，得尔塔连。”
“我不知道你还当过步兵。”
我点了点头，说：“有时候我觉得步兵更好一些，因为步兵和别的兵种不一样，内部不出坏蛋。”
“坏蛋就是坏蛋，”肯特告诉我，“部队就是部队，命令就是命令。”
“是啊。”这话说出了军事观念的精华。军令如山，无须探究为什么，只许胜不许败，这一警句很适用于战斗和大多数军事形势。但犯罪调查处的工作只能例外了，因为犯罪调查处的最终目的是查清事实真相，而要做到这一点有时就不得不违背上级命令，自行决定。这样做就不能很好地适应部队的要求。部队认为自己是个大家庭，家庭成员都信奉“兄弟皆勇猛，姐妹均贤淑”的信条。
肯特上校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对我说：“我知道这个案子也许很复杂，不过也许不很复杂，也许是非军人干的，也许很快便可破获。”
“噢，肯定是这样，比尔。我们两人的档案里都将会增加一封赞扬信，然后就是坎贝尔将军邀请我们赴鸡尾酒会了。”
肯特看上去满睑愁容，他说：“啊，坦白地说，我无法推卸责任，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职责，而你就不同了。只要你愿意，可以拍拍屁股一走了事，然后上级就会派另一个人来。现在你碰巧来到这儿，又碰巧是特别犯罪调查人员。我们从前合作过，我希望我们再次合作。”
“可你连杯咖啡都没给我喝。”
他狞笑了一下说：“咖啡？见鬼，我还想喝酒呢。”他又加了一句：“这个案子办好了你可以得到晋升。”
“如果你说降级，那倒可能；要说升级，我已经没地方可升了。”
“对不起，我忘了。这制度太不合理。”
我问他：“你会再升一级吗？”
“也许吧。”他看上去有点忧虑，好像梦中见到的闪闪发光的将军星突然消失了一样。
我又问：“你通知此地的犯罪调查处了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啊……反正本案不会由他们处理……天哪，我是说，受害者是基地指挥官的女儿，而且犯罪调查处的头头鲍尔斯少校又认识她，在这儿人人都认识她，所以我们必须让将军知道，我们是找了福尔斯彻奇最有才能的人来——”
“你想用的词可能是‘替罪羊’吧！但是，好吧，那我要告诉我在福尔斯彻奇的上司，本案最好派个特级侦查员，但我本人现在还不知愿不愿干呢。”
“我们去看看尸体，然后你再决定。”
我们向他的汽车走去。这时，我们听到基地的炮声（实际是放的录音），便停下脚步，转向炮声传来的方向。营房顶上的喇叭里传来了嘹亮的起床号声。我们行了礼。站在晨曦里的两位战士以军队的传统仪式行了礼。
从十字军时期沿用至今的号声激昂高亢，回荡在兵营的各个角落。顷刻间，街道、营地、草地训练场，还有战旗升起的广场都被这号声唤醒了。
号声渐渐消失了，我和肯特继续向汽车走去。他对我说：“哈德雷堡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可有一位战士却再也看不到它了。”
第三章
我和肯特上车，向南部的军事基地疾驰而去。
肯特对我说：“安·坎贝尔上尉当时正和哈罗德·圣·约翰中士在基地总部值勤。坎贝尔是值勤军官，约翰是值勤中士。”
“他们以前就认识吗？”
肯特耸了耸肩说：“认识倒有可能，只是不会太熟悉，因为他们不在一起工作，他在汽车集中调度场工作，而她在心理训练学校当教官，所以他们只有在一起执行任务时才会碰到一起。”
“她教什么课？”
“心理学。”他又补充道，“她曾是心理学硕士。”
“她现在仍然是。”我说。人们在谈论死者时总不可避免地犯时态上的错误。我问肯特：“教官们经常有值勤任务吗？”
“一般没有。但安·坎贝尔常常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那些不需要她值勤的名册上，因为她是将军的女儿，要给大家树立个榜样。”
“明白了。”军队确实为所有的男女军官准备了一些名册，这些名册都是由军官们自己填写，不过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值勤，为军队尽一份忠心而己。有一段时间，巡逻这类任务的名册上曾经取消了女军官的名字。可是后来时代变了，一切都变了。但年轻女军官深夜巡逻要冒险是无法改变的。因为男人的野性难改，为了发泄，他们可以置军规于不顾。我问：“她带武器了吗？”
