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 第377部分

　　　　而剩下的大部分南京政府机关，以及99％的内迁企业、学校，此时都还在湖北和湖南。

　　　　常凯申最初打算把迁都一分为三，即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军事委员会迁到洛阳，行政院迁到衡阳。到11月初，他正是召开会议，讨论迁都事宜。

　　　　汪兆铭也对此发表了意见，劝林森把中央政府迁到武汉或广州，至于四川则太偏僻，汪先生觉得太不适用了。

　　　　常凯申没有接受汪兆铭的建议，他单独与林森商讨，决定把首都直接迁往重庆，最终做出决议如下：“第一，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重庆。第二，军事委员会不急着搬走，由老蒋临时决定。第三，各部委机关，打散迁往长沙以南或四川、贵州各地。”

　　　　至于企业和学校，常凯申认为应该迁到武汉和宜昌，所以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学校都云集在武汉、宜昌两地。

　　　　直到明年10月，冈村宁次率十万大军向宜昌推进，才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宜昌大撤退”。这场内迁被欧美学者称为“东方的敦刻尔克”，为中国保存了工业和文化元气。

　　　　说起宜昌大撤退，就必须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大资本家卢作孚。

　　　　早在淞沪会战开打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就实施了“江阴沉船计划”，将24艘船只凿沉于江阴下游，以阻拦日本军舰沿江而上，那时杜月笙还主动提出凿他的轮船。至上海、南京陷落，南京政府又在江西组织第二次沉船，前前后后主动凿沉几十艘江轮。

　　　　作为民生船运公司的老板，卢作孚多次接到政府沉船命令，但他拒不执行，认为凿船以断敌路的做法无疑自绝后路。结果到了宜昌大撤退时，其他船运公司的船只被沉得七七八八，卢作孚的民生船运公司成为唯一可以依靠的运力。

　　　　宜昌大撤退正值长江枯水期，运载大型设备的船只，以及吨位太大的轮船无法通过三峡。按照当时的运力，那么多物资和人员全部运抵重庆，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卢作孚和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创造出枯水期间不停航的“三段航行法”，只用了不到40天就把人员运完，物资运出超过三分之二。又过了20天，卢作孚把剩下的物资全部运完。

　　　　而为了全力抢运物资人员，卢作孚在两个月内损失400万大洋，因为他只收取了少量运费，并且三段航行法耗资极大沿途征召了近千条小木船帮忙。但他却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光是他运走的兵工厂设备，每月就可制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航空炸弹6000枚，十字镐20多万把。

　　　　在整个抗战期间，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只是军队就运送了共计270多万人。

　　　　顺便一提，民生公司在宜昌大撤退时，第一条船运走的是300余名战争孤儿。

　　　　有些人虽然没有亲赴战场杀敌，但他们为抗战所作的贡献，是难以衡量且必不可少的。

　　　　周赫煊也是如此，他在四川开设的工厂，至今已有十二家正式投产，预计未来半年内，还有至少十家工厂能运转起来。这些工厂将为战时的中国，源源不断提供后勤物资，并一定程度的解决民生问题。

　　　　周赫煊甚至弄出了一家手榴弹厂，专门制造“七人背”和简易手榴弹，这些“七人背”将卖去广大的敌后战场。

　　　　别的不说，出川抗战的川军，就购买了大量的简易手榴弹，威力虽不大，却胜在数量众多。

　　　　川军实在穷啊，周赫煊当年虽然帮刘湘弄来步枪生产线。但在财政崩溃的情况下，步枪工厂时常停工，生产出的步枪大部分都卖给贵州的军阀赚外快，就这样都还拖欠着川军将士无数军饷。

　　　　而随着前后几批政府机关迁来重庆，周赫煊兴建的花园别墅和高档公寓卖得很火。都是大官嘛，必须住得体面一点，花钱再多也是值得的。

　　　　现在只是开始，等到明年宜昌大撤退以后，周赫煊的生意才会迎来新的高峰。

　　　　至于周赫煊去年投资的油墨油漆厂，此时已经占据四川地区70％以上的市场。在四川民众抵制日货的口号下，几家日本油墨油漆企业销量锐减，若非日货便宜，恐怕就要直接倒闭了。

　　　　抗战期间，民族资本家们大打爱国牌，比如香烟就出现了这些品牌：七七、卢沟桥、正气、富强、国防、光复、胜利、强国、武装、醒狮等等。香烟包装往往印着飞机大炮和士兵形象，不知道的还以为卖的是军火。

　　　　说起来很搞笑，美国虽然持续向日本出售战略物资，但美国民间却在1938年底掀起了抵制日货活动。

　　　　这跟胡适等人在美国的宣传有关系，随着美国民众对远东局势认识深入，并知道了日军的残暴（南京大屠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同情中国抗战。

　　　　美国企业主趁机推波助澜，引导舆论打击日本商品，导致美国民间抵制日货的风潮愈演愈烈。

　　　　至1939年春，美国民众正式向议会施压，要求禁止对日本输送物资。这个风潮在1939年6月达到顶峰，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成为美国舆论主流，迫使美国政府在7月份废除美日贸易协定，为日本偷袭珍珠港埋下了伏笔。

