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荣幸，但恐怕没什么时间来这里讲课。”周赫煊说。
“无妨，”段锡朋道，“只要有机会，中央大学随时欢迎周先生讲课。马上就要快期末了，周先生又正好在南京，不如这几天就给学生们讲讲历史吧。”
周赫煊想了想说：“没问题，就由段校长来安排时间。”
“明天下午如何？”段锡朋问。
“可以啊。”周赫煊道。
“那太好了，”段锡朋高兴道，“中央大学很缺周先生这样精通西洋史的学者，学生们早就翘首以盼了。”
民国的中央大学，就是后世的南京大学，因为有教育部的大力扶持，这所学校师资力量极为雄厚。就拿历史专业来说，中央大学不比清华、北大弱，邀请了多位国学大师任教。
遗憾的是在世界史方面，中央大学因为建校时间太短，暂时还没有招聘到顶级大牛。直到后来沈刚伯等人加入，中央大学才补足世界史领域的短板。
段锡朋随即邀请周赫煊参观中央大学历史系，又引荐了徐子明、缪凤林等多位史学教授。
“周先生你好，久仰大名！”徐子明是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负责教授西洋史，他见到周赫煊以后颇为激动。
周赫煊笑道：“徐教授你好。”
徐子明虽然精通西方历史，但跟辜鸿铭一样主张保留国粹，积极反对五四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当年他跟胡适打笔仗打得很欢，还写过一篇《胡祸丛谈》，痛斥胡适搞五四运动是毁弃传统文化的灾难。
几人说笑着走进一间教室，里面的学生听说周赫煊来了，顿时疯狂的将他们团团包围。就跟遇到明星一样，各种握手要签名的，叽叽喳喳缠着周赫煊说个不停。
周赫煊应付着众多学生，随手拿起课桌上的一本教科书。这本书叫《西洋史》，翻译整理自西方的多本史书，周赫煊大致看了看目录，发现内容实在有够粗糙。
“这就是中央大学的西方史教科书？”周赫煊皱眉问。
徐子明解释道：“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时编撰的，编得很仓促，而且还有部分错误疏漏。我给学生们上课时，还必须自行增加、纠正一些内容，否则就是误人子弟。”
中央大学的教科书都如此敷衍，可见整体情况有多糟糕。
民国初期和中期，国内大学的教科书都是自行解决的。给力的学校精心编撰，不给力的就直接乱来，特别是跟国外有关的学科，多数都是盗版翻译而来。
民国期间最牛的西方历史教科书，当数余协中先生的《西洋通史》，但那本书还要等好几年才能出版。
周赫煊扭头对段锡朋说：“段校长，我想编一本西方史教科书，不知中央大学有没有兴趣？”
“当然有兴趣，”段锡朋笑道，“周先生是世界史学大家，你亲自主编的教科书，肯定属于权威著作。只要这本书编出来，中央大学立即就采用！”
周赫煊的目标可不仅仅是中央大学，他希望民国所有的大学，都采用他编撰的西方史教科书。
教科书这玩意儿，最容易夹带私货，把自己的思想潜移默化的传输给学生。
周赫煊这次准备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做蓝本，删改掉超前的部分，再增加一些爱国主义思想。
把《全球通史》放到20世纪30年代，绝对又是一部惊世之作，不仅会影响在校学生，恐怕世界著名的史学家都要奉若至宝。后世学界对《全球通史》评价极高，称其为“当代世界史编撰的一个新起点，影响世界历史的10本书之一，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经典著作”。
到21世纪，美国的许多大学，都把《全球通史》做为基础课程教材，连一些军校都把它选做教科书。
402【重新定义世界史】
二战结束后，旧史学渐渐没落，被现代史学完全取代。而《全球通史》，便是现代史学的一部集大成之作，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科学等多个方面内容。
民国时期，不论是西方史学还是东方史学，都统一把人类历史分为“远古中古近代”，名为“三分法”。
然而根据这种历史划分方式，中国的近代开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比西方近代史晚了几百年。这特么就尴尬了，搞得好像1840年以前的中国人未开化一样。
三分法存在严重的欧洲中心论。
《全球通史》摒弃了已有的“三分法”原则，将公元1500年作为分界线，分别描述1500年以前的孤立世界，以及1500年以后西方兴起的世界。
当然，由于原作者是美国人，这本书对于中国历史的叙述很有问题。
比如《全球通史》不承认夏朝的存在，又说黄土高原没有茂密森林，这些显然都是错误的观点。根据地质研究发现，数千年前的黄土高原植被茂密，有大量森林存在。
最离谱的是，《全球通史》认为商朝人是一小群蒙古种人（人种概念，非蒙古族人），兴起于西北大草原，通过掌握中东的青铜冶炼和战车制造技术，利用技术带来的军事优势入侵华北，征服了当地的新石器部落。
