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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9月1日于艾博茨福德
给考古协会的德赖斯达斯特博士的致敬信＇注＇
（寄往其寓所约克郡盖特堡）
＇注＇乔纳斯·德赖斯达斯特是司各特虚构的一个人物，他的几部小说的序言便是以“致德赖斯达斯特的信”的面目出现的，本书也是这样。在这篇序言中，司各特阐述了他对历史小说的一些基本观点，主要涉及了虚构和历史真实的关系问题。文中有些人名也是虚构的，如乌尔法斯国王等。发信人劳伦斯·坦普尔顿实即作者本人。
不用说，促使鄙人把阁下的大名置于后面这部作品的卷首，是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的。然而由于作品的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这些理由中最主要的一点，也许便不能成立。假如真像我所希望的一样，它足以赢得您的赞赏，那么读者立刻会看到，把旨在描绘英国古代，尤其是我们撒克逊祖先的生活的作品，献给曾撰文论述乌尔法斯国王的号角，论述他赠予圣彼得教堂的土地的博学作者，是合乎情理的。然而我明白，下面这些纸上所记述的我的考古研究的成果所赖以表达的方式，是无关紧要、不足为训、轻浮浅薄的，它已使这作品被排除在可以自豪地呈请博学鸿儒指正的那类著作之外。相反，我怕我只能引起非议，认为我不揣谫陋，居然把乔纳斯·德赖斯达斯特博士的大名冠于这么一部作品上，这部作品从严肃的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也许只能厕身于当今无关宏旨的文艺小说之列。这样的指责是我万难接受的，我必须为自己辩护，尽管我相信，您的友谊会使您对我采取宽大的态度，我仍然不愿在公众眼中，蒙受我的担忧向我提示的那种严重罪名。
为此我必须提一下，我们过去也一起讨论过这类作品，因为在其中的一种中，您博学的北方朋友蒙克巴恩斯的奥尔德巴克先生＇注1＇的私事和家事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给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当时我们对这些作品在这个游手好闲的时代中得以流行的原因，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讨，您认为它们不论具有什么其他优点，必须承认，它们是草率写就的，违反了史诗所应该遵循的规律。看来您当时的意见是：它们的魅力完全在于那位匿名作者所掌握的技巧，他像第二个麦克弗森＇注2＇一样，运用了散布在他周围的一切考古材料，并把不太久以前他的国家中实际发生的事件，以及实际存在的人物，几乎连姓名也不加改动地引进了小说，以弥补他本人迟钝和贫乏的创造力。您指出，至多六十或七十年以前，整个苏格兰北部地区还处在极其简单的、宗法式的政府统治下，它与今天莫霍克人和易洛魁人的联盟＇注3＇差不多。即使不能设想作者曾亲自目睹过那个时期，您指出，他也必然生活在曾经历和活跃在那个时期的人们中间；在这短短的三十年中，苏格兰的生活方式固然发生了不少变化，人们回顾他们上一代祖先所奉行的社会习惯，也只是像我们看待安妮女王的统治时期，至多上溯到共和革命时期＇注4＇。您指出，各种材料都堆积在作者周围，他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困难只在于选择而已。因此并不奇怪，他在这么丰富的矿藏中开始挖掘时，他的工作可望得到的收获和成果，必然超过他的简单劳动所理应得到的赞赏。
＇注1＇司各特的小说《考古家》（一译《古董家》）中的主人公，一个考古学家，苏格兰人，因此被称为“北方朋友”。
＇注2＇詹姆斯·麦克弗森（1736—1796），苏格兰诗人。他曾因翻译三世纪爱尔兰说唱诗人莪相的诗歌而名重一时，但后来发现，这些所谓翻译实际大多是他自己的伪作。
＇注3＇莫霍克人和易洛魁人都是北美的印第安人，曾组成易洛魁联盟，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注4＇英国安妮女王于1702—1714年在位。共和时期指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即使这些结论（我不想否认）一般说来是正确的，我仍认为，企图激发对古老英国的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兴趣是并不奇怪的，这与对我们较为贫苦、较少声望的邻居发生的兴趣一样。肯德尔绿色粗呢＇注1＇出现的时期虽然更为古老，就我们的感觉说来，它与北方杂色的格子花呢肯定是同样亲切的。罗宾汉的名字如果运用恰当，可以与罗布·罗伊的名字一样引起迅速的反应＇注2＇；英国的爱国分子在我们当代人中间应该享有的威望，不应比苏格兰的布鲁斯和华莱士逊色＇注3＇。如果说南方的风景不如北方的崇山峻岭动人和雄伟，那么必须承认，它也在同样程度上具有妩媚和秀丽的特色；整个说来，我们也有权像叙利亚的爱国者一样惊呼：“大马士革的法弗尔河和阿巴纳河，难道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河流更美吗？”
