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 第208部分

　　　　周赫煊笑着安抚说：“老胡啊，你还是那么天真，这种情况早就该猜到了。”

466【周先生发言】

　　　　洛阳国难会议一连开了六天，参加会议的人员每天都在减少，搞到最后甚至都不足百人了。

　　　　整个会议期间，常凯申都没怎么出面。只有汪兆铭跳得最凶，从头到尾自弹自唱，对民主人士各种刁难和诘难，他似乎还非常享受这种风光。

　　　　民主人士没法在会议上寻求认同，于是纷纷转到场外，利用报刊杂志抨击国党的独裁统治。

　　　　国党当然也不示弱，中央委员张道藩在南京讲话时，倒打一耙说：“国难会员原有400多人，仅到100多人。内中份子复杂，红黄墨绿，无所不有……主张取消党治者，原皆系党派背景之政客，甚至为帝王军阀之走狗。彼等昔日摧残民治，现在根本无资格谈政治。”

　　　　张季鸾都没有通知周赫煊，就在《大公报》发表社论，言辞犀利地对张道藩的诬陷做出回应。

　　　　天津的《益世报》更厉害，直接指名道姓的骂汪兆铭是“政治骗子”，说他在野和在朝的表现判若两人在野时自诩民主自由、为民谋利，再次主政之后却把自己说的话都当屁放了。

　　　　此时的情况是，普通民众、在野政客、社会名流、大资本家、报界传媒、文化学者……通通呼吁取消训政，实行民主宪政。

　　　　不说民主宪政可不可行，反正大家是受够了**独裁，颇有些“天下苦秦久矣”的味道。

　　　　主要还是因为国党太烂了，把社会各界、方方面面全都得罪完，连当初支持常凯申的江浙财团，此时都恨不得中央政府早日倒台。

　　　　国难会议的最后一天，汪兆铭慷慨激昂的发表宣言，历数日本侵略东北与上海的罪行，表示非集中全国财力共作长期抗战无以图存。

　　　　当讨论到具体军事问题时，常凯申的人趁机提出议案，以“抗日”名义收拢地方军权，此提案“顺利”得到通过，表现出了参会人员的拳拳报国之心。

　　　　最后话题还是回到抗日上边，有人主张坚决抵抗，有人主张外交解决，也有人说应做两手准备。

　　　　“周先生，你开会好几天，怎么一言不发啊？”马寅初突然问。

　　　　众人纷纷看向周赫煊，周赫煊笑道：“没什么好说的，大家早日打道回府，都洗洗睡吧。”

　　　　林森这位弥勒佛不高兴道：“这是国难会议，大家在商讨救国方略，怎么会没什么好说的？说说，你也说说。”

　　　　周赫煊这才开始发表自己的观点：“日本想在还没来得及消化东北，日本内阁和军方矛盾严重，同时列强也在对日本政府施压，在这三方面的困境下，日本是无力全面侵华的。日军攻打上海，只不过是在转移国际国内的注意力而已，不出一两个月，日本必然答应列强调停，自行撤出淞沪地区。所以，这仗暂时打不起来，想想怎么谈判议和即可。”

　　　　汪兆铭惊喜道：“日本真会撤兵？”

　　　　“肯定会撤，所以谈判的时候，我们可以硬气一些，应严辞拒绝日方的无理要求。”周赫煊提议说。

　　　　常凯申只有开幕和闭幕的两天出席会议，他此时出声道：“周先生真的肯定？”

　　　　周赫煊略带讽刺地说：“我肯定日本会撤兵。同时我坚决反对跟日本和谈，淞沪之战一定要打下去，打得越狠，日本和列强的压力就越大。当然，中央政府的决议我无法干涉，我也知道你们不敢打。”

　　　　常凯申的脸皮很厚，听到这句话他连尴尬都没表现出来，问道：“周先生还有其他建议吗？”

　　　　周赫煊道：“中央必须做好长期抗战准备。就像戴任老先生说的那样，几年之后，日军必定卷土重来，那个时候就不是和谈能够解决的了。那是国战，双方死伤数以千万计的国战，大半个中国都要化为一片焦土。”

