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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深感佩服，说道：“那我回报馆了，我也要写两篇文章。”
“去吧，别耽误了时间。”周赫煊点头说。
等张季鸾离开周公馆，周赫煊颓然瘫在沙发上，七七事变终于还是如期而至了。
于琛问道：“先生，我们该做些什么？”
“只能看着，”周赫煊颓然道，“该说的话，我都在《大公报》社论里写了，剩下的就是政府和军人的事情。”
……
在周赫煊通电全国的同时，国党和共党相继发了通电。
许多没能力自设电讯室的小报馆，直到半上午才接到消息，随即慌慌张张的准备发号外。
北方事变，举国皆惊！
身在庐山的常凯申，紧急召开军事会议，随即电令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当天下午，红军各部将领联名电告常凯申：“红军将士，咸愿再委员长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事实上，就在七月七号那天，周公便已经来到上海，同行的还有博、林二人。他对地下党员做出七月指示：“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和为国的全面抗战势在必行，不可避免……不久，上海和北平都会发生意外事变，形势会急剧变化。对此，我们思想上必须有足够的准备。”
周公这番话说出口，还不到12个小时，卢沟桥事变就发生了。
紧接着，周公又以看戏的名义，借黄金大戏院的办公室，与文化界和统战人员座谈。
此次座谈，被誉为“上海文化史上一个转折**件”，自此之后，左翼文人纷纷成立爱国救亡组织，并把矛头从阶级斗争转为对日抗战，各种各样的爱国救亡诗歌、小说、散文、话剧……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
上海，公共租界。
邵洵美和徐志摩二人，正忙着筹备《春望》诗刊编辑部。印刷和发行事宜由邵洵美负责，稿件的收集和编辑由徐志摩负责，戴望舒被请来兼职做副总编，《春望》诗刊的封面由刘海粟专门设计。
辛苦了两三日，办公地点已经选定，诗刊的版面设计也差不多搞定。
张嘉铸则负责编辑部的装修，其实没有那么麻烦，随便弄些办公桌椅进来即可，连墙壁都用不着粉刷。
徐志摩一大早就来到编辑部，屋内搬上搬下吵得厉害，他干脆拿着稿件跑到阳台上去看。
“写的什么狗屁！”徐志摩顺手把诗扔到地上。
戴望舒捡起来一看，顿时笑道：“郁达夫的诗你也扔，不怕创造社那帮诗人找你麻烦啊？”
徐志摩讥讽道：“他那也叫诗？”
戴望舒劝谏说：“周先生创办《春望》诗刊，是想团结各派诗人救亡图存。人家创造社积极响应，郁达夫专门从福建寄来诗稿，怎么也要给点面子才是。”
“我是就事论事，并非徇私报仇。”徐志摩解释道。
新月派和创造社，以前是打过笔仗的。
徐志摩暗讽创造社是“文坛细菌”，破坏了中国文学的健康和尊严。而创造社则讥笑徐志摩为“小丑”，指责胡适为“妥协的唯心论者”，说新月派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买办“绅士”。
以两派历来的矛盾而论，说实话，徐志摩担任《春望》诗刊主编，人家创造社愿意投稿已经很给面子了。
戴望舒继续劝道：“志摩兄，这首郁达夫的诗，你还是刊发吧。郁达夫名气大，读者也多，有利于诗刊打出局面。”
徐志摩激动道：“名气再大，也要用作品说话，你看看他写的都是什么东西！”
郁达夫寄来的这篇诗稿，是他在福州凭吊戚继光祠时写的，名为《游于山戚公祠》：于山岭上戚公祠，浩气仍然溢两仪。但使南疆猛将在，不教倭寇渡江涯。
这首诗怎么讲呢，说好听点文字质朴、雅俗共赏，说难听点不文不白、技艺拙劣。
能入徐志摩的法眼才怪了。
戴望舒见徐志摩死不松口，建议道：“不如，选郁达夫去年写的那首词？”
“哪首？”徐志摩问。
“《满江红》，也是凭吊戚继光的。”戴望舒找来纸笔，迅速把郁达夫去年的作品默写出来，这记性也是够好的。
徐志摩仔细品鉴一番，点头道：“这首还勉勉强强，就选这首了。”
《满江红》：三百年来，我华夏，威风久歇。有几个，如公成就，丰功伟烈。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台畔班师酣醉石，亭边思子悲啼血。向长空，洒泪酬千杯，蓬莱阙。
戴望舒又问：“周先生有新作吗？《春望》创刊号，怎么也该刊一首他的作品。”
“还没收到，他说正在创作当中。”徐志摩道。
就在此时，楼下街头报童狂奔，大喊：“号外！号外！卢沟桥发生事变，日寇进攻宛平城！号外！号外……”
徐志摩和戴望舒对视一眼，俱都看到对方眼中的震惊。
戴望舒喃喃道：“都被周先生料中了啊，真的在一周之内发生事变。”
820【英雄叱咤，壮士骁骁】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万岁！”
“……”
街头到处是游行队伍，正在放暑假的学生，通过各种途径汇聚到一起。沿途，许多市民也自发加入，浩浩荡荡行走在各个街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前往市政府请愿。
