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何在？西方史学家一直推崇公元前两世纪时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话：“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 而考古学证明，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商代，中国人就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时的史官们不仅要记录发生了的事件，还要预测将要发生的事件。他们选择龟甲来刻写卜辞，因为龟具有长久的寿命，见证过历史的沧桑，所以能够暗示未来的吉凶。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也是文明延续性最强的民族国家，很大的原因在于这个民族强烈的历史意识，使他们一旦遇到重要的选择，便首先去翻阅史书。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某个王朝一旦出现衰亡的征兆，上天和民众马上会抛弃它，将它变成新兴王朝的历史收藏，以供取资。《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记载夏桀迷惑暴乱，太史令终古便出奔投商。而当商纣王迷惑暴乱之际，内史向挚也“载其图法，出亡之周”。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官似乎有着一种自觉的意识：让历史永远服务于未来。
什么是重大事件？古代史书中记录的重大事件大多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中最大的又莫过于改朝换代，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兴亡”。而中国人讨论“亡”似乎更有甚于“兴”。古代中国在战国秦汉之际发生过最为重大的转折。此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享国超过五六百年甚至达八百年的氏族王国，但这样的国家毕竟是联盟式的松散政体。而经过战国秦汉的历史实践过程完成、确立的郡县制国家，才是统一的领土国家和全民国家。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国家体制如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2年起算，至清帝逊位的1911年，延续了2133年。其间有过二十多个统一或分裂；汉族或少数民族的王朝，但都奉行了郡县制度，因此我们不妨将他们视作一个中华帝国的不同届次的政府。只是这些政府的任期与更换方式与近现代国家不同而已。而他们开辟的国土、抟成的民族，创造的文化、锻造的性格大都被近现代的中国人继承了下来。
汉、唐、宋、明是中华帝国任期最长的四大王朝，这些国祚久长，创造过盛世的王朝，其衰亡更加具有历史意味。我们发现。尽管它们的灭亡各有原因，但有两个方面是相同的，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其一是这四个王朝的灭亡形式囊括了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两种形式：来自内部的分裂与来自外部的入侵。汉、唐亡于内；宋、明亡于外。当然，他们的灭亡都是内忧加外患，销磨积弊多年，才导致一个最终解决的方式。其二是这四个王朝由于制度的优越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就，没有一个王朝是毁于一旦的。他们的代替者或是受其抚育的臣民，或是受其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这些代替者无一不以他们的继任者自居，进行政治改革并修撰前任王朝的国史。这一点，与夏、商、周、秦、汉之间的推翻暴政，解民于水火式的革命很不一样。因此，汉、唐、宋、明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是最为丰富的，而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也是最为深刻的。它们是历史遗产最富有的王朝。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套讨论兴亡的丛书只是历史通俗读物而不是学术著作，是三个大学文史专业教师不务正业的少作，代表着他们当时肤浅的文字趣味与历史见识，这次再版作了少许的修订。他们的目的只是用现代散文话语营构一个历史阅读场景，其中只有情节、人物、议论而不是规律、分析和理论。但他们相信，在这个全球风云变幻、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会有更多的国人想要了解我们的过去，关注我们的未来。正如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所言：“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惟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如果这套文字通俗但又不是戏说的丛书能够感发人们对国史的兴趣，便满足了他们再版的心愿。
