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赫煊道:“陵园的大门、墓碑的正面,都要面朝东方。”
“明白,”柯布西耶用小本子记录下来,“你继续。”
周赫煊又说:“陵园内需要有一座纪念碑,碑上用于镌刻华工的功绩。另外,我希望再设计两座华工雕塑,一座是华工挑扁担的形象,另一座是华工推独轮车的形象。这些雕塑形象不要设计得太伟岸光辉,表情最好带着茫然和无助,同时又饱含着对未知生活的期望。”
柯布西耶想了想说:“关于陵园设计,我需要到现场观察。至于你说的雕塑,很抱歉,虽然我曾经去亚洲旅行过,但没有去过中国,我不知道你说的扁担和独轮车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希望能够去中国一趟,观察中国底层人民和他们所使用的工具。”
“可以,我会帮你在中国安排助手。”周赫煊突然想起自己的大舅哥张远东。
虽然张远东在剑桥大学主修的是桥梁设计专业,但如果能给勒柯布西耶做助手,那么不论是专业能力,还是他在设计圈子里的名字,都能够获得很大提升。
335【考察】
法国北部,索姆省。
努瓦耶勒市。
准确的说,应该叫做努瓦耶勒“镇”,整个小镇还不到600位居民。
然而它确实是“市”,并且拥有自己的市长。
1930年元旦刚过,周赫煊便跟使馆人员、建筑设计师柯布西耶,以及巴黎的几名华工代表,一起来到这座法国北方小镇。
巴黎塞纳河左岸的华人聚居地,有接近2000名华人都是当年的援法华工。他们听说周赫煊要为牺牲华工修陵园,便自发的报名前来做向导。
众人首先坐火车来到亚眠,然后转乘轿车前往努瓦耶勒。
半路上,陈英指着远方一条废弃的铁路说:“那条铁路就是华工修的,一直通往欧战前线。当年我修了大概一个月的铁路,每隔几天就有德国飞机来轰炸。铁路沿线死了不少华工兄弟,基本上都是就地掩埋。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沿着铁路搜集他们的尸骨。”
随行的使馆工作人员摇头道:“工程量太大了,而且就算挖出尸骸,也不能保证他们就是华工,也有可能是战死的英法士兵。”
“那就……算了吧。”陈英遗憾道。
周赫煊对援法华工的历史了解不深,只知道有个叫张长松的华工留在法国。二战期间,张长松和几个儿子(一共13个子女)同时参军,父子齐上阵抵抗德国入侵。他的二儿子退伍后,还成为法国的足球明星,加入了法国国家队,参加过两届奥运会比赛。
后世法国人一提起援法华工,就必然拿张长松父子出来做宣传,所以他们的故事流传很广。至于此时嘛,张长松还在法国的某煤矿当爆破工,他的足球明星儿子还不满10岁。
下午三点,众人抵达努瓦耶勒市。
市长亨利德瓦利库尔率领全市500多居民,站在镇口列队迎接,甚至他们还拉着横幅:欢迎中国朋友!
亨利市长在众人下车后,热情地迎上来,跟周赫煊握手道:“您就是周先生吧,我是努瓦耶勒市长亨利德瓦利库尔,非常欢迎诸位的到来。”
“市长先生,你好!”周赫煊点头微笑。
随行过来当向导的华工张大华突然出声喊道:“亨先生,还记得我吗?”
“你是……”亨利市长猛拍脑袋,“我想起来了,你是负责扫大街的张!”
当时的华工们虽然大都被关在营地中,但还是有一些频繁跟镇上居民接触,比如有两个专门扫大街的。另外,还有给英法驻小镇机关烧锅炉的,送菜做饭的,都长期住在小镇上。
张大华笑道:“亨先生,我现在已经学会说法语了。”
“听到有人叫我亨先生,真是怀念啊,”亨利市长感慨道,“我还记得,自从你们来了以后,镇上干净了许多,你们总是那么勤劳。对了,我这次准备了礼物!”
