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耸了耸肩，说：“好吧。”
“我们去厕所看看吧，然后你的人就可以去看她的房间了。”
考尔点了点头，说：“好吧。”
我们3人走过看台，走过一片无人踩过的厚厚的草地，来到一排绿树前，厕所就在这儿。肯特在厕所周围设了警戒，我们跨过那黄色的标志线，只见那旧棚子上写着“男性人士”，新棚子上写着“女性人士”。这两个词看起来似乎有些华而不实，这完全是因为军队有反对过于简单和通俗的规定。我们走进了“男性人士”，我用手帕垫着打开了电灯开关。
厕所地面是水泥的，墙是木制的，墙和天花板交界处安着纱窗。厕所内共有三个分隔间，三个便池，都很干净，我想即使昨天有军队演习，也会在下午5点前结束，马上就会详细布置打扫厕所的任务。废纸篓都是空的，抽水马桶里也没有浮着任何东西。所有的抽水马桶坐圈都立着。
辛西娅示意我看中一个洗手池。我发现池里有一些水滴和一根短短的毛发。我对考尔说：“这儿有个东西。”
他走过来俯下身子看了看，说：“是人的头发，高加索人的头发。”他又凑近看了看，说：“是脱落的，也可能是剪下来的，但不是拔下来的，没有根，这样品的价值不大。不过我可以查出其主人的血型，也可以查清性别。但因没有发根，无法确定其基因标志。”
我们又来到了女厕所，发现这里像男厕所一样一尘不染，里边有6个小分隔间，抽水马桶坐圈也都呈立式。这是军队规定的，虽然女人用时要放下来，但不用时一律呈立式。我对考尔说：“我要你告诉我坎贝尔上尉是否用过这个厕所。”
他回答说：“如果没有别的东西，我们可以试着找一下汗迹，或者沾在抽水马桶坐圈上的人身上的油迹，或者水池排水管里的皮屑。我会尽最大努力的。”
我们从厕所出来，外面阳光炽热，我们向大路走去。我对考尔说：“不要以为我是在侮辱你，我只是提醒你，要对付一个粗野的辩护律师的盘问，你必须把证据好好归纳起来，把每样东西都要编好顺序，贴上标签，要知道，辩护律师只有在证明被告无罪时才能赚到被告的钱。”
“别为我担心。你自己也别担心，只要你找到嫌疑犯，我们就去刮他的皮肤，抽他的血，拔他的头发，取他的精液，就像前几天辛西娅在这儿对付那个强奸犯一样。”
“真希望这儿能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证据，来判定那个嫌疑犯。”
“总会有的。对啦，她的衣服哪儿去了？”
“都不见了。她当时穿着军装。”
“别人也穿着军装，所以如果我在现场找到军装的纤维，就等于什么也没找到。”
“是的。”
“当大家都穿着同样的衣服和鞋子的时候，法医工作就困难多了。”
“说得很对。你取了现场那些宪兵的脚印吗？”
“取了。”
“肯特上校的也取了？”
“也取了。”
我们回到马路上，刚一停下，辛西娅便说：“记住，考尔，你现在唯一的压力是来自我们两人，其他人没有份儿。”
“我听见了。”他回望了尸体一眼，说：“她长得很美。我们的实验室里有一张她做的征兵广告。”他转过来看着我和辛西娅，说：“嗨，祝你们好运！”
辛西娅回答说：“也祝你好运。”
考尔·塞夫尔转过身，缓缓地向尸体走去。我和辛西娅上了她的车。她问我：“去哪儿。”
“乔丹机场。”
第十二章
我们的车从基地向北开去，到了一块写着“乔丹机场”的牌子的地方向左拐去。
我对辛西娅说：“根据考尔对那些往子和绳子的分析，就不需要把你绑在桩子上了。”
她回答说：“卡尔是个典型的纸上谈兵的侦探。”
“太对了。”
但不管怎么说，卡尔还算是个不错的指挥官。他做事雷厉风行，不阿谀奉承，而且为下属的利益着想。因为这起案子特殊，他肯定会被叫到五角大楼去汇报。他可能要站在五角大楼的参谋长办公室里，面对陆军部长、联邦调查局的头头、军法署署长和其他一些高级官员、一些眼里冒着凶光的总统帮凶，高声宣布：“我最得力的部下，保罗·布伦纳中士负责侦破此案，他告诉我不需要任何外援，并向我保证一定在几天之内了结此案。捉拿罪犯归案的时刻已指日可待。”说得没错，卡尔。也许该说，亲爱的卡尔。
辛西娅瞥了我一眼，说：“你的脸色不太好。”
“实在太累了。”
我们到了乔丹机场。这是一处军事设施，是哈德雷堡的一部分。哈德雷堡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开放的，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出，只有乔丹机场是个保密区，所以我们在门口被一个宪兵拦住了。他看了一下辛西娅的身份证，问她：“您是调查那起谋杀案的吗，长官？”
“是的。”她回答说，“这位是我的保护人。”
那位宪兵笑了笑，说：“请到3号仓库，长官。”