第一章 孝灵皇帝
行行重行行，白日薄西山
――汉末民谣
冬天，是死亡的季节，夕阳透着惨白，沉沦于西山。
孝桓皇帝永康元年（167）的冬天，是本朝世祖光武皇帝中兴以来的第一百四十三个冬天，大统延嗣了十一位君主。倘若上溯到高皇帝开辟大汉基业的那一年，这便是第三百七十个冬天了，大统之中，也得再上溯十三位君主。
对于一个帝国来说，单凭这样的年龄，就足以在历史学家的笔下赢得美好的声誉。这不仅是对在本朝之前只有十五年的秦帝国而言，就是对直至公元一千九百一十一年的中华帝国历朝历代而言，本朝也是享国最久的帝国。事实上，在史学家的心目中，能和本朝共享最高荣誉的帝国，仅仅是七世纪到十世纪的大唐帝国而已。本朝的国号“汉”，成了所有中国人的代称。
当然，久盛必衰，是中国哲学中丝毫不用证明的道理。先哲云：“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老子》）因而本朝的灭亡也在所难免。可是，对于每一个生活在本朝现实中的人来说，偌大一个帝国的衰亡，决非是一件人人都能承受得起的事件。
二百多年前，占星家们就预言本朝的灭亡了。那是在汉武帝崩后，刚刚达到极盛的王朝，因为和匈奴连年开战，又陷入了困顿之中，民间便开始怀疑朝廷的气数。有位叫路温舒的方士，从小跟他的祖父学天文历算之学，认为汉家有“三七之厄”，也就是说，汉家的天命只有三七的乘数，即二百一十年。宣帝朝，他做到了临淮太守，便向朝廷上了道密奏，汉家叫封事，将他的预言备案以为警戒。到了成帝朝，因为孝成皇帝的性欲很强，经常在后妃怀孕的时行房事，导致多次流产，所以一直没有皇子诞生，朝廷的统嗣出现了危机。此时，另一位叫谷永的文士再次提起这个预言。汉家的天子们对这些警告充耳不闻，但孝成皇帝的母亲也就是皇太后的一位娘家侄子王莽却铭记在心，他不仅要利用这一预言，而且刻意要使预言兑现。孝平皇帝元始五年冬天，在安汉公王莽的安排下，平帝开始生病，到十二月的一天，安汉公又安排了平帝驾崩归西。这一天，大汉帝国的年寿恰满二百一十岁。
预言实现之后，安汉公便成立了一个国号叫“新”的王朝，自己做了天子。但他谋杀汉家天子的事引发了地方大臣和民众的起义，人们似乎还是期望做大汉的臣民，于是，王莽的帝国几乎同秦帝国一样的短命。大汉帝国在世祖光武皇帝的手中得以光复，起死回生。史家郑重地将世祖以前的朝代叫做“前汉”，将世祖光复的朝代叫做“后汉”。至今，人们谈起世祖光武皇帝带兵收复长安时的情景，仍是绘声绘色，仿佛目睹亲历：
世祖光武皇帝和他的部下们穿戴整齐，大冠、宽衣、博带，朴素中显出无与伦比的高贵与庄重。那些年迈的前朝官吏们恭候在道边，流着眼泪庆贺道：“没想到今天又见到汉官威仪！”
时至今日，占星家们似乎不再公布耸人听闻的政治预言了，因此，永康元年的冬天，就被他们粗心地放过。可是，一切关心本朝命运的官吏和人民，都感受到了异样的寒冷。事实上，后代的历史学家们正是把这个冬天，当成了我们大汉帝国的最后一个季节，当作本朝寿终正寝倒计时的开始。
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八丁丑日，本朝帝都洛阳城中那座最大的宫殿，笼罩在不祥的氛围之中。不久，京城的吏民都被告知：天子崩于德阳殿。
有一个事实，是让任何朝代的吏民们都难以接受的，那就是天子年仅三十六岁。不过，对于本朝的吏民来说，已经不以为怪了。本朝列祖列宗皆不永年：世祖光武皇帝年六十二，孝明皇帝年四十八，孝章皇帝年三十三，孝和皇帝年二十，殇帝年仅二岁，孝安皇帝年三十二，孝顺皇帝年三十，冲帝年仅三岁，质帝年仅九岁。这些天子向世人显示着血脉基因的退化，此乃天命，非人力所能为也。
按照惯例，臣下们必须用道德的标准评价这位刚刚宾天的天子，为他上一个谥号。天子太年轻了。他十五岁登基，可直到他三十岁时，才从不可一世的大将军梁冀手中收回大政。然而，由他作主的六年，同样使人失望。
对此，天子生前不是没有自知之明。在他三十一岁那一年，有一天，为了不使臣下惊慌失措，他故意作出放松的姿态询问近侍大臣爰延：“依卿看来，朕是什么样的君主？”
爰延答道：“和我们大汉的列祖列宗相比，陛下算是位中等的君主。”
汉家的吏民品评事物，喜欢分上、上、下三等。每一等中还可再细分上、中、下三等，共为九等，或称九品。在本朝最伟大的史家班孟坚的不配之作《汉书》里，便将自有人类以来的历史人物依九品等第评论了一番。中等的人物，是在圣人之下，不肖小人之上的平常人。爰延的意思是说：像陛下这样的君主，自己不可能有所作为。如果被贤臣辅佐，天下就会大治；如果被小人包围，天下就会大乱。这个评价直切而不落阿谀之嫌，可更多的还是对天子的期望。天子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为此，他升迁了爰延的官职。
即使充当一位中等的君主，他还是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精力更多地耗费在下等君主们常常关注的那些事情上了。史书记载他惟一过人的才赋是“好音乐，善琴笙”，这是史家指责他喜好声色的委婉叙述。他还被描写成是个有异端思想的皇帝，他破天荒地在宫廷中为佛教的祖师释迦牟尼和道家的祖师老子设立了祭坛。这一点，不仅违背了本朝以儒家学说为政教大纲的原则，而且，这两种信仰都俱有的清心寡欲的教条，还被他的臣下们信手拈来，作为指责他好色的矛头，令他陷入尴尬的境地。事实上，他的短寿正是由于他的信仰没有能够战胜他的欲望。