“滴滴滴！”
司机按着喇叭，想迫使游行队伍让开道路。
周赫煊提醒道：“靠边，停车，等游行的先过去。”
这司机和轿车，都是找徐志摩借来的，上海周公馆只剩下一个看门老头儿。
等到游行队伍离开，轿车才继续前行，来到一家饭店门口停下。
距离七七事变爆发，已经过去了20多天。
最开始，常凯申和宋哲元的态度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坚守，必须抵抗。但在坚守抵抗的同时，他们又期待着和谈，而这份侥幸心理迅速被日军的援军给扑灭。
七月十七日，常凯申终于选择面对现实，发表了他的重要讲话，其中有一句广为流传：“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此时此刻，北平正在进行着惨烈的“南苑之战”。
首先要说一下汉奸潘毓桂，此人是北平、天津、河北和察哈尔的最高行政长官，还担任宋哲元的政务处长，兼平津卫戍司令部高等顾问。从事变爆发到北平陷落，二十九军的所有作战计划，都被潘毓桂详细出卖给日军。
早在周赫煊回上海的时候，就给宋哲元发了一封电报，说日军正在谋划攻占北平，并提醒宋哲元当心潘毓桂已经做了汉奸。
宋哲元倒是听取了部分意见，令人严密监视潘毓桂的行踪。但潘毓桂有日本人撑腰，又是宋哲元地盘内的最高行政长官，在二十九当中也有内应，依旧非常轻松的获得了作战计划并传出。
当日军一步步收缩对北平的包围圈时，宋哲元意识到南苑的重要性，立即派遣赵登禹的精锐部队前往支援。但宋哲元也是昏了头，他鉴于37师的防线太长，同时又把驻守南苑大营的37师调往北平方向。
这一切由于汉奸的出卖，都被日军所知悉，于是日军趁机发动猛攻。
南苑之战爆发时，赵登禹为了赶快驰援，身边只带了一个团，另两个团还在半路上，而主力仍旧留在涿州，原本驻守南苑的37师则在撤离防线。
增援部队只来了一个团，驻防部队却在撤退，日本人又发动突袭，战场瞬间全乱了，中国守军被打得措手不及。
最可恶的是，由于汉奸潘毓桂的出卖，日军不但知悉守军的动向，还知道守军的薄弱点学生兵团。
学生兵团是去年征召的，一直在参加训练，直到七七事变爆发，他们才正式拿枪成为军人。日军朝着学生兵团的阵地疯狂进攻，而前线的指挥系统又崩溃了，学生兵们根本找不到长官，只能在基层军官的领导下坚持战斗。
对于这些学生兵来说，这是他们遭遇的第一场战斗，也是其中大多数人的最后一场战斗。他们当兵的时间才半个多月，却展现出极高的战斗素养，而且无人后退，无人投降，大半都牺牲在和日军的肉搏当中。
卢沟桥事变一周年之际，日本《朝日新闻》采访华北驻屯军第一大队长一木清直，此人感慨说：“（中国学生兵）面对面死战也不肯退却……甚至负伤几次依然冲上来拼杀。”
因为提前得知守军的作战计划和弱点，日军以为能轻松拿下南苑，结果遭到异常顽强的抵抗，甚至一度被佟麟阁带领军官教育团赶出阵地。在损失惨重之下，日军战斗机从承德起飞，对南苑进行疯狂的轰炸和扫射，守军阵地瞬间化为一片火海。
中国守军只能选择突围，而他们的撤退路线，也被汉奸出卖给日本人，遭到准确而致命的埋伏。
突围途中，132师师长赵登禹牺牲，是抗战殉国的第一位师长，享年39岁。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牺牲，是抗战殉国的第一位军级将领，享年45岁。
赵登禹和佟麟阁牺牲的消息，已经被《大公报》记者传到上海，明天全国人民都会知道。
饭店门口。
周赫煊刚刚下车，就听见徐志摩在喊：“明诚！”
“你也来了？”周赫煊有些惊讶。
今天周赫煊此行，是来参加“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的，出席者主要是些左翼文人，没想到徐志摩居然也跑来凑热闹。
徐志摩说：“既然是上海文艺界救亡大会，我是中国人，又是上海文艺界的人，自然要来参加。对了，你的诗还没写好吗？过两天《春望》诗刊就要发创刊号了。”
“写好了，本想回去再给你。”周赫煊拿出两张诗稿。
徐志摩打开一看，惊讶道：“居然不是白话诗……不对，佟麟阁和赵登禹死了？”
周赫煊点点头：“牺牲了。”
《沁园春咏赵登禹》：“滚滚狼烟，悲泣山河，恨聚怒潮。听皇姑屯里，惊魂霹雳，喜峰口上，杀寇声高。原野山川，长城内外，奋起男儿唱大刀！宛平后，唤英雄叱咤，壮士骁骁。南苑激战晨宵，弹雨泻，黄亭土炽焦！痛荒郊碧血，故园凄泪；千秋肝胆，百战魂消。弹指春秋，纵目寰宇，几处狂徒又叫。雄碑下，教子孙长记，一代英豪！”
《沁园春咏佟麟阁》：“晓月芦沟，怎忘当年，战火曳空！惹英雄奋起，旗风所向，悲歌吼处，气贯长虹。永定河边，南苑巷内，多少男儿浴血中。一腔恨，俱凝刀枪上，怒向顽凶！天公竟妒豪英，弹飞处，焦石溅血浓。憾壮怀难已，山河未复；民崩倚恃，国损干城！浩气长风。唤起大众，卫我中华一脉同。西山上，有松涛夜吼，霜叶殷红。”
周赫煊拿出来的是两首《沁园春》，后世谣传为佟麟阁和赵登禹的绝命爱国诗，其实不然，这是后人为纪念他们而创作。
比如“弹指春秋，纵目寰宇，几处狂徒又叫。雄碑下，教子孙长记，一代英豪”这句，明显是写抗战胜利多年后，子孙在纪念碑下为烈士扫墓的情形。当然，换成周赫煊此时“创作”出来，则可以理解成对抗战胜利的憧憬，拥有者特殊的激励意义。
