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青”，是苍天的颜色，本朝的宪法上写着：“天子父天母地”。就这样，昊昊苍天笼罩着储君，从帝都的北门――夏门进入了北宫。
次日，于德阳殿即皇帝位，改元“建宁”。这位新天子百年之后，被谥为“孝灵皇帝”，按史家的惯例，不妨即可称之为“灵帝”。
太后姓窦名妙，可这个动人的名字从未打动过她的亡夫，而且，就在半个多月前，这个名字使得她的亡夫留下的其他嫔妃们感到大势不妙，魂飞魄散。
太后的家族，是本朝最高贵的家族之一。她的先祖窦融历任世祖光武皇帝朝的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冀州牧、大司空，封安丰侯，也是本朝的开国元勋。王莽之末，群雄并起，窦融作为割据河西走廊这一军事重地的豪强和军事首领，及时地交通并归附了世祖，从而使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倾斜。因而，世祖对他的态度一直右于其他公卿。他与世祖的联合，还基于另一个更为神圣而遥远的原因，他的七世祖窦广国就是前汉孝文皇后的胞弟。因此他对世祖说：作为汉室的外戚，理应辅佐皇族的事业。这一点，深得世祖的嘉许，并将《太史公书》中的《外戚世家》赠给了他，因而窦氏家族再次与本朝的皇室续上了姻亲关系，除了眼下这位太后出自窦氏之外，本朝孝章皇帝的皇后也出自这个家族。
本朝皇后的册立，大多根据天子的喜好和嫔妃们的懿德，或者是纯粹生物学的因素，即被立为皇后的嫔妃给天子生下了储君。这与高皇帝开辟的前汉大不相同。高皇帝以布衣庶民，提三尺剑，马上征战而得天下。他和他的开国大臣的体内流着爱吃狗肉的村夫野民的血，从来就不相信王侯将相都是天生的贵种。因此高皇帝以下的列祖列宗们的皇后大多来自下级官吏或平民百姓之家，甚至是贱隶倡优。其立废皆由天意。即如这位窦太后的远祖窦广国，以及他的姐姐、孝文皇帝的太后，因为家境贫寒，姐弟俩年幼即被人分而出卖。多少年后，窦广国知道姐姐已在深宫，而他自己尚且为人奴仆。姐弟相见，叙及旧事，广国说：“姐姐在客店里与我分手时，向人家乞借了澡盆，为我洗了澡。又乞讨饭食喂了我，这才离去。”话语凄凉，姐弟俩及周围的宦官、宫女皆大恸之。
大汉的长期的恩德和文教终于养育出了一大批豪强士族，他们成为大汉的支柱，向上托起天子这个屋顶，向下镇制百姓这个基础。出于大汉皇室旁亲远系的世祖光武皇帝正是依靠了他们，才光复了大汉的基业，当然，也就必须让他们分享到更多的政治利益。其中一个重要的形式，就是本朝的天子有义务从这些家族中选择自己的配偶，并且借此平衡与各大士族，特别是北方与南阳两大士族群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完全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世祖本人是始作俑者，在征战之际，他册立北方士族之女郭圣通为后，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光复以后，世祖为安抚自己故乡的士族，又废郭后而册立来自南阳的阴丽华为后，尽管她已是一个中年妇女。与天子的联姻，是帝国大股东们的股票。这样的股票升值迅速，回报丰厚，但也充满了风险。
窦后的册立，遵循了同样的故事。