臣下们最终还是选择了一个“桓”字作为他的谥号，这是个不坏的称呼。“桓”有“大”的含义，按谥法：“辟土服远谓之桓”，在此之前，只有春秋战国的诸侯霸主们如齐桓公等拥有过这样的名号。这是因为近年来惟一值得提起的政绩是：本朝在与周边民族，特别是与西北羌族的冲突中，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
和前汉的孝成皇帝一样，孝桓皇帝生前有很多女人，但也没有子嗣。
这又是一件令人头痛，而在本朝却见怪不怪的事。本朝的列祖列宗不仅年寿不长，而且生育能力不强。由嫡长子承继大统的制度，在本朝难以贯彻。孝殇皇帝以出生一百多天的婴儿承继其父孝和皇帝的大统，不满七个月就夭折崩殂，大统旁落到他的叔父孝安皇帝身上。此后的孝顺皇帝是孝安皇帝的独生子，而这条微弱的血脉又以一个年仅两岁的幼主登基、不满五个月便又崩殂的形式中断了，这便是孝冲皇帝。此时，皇室中已无储君，只得从藩王中遴选。以后的孝质皇帝以及眼下这位刚刚宾天的孝桓皇帝，都是以外藩的身分入继大统的。
未来的新帝只能产生于藩王之中，似乎，这已成了惯例；仿佛，这又是天命。一切的一切，皆非人力所能为也。
国不可一日无君，正如天不可久阴。新帝的拥立，已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按本朝的礼法，大行皇帝的葬礼，要在新帝即位后举行，此间，诸位大臣们仍循旧政，事死如生。可是，天子驾崩毕竟给人带来不安，对朝官来说，最担心的是将来的人事变更，以及朝纲的因革。本朝的政治从来是朋党纷争，瓜葛纠缠，险象环生，一言难尽。故而在此期间，中枢机构的诸多大臣竟托病不朝，这引起了太尉陈蕃的担忧，他给这些机构递去了一封公开信，指责道：“古人立节，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床，于义安乎？”
以太尉的资历、耿直与威望，这封信让大家感到无地自容，纷纷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同时，拥立新帝的行动已经开始。
这一年，汉河间国解渎亭侯刘宏才十二岁。如此年纪便领侯爵，并非由于他的早熟，或是在政治、道德上有什么超常的成就，而是表明：他是个失怙的少年。他的爵位袭自他的父亲――已故汉解渎亭侯刘苌。十二岁的侯王，对事情只能是朦朦胧胧的。他可能知道，刚刚驾崩的天子是自己的堂叔父，他们来自一个共同的先祖，即孝章皇帝之子、汉河间王刘开，但他决不可能知道，天命竟然转移到了他的身上。直到从洛阳来的马队、仪仗簇拥着一辆白盖马车来到他的府第；直到朝中侍御史、光禄大夫刘？、中常侍曹节，拿着朝廷的符节，一起向他行大礼时，他似乎才明白了。
接着，光禄大夫向他宣读了以太后的名义发布的诏书：
大行皇帝德配天地，光照上下。不获胤嗣之祚，早弃万国。朕忧心摧伤，追览前代法：王后无适，即择贤近亲。考德叙才，莫若解渎亭侯宏，年十二，嶷然有周成之质。春秋之义，为人后者为之子，其以宏为大行皇帝嗣。使光禄大夫刘？持节之国奉迎。
这支由黄门宦官、禁军虎贲、羽林组成的上千人的车驾队伍，从洛阳向东北方向的河间国封地进发，要走八百多里地，但他们来得很快，几乎与天子驾崩的讣告相接踵。当这支队伍出现在河间境内时，使得许多略上年纪的百姓，又看到了二十一年前，同样的车驾来此迎接孝桓皇帝时的情景，至今三尺童子尚会吟诵当年的歌谣：“车班班，入河间。”河间王的家族，竟然连出两位天子！这还是天命！
车驾离开得也很匆忙。天子以十二月丁丑日驾崩，而迎驾的队伍已于次年正月初三己亥日抵达洛阳，先后不到一个月。
新天子的母亲姓董，河间人，史书不载其名。此时，尽管她的儿子成了人君，但她却没有被允许随子进京。当儿子登临大宝之后，她也没有得到企望中的待遇，而是仅仅被封为“慎园贵人”。就这，还是沾了亡夫的光，因为新天子即位后，按本朝尊崇孝道的准则，追尊自己的生父为“孝仁皇”，陵墓为“慎陵”。所以，她被册封为一位已故天子的贵妃。
这一点，以新天子当时的年龄，不会懂得个中原委；但对一个十二岁而又失去父亲的孩子来说，做了天子却必须离开他的母亲，真让他迷惘或者难过。即使在他成年以后，也会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夺情的事。当然，他也明白了真正的原因，那就是决定自己入继大统的绝非天命，绝非自己有什么“周成之质”，而是孝桓皇帝的遗孀窦太后，以及她的势力集团。太后之所以在诸多的宗室藩王中选择了自己，绝非她的情感天平倾向于亡夫的家族，而是看中了自己当时的年龄。太后要做自己的母亲，并且希望自己永远是个孩子。
簇拥着白盖车的队伍在凛冽的寒风中抵达京城北门外的夏门亭。前城门校尉、槐里侯，现拜大将军、窦太后之父窦武，持节率朝官恭候在此。窦武对新天子的拥戴之功，可能刘？已在路上禀报过了：“正是大将军，在孝桓皇帝驾崩之后，立即召见了臣下，因臣下是河间人，向臣下询问了河间国诸王侯的情况，决定由陛下入继大统，并亲自进宫奏白太后。”
大将军率群臣向储君行了礼，刘宏也在光禄大夫的引导下向大将军及群臣们长揖还礼。看上去，大将军是个很有威仪和修养的中年人，令储君敬畏。随后，大将军请储君换乘。这是一驾青盖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