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这个想法，”胡适说明来意，“我们不仅要喊口号，还要喊得有策略性，喊得有学术性。我跟几个朋友，准备创办一本《独立评论》杂志，专门讨论国家和世界局势，以开国人耳目眼界。明诚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还请加入进来！”
《独立评论》属于30年代非常出名的政论性杂志，主编胡适、丁文江和蒋廷黻都是义务担任，不拿任何工资报酬。这本杂志存在了五年，期间发表大量时评文章，在开阔国人眼界的同时，也为抗战产生了积极作用。
其中蒋廷黻还因为在《独立评论》写文章，被常凯申三次召见，最后受邀担任中央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周赫煊当即答应道：“这种事我当然要加入，每周一篇政论文章，定然按时保质地送到。”
“如此，谢过了，”胡适高兴地说，“有明诚的醒世文章，必然能够取得良好效果。”
胡适此人虽然在政治上很天真，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处理，他的观点非常理性且正确。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只想着依靠美国和国联解决，却迟迟不肯跟日本交涉。
当时日本内阁还没有偏向军方，主动提出五项谈判原则，大致上想要把东北恢复到“九一八”以前的状态。按照日本内阁的要求，虽然中国会失去部分利益，但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胡适多次写信给宋子文，主张及早跟日本人交涉。但南京国民政府就像一头鸵鸟，把脑袋扎进沙子里，既不敢对日宣战，也不敢跟日本谈判，白白浪费了大好的外交时机。
事实上，只要当时中国和日本达成外交协议，那么就在法理上站稳脚跟。即便日本内阁反悔，中国这边说起话来也更硬气，会导致日本的国际外交状况更加险恶。
这是个很扯淡的事情，不知道中央政府当时在想什么。
前些日子，国际太平洋学会预定在上海举行，胡适被推选为会议主席。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胡适决定延期举行会议，后来经过仔细考虑，又决定不延期。胡适认为，“因为本次太平洋会议是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提出中国事件供讨论”，他想利用会议谴责日本的无耻行径。
可惜一群国际知识分子开会，根本翻不了天，顶多也就激起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同情心。
周赫煊也是接到会议邀请了的，不过会议期间，他跟随张学良去了锦州。
对于张学良，胡适在文章里是如此评价的：“东北的沦陷，虽然不是那一个人应负全责，然而张学良先生以军政两方的全权领袖资格，负的责任最重最大，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少年的得志，几乎完全毁了他的身体和精神……以身败名裂的人，妄想支撑一个不可终日的危局，将来再要寻一个可以从容下台的机会，怕不容易得了。”
周赫煊送走胡适，摊开纸笔开始抽烟思考，良久动笔写下标题日本政治的二元属性以及关东军的东北扩张计划。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菊与刀》一书虽然全面阐述日本，但许多细节不可能写清楚。
既然胡适创办了《独立评论》，周赫煊正好借助这个平台，深入剖析日本各国的情况。每篇文章写一个方面，几年下来，至少能给中央政府那些官老爷们提供点抗战参考意见。
451【闲谈】
北平，太太家的客厅。
丁文江举着本《独立评论》，拍手赞道：“周先生这句话说得好！日寇能占领我们的领土，却不能奴役我们的精神，只要心是中国心，那么东北始终是中国人的东北！”
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叹息说：“话讲得虽好，却不能改变东北沦陷的事实。”
丁文江道：“不管如何，周先生这篇文章，对日本政治体系的阐述极有见地，也解释了为何日本内阁会向陆军部妥协。”
二人说话之间，金岳霖也走进客厅。他这次是独自前来，已经跟同居多年的美国女友分手，心中爱慕着已经嫁人的林徽因。
“老金快过来！”蒋廷黻招手道。
金岳霖笑呵呵地问：“你们都聊上了？”
丁文江说：“在聊周先生的文章。”
林徽因端着咖啡过来，笑道：“今天周先生也要来，估计就快到了。”
“真的？”丁文江兴奋道，“我对他可是慕名已久，一直想亲眼见见。”
“谁要见我啊？”门口突然传来周赫煊的声音。
梁思成拍手笑道：“哈哈，说曹操，曹操到！”
周赫煊大步走到客厅，抱拳道：“诸位先生好，我来得有些迟了。”
“不迟，有些人还没到呢，”林徽因问，“明诚是要茶，还是咖啡？”
“茶吧。”周赫煊坐下说。
没过多久，胡适、徐志摩和傅斯年联袂而来，大家纷纷热情问候。
历史上，徐志摩此时应该已经空难逝世了，死在前往北平听林徽因讲座的路上。
