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很快聚在一起猜灯谜，摊主热情的招呼道：“猜灯谜嘞，一角钱猜一次，猜中了有奖品，几位先生太太要不试试？”
周赫煊掏出一块大洋，笑道：“大家都试试吧。”
张乐怡走到一盏花灯前，只见灯面写着：湖畔疏篱边，花前有人家。猜一植物。
她冥思苦想好半天，对摊主说：“是柳树吗？”
摊主笑道：“太太猜得有些不准，还要再试试？”
张乐怡扭头问周赫煊：“煊哥，你能猜到吗？”
周赫煊笑着说：“葫芦吧。”
摊主立即拆开灯下纸条，果然谜底是“葫芦”，他递给小维烈一根冰糖葫芦，恭维道：“这位先生好学问，一猜就中。您刚才给了1元钱，还能猜八次。”
“我也要，我也要糖堆儿（糖葫芦）！”小灵均抱着老爸的额头直摇晃。
周赫煊走到旁边那盏灯，只见上头写道：重阳近，秋波横，外嫁他乡今归宁。猜一蔬菜。
周赫煊有些拿不准，想了想说：“萝卜？”
摊主竖起大拇指：“先生，您真是绝了，这都能猜中！这个谜题特别难，奖品是两根糖堆儿。”
小灵均接过两根冰糖葫芦，顿时高兴得拍手：“爸爸好厉害，爸爸好厉害！”
就在大家乐此不疲的猜灯谜时，费正清问道：“周先生，为什么中国的元宵节比春节还热闹？”
周赫煊苦笑：“可能是政府不准过春节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元宵节确实出奇的热闹，气氛远超春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规定不准过春节，人们只好把春节和元宵放在一起庆祝。
如此一来，每年的元宵节就成了老百姓的狂欢节，常常导致各种混乱，元宵节晚上出门只能步行，因为挤得连黄包车都没法通行。
民国的元宵节疯狂到什么程度？
有词为证：绅士龙灯禁止玩，一般朽崽省得忙。记得去年樊西街，王八婊（和谐）子齐发狂！
这是湖南某好事者写的《竹枝词》，“绅士龙灯禁止玩”，讲的是蚌壳灯随北洋军阀传入长沙，跟当地的龙灯融合到一起。“蚌壳精”往往是娼妓装扮的，由于其表演具有各种挑逗性，被正义人士严厉谴责，政府也坚决取缔，但却每年屡禁不止。
说起民国的元宵节，最扯淡的当属1912年。
那时中国民国刚刚成立，政府宣布废除农历、采用西历，竟把西历1月15日定为元宵节。政府对此广为宣传，号召大家一起出来欢庆元宵，结果乌漆嘛黑、天寒地冻，街上连鬼影子都见不着几个。
为啥？
因为西历1月15日，距离春节都还有一个多月，而且是农历月底，天上根本就看不到月亮。
“咚咚咚咚！”
远处传来敲锣打鼓声，却是舞龙灯的队伍过来了，许多提着花灯的群众跟着跑，整条街全部沸腾起来。
“砰！”
天边炸出团团的光点，却是不知哪个富商在放烟花，小孩子们仰头望天乐得直叫。
周赫煊看着周遭的热闹气氛，不由想到三年后的七七事变。此刻热闹的天津城，就要沦丧在日寇的铁蹄下，再无这般普天欢庆的模样。
周赫煊带着老婆孩子看了舞龙灯表演，又去海河边放灯，直闹到凌晨时分，大家才意犹未尽地回家。
第二天下午，周赫煊带着费正清去天津图书馆。
汽车开进老城区，很快就看到一栋房子的墙边上，贴着巨大的政策宣传海报。海报上画着一只巨大的虱子，一只人手举着匕首，插入虱子的腹部，旁边还挂着苍蝇、蚊子等害虫。
海报上还有文字说明，上方写着“扑杀疫病及其使者”，侧面写着“响应蒋委员长号召，全民开展新生活运动，讲卫生、勤打扫、得健康”。
紧接着，天津市政府和市党部的官员们，一个个西装革履的出现在大街上，每人手里都提着把扫帚。
曾经的晋绥军将领、阎锡山的老部下、现任天津市长商震，一边扫大街一边说：“大家都听着啊，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做工的，都必须认真履行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啥是新生活，第一要爱干净，今天我领着兄弟们干，以后你们还要自己干，要把里里外外扫得干干净净……”
几十个穿西装的官员一起扫大街，这场面实在太美了，周赫煊都不忍心看。
562【一场闹剧】
常凯申的新生活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他的讲话甚至被灌成唱片，要求全国各地的广播必须协助宣传。
这不，元宵节没过多久，周赫煊的中华广播电台，就开始每天播放常凯申的新生活讲话了：“我们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就能成功的。要如何才可以成功呢？简单的讲，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知识……德国不到十五年功夫，居然能够复兴起来。人家刚刚战败，过几年就可以不付赔款，要赖账就赖了。而我们几十年或百多年的赔款，到现在还是每年照付。总之，德国也是一个国家，中国也是一个国家，德国没有武力而能与各国平等，中国虽有武力，依然不能求得平等，这是什么道理？没有旁的，完全是由于我们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不及人家……”
