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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朱燮元的建议军务院专门开会商议过，最后一致认定朱燮元的建议非常合理但无法实施，贵州发生奢、安叛乱时安位还小，现在虽然成人了但军权也还没有完全掌控，假如只跟安位谈判允许其归顺朝廷没有什么障碍，但涉及到安邦彦和奢崇明那就应该另当别论，朝廷不可能对在西南掀起六年多叛乱狂潮的罪魁祸首网开一面。假如明说不赦免安邦彦和奢崇明那和谈肯定没有指望，为了照顾朱燮元的面子朝廷同意他谈判，但前提是要严惩战争罪犯。
朱燮元接到军务院的通知有些哭笑不得，一是军务院明确告诉他可以跟安位谈判也可以同意其归顺，但安邦彦和奢崇明不在此例。二是天启不同意他回家守制，说父母死要守三年孝为旧习今后要改，只允许他暂时回家处理他父亲的后事，处理完了立即回贵阳，现在蔡复一没了高第病重回京前线离不开他。
得到朝廷的准信后安位很无奈，安邦彦和奢崇明听到消息后也异常愤怒，朝廷只愿意跟安位谈判而把他们两人排除在外，这就是个不死不休的局面了，两人决定同仇敌忾团结一致跟明军战到底。安位没有办法只得派人跟朱燮元说要考虑考虑，他不可能抛开叔叔和舅舅自己去归顺。
朱燮元理解安位的决定，安排好贵阳方面的军务后立即回老家埋老爹去了，贵阳方面只剩下了几个总兵和几个监军，没人运筹帷幄指挥了大家都把各自的防区守好，在这种情况下不出事就是有功。
赵率教护送着高第日夜兼程回京，他原来的三万人根据命令陆续开到运河边待命，已经培训完的一万五千人和正在培训的三万人担负起了修路建房的责任，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269 京中变化
赵率教护送高第回到京里已经是八月上旬，本以为皇帝会询问高第的病情顺便问一下贵州平叛的状况，谁知道只有军务院来人简单问了下情况，问的时候都是心不在焉有点走过场的意思。当然对高第还是作了关心，让三名御医集体讨论轮流看护，并说了皇帝的旨意让高第回府静养不要管杂事影响病情。高第本来年近七十染上疾病又加上一路颠簸，一般人早就一命呜呼了，幸好高第身体素质不错看似奄奄一息但也没死，一直到第二年春才算好利索。
赵率教接到命令休息两天就去运河边跟他的部下汇合，这些人从辽东到贵州奔波了好几年，年纪大了也累了该彻底休息了。按新的兵役制度二十六岁没当上百户的都该无条件退役，军务院的意思是赵率教把一般士兵安排在运河边早已经选好地盘的众多村庄里，就在那里跟家人团聚修建属于自己的房屋和道路。赵率教本人和其他军官们就在运河边重新招年轻人准备修河，这些年轻人多为老兵的子弟，算是他们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
军务院没有多关心贵州的事并不是认为那里不重要，而是认为做什么事都要掌握节奏，原来敌我双方处于相持阶段不好轻率动手，怕一招出错全面落败。现在既然已经把叛军牢牢包围住又一时不好下口，那就该稳定局势消化已经占据的地盘和人，修路修房也好安置惊疑不定的百姓也好都需要时间。等一切都理顺了水西和织金的叛军也应该跟现在的高第一样奄奄一息了，到时候费不了多少工夫就能平定叛乱。
这世上很多事都在于一个缓与急之间，在古代很多例子中都属于当缓不缓想急切间解决问题，结果后继乏力成了当胜不胜之局。就像三国中的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一样，人数多的一方总以为自己大手一挥敌人就会应声而成齑粉，结果当缓不缓被敌人以少胜多功亏一篑。假如官渡之战的袁绍和赤壁之战的曹操都不把几十万人屯于野外想一鼓作气打败敌人，而是分兵把守各要道和城池，其他人在城池和要塞的掩护接应下与敌周旋，历史也许就会改写。