“当然带了。她总是随身带着手枪。”
“说下去。”
“哦，大约在清晨1点，坎贝尔对圣·约翰说她要开吉普车去查看哨所——”
“为什么？难道查看哨所也是值勤军官和中士的职责吗？值勤军官的任务只是守着电话机嘛。”
肯特回答道：“据圣·约翰说，哨所的指挥官是个刚从西点军校毕业的年轻上尉，乳臭未干。坎贝尔上尉又是那么热情，作为校友，肯定在鼎力相助，所以亲自去查看哨所。另外，来回的暗号她也知道。”肯特把车开上了步枪射击场的道路，接着说，“圣·约翰说，大约3点的时候他开始有些担心了——”
“为什么？”
“我也不清楚……你想想，和他搭档的是个女人——也许他认为她在什么地方寻欢作乐并因此而吃醋，也许他急着上厕所，但又不能离开电话机。”
“圣·约翰多大年纪了？”
“56岁左右吧。已婚，夫妻关系很好。”
“他现在在哪儿？”
“被我软禁在宪宾司令部的大楼里。”
我们的车驶过了4个步枪射击场，它们都位于一条弯曲的土路右边，地势很开阔。我已经大约20年没来过这儿了，但对这儿的一切还是记忆犹新。
肯特上校接着说：“后来，圣·约翰给哨所打了电话，坎贝尔不在那儿。他又让哨所的中士跟沿途各哨所联系，看是否有人见过坎贝尔，可不一会儿就收到了回话，都说没见过她。圣·约翰只好让哨所的中士派了一个人到总部替他守着电话，他自己开着卡车找遍了所有哨所，还去士兵俱乐部、军官俱乐部等地方找过，就是不见坎贝尔上尉的踪影。4点钟的时候，他把车开向最后一个哨所所在地——一个弹药库。终于，他在第6步枪射击场看到了她的吉普车……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果然，前方不远处，在这条狭窄的小路的右边停着一辆吉普车，据估计它就是安·坎贝尔生前开的那辆。吉普车旁停着一辆红色的野马牌汽车。
我问肯特：“哨所和哨兵在什么位置？”
“和这儿隔着一个路口。哨兵是一个叫罗宾斯的一等兵，只看到了车前灯的亮光，但什么也没听到。”
“你审问过他吗？”
“应该是她。她叫玛丽·罗宾斯。”肯特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这也不能怪你，保罗。因为‘一等兵’这个词并不显示性别。”
“谢谢。罗宾斯现在在哪儿？”
“也被软禁在宪兵司令部的大楼里。”
“这么说宪兵司令部大楼现在还挺拥挤呢。不过，这办法不错。”
肯特把车停在吉普车和红色野马牌汽车之间。此时天已经大亮了，我看到了守卫现场的6个宪兵——4男2女，分站在各个角上，把现场包围起来。路的左边是一个露天看台，座位都面朝着步枪射击场。军队上前线之前就是在这里操练的。在左边的看台上坐着一个穿着牛仔裤和风衣的女人，她正在一个小本子上急速地写着什么。我和肯特下了车，他对我说：“那是森希尔小姐。”他把“小姐”说得很重，似乎是在提醒我不要犯性别上的错误。
其实，我根本不需要他提醒。我问肯特：“她怎么会在这儿？”
“是我打电话把她叫来的。”
“为什么？”
“因为她是个办强奸案的律师。”
“可被害人已经死了，根本不需要什么律师。”
“是这样，”肯特解释说，“森希尔小姐也负责调查强奸案。”
“是吗？那她在哈德雷堡做什么？”
“你听说过一个叫尼利的女护士的事吗？”
“只在报纸上见过。难道这两个案子之间还有什么联系吗？”
“没有联系。尼利一案的罪犯已在昨天落网了。”
“昨天什么时间？”
“大约下午4点，是森希尔小姐将罪犯捉拿归案的。5点钟我们就审出了口供。”
肯特又补充说：“本来森希尔今天还有别的任务，但她自愿留下来办这个案子。”
“我们很幸运。”
“是的，这类案子需要女人参加。况且森希尔的工作是很出色的。我见过她工作时的样子。”
我留心观察了那辆红色的野马牌汽车，可能是辛西娅的，车牌和我的私人汽车一样，也挂着弗吉尼亚的牌照。由此可以断定，她也是在福尔斯彻奇供职，和我一样，现在也是在外边办案。然而，命运并没安排我们在家乡见面，却让我们在异地他乡，而且是在这种场合下相见了。既然是命运的安排，便不可避免了。
我又向步枪射击场扫视了眼。现在还是清晨，射击场的上空笼罩着一层薄雾，土路边上有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