孝桓皇帝的第一个皇后梁莹，来自北方的士族，是大将军梁冀在他十五岁登基那年强加给他的，因为她是大将军的胞妹。史书上说她因为没有子嗣，不见夫君宠御，忧疾而终。这样的说法可能颠倒了因果。不过她的死，给天子铲除大将军提供了时机。事后，官僚们的建议又使他不得不册立了来自南阳士族的邓猛女为后。七年以后，她被指控没有子嗣且又恃尊骄忌，贬死于冷宫。窦后作为孝桓皇帝的第三位皇后，是因为她的家族一直是梁大将军家族的死对头。她伴随天子只有两个多年头，从未得到丈夫的宠爱，因而也无子嗣。孝桓皇帝的情感或是欲望，全部倾注在一个叫田圣的妃子和其他风情婉约的嫔妃们的身上，留给她的仅仅是祭品一般的尊贵和寂漠。这一切铸成了报复的利剑，像一切因为缺乏人道的生活而变得异常狠毒的女人一样，她甚至在亡夫刚刚入敛之时，就令人诛杀了田圣，并且扬言要杀死所有的嫔妃。倘若没有几个大宦官的苦苦求情，她的亡夫将会携带更多的心上人同往极乐世界。
面对这样的一位新的母亲并且是尊贵的母后，年少的天子更多地感到敬畏，大概成年以后的天子，还会把这种敬畏变成后怕和胆寒。
登基典礼只是担任天子这一尊爵的第一道手续，灵帝在大臣们的安排下，又办完了其他的手续：二月十三辛酉日，葬孝桓皇帝于宣陵。二十二庚午日，拜谒高皇帝庙。二十三辛未日，拜谒世祖庙。在接受了本朝的传统教育之后，施民以恩惠，宣布大赦天下，赐民爵位及帛物。闰三月十五甲午日，追尊自己的祖父为孝元皇，祖母夏氏为孝元皇后；追尊生父为孝仁皇，封生母董氏为慎园贵人。如此，便将自家的宗法谱系与国家的大统合而为一。这些，只有天子感到游戏般的新鲜，大臣及士民们皆知是惯例。不过，新天子的即位毕竟给本朝的政治带来了希望，特别是与那些对本朝抱有极大责任心的士人，莫不延颈以望太平。
这种希望并不来自天子本人，由于本朝列祖列宗的短寿，很多臣僚经历过两至三朝乃至四朝，大统延续过程中诸多见怪不怪的事，至少在他们的心中确立了这样的观念：即天子仅仅是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玩偶。太平盛世的希望寄托在本朝的各种势力集团，能否自觉地遵循本朝的祖宗之法，能否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出任宰臣。
希望来自这样的消息：本朝拜前太尉陈蕃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及司徒胡广参录尚书事，并由前长乐卫尉王畅出任司空。
这意味着，朝政又回到了士大夫的手中，因为太傅、大将军、司徒均为本朝尊职，参录尚书事即掌握了本朝的中枢机构、天子的秘书处――尚书台的政务。胡广是一位恭色逊言、明哲保身因而能历数朝的大臣。尽管是个老滑头，但他与各种势力妥协的背后，却是为了坚持本朝的政纲。窦武虽以外戚而登尊位，但其人年少即以学问和德行著称，有名士风范；在位时征辟名士，治家严谨。他与以前的几位大将军，特别是与那位历孝顺、孝质、孝桓三朝、有“跋扈将军”之称的梁冀截然不同。他的品行被士大夫们视为同志，而他的地位又被士大夫们视为依赖。王畅一直是士人的榜样，当初陈太傅举荐他时，给他下了十个字的评语：“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至于陈蕃，则是本朝道德文章的化身、士大夫的领袖、有能力将一个儿皇帝教导成尧舜明君的老师。他的政治主张，是本朝宪法中一切崇高和美好文字的体现。他在实现这些理想的过程中，非常固执、强硬地不与任何势力妥协，这种刚性的政治作风，在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道德和舆论威望的同时，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仇恨与阴谋。这一点，是本朝吏民们对政治清明充满希望的时刻忽视了的一个潜伏的危机。
意识到这个危机的存在，甚至很敏感于这个危机的人并不多。陈蕃的固执与强硬并未使他盲目乐观或刚愎自用，七十多岁的老臣有着超乎常人的宦海经验，他最早注视着危机的发展，注视着他的敌手，并积极地寻找时机。