镇上居民推过来整整一小车苹果,亨利市长笑道:“我记得你们最喜欢吃苹果,当时镇上的苹果都被你们买光了,一个苹果卖到3法郎高价。”
那可是一战前的3法郎,相当于普通华工一天的工资(华工日薪为1。5到4。5法郎)。
中国底层百姓虽然勤劳俭朴,但在那种看不到明天的情况下,难免会变得大手大脚起来。山东属于苹果产地,好多华工在出洋前,都只看过,却没吃过苹果。
到了法国后朝不保夕,华工们便疯狂的爱上苹果,一来想体验苹果的美味,二来也是怀念家乡。
最后小镇上的苹果被买光了,许多华工宁愿用一天辛劳十多个小时赚来的工钱,高价购买苹果尝鲜。镇上有个苹果贩子还因此致富,现在已经搬去大城市定居了。
亨利市长亲自把一个个苹果,塞进周赫煊他们手中。
几个华工迫不及待地啃着苹果,似乎是联想起当年的经历,眼泪哗啦啦往下流。
亨利市长又对周赫煊说:“周先生,我代表本市,向您颁发荣誉市民勋章,请务必接受。”
“我的荣幸。”周赫煊微笑道。
在随行记者的见证留念下,亨利市长将荣誉市民勋章别在周赫煊胸口。虽然这个“市”只有500多居民,但好歹也是市啊。
当天下午,在华工向导的带领下,周赫煊前往当年的华工医院和疯人院参观。
这两栋建筑都已经废弃很久,台阶上长满青苔,一切苦难都尘封在历史中。
周赫煊拾起草丛里的一根扁担,那扁担是木质的,通体腐朽风化成黑色的朽木,似乎在无声的诉说着当年的情形。
陈英指着麦田远处的树林说:“周先生,树林里葬着200多个华工兄弟。当年立了木头碑的,一个个都有名有姓。”
周赫煊点头道:“全都移葬过来,跟其他华工一起安葬在陵园中。”
设计师柯布西耶也工作起来,开始实地查看情况。他转了两圈,回来对周赫煊说:“周先生,我建议把疯人院拆除,华工医院虽然被废弃,但主题建筑还比较稳固,修葺过后完全可以用来做华工博物馆。”
“华工博物馆?这个主意很好。”周赫煊说。
柯布西耶不仅是建筑设计师,更是一位建筑规划师,他说道:“我初步的构想,是开辟南边那块荒地做为陵园墓地,可能会占用少许农田,纪念碑修在博物馆和墓地中间偏南的位置。按照你的要求,大门面向东边修建,入门处可以设立华工塑像,道路两边各立一座。如果按照这种想法来修建陵园,包括博物馆在内,总造价可能要在500万法郎以上。”
500万金法郎,按照现在的汇率,大概就是20万大洋,这点钱周赫煊还是出得起的。
当然,还有寻找、移葬华工尸骨的钱要另算,这也是很大的一笔开支。
不过嘛,美国的经济危机,再过几个月就要传播到法国。到时候差不多陵园就该开工了,正好可以再省些预算,廉价工人随便都能雇到。
接下来半个月,周赫煊开始在法国讲学。他想要让法国人重视华工,让法国人尊重在法华人,就必须给面子接受法国高校的邀请。每次讲学结束后,他都要提起华工的功劳,让华工的事迹更加深入人心。
这种做法的效果很好,至少许多高校的学生和老师,都对华人印象大为改观。
从巴黎的大学,周赫煊一直讲学讲到斯特拉斯堡,都靠近德国边境了。
在斯德拉斯堡第二大学,周赫煊会见了年鉴学派的两位史学家费弗尔和布洛赫,三人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与此同时,费弗尔和布洛赫也接手邀请,答应担任北平研究院的荣誉会员,并于今年夏天前往中国进行学术交流。
费弗尔他们的年鉴学派虽然搞得风风火火,但说实话,仍旧属于史学界的非主流派别。如今欧洲的史学界主流,是以孔泰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以及兰克为代表的兰克学派。
特别是兰克学派,在中国的影响极大。中国30年代的史学研究,遵循的就是兰克学派路线,民国中期的史学大家,都可以称为兰克的徒子徒孙。
周赫煊在斯特拉斯堡逗留三日,正准备离开,中国驻德公使和柏林大学突然发来邀请,希望他能够去德国也走一圈。
民国时期就是这样,由于交通不便,出趟远门非常困难。
因此,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学者做跨洲旅行,都要尽可能的到处转转。去年张伯苓赴欧讲学,就一口气跑了好几个国家,似乎不多走走显得太亏本,浪费了昂贵的船票。
周赫煊欣然前往柏林,出乎意料的见到一位大人物爱因斯坦。
336【蒋作宾】
法国受美国的经济危机影响比较晚,但持续的时间却极长。而德国却正好相反,它几乎是受美国经济危机影响最早的欧洲国家。
为何会如此呢?