　　　　“周先生危言耸听了，断不至于如此。”汪兆铭突然插话。

　　　　周赫煊直接无视汪兆铭，对常凯申说：“中国当务之急，一是建设国家，以备未来之大战；二是交好欧美列强，予日本以外交压力；三是和苏联恢复邦交，予日本以地缘军事压力。”

　　　　常凯申点头赞赏道：“周先生所说的，都是老成谋国之策。”

　　　　事实上，颜惠庆已经在暗中和苏联接触了，只是中央政府对此的态度摇摆不定，生怕和苏联复交会得罪英美等国。

　　　　周赫煊说：“委员长先生，我还有个建议。中国与苏联复交之时，应当主张收回黑瞎子岛。黑瞎子岛在中东路事件后，一直被苏联非法驻兵占领，他们肯定不会轻易归还。中国可以承诺苏联驻兵，但岛屿主权必须归属中方，这一点应该以文件形式确立下来。苏联急需获得国际认可，他们是愿意和中国复交的，有了中国的官方认可，他们在黑瞎子岛的驻军也有合法依据，这对双方而言皆大欢喜。”

　　　　“嗯，我知道了。”常凯申的语气明显在敷衍，他估计连黑瞎子岛在哪儿都不清楚，更看不上那几个边境破岛屿。

　　　　周赫煊对此很无奈，他也不指望常凯申，准备直接写信给内日瓦那边的颜惠庆，一定要把黑瞎子岛的主权弄回来，这可是持续到21世纪的领土争端啊。

　　　　周赫煊继续说道：“下月底在欧洲有个国际非战会议，爱因斯坦先生已经写信邀请我参加。我会尽量在国际上进行呼吁，希望能得到一些国际反战人士的支持。”

　　　　“那就祝周先生一路顺风！”常凯申对这个比较重视，他拿不准日本是否撤兵，能激起国际同情也是好的。

　　　　周赫煊道：“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已经讲完了。”

　　　　“周先生的发言很精彩。”常凯申带头鼓掌肯定。

　　　　跟那些不着四六的民主人士比起来，周赫煊明显更顺眼得多，至少不是在说大话空话，常凯申对周赫煊还是比较欣赏的。

　　　　大会很快宣布圆满结束，当晚周赫煊被常凯申召见，两人秘密讨论了一番中日问题，具体谈些什么谁都不清楚。

467【青年党】

　　　　张君劢由于太过失望，没等国难会议结束，就提前离开了洛阳。

　　　　同样作为要求立宪的民主人士，以李璜为代表的青年党，则从头到尾留下来给汪兆铭添堵，期间毫不掩饰地在大会上抨击国党独裁**。

　　　　在准备返回天津的当天上午，李璜特意前来拜访周赫煊，见面就问：“周先生，你对国家主义有什么看法？”

　　　　周赫煊笑道：“国家主义是个很好的哲学理念和政治学说。”

　　　　李璜有些不高兴：“仅仅只是理念和学说吗？”

　　　　“是的，国家主义的概念太泛化了，在真正施政时很难取得效果。”周赫煊点头道。

　　　　民国时期有太多的主义，比如李璜就信奉国家主义，并和曾琦等人在巴黎创建“中国青年党”。青年党发展至今，已成为继国党、共党之外的中国第三大党，不仅在国内20多个省拥有党支部，还在德国、比利时、法国等地拥有海外支部。

　　　　直到抗战胜利后，青年党的发展势头就更恐怖，只湖南一省的正式党员就有2万多人、预备党员1万多人，且湖南省的青年党部实力只能排全国第五。

　　　　“中国青年党”为何发展如此顺利？

　　　　很简单，就是因为信奉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刚好相反，他们主张一切为了国家，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为了国家，可以抛弃个人私利，为了国家，任何团体和阶级都是可以牺牲的。