建宁元年（168）的六月，天子接受了窦太后的懿旨：录定策功。封窦武、曹节等十一人为列侯。大将军家族封侯者最多，其子窦机为渭阳侯；侄子窦绍、窦靖分别为雩侯、西乡侯。他知道，所谓定策功，就是赏赐拥立他为帝的几位大臣及其家族成员。在太后看来，这是维护窦氏家族地位的重要决策。窦武及其子侄的封侯自是必要；曹节有北迎灵帝之功，封长安乡侯。更重要的是，他在孝桓皇帝时，就已成为宦官首领，是窦氏左右皇帝所要拉拢的人物；而陈蕃则是维持朝纲、笼络士大夫的依靠。此外，太后对陈太傅怀有特别的感激之情，如果没有陈蕃当年坚持以窦氏的高贵门第为立后的根据，孝桓皇帝会将他最心爱的、但出身寒微的女人田圣立为皇后。因此，封陈蕃为高阳乡侯。
灵帝不知道太后的良苦用心，他只是感到在窦武、陈蕃和曹节这三个人当中，惟有曹节给了他这个年龄的人所希望得到的东西，而大将军与陈太傅对他的教训和管束让他敬畏。他从心底里想逃避他们，逃避他们威严的目光，逃避他们无休止的大道理，逃避他们安排的经学功课的礼仪演习。他喜欢和曹节以及王甫、郑飒、奶妈赵娆以及一大帮女尚书们在一起，他们每天都能让自己吃到从未吃过的东西，玩从未玩过的游戏，发自己从不敢发的脾气，说自己从不敢说的话。他想自己的家，想自己的母亲，因而更想从他们这些人身上找到补偿。
灵帝更不知道的是：这次录定策功，竟开启了那个潜伏着的危机。
就在封侯的圣旨下达之后，发生了两件节外生枝的事情。
涿郡有一位名叫卢植的布衣士人向窦武递交了一封书信，信中的言辞非常直切，指出窦武接受侯王之爵是名不符实、贪天功为已有。因为窦氏尽管作为天下聚目而视、延颈以望的宰辅，但定策拥立灵帝这件事并不是依据了立长立贤的立储原则，而是依照皇室的家谱作出的选择，无甚功德值得称言。卢植还以本朝国嗣屡绝、四方盗贼纷起、朝中人事错综复杂等为借口，提醒窦氏保全身名，辞去封赏。
卢植的这封信不亚于一位巫师对诸多危机的预言，可惜的是，大将军没有重视这封信。不久的将来，大将军就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卢植也为挽救他的预言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这是后话了。
卢植作为一个布衣，竟敢向尊贵的大将军直陈言辞，说明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即像卢植这样的士人，不管是在野还是在朝，都不希望大将军是一个外戚大将军，而应该是一个士大夫大将军。本朝孝殇皇帝以降，皇统屡绝，国柄或归外戚，或归宦官，朝纲紊乱，积重难返。就封赏爵位来说，其道德依据已经丧失，受封者多为外戚、宦官之亲党或通贿权奸的虚诈之徒，故而接受封爵，往往被视为接受了一种耻辱。
眼前的这位大将军虽然和以往的大将军不同，但他毕竟与卢植或其他士大夫的出处不一样了，他有一些与他的太后女儿相同而与士大夫们相左的想法，或者他有更多的考虑，或者他过于自信。
无独有偶的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太傅陈蕃，一连十多道奏章，向太后辞去了爵位，他的理由正大而谦逊。他说：“臣闻割地之封，功德是焉。臣虽无素洁之行，窃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若受爵不让，掩而就之，使皇天震怒，灾流下民，于臣之身，亦何所寄！”“不以其道得之，不居”，是孔夫子的话，不过陈太傅所说的“道”，却饱含了反讽。
冲突的前提，是阵营的形成，这件节外生枝的事，使得双方都关注起彼此的阵脚。
在一次例行的处理政务会议之后，陈太傅请大将军私下议事。
“大将军，时下大统已继，百废待兴，天下名士，皆思奋其智力。前朝为奸佞所黜贤良，如李膺、杜密、尹勋、刘瑜诸位，现已起用，可谓既从人望，而德归太后，太平之志可申矣！”陈太傅说。