837【任教】

　　　　罗家伦已经跑去成都安排教学工作，今天接待周赫煊的，分别是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以及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汪东。

　　　　中央大学的校史上，共有四首校歌。

　　　　第一首的词作者是李叔同，第二首的词作者便是汪东。此时用的是第三首，由校长罗家伦亲自作词，后世南京大学的校训，便截取自罗家伦版校歌诚朴雄伟，励学敦行。

　　　　汪东是章太炎的弟子，而周赫煊在章太炎面前也执弟子礼，论起来两人算是同辈。

　　　　这位先生今年四十有七，比周赫煊年长八岁，留着长长的山羊胡子，一身长袄颇有晚清旧知识分子的风范。他也确实属于旧派知识分子，精通书画诗词，早年跟随孙中山闹过革命，北伐期间开始弃政从教，安心留在大学里当老师。

　　　　“吾对明诚盼望已久，终于等到你了！”汪东显得颇为激动，握着周赫煊的手久久不放。

　　　　周赫煊笑道：“旭初兄太客气了。”

　　　　汪东现在是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也属文学院管辖，正愁着不知上哪儿聘请历史系主任呢。原本的历史上，中央大学内迁重庆之后，直到1938年春天才有新的历史系主任。

　　　　胡庶华在旁边开着玩笑：“周先生你不地道啊，我三请五请，只请到你做重庆大学的名誉教授。现在罗校长一出马，立即就请动你担任历史系主任，你是看不起咱们重庆大学？”

　　　　周赫煊安抚道：“那等我讲课的时候，让重大历史系的学生一起来听嘛。”

　　　　“如此正好，一言为定！”胡庶华生怕周赫煊改口，连忙封死了退路。

　　　　反正现在中央大学整个历史系，只剩下40多个学生，加上重庆大学历史系学生，总共也就一百多个。而两校学生暂时共用校舍，聚在一起上大课并不嫌多。

　　　　三人闲聊几句，汪东说道：“明诚，我先带你去办公室吧。”

　　　　“也好。”周赫煊点头道。

　　　　作为东道主，胡庶华引路道：“这边请！”

　　　　中央大学此刻寄人篱下，而重庆大学也不宽裕，因此系主任的办公室极为简陋。就一间普通小平房，面积大约有10平米，里边除了办公桌椅，便只剩下一个文件柜。

　　　　不到片刻，办公室里来了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问候道：“周先生好，我是历史系教授郭廷以。”

　　　　汪东介绍说：“小郭是清华大学历史研究院毕业，罗校长的高足，被罗校长从清华带来中央大学的。我知道明诚你时间宝贵，所以专门派小郭给你做助手，帮忙处理一些历史系的琐碎事务。”

　　　　“你好，郭教授。”周赫煊伸手道。

　　　　郭廷以连忙跟周赫煊握手，恭敬且崇拜地说：“周先生，我曾在清华大学听您讲人类文明史，受益匪浅，三生有幸。可惜您当时没把课讲完，现在我对这门课还有诸多疑问。”

　　　　“咳咳，我比较忙。”周赫煊有些尴尬，他在清华和北大讲课都挖坑不填的。

　　　　郭廷以也算民国学术界的小牛了，后来被誉为“中国近代史的拓荒者”，将担任中央大学下下下任历史系主任。他是罗家伦的学生，胡适的徒孙，在周赫煊面前属于小辈，所以把态度放得极低。

　　　　周赫煊直接问：“历史系现在情况如何？”

　　　　郭廷以拿出一份花名册说：“由于战乱影响，很多学生没有随校内迁，而是返回老家跟亲人团聚，整个历史系现在只有40多名学生，其中大二和大三的学生人数最多。历史系教授和讲师，现有五人，加上周先生就是六人。”

　　　　周赫煊摇头苦笑：“六个老师教四十多名学生，学生们忙得过来吗？”

　　　　“等明年招生就好了，学生人数肯定能多起来，一些原有的学生也会陆续赶来。”郭廷以说。

　　　　周赫煊问道：“我想教人类文明史和全球通史，这两门课的老师是谁？”

　　　　郭廷以道：“中央大学没有设立人类文明史课程，全球通史的老师是沈刚伯先生。另外，沈刚伯先生还同时教授西洋上古史、西洋通史、希腊史、罗马史、英国史、俄国史、印度史、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洋文化概论。”

　　　　汗，原来是沈刚伯啊，又一位民国时期的史学界大牛。这位先生不仅是中西方历史全才，而且还是中国边疆史研究的主要推动者抗战期间，他为了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特地开设新僵史、蒙古史和东北史等课程。

　　　　还好，沈刚伯一人身兼十门课的老师，周赫煊跑来教全球通史不算抢他饭碗。

　　　　郭廷以又拿出一张表格：“周先生，这是我为您设置的课程表，请过目，看是否需要修改。”