这特么也太扯淡了，周赫煊要是不经过修改，直接照抄原著的话，估计这本书写出来会被国人喷死。
咱响当当的炎黄子孙，咋就在西方史学家的笔下，成为游牧部族征服者的后代？
逗留南京期间，周赫煊就住在中央大学的教师宿舍内。他先把《全球通史》的大纲列出，又写了前面几章，在中央大学搞了两次学术演讲，突然有个日本人前来拜访。
来者年约50岁，身材瘦小，长着一张马脸，见面就九十度鞠躬：“周君，鄙人加藤繁，久仰大名！”
段锡朋介绍说：“周先生，这位是日本的中国经济史专家加藤繁先生，也是日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第一人。”
“加藤先生你好。”周赫煊与对方微笑握手。
加藤繁在史学界还是很有名气的，周赫煊不可能没听说过，民国时期有好几个中国史学家，都是此人的学生。
加藤繁专门研究中国历代经济，比如南北朝的田亩制，比如明清市镇经济，比如秦朝的算赋，比如宋朝的商税，比如唐朝的庄园经济。他对中国经济史贡献极大，后世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学方法，便是加藤繁开创的。
顺便一提，加藤繁是日本天皇的忠实拥护者，他对天皇的忠诚跟政治无关，更像是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信仰。但不管是政治还是信仰，加藤繁没有在学术研究里搞小动作，不像另一个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那样鼓吹大东亚共荣。
这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学者。
段锡朋笑道：“加藤先生这次是来中国考察的，他要走访一些江南小镇，昨天刚到的南京。”
加藤繁解释说：“我准备实地考察中国的村镇集市，在江南考察结束后，我还要去直隶、山东、河南等地。”
“加藤先生治学真是严谨。”周赫煊由衷赞道。
中国市镇经济史研究先河，是史学家全汉升先生开创的，于1934年发表《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而加藤繁并没有落后太久，于同年发表《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做的同样是开创性质研究。
加藤繁说：“中国历史悠久，我所研究的中国经济史，只是沧海一粟。对中国历史了解越深，越能感受到她的魅力，特别是中国古代的经济策略，对今天依旧有着借鉴作用。”
周赫煊并非皇汉主义者，他痛恨日本战争贩子，但对纯粹的日本学者没有偏见。更何况，这个日本学者，还对中国的史学研究发展具有极大贡献，他主动邀请道：“等加藤先生去北方考察的时候，我可以帮你联系当地大学，方便你搜集史料。”
“真是太感谢了！”加藤繁高兴道。
段锡朋眼睛瞟到书桌上的稿件，忍不住问：“周先生，你那本世界史教科书已经动笔了？”
“嗯，已经写了一万多字。”周赫煊点头道。
“速度也太快了，”段锡朋极为惊讶，问道，“我可以看看吗？”
“当然。”周赫煊说。
段锡朋首先看的是大纲，只见主体为两部分《1500年前的世界》和《1500年后的世界》。细分下来又有：《文明之前的人类》、《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古典文明的终结》、《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
最让段锡朋震惊的标题，就是那个《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因为按照现在的史学划分法，只有西方文明才拥有中世纪，中国是没有中世纪之说的。
周赫煊这是要重新定义“历史三分法”？
加藤繁也凑过来看，等他把大纲列表看完，同样震惊得无以复加，根本都不需要读正文内容了。
只凭那些大纲标题，就知道周赫煊的这本《全球通史》，跟当下流行的史学研究方法截然不同，跟他的另外几部著作倒是方法类似。
但完全否定“历史三分法”，这也太惊世骇俗了，很可能引来西方史学家的集体声讨批判。
加藤繁由衷钦佩道：“周先生的历史研究，真是让人佩服。”
根据“历史三分法”原则，日本的近代史同样很晚，跟中国一样遭受歧视。周赫煊这本《全球通史》，肯定能够得到日本史学界认可，至少加藤繁就非常赞同这种方式。
段锡朋仔细阅读已经写好的一万字正文，摇头苦笑道：“周先生，你这哪是编写历史教科书啊，明明就是在创造一部世界史专著。”
怪不得段锡朋太惊讶，《全球通史》开篇就在重新定义世界史的性质，其中有句话非常鲜明直白：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分，便不再是水，而成了氢和氧。