当然军务院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趁此机会彻底解决土司制度，云南、贵州、四川还有广西等地土司多如牛毛，这些人当土皇帝当久了感受到没有人约束的好处，自然会想某一天过一过当真皇帝的瘾。这些土司平时花天酒地积蓄力量蛰伏待机，一旦国家国力衰弱或者有外敌入侵无暇兼顾，他们立即起兵造反自立为王。对这些长在国家身上的毒瘤必须趁这次机会全部摘除，否则的话谁也不敢保证今后不会再作乱。
当然，军务院想稳定一段时间再说也有其它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天启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还不好医治，这事得从年初说起。
正月十五高第出京去贵州，天启想着贵州周边几省原来就有约二十万士兵参与平叛，现在又去了张静安和赵率教的六万人，加上高第去贵阳坐镇，如此阵势就算不能完全平定叛乱至少能够让事态沿着对朝廷有利的路线走。北边本来正跟皇太极谈判，因为刘兴祚反正归明的事双方失去继续谈判的基础，不过大家都没有因此宣布停止谈判，因为都希望维持个不打不谈的局面，皇太极想专心对付蒙古人，明朝这边也想空出手清理内务，大家各取所需。
至于蒙古人天启更是不担心，插汉部的林丹汗这么多年来被女真人搞得众叛亲离，这一两年女真人更是步步紧逼，他自顾不暇肯定没有想打进长城的想法，不过如果是明军太废敞开城门并且露富勾引别人来攻又另当别论。现在蓟州军区在督军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的治理下已经是兵强马壮，手下的曹文诏、左良玉等将领也一个个以张静安为榜样，想杀敌立功当总兵坐镇一方，他们不主动冲出长城去杀人蒙古人已经该偷笑了，进犯长城上的明军那是想都别想。
当然也有一个可能就是蒙古人跟女真人联合，这个可能性只存在于理论上，以林丹汗的骄傲他说不出这样的话。在林丹汗心中他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属于草原上高贵又高傲的黄金家族，长城内的明人和辽东的女真人当年都是蒙古人的治下之民，现在这些人虽然力量强壮那也是乱民。林丹汗认为要重振大元的雄风就不能跟乱民合作，所以他既不想跟女真人合作对付明军，也不想跟明军合作对付女真人，他始终昂着高傲的头环视四方，夜里才低头苦苦寻思。
当然除了外部争斗外还有内部隐患，那就是一帮总想给大明臣民洗脑的泰西人，他们经过几次试探发现要让大明皇帝受洗入教难于登天，就转而去大臣中招收信徒。这些大臣都不傻，知道天启对这些洋和尚的态度后都对他们敬而远之，实在被惹烦了还要不阴不阳地讽刺他们几句，搞得龙华民、邓玉函等人狼狈不堪，就连早已经入教的徐光启，也私下数次向天启表明心迹，说自己先是大明的臣子后才是上帝的信徒，让天启很是满意。
天启满意是满意但也知道人心是需要不断笼络的，不然的话谁知道某一天会不会发生变化？根据原来跟徐光启的约定，只要他把玉米和甘薯的产量提高了一半就封其为侯爵，天启根据各地反馈回来的信息认定徐光启已经完成这一约定，于是择日下旨宣布册封徐光启为松江侯，并重申只要他能把甘薯和玉米的产量提高两倍，还能培养出马铃薯的耐旱性并推广开就封其为公爵，这让朝中大臣羡慕徐光启的同时也认为天启说话算话。