辛西娅把车发动起来，开向3号仓库。乔丹机场本来是空军在20世纪30年代建成的（这支部队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看上去很像是为拍二战时期的一部电影准备的一个场景。
停机坪上有两架直升飞机和三架军用弹着观察机①。我们来到3号仓库，看到门前停着肯特的车，还有一辆蓝白两色相间的福特汽车，上面有警车标志。警车的车门上有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米德兰警察局长”。
①观察射弹、弹着点和爆炸点的飞机。
辛西娅说：“那就是亚德利局长的车了。我曾经跟他合作过一次。你呢？”
“没有。而且现在也不想与他合作。”
我们走进了那间千疮百孔的仓库，第一眼就看到了一辆白色的325型敞篷汽车。我猜可能是坎贝尔上尉的。仓库的尽头摆着安·坎贝尔的家具，是按照一个房间挨一个房间的顺序摆放的，已经裂了缝的地毯也是根据原来的样子铺上的。我们走近一些，又看到了她办公室里的家具，再走近一些便看到在一张很长的桌子上摆满了照片，都是在她家和办公室拍的。这些家具周围站着几个宪兵。肯特上校也在场。另外还有一个戴牛仔帽的男人，看起来像是警察局长亚德利。他挺胖，身上的肉好像随时都能把穿的那件笔挺的毛葛西装撑破。他的脸红红的。我想可能是晒的，也可能他有高血压，还可能是他刚刚发过火。
我和辛西娅走过去的时候，亚德利正在和肯特说话。他俩朝我们看了一眼。我向亚德利走去，他也转身向我走来。他这样招呼我：“你要做很多解释，小子。”
我想不必了吧，于是我回敬他说：“如果你碰过其中的什么东西或者与其中的任何东西有瓜葛的话，那就请你把指纹和你衣服的纤维贡献出来。”
亚德利倒退了几步，瞪了我好长时间，然后大笑起来：“你这个狗杂种。”说完，他转向肯特，问他：“你听见了吗？”
肯特勉强装出一丝微笑，但看得出他并不高兴。
我接着说：“请记住你的职责是进行军事保护。我才是本案的全权负责人。”
肯特一字一顿地说：“亚德利局长，我可以向你介绍一下布伦纳先生和森希尔小姐吗？”
“可以。”亚德利回答说，“但这并不能使我快乐。”
我问亚德利：“能告诉我你在这儿有何贵干吗？”
他又笑起来，看来他觉得我的话挺逗。他回答说：“哦，我在这儿的贵干就是问问你，这些东西是怎么到了这儿的。”
为了尽快把他打发走，我想起了卡尔近乎聪明的建议，对他说：“是按被害人家属的要求，由我负责运到这儿来的。”
他把我的话仔细品味了一番，说：“主意不错，小子。算我输了。”
“谢谢。”其实我挺喜欢这家伙，因为我对傻瓜向来是偏爱的。
亚德利又说：“这样吧——如果你肯把这些东西也提供给我和我的实验室，那我们就算扯平了。”
“等犯罪调查处的实验室检验完了再说吧。”
“别想占我的便宜，小子。”
“我连做梦都不敢。”
“很好。嗨，你看这样办行不行——如果你让我们参与对这些东西的检验，我就给你们出入被害人住宅的权力。我们已经给那所住宅都上了锁，并且看管了起来。”
“我对那所住宅已经不感兴趣了。”除了地下室。这家伙根本不知道我手中还攥着一张王牌。
“好吧。不过我手头还有一些被害人的官方档案材料。”
看来这笔交易有门了。但我仍不动声色地说：“到我非要你那些档案不可的时候，我会给你发传票的。”
亚德利转向肯特，对他说：“这家伙真像个马贩子。”说完，他又转向我，说：“真东西在这儿呢。”——他弹了弹自己的脑袋，听起来里面像是空空的——“这儿的东西你用传票是传不走的。”
“你以前就认识被害人吗？”
“哦，是的，小子。你呢？”
“我可没有那份荣幸。”这也许是我对他的第二次进攻了吧。
“她的老爷子我也认识。嘿，你听着，”亚德利局长说着，又露出了那副让人厌恶的面孔，“你到我办公室来，我们好好讨论一下这笔交易。”
我想起了把可怜的埃尔金斯中士骗进拘留室的方法，于是对他说：“如果你真想谈这笔交易，那我们就去宪兵司令部大楼的办公室去谈。”
这一招果然奏效，他说：“在对待档案、线索和法医报告的问题上，我们应该采取合作的态度。”
辛西娅第一次开了口：“局长，我完全理解您的心清，我们的行动可能不太得体，但希望您不要把它看成是针对您个人的，也不要以为这是对您的一种职业上的侮辱。如果被害人是其他人的话，我们肯定会请您和我们一起去查看住宅，共商最佳方案的。”
亚德利噘起嘴，像是在思考她刚才说的话，又像是在准备说：“胡说八道。”
辛西娅接着说：“其实，有些事情我们也很恼火，比如说吧，同样的一点小冲突，战士就要被逮捕，而地方老百姓却可以什么事都没有。”
“所以，”辛西娅继续说出了她动听的理由，“明天我们约定一个双方都方便的时间，商量一下我们怎样愉快地合作。”等等等等。