大将军听了连连颔首。
太傅见大将军流露了态度，便将坐席向大将军移近了一点，又说道：“曹节、王甫等人，自先帝朝起，就操弄国柄，浊乱海内。如不趁早除之，将来恐难以对付啊！”
窦武听了，向太傅揖拜道：
“太傅有此忠正之言，实乃汉家的福祉。太傅之意，深合我心。”
太傅面露喜色，以手拍席，奋然而起。
大将军的性格和太傅不同，他似乎更加谨慎、持重。但他缺乏果断与刚毅，因而他的谨慎与持重就掺杂了犹豫和迟钝。
他开始一步步地安排实现他与陈太傅商量好的事。在他的办公室里，召开了多次会议，与会者有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以及孝桓皇帝朝被废黜的著名官僚李膺、宗正刘猛、太仆杜密、从事中郎苟昱、颖川名士陈？等。
外戚与宦官，一直是本朝干扰士大夫行政的力量，孝桓皇帝从大将军梁冀手中收回国柄后，立即交给了宦官们。现在，外戚毕竟与士大夫们合而为一了，他们开始对付共同的敌人。
窦太后是个有远见的女人，她知道依靠自己这个久居禁中的妇道人家，或者手中的儿皇帝，是不能治理好国家的。治理一个国家，光靠权势不行，必须依靠官僚士大夫们。他们熟谙行政的技术过程，明晓君臣大义，尽管有的时候鲠直得过于迂腐，一点儿不会察颜观色。然而太后又是个典型的女人，好虚荣，喜欢享受权势。这种感觉，只有从她周围的宦官和女尚书们的谄媚中得到。而且，她从来没有意识到这帮同她共同生活于皇宫大内之中的奴仆们，与皇宫之外的帝国各级行政机构中的官僚们，竟然是水火不相容的。
这几个月来，她已经多次在被侍候得舒舒服服的情形下，将爵位、官职当作小玩意一样赏给了几个宦官和皇帝乳母的亲朋好友们。当然，每次封赏都以天子的名义，并在天子的监督下，由掌玺大臣盖上御玺后发布。这个习惯后来被灵帝不折不扣地继承下去，并有所创造。这又是后话。他们都不太明白：这些东西都是国家的重器，对于亲近宠近的奴仆或亲戚，可赏之以财，但决不可授之以爵。
时已八月，洛阳城中秋风萧瑟，凉透单衣。
陈太傅有些等不及了，他是个政治洁癖，希望像扫地一样处理国家的政务。太傅的名望，来自他十五岁时的怪异行为。那时他闲处一室，听任院子里杂草丛生。有一天，父亲的朋友、郡中功曹薛勤来访，见状便对他说：“小子！贵客到此，为何不好好地洒扫庭院？”
“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能扫此一室？”
陈太傅说出了一句永垂青史的豪言。
对于大将军的慎重，太傅有些不解，可能还有些顾虑。他在家中徘徊反侧，想找一个好的借口，敦促大将军早些下手。
忽然，府外的街市上，传来了喧嚣之声，接着，家仆进来报告：天上出现日蚀，百姓们正在祈祷和叫喊，希望驱除吞食太阳的天狗。太傅心中一震，吩咐备车去大将军府。
“日乃阳气，君王之象。月乃阴气，臣下之象。今苍天示以日蚀，当有君侧小人作奸弄权，太傅必为此事而来吧？”大将军一见太傅便急切地问道。
太傅见大将军知晓天道，便直截了当地从人事的角度提醒大将军：
“当初孝元皇帝朝，御史大夫萧望之竟为一个阉人石显所谮，被迫自尽。当今李膺、杜密诸公，曾为阉宦所窘，祸及妻小。何况现在像石显这样的人，不下数十个，为害就在眼前啊！蕃以七十之年，欲为将军除害。今可且因日蚀之事，斥罢宦官，以答天变。此外，乳母赵夫人及诸多女尚书，每天都在太后面前搬弄是非，干扰朝政。急宜退绝，请将军从速计议。”
“太傅请回，武即刻进宫，面陈太后。”大将军窦武答道。
斥罢宦官的理由很简单，在士大夫的眼里，宦官不具备人格，只是天子宫内执帚奉盏的奴隶。君臣之间，有社稷大义可言，真正有臣子应当是社稷之臣，而非天子的私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