徐志摩反复低吟着两首《沁园春》，叹息说：“两位将军为国捐躯，当得起这等壮词。”
821【民族进化论】
中国文化界自晚清以来，有着各种各样的论战，没打过笔仗的文人都不好意思出门。
比如鸦片战争失利后，主张“师夷长技”的洋务派，就跟主张“忠孝礼义”的保守派，围绕着引进西学的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这些争论首先发生在朝堂上，又随着报纸渐渐走向民间，民间文人也跟着争得面红耳赤。
直到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以“中体西用”的观点缓和了两派矛盾，获得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成为人们的共识。
而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经代表先进知识分子的康有为、辜鸿铭，其思想见解已经显得陈旧落后，被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派文人当做靶子攻击。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新文化论战当中，白话文创作得到普及，标点符号和国语也成为标准，民主和科学走向普罗大众的心中。
这是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两场思想论战，前一场论战让中国开眼看世界，后一场论战加速了中国科学文化的传播。
或许是因为矫枉过正，有人呼吁正视传统文化，于是又一场新的论战开始。“调和论者”（调和中西文化）和“取代论者”（全部西化）吵得不可开交，后来出现的“科玄论战”和“整理国故”，大致都是此次论战的延续。
由此从论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脉络：顽固保守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全部西化中西协调……
这是华夏民族的自我进化之路。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士”的心理认知。就算穿着单衣、啃着馒头，也依旧心怀天下，常常指点江山，干涉政治，批判时局，在近代历史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大概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大不如前，“士”这一身份也走向日暮黄昏。
最近十年的论战，就显得细碎得多了，主要分为两种，即：文学思想之争和政治理念之争。
什么京派海派论战，什么鲁梁论战，还有新月派炮轰创造社，左翼文人怒怼御用文人，第三种人单挑左右派文坛……此等种种，有些看似个人矛盾，其实都是文学思想和政治理念出现了分歧。
大家都在寻找救国之路，只是想法不同，于是就吵起来了。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让原本四分五裂的中国思想文化界，逐渐走向统一，知识分子开始达成共识。那就是：放下矛盾，一致抗日！
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确立，最开始是在思想文化界实现的。
别以为这玩意儿没啥用处，只是一帮文人在瞎起哄而已。思想指挥行动，要统一行动，就必先统一思想。思想若是统一了，有人不想统一行动，都必须顺应舆论潮流。
比如老蒋，活生生被逼得联共抗日，因为整个思想文化界都是这样要求的。
早在1936年春，攻击性最强的左联，就率先放弃了原有的阶级斗争。南京政府屡禁不绝的“左联”，自动宣布解散，并提出创作“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随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等人，联合签名发表《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全国文学界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起来。
现在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半个多月，全国文化界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救亡团体。
仅在上海，就有上海救亡演剧队、国民救亡歌咏协会、美术界救亡宣传团、学生战时服务团、游艺界救亡协会、战时摄影服务团、上海漫画救国会等70多个团体组织。
几乎是下意识的，人们在听到七七事变的消息后，就自发联合身边志同道合者，在各自擅长的领域进行救亡活动。不分阶级阶层，不分学派流派，所有知识分子和文艺人士，都在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