亚德利点了点头，其实他根本没用心去听。最后他回答说：“听上去有点道理。”他又对肯特说：“谢谢你，上校，今晚给我家来个电话。”说完，他转向我，在我肩头拍了一巴掌，说：“你打败了我，小子。我欠你一次。”说完便大踏步地穿过仓库走了，那架式好像随时都会回来似的。
他刚出仓库大门，肯特就说：“我对你说过他会乱骂的。”
我回答说：“谁在乎他呢？”
肯特说：“我不想和这家伙闹僵。因为他会对此案很有帮助。你知道，基地有一半人都住在他的地盘上，在基地工作的老百姓90％也住在米德兰。所以，在我们寻找嫌疑犯的时候，肯定会用到他。”
“也许吧，但我认为所有嫌疑犯都会落在政府管辖的地盘上。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绑架他们。”
肯特摇了摇头，好像是使头脑清醒些。他问：“哎，你见过将军了吗？”
“没有。我应该去吗？”
“他想尽快见到你，就在他家。”
“好吧。”丧失了亲人的人都会有很多想法，但一般想不到要和负责案子的调查官谈话。但是，将军就不同于一般人了。坎贝尔将军也许有必要发号施令，以显示他现在仍有权力。我对肯特说：“我已经有了一份初步的嫌疑犯名单。”
肯特看起来有些惊讶，他问：“已经有了？都有谁？”
“我的嫌疑犯名单包括所有的与现场或者被害人住宅有瓜葛的人，法医将会取下所有的痕迹，也就是所有这些人的脚印和指纹。所以这名单里就包括了你、圣·约翰中士、一等兵凯西，还有所有在现场的宪兵。另外还有我和辛西娅。这些人不可能是嫌疑犯，但我必须认真研究法医提供的证据。”
肯特说：“那你最好现在就开始调查不在现场的证据。”
“好吧，那么你的证据是什么？”
“好……我接到值勤中士来的电话时，正在家睡觉。”
“你住在基地，对吧？”
“对。”
“你什么时候到家的？”
“大约在半夜。我在基地中心吃了晚饭，然后去了办公室，工作到很晚才回家。”
“你妻子能作证吗？”
“这个……不能。她当时正住在俄亥俄她父母家里。”
“啊。”
“哦，胡闹，保罗。简直是胡闹。”
“哎，别紧张，上校。”
“你以为你很幽默，其实你根本不幽默。对于谋杀案和谋杀案的嫌疑犯这类问题是不能开玩笑的。”
我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真的动怒了。
“好吧，”我说，“我向你道歉，我本来想我们3个执法官之间能彼此直言不讳。我们在这儿说的话，不管是推测，还是有些出格的盘问都不能出了这间仓库，只是我们3人知道，这样行吗？”
他还没有平静下来，冲着我吼道：“你昨晚去哪里啦？”
我说：“我一个人在我的活动房子里呆到大约4点30分，到基地军械库时大约5点。没有证人。”
“故事编得不错嘛。”肯特轻蔑地说。他听到我说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好像格外高兴。他又转身问辛西娅：“你呢？”
“我大约晚上7点到了军官招待所写尼利一案的报告材料，一直写到半夜，后来就睡觉了，大约早上5点半被一个宪兵叫醒了。”
我评论说：“好了，我今生还没听说过比这3个不在现场的证据更不堪一击的证据。不过，现在就让这些证据成立吧。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基地就像一个小城镇，被害人的朋友、家庭和熟人圈子里自然包括了这儿的高级官员。”我对肯特说：“你希望负责本案的人是个圈外人，对不对？”
“是这样。而且你们都是基地外来的天才。”
我突然意识到他所谓外面来的天才不过是说，“我们需要的是两个对人所共知的情况都一无所知的调查官”。
我问肯特：“你和安·坎贝尔的关系怎样？”
他犹豫了一会儿，终于说：“算是不错吧。”
“能详细说一下吗？”
显然，职位高于我的肯特对我的问话很不满。但他毕竟是个职业警官，非常明白他该怎么做。因此他勉强装出一丝微笑，说：“难道我们要互相宣布一下我们的权利吗？”
我也回报了他一个微笑。这样做是尴尬的，但很必要。
他清了清嗓子，说：“坎贝尔上尉大约两年前来到了这儿，我、坎贝尔将军和夫人当时都已住在这里了。坎贝尔夫妇曾邀请我和另外几位军官去他家见他们的女儿。我们的工作不同，看起来我们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她是个心理学家，所以对犯罪行为很感兴趣，而我对犯罪心理也有兴趣，所以一个执法官和一个心理学家有共同的爱好算不上不正常吧。”
“所以你们成了朋友？”
“算是吧。”
“经常一起吃午饭吗？”
“有时候。”
“晚饭呢？一起喝酒吗？”
“偶尔。”
“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