周赫煊顺手救了徐志摩一命，他当时人在锦州，无法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太平洋学术会议。于是拍电报给徐志摩，希望徐志摩代替他在会议上发言。
一边是林徽因的讲座，一边是周赫煊拜托出席会议。徐志摩左思右想，最终还是把老情人放在一边，跑去上海代替周赫煊开会。
结果很快传来北边飞机失事的消息，把徐志摩都吓尿了，后怕得不行，他要坐的就是那架飞机啊。
但有时候，徐志摩又恨不得自己死在那架飞机上，现实太让他痛苦了。
徐志摩身兼两所大学的教授，月薪差不多600元左右，却根本不够陆小曼的挥霍。他甚至都没钱在北平租房子，一直寄住在胡适家里，整天为赚钱而奔波，以前的许多朋友也渐渐疏远。
为了赚钱，徐志摩甚至主动当房产中介，替蒋百里出售上海的房子，只为赚点跑腿钱填债务窟窿那张空难机票是朋友送的，徐志摩可没钱坐飞机。
一个浪漫激情的诗人，生生被逼成房屋中介，可见娶个靠谱老婆的重要性。
两个多月前，冰心在燕大遇到徐志摩，在问起过往的一些事时，徐志摩当场提笔写道：“说什么以往，骷髅的磷光。”
周赫煊看到徐志摩憔悴的样子，也怀疑自己是不是救错人了，或许徐志摩死于空难也是个很好的结局。
“哈哈，大家都在啊，亦农（张奚若）呢？”徐志摩爽朗地笑起来，把烦心事都藏在心里。
林徽因解释说：“亦农今天有事，恐不能来。”
张奚若、徐志摩和金岳霖在美国时就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了，老徐交游还是很广阔的。
“来了，来了，刚把事情办完就来了！”张奚若快步走进客厅。
张奚若是个政治学家，外号“棱角先生”，一辈子说话做事直来直去。他给辛亥革命买过军火，当面痛斥过老蒋搞独裁，也给解放军带过路，保护过京城古建筑，还给新中国起了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位先生也算是时代的见证者。
张奚若的思想观点很对周赫煊胃口，比如在《****与中国本位》一文中，张奚若主张有选择性的接受西方文化价值。
如今国难当头，太太家的客厅也没心情风花雪月，而是讨论着中日关系和抗战的问题。
胡适首先说：“我算是看明白了，中央和地方都没功夫抗日。九一八事变，还是得靠外交手段解决。”
张奚若可不给胡适面子，当众反驳道：“如何靠外交解决？弱国无外交，所谓外交手段，不过是摇尾乞怜而已。现在的当务之急，该当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从二人的对话当中，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性格，胡适偏软，张奚若硬得很。他不服就是干，以后不但怼老蒋，还要骂太祖。
所以到七七事变前夕，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胡适和张奚若做出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反应。
胡适深感中国的对外无力，害怕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因此主张用热河省换取华北的安宁，他认为中国抗战是没有希望的。而张奚若呢，则大声疾呼要求抗战，而且指名道姓地怼宋哲元（华北当局负责人），导致《独立评论》停刊数月之久。
当然，胡适只是性格软弱，他那颗爱国之心不容置疑。后来淞沪会战破灭了日寇三个月占领中国的野心，顿时让胡适看到抗战希望，从此变成积极的抗战派，还奉劝不过汪兆铭等汉奸不要乱来。
此时此刻，胡适和张奚若争吵不休，一个坚持认为应该使用外交手段解决东北问题，一个坚持认为只有奋起抗战才是出路。
林徽因突然问周赫煊：“周先生是什么观点？”
周赫煊苦笑道：“我的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南京政府和地方军阀怎么看。东北在短期之内，是肯定无法收回的，而日本消化东北也需要时间。鉴于国内混乱的局面，现在能够做的，只能是积极寻求列强帮助。”
“列强哪有好心？”张奚若愤懑道。
周赫煊解释说：“首先是要跟苏联恢复邦交关系，日本人侵占东北，可不仅侵犯了中国领土，还侵吞了苏联的中东路，并且给苏联的远东地区带来极大的军事压力。”
胡适眼睛一亮，笑道：“对，应该和苏联恢复外交，这个办法很好！”
张奚若摇头叹息：“由于苏联的政体原因，一直被欧美列强所忌惮。南京政府又是亲美的，恐怕跟苏联谈不到一起去，最多也就是象征性恢复邦交。”
“联盟当然不可能，但恢复邦交却必须去做，以后世界格局不管如何变幻，中国才有左右腾挪的余地。”周赫煊说。
张奚若点头道：“这话说得对，必须长远打算。”
周赫煊叹气道：“要我说啊，其实希望日本早点全面侵华。不到为难的局面，国人根本无法团结一致。而日本一旦全面侵华，以它的国力，根本无法支撑这么浩大的战争，中国胜利是迟早之事。”
“你疯了？还盼着日本早日全面侵华！”胡适目瞪口呆地看着周赫煊。
其他人也纷纷侧目，只有张奚若默然不语，似乎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可能性。