　　　　不管你信奉什么思想，隶属于哪个阶层，都可以成为“国家主义者”。

　　　　他们也主张由国家控制重要资源，有计划的进行社会分配，特别强调应由国家掌握教育、卫生等公共体系。国家不仅要负责发展国力，还要负责照顾弱势群体，控制平衡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力量。

　　　　这听起来跟“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很类似，但其实有很大区别。“国家主义”并不排斥资本家，只是主张限制和控制资产阶级；“国家主义”也不反对官僚政治，只是反对贪污**；甚至如果军事独裁有利于国家的话，极端的“国家主义者”还会支持这种政体。

　　　　正因如此，信奉“国家主义”的中国青年党，才会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发展成为中国第三大党。特别是张学良手下的军政官员，好多都属于青年党的党员比如此时的东北军炮兵司令和北平教育局长。

　　　　但“国家主义”理念太过宽泛了，必然导致组织松散，即便执政也不过是第二个国党。

　　　　由于“国家主义”和“**”理念对立，青年党和共党属于天生死敌。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青年党创始人之一曾琦，就积极拥护常凯申搞清党运动。

　　　　可等到常凯申暴露出独裁嘴脸，曾琦立即变成反蒋派，从20年代末到70年代，多次策划参与“刺蒋”活动。而常凯申在30年代迫于压力，做样子要搞民主宪政，曾琦又积极参与进去，成为常凯申的拥护者。

　　　　做为青年党的创始人和党魁之一，曾琦的表现太过不坚定，反反复复左右摇摆，只有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严重缺乏一以贯之的政治路线。

　　　　所以周赫煊才说“国家主义”是很好的学说理念，但操作起来很难，因为他们没有成熟的治国主张，更没有建立自己的军事武装，空有满腔的爱国热血，最多当个在野党抨击执政党而已。

　　　　李璜这次本来想劝周赫煊加入青年党，因为周赫煊的历来表现就是“国家主义者”，他们应该属于同道中人。但现在却听周赫煊不赞成“国家主义”，李璜顿时就不乐意了：“周先生说青年党的主义概念泛化，如今的国党和共党哪个不泛化？国家主义是崇高追求，就像三民主义和**一样，现在短期内肯定无法实现，但有志之士却必须以此为目标去追求理想！”

　　　　周赫煊也不争辩，笑道：“咱们还是来说说东北抗日吧？”

　　　　李璜说道：“我们青年党正在筹款，已经跟东北民众救国会联系好了，最多两三个月就要组织党员去抗日。”

　　　　“那就祝诸位马到成功！”周赫煊抱拳说。

　　　　不提青年党坚决反赤的主张，那只是理念不同而已，他们的爱国热情是不容置疑的。

　　　　今年7月，李璜就能筹集14万元，带着青年党员北上抗日。其中著名的抗日烈士苗可秀，就是青年党员，其领导的“中国少年铁血军”被日本关东军中将惊呼为“神军”。东北军的第117师，从师长到基层军官，也大部分是青年党，在未来的长城抗战中表现卓著。

　　　　周赫煊对此非常感慨，或许只有面对外敌入侵时，中国的众多派系和势力，才能放下各自的分歧，携手起来共御外侮。

　　　　抗日战争，那真是一场中华民族的浴火涅，在血与火的深渊中重铸精魂。

　　　　周赫煊掏出支票本，撕下一张交给李璜：“李先生，这是天津花旗洋行的现金支票，希望你们青年党能够多多的杀敌报国。”

　　　　李璜接过来一看，支票面额足有5万元，他抱拳说：“周先生，多谢你的慷慨大义！”说完，他又问，“你真不愿意加入青年党？”

　　　　“我不参加任何政党。”周赫煊连忙拒绝道。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各大民主党派，都希望坐在一起共商国是。唯独青年党坚决反赤，党魁曾琦后来甚至被新中国定性为战犯，而且还是排名比较靠前的战犯。

　　　　周赫煊才不会去沾染这种麻烦。

　　　　李璜也不好再劝，失望地说：“周先生，告辞！”