泰西人在北京的人中以龙华民和邓玉函为首，他们知道这一消息后首先是向徐光启表示祝贺，然后问徐光启他们这些泰西人能不能从今往后得到徐侯爷的更多帮助。徐光启告诉他们侯爵只是个虚的爵位，并没有实质上的职位提升，京中的侯爵多得很，侯爵之上还有公爵和王爵，大明的王爵那就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过来，小小的侯爵不算什么最多每年多点银钱奉养。
见龙华民和邓玉函有些失望，徐光启把天启教他说的话全部说了出来，就说只要龙华民和邓玉函他们加紧把带来的七千多部书尽快翻译出来并教会大明之人，如果证明这些知识能对大明的军事和生产上有用，他们也会得到爵位上的封赏。现在已经在翻译的人员朝廷也在给他们提供生活所需的俸禄，假如翻译出来的知识被评定为有用，那么翻译的人就会得到另外的赏赐，假如能把他们说的那些什么伽利略或者开普勒之类的人物劝来，封公封王也可以商议。
龙华民和邓玉函一开始听了也颇为心动，不过他们想了想又说他们是耶酥会的人，能不能接受大明的封爵要耶酥会同意。至于说伽利略和开普勒确实是他们的朋友，不过那两人跟耶酥会关系不好就算他们愿意来没有耶酥会的帮助恐怕也来不了。七千部书他们既然带来了肯定是要翻译给大明之人看，只要大明朝廷需要他们可以加快翻译速度，他们生活清苦不需要什么多余的银子，只要朝廷资助他们在全国修建教堂就可以，因为修建工作比较费钱。
天启得到龙华民和邓玉函的消息后立即叫人转达他的决定，翻译书是翻译书修教堂是修教堂，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因为他们肯翻译书所以已经同意泰西人在全国各省会大城市修建教堂，希望他们不要得陇望蜀贪得无厌免得到最后一无所有。修教堂要花钱可以自己挣，挣的来路一是翻译有用知识并尽快形成生产力，得到大家认可后可以得到相应的报酬。另一个来路就是建医馆建学校治病救人教书育人，从治人疾病和教人识字这事上得到相应报酬。
龙华民和邓玉函开始一听不住皱眉，不过想了想有些喜出望外，这皇帝和大臣不好说服难道老百姓也不好糊弄吗？教小孩念书识字不就是培养小教民吗？于是两人立即表示同意。
既然南北两地的战乱和内部隐患已经不用操心，就可以安安心心处理内政，不过天启是一个非常懒的人，以前隔几个月还要上一次朝，现在他把上朝这事全部丢到脑后了。原来他为了自己方便就在乾清宫上朝，那地方离自己的住处近很方便，偶尔开个朝会还没什么，后来乾清宫地震外带被火烧，朝会就改在外面的皇极殿里，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天启没有给大家说，就是乾清宫原来毁损的房间里还有座塔，压着那块神秘的黄玉。
自从天启把中央钱庄和造币厂迁入皇城内的紫光阁旁边后，他接着又在皇城东边的重华宫建立了培训所，专门培训宫女和有兴趣的官员家女眷，让她们在重华宫学习包括医术、刺绣、烹饪、银作等技术。加上原来军务院和政务院占据的文华殿和武英殿，还有监政院占据的慈庆宫，整个皇城和紫禁城的前半部分就变得热闹异常。为了避免出现安全隐患，天启命人将紫禁城拦腰隔断，从慈宁宫、养心殿、乾清宫、奉先殿、仁寿宫开始隔断任何人不许进出。
天启自己也不偷懒，每天白天心情好就搬到文昭阁念书，对面的武成阁里摆置了很多健身器材让他锻炼身体，他知道身体好才是真的好。
270 论医论国
天启白天没事就到文昭阁去看书，顺便去武成阁叫几个小太监陪自己锻炼身体，从正月开始他就感觉自己身上有些不舒服，到文昭阁来也是皇后和冯思琴她们商量的结果。他们说文昭阁离文华殿和武英殿都比较近，有什么事也免得大臣找来找去，现在南方在平叛其它各地都在想办法健全四级辅政制度都很忙事也多，加上大铁公司正在接受官田官铺等属于朝廷的资产，保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现异常情况，信王他们监政院拿不定主意肯定会来请旨。