这句话，阐述的是“历史全球观”，将世界各国历史理解成互相影响、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此种观点同样在当今具有开创性意义。
一旦这本教科书，在中国各所大学获得推广，那中国的历史系大学生，学术观点和学术视野绝对远超西方学生。
历史并不仅仅用于研究，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只要好好学习阅读《全球通史》，里面的“全球化”思想概念，绝对能够扩展民国人士的三观，甚至可以影响国家的发展策略和外交活动。
403【中央大学也缺钱】
南京车站。
张学良、于凤至、张学铭及随员100余人，准备登车返回北平，常凯申、宋美龄夫妇亲自相送。
“汉卿弟，北方之事就拜托了！”常凯申握着张学良的手说。
张学良笑道：“定不负兄长所托。”
宋美龄和于凤至也在私语道别，不管是不是装出来的，多少有些姐妹情深的味道。
这趟张学良来南京，不仅和常凯申拜把子当兄弟，他们的太太也义结金兰，似乎一下子把国事变为“家事”。
常凯申接待张学良的规格很高，沿途车站贴满了标语，内容有“张副司令是和平息戈的使者”、“张副司令是国家统一的表率”等。
当张学良的专列抵达浦口时，宋子文、何应钦率领700多位官员迎接。接着众人转乘渡轮过江，狮子山炮台鸣炮19响21响为国家元首待遇，19响稍次于21响。
张学良在众多要员的陪同下，乘坐专车抵达南京国民政府官邸。满身戎装的常凯申立即上前，使用西方的拥抱礼接待，然后拉着张学良的手走进大门。
在南京期间，张学良参加了国党的全国大会，还在常凯申的陪同下拜祭中山陵。张学良的厨子都是特别聘请的，吴稚晖、邵力子、于右任等人时常陪同晏饮。而于凤至也在宋美龄是陪同下，听戏、逛街、看电影、做慈善，享受到宾至如归的待遇。
常凯申的这等做派，让张学良有些受宠若惊，以前心中的种种不满也烟消云散。他不是喜欢记仇的人，常凯申以国士待之，面子里子给足，张学良顿时就有些找不到北了。
张学良的这种性格，从政治角度而言，实在是有够幼稚的。
跟常凯申、宋子文等人握手道别后，张学良又走到周赫煊身边，搭着周赫煊的肩头说：“明诚，我就先走了，咱们北平再会！”
“六帅慢走，”周赫煊突然低声道，“尽快把奉军精锐调回东北，谨防日本人！”
“我明白，等我到了北平，立即抽调一万人回去。”张学良道。
周赫煊说：“一万人还不够，至少三万。”
“我尽量，”张学良说着就给周赫煊一个拥抱，随即挥手道，“再见！”
如此亲密的举动，看得宋子文、何应钦等人惊讶不已。张汉卿和周明诚的私交得有多深厚啊，才能好得跟亲哥俩一样。
张学良、于凤至一行登车离开，其他人也各自散去。
常凯申把周赫煊请上自己的专车，随口问道：“听说周先生正在为中央大学编写历史教材？”
“是的，世界史教材，”周赫煊解释说，“我发现中央大学西方史教科书很混乱，所以打算自己编一本。”
常凯申点头赞道：“周先生是世界顶尖的史学家，你编的教材肯定不同凡响。”夸奖了一句，常凯申突然没来由地问，“周先生可愿入党？”
“呵呵，我还是算了吧，喜欢自由自在的。”周赫煊敷衍道。
“那真是可惜，大贤遗野，这是党国的损失，”常凯申感慨道，“前几天我跟美国公使会晤，他对你赞不绝口，说你是中国最具智慧的人。对了，你的那位妻兄，我已经提升他做九江市长了。”
“多谢总司令！”周赫煊装出感激的样子。他可不是张学良，常凯申的一点小恩惠是无法打动他的，让他为此而卖命更不可能。
常凯申礼贤下士的功夫做得很足，让司机开车把周赫煊送到中央大学校门口，他才折返前往南京国民政府官邸。
如此礼遇，周赫煊虽然不觉得有什么，但看在旁人眼里，却是“圣眷正隆”的表现。再加上中央印发《大国崛起》，周赫煊在各级政府官员眼中，属于那种必须巴结的文化名流。
周赫煊之所以留在中央大学，没跟张学良一起回北边，是因为他还有一场演讲。前两次是学术讲座，只针对中央大学历史系学生，而这次演讲却面向全体同学。
刚刚回到宿舍，段锡朋便带着罗家伦前来拜访，约周赫煊一起出去吃饭。
罗家伦和段锡朋是老朋友，两人在五四运动期间便已认识。
酒菜上齐，段锡朋首先敬酒道：“周先生，你为中央大学编写的教科书，恐怕我是没法做主了。”
“什么情况？”周赫煊碰杯道。
段锡朋苦笑道：“我这个中央大学的校长，只是代理的。前些天国党召开全国大会，选出了新的教育部长。根据教育部的指示，我这学期结束就要调任。”
“那真是可惜。”周赫煊遗憾道。
段锡朋是个好人，也是个好官，他的口头禅是“老百姓也得活得了啊！”。
抗战期间，段锡朋负责的工作需要120个编制，可他只用了60人。别人劝他别太辛苦，他回答说：“老百姓太苦了。”他后来病重昏迷，医生抢救时使用了氧气，因为氧气需要进口，他醒来后吩咐说：“外汇，少用一点。”
可就是这么一个好官，代理中央大学校长没几天，就遭到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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