　　　　周赫煊只瞟了一眼，便说道：“把我要教的两门课，全部调到星期天。上午教全球通史，下午教人类文明史，让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的历史系学生都来听，不愿来的也不强求，这两门课属于辅修。”

　　　　“星期天？那学生们岂不是没有假期了。”郭廷以惊讶道。

　　　　民国时期的学生，没有双休，每周只有星期日这一天假期。

　　　　周赫煊直接说道：“我要上大课，不分年级，必然打乱其他老师的教学秩序，所以还是把课程放在星期天为好。”

　　　　郭廷以道：“那行，我立刻就去通知。”

　　　　转眼就是周末，周赫煊坐船来到学校，直奔一间为他专设的大教室其实是重庆大学的礼堂。

　　　　偌大的礼堂人满为患，不但两校的历史系学生来听课，其他科系的学生也跑来了，而且还夹杂着不少讲师和教授。

　　　　周赫煊看着下方黑压压的人头，愣了愣，随即笑道：“人很多啊。”

　　　　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历史系老师全来了，比如未来东北边疆史的大牛金毓黻。此君以前在东北大学当教授，还做过辽宁省教育厅长，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拘捕，不得已只能在伪满政府当官。他借着前往日本的机会，使用假名于去年悄悄乘船到上海，在蔡元培的推荐下成为中央大学教授。

　　　　历史上，再过两个月金毓黻就要被任命为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周赫煊纯属抢了别人的位子。

　　　　此时此刻，金毓黻就像一个普通学生，端着小本本正襟危坐，只等着周赫煊开讲。

　　　　周赫煊在临时架起的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史”字，朗声道：“我们在学历史之前，要明白为什么学历史！唐太宗有句话说得好，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要讲的是《全球通史》，即是全球，那也有中国，跟《西洋通史》是有区别的。现在中国的大学，虽然广泛把我写的《全球通史》当教材，但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教授们往往在讲课的时候，把《全球通史》当《西洋通史》来讲，而把《全球通史》的中国部分，单独用《中国通史》的另一门课讲出来。这是不正确的，这造成了中国和世界的割裂！《全球通史》的精髓在‘全球’，而非‘通史’……”

　　　　开场一席话，就立即抓住了师生的耳朵。

　　　　特别是那些研究西方史的老师，对周赫煊这段话若有所悟，沈刚伯更是听得连连点头。

838【史观】

　　　　既然已经是史学界国际宗师，周赫煊自然要讲点新鲜东西，否则怎么镇得住台下那群大牛小牛？

　　　　他接着刚才的话往下说：“历史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解读，人们看待历史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这种角度，被称为历史观，也叫‘史观’。比如**者，就把他们的历史观称为‘唯物史观’，把别家的历史观称为‘唯心史观’。”

　　　　听周赫煊提到**者，有些学者开始皱眉头了，因为他们尊崇的是三民主义，但暂时还没人来打断周赫煊讲课。

　　　　“我就来归纳一下吧，”周赫煊在黑板上写了好几排字，逐个解释道，“首先来说正统史观，这是史学界的主流，代表大部分人对历史事件所持有的一种共同认识和观点。比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被公认为打破了中世纪的黑暗；又比如大航海运动，意味着殖民时代的来临，并对中国近代产生深远影响。现场在座的，也有一些史学家，诸位的史观大部分都属于正统史观。”

　　　　金毓黻、沈刚伯、郭廷以等人纷纷点头，非常认可周赫煊的观点。

　　　　“再来说说社会史观，”周赫煊指着黑板道，“这种史观主要从社会的角度观察历史，注重分析广义的社会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之外的所有问题。比如社会变迁史、社会日常生活史、社会风俗史、社会建筑史、家庭婚姻史、人口流动史等等。它跟正统史观并不冲突，而是互相解释和包容，是正统史观的一种补充。在西方，社会史观兴起于启蒙运动时期，而在中国则更加悠久但不成体系，我认为《诗经》就可以被视为一部社会史观的历史著作，它记录先秦时代许多风俗。但《诗经》只是记录，没有进行分析研究，如果现在有学者从历史角度阐述《诗经》，那么就是用社会史观的方法解读先秦历史。这是一个有趣的课题，某些国内的史学家已经在做了，但还没有取得巨大影响力。”

　　　　这话说得一些普通历史教授和学生心动不已，因为他们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

　　　　周赫煊继续说道：“接下里就是英雄史观，强调个人对历史的绝对性作用，不管东西方，早期历史研究都是这种史观。**者把这种史观视为唯心主义史观，其实也很有道理。英国史学家卡莱尔说：‘全世界的历史，实际上都是降生到这个世界的伟大人物的思想外在的、物质的结果。’我国的梁启超先生也说：‘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在我看来，英雄虽然很重要，但不能视为历史的全部，这种史观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周赫煊又道：“再来说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一派把历史当成科学来研究，总结出一套历史发展规律。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若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那时就将迎来社会革命。这种史观，能够非常明确的解释重大历史进程，比如先秦时代到秦汉的历史，其大概可视作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生产力革命。”

　　　　“再有就是现代化史观，这种史观在西方和中国都已经出现，但还没有具体形成流派。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