嗯，这番话的大致意思，就是说这一届的国民不行，而非中央政府统治不力。
于是乎，伟大的空一格蒋委员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首先从国民的衣食住行着手，吃饭要规规矩矩的坐在桌上吃饭，不能随便找个地儿蹲着吃；穿衣服不能袒胸露腹，扣子必须老老实实扣好，头发也不能搞成烂鸡窝……
蒋委员长还说，“一个人或一国国民的精神、思想、知识、道德，通通可以从基本生活的样法表现出来”。他对比中国人和日本人吃饭、洗脸的样子，得出一个非常英明的结论，即日本人比中国人更有纪律性和更具国民素质。他说：“我们和日本人不必在枪林弹雨之下来冲锋陷阵，就只对日常生活比一比，就可以晓得高低强弱。”
很快，全国各大报纸都在陆续报道“新生活运动”，并且中央政府还下达指令，把4月份的第一周定为“新生活运动宣传周”。
全国上下搞得鸡飞狗跳，国党的行动队带着红袖箍，走街串巷到处抓那些衣衫不整、奇装异服、发型凌乱者，轻则罚款、重则拘留。各街巷也被划分了区域，凡是发现卫生情况不达标的，所属区域的商家和住户全都要受罚。
黄包车夫们那是很郁闷啊，载着客人跑得大汗淋漓，还不敢把衣服扣子解开凉快一下。因为一旦被逮到不扣扣子，立即就要遭受罚款，忙活半天的收入直接泡汤。
天津的市民们，以前喜欢一边坐在巷口吃晚饭，一边听电台广播节目。现在也完全不敢了，因为吃饭必须围坐着桌子吃，路边吃饭是不符合新生活运动的指示的。
好在就那么一阵风，等“新生活运动宣传周”过去，国党行动队就查得没那么严了，大家该干啥干啥。只有那种走背运的家伙，正好遇到巡查人员，才会惨遭罚款，反正自认倒霉吧。
民国的“新生活运动”属于长期活动，整整搞了十多年时间。
反正隔三差五就要抽风弄出新内容，比如禁止婚丧嫁娶寿宴的浪费，禁止穿戴奇装异服，禁止男女浴室同坐，禁止中小学生留长发，禁止妇女烫发和裸腿，禁止在汽车、戏院、会场、山林抽烟，提倡守时运动，劝道人畜分居，提倡救济慰劳伤兵，宣传禁毒禁赌等等。
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好的，对改善社会风气很有帮助。但有些内容就管得太宽了，比如一些地方禁止烫发和裸腿，搞得女人连裙子都不敢穿。
最可怕的是劳民伤财，到1935年新生活运动达到巅峰时，全国有相关劳动服务团6万余人。这几万人的主要工作就是推进新生活运动，靡费了国家大量的财政支出。
不但如此，由于中央对地方的管控不力，许多地方官员拿着鸡毛当令箭。他们借“新生活运动”之名，到处胡乱抓人罚款，有时候你好端端的走在街上，就因为一颗上衣扣子没扣，便被抓起来强行罚款。
“老蒋这是吃错药了吧？整天正事不敢，专门搞这些虚头巴脑的运动。”胡政之无语地说。
周赫煊笑道：“老蒋在给自己树立威信呢。”
在周赫煊看来，常凯申搞新生活运动的初衷就是刷存在感，并在执行过程中宣扬他那套儒家观念。这是一场思想意识形态的独裁运动，反对乱七八糟的各种主义，提倡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从而统一国民的思想道德。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搞全民军事化，方便以后全面抗战时征兵。
老蒋也知道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但他又不敢直接高喊抗日口号，所以就把为抗日做准备悄悄掺杂进新生活运动当中。用老蒋的原话来说：“新生活运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国民的生活能够做到整齐划一。整齐划一四个字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军事化……新生活运动，就是军事化运动。”
然而屁用都没有，老百姓被管得很严，当官的吃喝嫖赌抽照样在干。
所以冯玉祥才说：“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
宋美龄的好闺蜜项美丽则评价：“新生活运动是全国性的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
有位外国友人更直接，评价新生活运动是“建基于牙刷、老鼠夹与苍蝇拍的民族复兴运动”。
反正周赫煊是懒得迎合伟大领袖的精神指示，他穿西装不喜欢扣扣子，每次出门都敞着外套。也没见有哪个不长眼的家伙，敢跑过来扭着他要罚款。
“新生活运动且不管他，”胡政之低声说道，“《非攻》编辑部那边你得管管了，上一期的杂志内容有问题，有个搞新闻审查的朋友提醒我，说上头对杂志的某些言论很不满。”
“没事的，那些报道是经过我同意的。”周赫煊笑道。
“反正别太过火，不然连《大公报》都要被牵连。”胡政之提醒道。