＇注1＇英国肯德尔地方生产的一种粗呢。格子花呢是苏格兰具有民族色彩的衣料。
＇注2＇罗宾汉是英国的绿林好汉，本书的主要人物之一。罗布·罗伊是苏格兰的绿林好汉，被称为“苏格兰的罗宾汉”，司各特写有名著《罗布·罗伊》（一译《红酋罗伯》）。
＇注3＇布鲁斯和华莱士都是苏格兰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亲爱的博士，您自然记得，您对这种意图的反对是双重的。您坚持苏格兰人享有优越条件，因为他们展开活动的社会环境还刚刚形成。您指出，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大家所记得的人，不仅亲自见到过著名的罗布·罗伊，而且与他一起吃过饭，打过仗。这一切属于私人和家庭生活的细节，这一切赋予书中叙述的事件和人物以真实感的情况，在苏格兰是人所共知、记忆犹新的；可是在英国，文化早已获得长足的进展，我们对我们祖先的观念，只能从发霉的记录和编年史中去搜索寻找，而这些史籍的作者却仿佛故意要保守秘密似的，在叙述中略去了一切有趣的细节，以便大量记录修士滔滔不绝的口才和道德说教的陈词滥调。您认为，把英国和苏格兰作者在体现和复活各自国家的传统方面的条件等量齐观，这是极不公正，也极不合理的。您说，苏格兰的魔术师像卢卡努斯＇注＇的女巫一样，可以在新近的战场上任意倘样，凭他的巫术为他重现历史选择一个不久以前手脚还在活动、喉咙还在发出最后呻吟的人，作他的题材。甚至法力无边的厄立克索也不得不在这些人中进行选择，认为这是唯一能靠她的巫术复活的人：
“在冰冷的死者中搜寻完整的骨骼，
纤维尚未受伤的发硬的肺叶，
找到后，便把这死去的尸骸召唤还魂。”
＇注＇马可斯·安奈乌斯·卢卡努斯（39—65），古罗马诗人，有长篇史诗《法尔萨利亚》十卷传世。该诗描写恺撒与庞培之间的内战。后面提到的厄立克索和引用诗句均出自该诗。厄立克索是当时帖萨利亚地方的女巫，据说庞培常问计于她，要她为他占卜吉凶。
相反，英国的作者，即使他的本领超过北方的巫师，您指出，他也只能在古代的遗骸中选择他的人物，可是他在这里看到的正如约沙发＇注＇在他的山谷中看到的一样，除了腐烂发霉、支离破碎的骨骼以外，什么也没有。此外，您表示您担心，我的同胞不受爱国偏见束缚的精神，不允许他公正地对待我力图获得成功的这类作品。您说，这并非完全出于偏爱外国事物的流行观念，一部分也是由于英国读者目前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对书中的描述不能信以为真。如果您向他们描写存在于苏格兰高地的粗野的风俗习惯和原始的社会状态，他们大多只得默认你的描绘是真实的。这毫不奇怪。如果他们是普通的读者，这些人大多从没见过这种遥远的地区，或者只在夏季旅行时，曾路过这类荒凉的山地，在那里吃过几顿粗糙的伙食，睡过小木床，从一个荒野走到另一个荒野，因此完全准备相信作者就生长在那个独特环境中的粗野的游荡的民族讲的任何奇谈怪论。但是同样这些先生，当他们坐在舒适的客厅中，安享英国家庭的一切优越条件时，他们就不会轻易相信，他们的祖先过的是与他们本人完全不同的生活；他现在从窗口眺望到的那个败落的塔楼曾经关过一个贵族，他可能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审判便被吊死在自己家门口了；现在替他管理他的小农场的雇工，不多几个世纪以前只能是他的奴隶；封建专制权力曾在这一带飞扬跋扈，完全控制了附近的村庄，而现在那里的一个律师已比庄园主势力更大。
＇注＇犹太国王，曾征服摩押人和亚们人、《圣经》中说，他战胜敌人之后，“犹太人来到旷野的望楼……只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见《历代志下》第20章）
尽管我承认这些反对意见有一定道理，我还是得说，我并不认为它们是完全不可克服的。材料的贫乏确实是一大难题，但是谁也不如德赖斯达斯特博士那么清楚，对于熟读古籍的人而言，分散在各种历史著作中的有关我们祖先个人生活的片言只语，尽管与它们所处理的重大事件相比，只占极小的比重，然而把它们汇集到一起，还是足以使我们对我们祖先的私生活形成一个相当明晰的观念；确实，我也明白，在实行这个意图时，我可能失败，然而我相信，只要在收集材料上多化些力气，在运用材料上多动些脑筋，那么依靠亨利博士和故世不久的斯特拉特先生，尤其是沙伦·特纳先生的著作＇注＇，一个稍有能力的作者是完全可以成功的；因此对任何认为目前的尝试可能失败的议论，我可以事先便表示不能苟同。
＇注＇都是英国的一些编年史作者：亨廷登的亨利（1084—1155），写有《英吉利史》；约瑟夫·斯特拉特（1749—1802），英国史学家，写有《英格兰编年记》；沙伦·特纳（176—1847），英国文学及史学家，写有《诺曼征服初期盎格鲁一撒克逊史》。