　　　　“告辞！”周赫煊抱拳道。

　　　　两人各自拎着行李前往火车站，一个往东，准备回天津略作安排，然后前赴欧洲呼吁国际支持，另一个向南，准备筹集军费、组织党员，轰轰烈烈的到东北去抗日。

　　　　国难会议的这场闹剧，也就此结束了。

　　　　周赫煊回到天津时，天津的电车涨价风波还没结束。各国领事利用调停淞沪之战的时机，逼迫中央政府解决事端，这导致天津党部停止了排外活动，只有市政府的官员还在继续抗争天津主要市政部门，仍旧掌握在张学良手里，常凯申的命令根本不管用。

468【孙子】

　　　　天津，三乐堂。

　　　　刘不同吸着卷烟，叹气道：“周先生，我就不继续掺和电车涨价风波了，明天就到北平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至于天津这边，呵呵，忒没劲！”

　　　　刘不同，字恒全，黄埔四期政治科毕业，国党天津市党部整理党务会员会（简称整委会）委员。他虽是黄埔军校生，属于常凯申嫡系，但跟张学良的关系很好，所以才被派到天津党部工作。

　　　　天津电车涨价风波当中，刘不同的态度非常激进，甚至号召市民坐电车、用电灯全都不给钱。

　　　　电车公司也采取了反击措施，利用电车（工人）工会掀起“驱刘运动”。电车工人制造谣言疯狂攻击刘不同，市长周龙光劝刘不同低调，中央政府也在勒令刘不同收手，刘不同已经在天津待不下去了。

　　　　周赫煊劝道：“何至于此，既然中央没有明令撤职，刘先生应该继续坚持才对。”

　　　　刘不同苦笑道：“中央又派专员来协调了，还怎么坚持下去？”

　　　　刘不同是个爱国主义者，他想为天津老百姓做事，可到处都有人在拖后腿，已然有些心灰意冷。

　　　　历史上，刘不同因为电车涨价风波调离天津市党部，跑到北平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跟妻子一起为抗日义勇军筹集运送武器弹药，支援东北的民间抗日武装。

　　　　此君的性格颇为刚烈，到哪里都得罪人。最后在党政两界混不下去，只能到大学里做教授，结果反而搞出不小的学术成就，他在《六法全书》里引进的大量现代司法观念，一直被后来的台湾当局沿用。

　　　　周赫煊问道：“张学良有什么表示？”

　　　　国党的天津市党部，跟天津市政府一样，都有许多张学良的心腹，并非老蒋可以随便使唤的。

　　　　刘不同摇头说：“张司令让我们尽量配合中央指示。”

　　　　周赫煊冷笑道：“常凯申的命令你别管，张汉卿的话也别听。只要天津市党部坚持下去，我保证能让洋鬼子服软，刘先生你敢不敢赌一把？”

　　　　“有什么不敢？”刘不同豪迈大笑，“哈哈，男人要是没卵，那还叫男人吗？我的老家都被小日本占了，早就无家可归，还怕他什么比利时人！”

　　　　周赫煊说：“那好，就拜托刘兄了。”

　　　　刘不同道：“包在我身上，党部的同志都希望抗争到底。只要周先生肯出头，我们必定跟随左右！”

　　　　……

　　　　天津市党部纠察队再次活动起来，根本不理会市政府和中央党部的禁令，这些国党党员的硬气让周赫煊颇为惊讶。同时也证明了一点，常凯申对于天津市党部的领导，已经失控了！或者说，常凯申从来没有真正控制过天津市党部，毕竟这里属于张学良的地盘。

　　　　难怪常凯申这次复出以后，会疯狂的搞独裁集权和特务政治，因为他连黄埔四期的某些嫡系党员都指挥不动啊。

　　　　在天津党部的抵制和支持下，周赫煊又串联天津总商会，以及天津各行业14家工会，共同发起“收回电车电灯业务运动”，号召商人和市民集资赎回天津电车和电灯的经营权。

　　　　天津的那些商人一直对电车业务眼红，当年还撺掇过褚玉璞搞事，若非日法意三国的干涉，电车公司早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了。

　　　　电车公司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