《非攻》杂志暂时还挂靠在《大公报》旗下，财务、印刷、校对和发行方面，都由《大公报》的人员在负责。
至于胡政之说的“过火”内容，是新一期《非攻》报道了东北抗联成立，以及杨靖宇带领东北抗联打出第一场胜仗。东北抗联是共党领导成立的，不管是南京政府，还是关东军，都对其深恶痛绝。
周赫煊甚至收到常凯申秘书发来的电报，让他以后不准再提东北抗联半个字，否则直接把《非攻》杂志封杀。
“唉，这年头弄本杂志也破事一堆。”周赫煊必须插手了，不能再由着编辑部那些共党乱来。
563【通风报信】
庐隐明显无法胜任一本抗战杂志的主编工作，她文笔虽好，也比较了解日本国情。无奈眼界太窄，而且缺乏领导能力，已经因为杂志内容的关系，跟朱湘吵了好几次。
化名为“王剑秋”的南汉宸进入编辑部后，迅速脱颖而出，就连朱湘都对其服服帖帖。庐隐主动辞职让贤，打报告请求周赫煊任命南汉宸为《非攻》主编。
从第四期开始，《非攻》杂志便一直由南汉宸负责，如今销量已经突破10万份，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非攻》杂志总编室。
南汉宸把房门关好，掏出几块大洋低声说道：“佩琛同志，今天下午有位同志从上海过来。你负责去码头接人，然后帮忙安排住处，这些钱是你的办事经费。记住，那位同志带着白色礼帽，胸前插着两支钢笔，其中一支笔上系着灰色手绢。”
“好的，”于佩琛问，“有接头暗号吗？”
南汉宸笑道：“不用，就说是王剑秋派你去接人，对方自然就明白。我们半个月之后要开一个秘密会议，这些天来的人比较多，恐怕要辛苦你了。”
于佩琛说：“为了中国，不辛苦。”
南汉宸点头道：“去吧，注意安全，千万不要暴露自己。”
于佩琛突然大声说：“王主编，那我就先走了，这篇稿件如果还有什么需要改动，你随时联系我。”
“不用修改，写得很好。”南汉宸赞许道。
于佩琛转身离去，刚刚把门打开，就看到门外的周赫煊。她惊喜道：“周先生，你好！”
“你好，”周赫煊点点头，“忙你自己的事情去吧，我找王主编谈些事情。”
于佩琛道：“那周先生再见。”
周赫煊抬脚踏进总编室，南汉宸连忙起身迎接，帮他倒水道：“周先生快请坐。”
南汉宸此时穿着毛衣和西装，梳着大背头，乍看上去就是个普通的洋行职员。至于面容长相嘛，有点像年轻帅气版的于谦老师，笑起来和蔼讨喜。
此人虽然貌不惊人，但却颇有些传奇色彩。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南汉宸年近16岁，还在中学里面读书。他串联十多个同学跑去收拢义军，半个月便召集到2000多人的革命队伍，并组成敢死队跟清军干了一仗。
可惜当时北方的清军势力很强大，南汉宸那2000多人很快被打散，他只好回到学校继续读书。
接下来就是搞实业、开公司，然后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在西北军里边大力发展党员。他还是杨虎城开办的军校校长，随即又担任县长、省政府秘书长。
这样一个人才，跑来《非攻》杂志做主编，实在有些大材小用了。
南汉宸给周赫煊冲了杯茶来，笑道：“周先生，这期的稿件已经编好了，您需要过目吗？”
“那就看看吧。”周赫煊说。
南汉宸把一沓稿件拿来，周赫煊粗略翻阅了片刻，指着其中的一篇文章说：“这个要删掉！”
南汉宸表情严肃地说：“周先生，这是东北抗联打胜仗的新闻，一定能够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可认为应该报道出来。”
周赫煊苦笑道：“我的王主编，老蒋都已经让秘书给我拍电报了。再继续刊发关于东北抗联的文章，《非攻》杂志肯定要被迫关门，你还是悠着点儿吧。”
“既然如此，那就删掉。”南汉宸立即将那篇文章抽出来。
周赫煊告诫说：“王主编，《非攻》以后不要再给共党说好话。这是为杂志考虑，也是为你考虑，你懂吗？”
南汉宸笑道：“明白。”
“天津局势很复杂，日本间谍和国党特务都盯着呢，”周赫煊提醒说，“复兴社特务处的副处长郑介民（正处长是戴笠），已经亲自到天津来了，你们这段时间闹出的动静实在有点大。”
南汉宸一听是郑介民亲自来天津，他顿时警醒起来：“多谢周先生提醒，我要马上出去一趟！”
“请便。”周赫煊说。
南汉宸飞快的跑出去，叫了一辆黄包车直奔码头。他把帽檐压得很低，生怕被人认出来，毕竟曾经在西北当过大官。
码头上，于佩琛还在苦苦等候，南汉宸从于佩琛身边走过，压低声音说：“行动取消，立即回编辑部。”
于佩琛面露惊讶之色，又很快镇定下来，若无其事地离开码头。
南汉宸又前往《益世报》报馆，找到一位没有任何政治牵扯的副主编，以报社招人的理由前往码头接人。紧接着，他又来到一家照相馆，对老板说：“前段时间我拍的照片不着急用，你慢慢冲洗就行了，等下个月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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