另一方面，我已经说过，我相信我的国人的善意和好心，任何对英国古代的风俗习惯所作的真实描绘，肯定是会得到他们的热情对待的。
在对您的第一类异议尽我所有的力量作了上述答复，或者说至少表示了我决心跨越您的审慎所预言的这些障碍之后，我还得简单地提一下对我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看法。我觉得您似乎认为，考古家的职责在于从事严肃的，或者像某些庸俗的看法所说的，从事艰苦的、繁琐的研究工作，这必然使他在编制此类故事方面变得无能为力。但是，请允许我说一下，亲爱的博士，这种反对主要是形式的而不是实质的。确实，这类微不足道的写作，并不适合我们的朋友奥尔德巴克先生那种较为严肃的才能。然而霍勒斯·华尔浦尔＇注1＇写过一部鬼的故事，它使许多人读了之后毛骨惊然；乔治·埃利斯＇注2＇善于把可爱的、以至不平常的情绪的各种幽默滑稽的表现，注入他的《古代诗歌传奇节略》一书。这样，不论我现在的大胆尝试可能会使我多么遗憾，我至少找到了对我有利的一些可敬先例。
＇注1＇霍勒斯·华尔浦尔（1717—1797），英国作家和收藏家，中世纪恐怖故事《奥特朗托堡》的作者。
＇注2＇乔治·埃利斯（175—1815），英国古诗研究者，作家和诗人，司各特的好友。
然而较严格的考古家仍会认为，这么把虚构和真实搀和在一起，是用现代的创造法污了历史的泉源，因而对我所描写的这个时代，给年轻一代灌输了错误的观念。我只得在一定意义上承认这种推理的正确性，然而我根据下述考虑，仍指望能超越这点。
说实话，我既不能也不想做到绝对准确，哪怕在外表衣着方面也这样，更不必说更为重要的语言和风俗方面了。我不能用盎格鲁一撒克逊语或诺曼法语来写故事中的对话，也不能把它用卡克斯顿或温金德沃德＇注1＇的印刷字体送到读者面前，出于同样的动机，我也不能把自己完全局限在我的故事所展开的那个历史时期。为了能引起读者的任何兴趣，我必须把我要写的题材，借助于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行为方式和语言习惯来予以表现。没有一部东方文学像加朗先生＇注2＇首次翻译的《阿拉伯故事集》那样赢得广泛的欢迎；他在那里一方面保留了东方的华丽服饰，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东方的原始想象力，但正是因为把它们与日常的感情和表达方式结合在一起，才使那些故事变得那么有趣和容易理解，他缩短了那些冗长的句子，简化了那些单调的思考，抛弃了阿拉伯原著中漫无止境的重复。这样，尽管这些故事经过初次调整之后，纯粹东方的色彩减弱了，然而大大适应了欧洲的市场，赢得了读者无与伦比的喜爱；毫无疑问，如果它没有采取在一定程度上适合西方读者的感情和习惯的叙述方式和风格，它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的。
＇注1＇威廉·卡克斯顿（约1422一1491）和温金德沃德（？一1534）都是英国最早的出版商。
＇注2＇安托万·加朗（1646—1715），法国东方学家，他最早把《一千零一夜》意译成法文，介绍给欧洲。
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口味，我相信这么做是合理的，也因此，我在恰当的程度上用现代的语言说明古代的风习，在交代人物的性格和情绪方面，也尽量避免单纯追求古奥，以致弄得佶屈聱牙，枯燥乏味，给现代读者造成重重障碍。在这方面，我可以不揣冒昧地说，我没有越过一部虚构作品的作者所理应享有的特权。故世的卓越的斯特拉特先生在他的小说《奎荷厅》＇注＇中，奉行了另一原则；在对事物区别古代和现代时，照我看来，他忘记了那个广阔的中间地带，也就是说，大部分行为方式和情绪，对我们和我们的祖先而言是共通的，由他们传给我们时没有发生变化，或者说，它们来自共同的人性原理，可以在任何一种社会状况中同样存在。由此可见，一个有才能、又有广博的考古修养的人，从他的作品中排除一切不够古老的事物，只能限制它的流行，使它成为一部被人遗忘的、不可理解的作品。
＇注＇斯特拉特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后来由司各特予以续完。这小说拘泥于考古学上的准确性，因而限制了它的流行。
我要在这里维护的那种特权，对实现我的写作计划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要求您少安毋躁，听我进一步阐述我的理由。
任何人第一次披阅乔叟或其他古代诗人的作品，都会被那些旧式的拼音方法，重复的子音和古老的语言现象弄得寸步难行，甚至不得不失望地放下书本，仿佛它已裹在一层古色古香的厚厚锈斑中，使他无法判断它的价值或体味它的美妙了。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