做为皇帝应该天天上朝，天启原来也上了两天，后来发现上朝就是没有目的地开大会，大到军国大时小到一州一县等在朝堂上看起来算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说。如果是说说具体的事也还能忍，但很多时候大臣们都在互相指责，各有一套说辞每个人都站在道德制高点去说别人的不是。假如是互相往对方身上泼脏水也没有什么，泼久了大家自然就不泼了，大家都不干净也难看，问题是他们还要天启作裁判，这就让人为难了。
天启刚刚发配魏忠贤去南京思过时，大家的矛头都指向跟魏忠贤亲近的人，比如说顾秉谦、崔景荣等人，很有些同仇敌忾的意思。待得这些人或走或调以后，大家就开始内斗了，只不过做得比较隐蔽，东林党卷土重来打击异己那自不必说，连忠诚老实的孙承宗都发动自己的学生挤走跟自己不对眼的王在晋，天启什么都知道也不好说什么。本着眼不见心不烦的想法，天启把军务政务分开后又把吏部跟都察院合并，让管官和管事两类事务也分开。
天启的意思就是这治国就是治吏和治事，朝中一切争斗无非是争权和争利，合并后的都察院都是东林党在掌管，天启干脆就把管官的事全部交给都察院也就是交给东林党，心想这都是一个党总不该再争斗了。当然天启也没有放任，而是告诉高攀龙和杨涟，委派官员和监督官员都由你们东林党来做来选，但是如果选的人出了岔子或者选的人不能胜任你们就要想法自己解决，最后证明这样做很有效果，至少表面上看朝堂上没什么争执了。
朝堂上没争执很大一个原因是天启很懒很少上朝，很久不开会一开会自然会想着解决问题，小纷争小意气不值得占用宝贵时间。天启懒是懒但也不是对朝中事务和官员放任自流，他先是用年龄限制官员品级防止人的野心膨胀，然后成立圣学院和博学院给官员以帮助。圣学院从经验上和大方向的把握上给予支持，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博学院从具体实施上给予支持，保证官员做事的合理性和先进性。
以上安排都是针对一般情况，如果发生特殊情况官员们还是会上门来烦人，为了彻底清静天启又在慈庆宫成立了监政院，平时政务院、都察院、圣学院、博学院等头脑都在一起各做各事，出现特殊情况大家就一起商议，他们都拿不定的事那肯定就是大事了，这时候天启再来决断就轻松多了。经过一段时间后天启认为这样很好，决定在中央、省、州、县成立四级辅政制度，天启认为在这样的制度帮助下，一个官员只要不是文盲和傻子一般都能胜任。
到了天启七年一切都比较顺了，天启认为当皇帝就应该这样，什么权力都放出去自己只掌握随时叫停的权力，有人动脑有人动手还有人处理异常状况，完全达到位高权重责任轻的境界。不过万事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人一闲久了就会出毛病，天启在正月过后就感到身上不舒服，太医院的太医厉害的都来看过却都束手无策，还好只是浑身不舒服没有其它大碍，皇后说宫内全是些女人、小孩加太监阴气重，让天启没事去外面呆一阵天启也深以为然。
天启选来选去选中了文昭阁，这文昭阁分上下两层，里面大多装的是些古今书籍，还有些地方装了些银两、丝绸、成衣等好看又杂乱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为了方便皇帝在上朝时高兴了赏人。天启算了下不上朝已经很久了，估计短时间也没有上朝的打算，就算要上朝也不会赏人，就叫人把东西搬到库房去。文昭阁楼上收拾出来后也留了些书，其中一本南宋洪迈写的《容斋随笔》天启很爱看，里面对治理国家、治世和乱世的比较、朝代兴衰更替的原因说得很透。
清明节过后的一天，天启上午在武成阁中举了一阵大小适当的石锁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