452【拖死日本才是正途】
在梁家的客厅中，几乎所有人都对周赫煊那番话，感到极端的不可思议。
丁文江皱眉道：“周先生，你可知如果日本全面侵华，以中国现在的情况根本无法抵挡。”
蒋廷黻也说：“只要日本关东军打来，以东北军之前的表现，恐怕华北也会很快沦陷。”
周赫煊无奈地点头道：“我知道，不止华北，华中和华南也会丢掉。到了那时，国人也该真正从睡梦中醒来了，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必须团结抗日。中国其实一直是有实力的，面对日本也一直有优势。日本领土狭小、资源稀缺，而中国领土广阔、人口众多，只要坚持抵抗，必然把日本拖入战争泥潭。甲午中日战争时期，日本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只要清政府能够坚持一年半载不投降，日本国内就要饿死无数人。同样的，如果现在日本想要吞下整个中国，想要征服一个国土面积比它大数倍的国家，那日本砸锅卖铁也难以支撑军费开支。”
金岳霖问：“那中国呢？”
周赫煊苦笑：“中国会死很多人，国民经济同样会崩溃，但必将赢得最终胜利，并且夺回东北和台湾国土。”
周赫煊并非全是胡编乱造说大话，打国战真的很费钱。
日本1937年开始全面侵华，仅半年时间，军费开支就占日本全年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
到1938年，日本财政就开始撑不住了，于是依靠发行公债的手段，动员老百姓投钱来支撑战争消耗。
到1939年，日本经济开始全面下滑，在中国的掠过根本无法弥补消耗，军费开支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8％。
到1941年，日本政府把所有钱都扔进战争相关活动（包括军工生产和购买资源），并对国民吐出特别强制要求：禁止互相送礼，禁止举行宴会，禁止服装奢华，禁止铺张浪费，提倡国民把钱全部存进银行。日本普通百姓只能靠薯类杂粮生存，全国普遍营养不良。
到1943年，日本经济面临崩溃。政府以节省燃料为名，不许日本国民在家洗澡，必须到澡堂泡大池子。为搜集金属制造武器，日本街头的铁质路灯都被拆掉，换上木头杆子来顶替，警察挨家挨户搜罗铁器，美嘉只允许留一口锅和一个铁桶，连铁质门把手都必须拆了支援战争。
到1944年，日本军费占国民总收入的98。5％，几乎把全体国民的钱都拿去打仗。
到1945年就更狠，日本军费支出超过800亿日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1倍有余。
至中国抗战胜利前夕，日本老百姓连杂粮都吃不起，所谓的中产阶级都普遍挨饿了。而战场上的日本兵也很惨，以前他们穿的是皮靴，食物中有各种肉类罐头，后来只能穿胶靴，经常饿着肚子打仗。
这就是典型的蛇吞象，活活把自己给撑死。
就算美苏两国没有插手中日战争，就算中**队一败再败，只要坚持着不投降，日本全国上下都特么得饿死。
有时候周赫煊甚至觉得，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其实是救了日本一命。战争如果再持续个两三年，日本至少每年要饿死上百万人，说不定还会爆发革命变天，日本天皇要落得沙俄皇室的悲惨下场。
蒋廷黻说：“明诚的话有些道理，但恐怕真的爆发国战，中国人首先就撑不住。”
胡适也说：“是啊，从晚清以来，中国的对外战争都是惨败。就怕日本人一打来，各地军阀纷纷投降，那时候就是亡国奴的下场。所以我觉得啊，能不打最好不打，必须依靠外交手段解决。”
周赫煊语气中带着嘲讽：“适之说要靠外交解决，那不过是苟延残喘，等着慢性死亡。”
“那还能怎么办？”胡适非常不信任政府、军阀和中国士兵。
“打，必须打，才能打出中华民族的未来！”周赫煊斩钉截铁道。
张奚若也附和道：“这话说得好，中国就缺一场国战！”
这两人闹着要打仗，其他人却表示担忧，甚至害怕中国几个月就被日本占领。
眼看气氛有些沉闷，林徽因连忙调解道：“还是聊聊其他话题吧，志摩最近有什么新诗吗？”
“近些日子烦闷得很，已经没心情写诗了。”徐志摩摇头苦笑。
说起诗歌，周赫煊倒是想起林徽因十年后那首《九一八闲走》：“但我不信热血不仍在沸腾，思想不仍铺在街上多少层，甘心让来往车马狠命的轧压，待从地面开花，另来一种完整。”
这首诗是林徽因的三弟死在抗日战场上，林徽因痛苦愤懑之下写的，有一种浴火重生、破而后立的决绝，可比她现在的风花雪月要有深度得多。
还有林徽因的《除夕看花》：“月色已冻住，指着各处山头，河水更凌乱……抖战着千万人的忧患，每个心头上牵挂。”
赏花依旧是赏花，但林徽因赏花后的心情却已无关风月，而是变成对山河破碎的感慨，对人民流离失所的悲伤。
林徽因都因抗战而变得心忧天下，周赫煊非常期待，活下来的徐志摩会在抗战中写什么诗。
沙龙的话题转到文学上，周赫煊谈兴不高，勉勉强强附和几句，倒是徐志摩和林徽因聊得起劲。
到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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