因为20年代德国经济的复苏趋势,是以美国提供的短期贷款为基础的。美国那么一闹股灾,大约200亿马克的贷款被美国突然收回,由此触发德国历史上最严重、最持久的经济危机。
周赫煊在1月中旬抵达柏林时,这边已经有了萧条的征兆,不时便能见到失业导致的街头流浪者。
离开火车站不久,周赫煊便看到柏林街头某处聚集着许多市民。一个瘦弱如同病夫般的男子,站在临时搭建的台阶上,慷慨激昂的做着街头演讲:
“德国的煤产量在下降,德国的钢产量在下降,德国的生铁产量在下降,德国的机器制造产量在下降,德国的发电量在下降,德国的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国库黄金储备全都在下降。德国只有失业率在上升,去年夏天,德国的失业人口才120万人,可半年过去,德国的失业人口已经接近200万!工人、农民、商贩、资本家……德国的每一个国民,生活境遇都每况愈下!是什么造成这种情况的?是无能的议会民主制和政党政府!德国在那些无能者的带领下,已经衰败成民众分裂、利益冲突严重的国家。只有纳粹党当选,通过创造一个超越阶级、财产和职业的统一新国家,才将扭转现在的不利局面……
魏玛共和国体制下的各政党,仅仅代表特定利益集团。所有政党都该死,他们全都是毁灭德国的那个政党体制下的一丘之貉,都对制定从凡尔赛合约到道威斯计划的赔款条件,再到签订杨格计划的政策负有责任。他们缺乏治理国家的能力,导致全社会的苦难。民主、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导致德国无能和虚弱,导致一个伟大的民族卑躬屈膝。
朋友们,是该清除这腐朽制度的时候了。只有纳粹党领导下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才能维护整个国家的利益!纳粹党领导下的德国将脱胎换骨,新的德国人民,不再是阶级、职业和财产的大杂烩。新的德国,将是一个超越所有差别的人民共同体,具备拯救全民族的力量。腐朽和衰老的旧国家,必须被一个建立在种族价值观之上的新国家所代替。这个新国家推崇成就、力量、意志和战斗精神,这个新国家选贤任能,发挥个性天才,以及恢复德意志整个民族的权力和力量,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能带来这一切……
德意志万岁!”
台上那个瘦弱男子挥舞着手臂,从嗓子眼里发出尖锐的喊声,活像个舞台上的滑稽小丑。
但路边的德国人却被他调动起情绪,不少人跟着嘶声大喊:“德意志万岁!”
周赫煊无奈地摇摇头,他看到的不是演讲,而是战争。
台上那个搞演讲的瘦小男人,也并非希特勒本人,因为希特勒已经被德国政府禁止公开演讲了。正在狂呼叫嚣的是戈培尔,纳粹党的宣传部长。
如果不是受到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希特勒上台没那么快。如果不是受到经济危机影响,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也不会那么容易传播。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源头,不得不说,美国佬得负一定责任。
就是美国人搞出的股灾和经济危机,严重影响到德国和日本的国民经济,平民生活过不下去,才孕育出滋生法西斯势力的土壤。
周赫煊乘车前往驻德公使馆,很快见到中国驻德奥公使蒋作宾。
此君乃晚清新军出身,秘密参加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后,他靠嘴皮子游说统一了江西,并担任九江军政府参谋长。去年蒋作宾来德国担任公使,德国政府专门派花车前往德瑞边境迎接,并在柏林车站派高级官员迎接。
这个公使馆也是刚刚建成的,南京政府拨款不够,蒋作宾自掏腰包补足,他自己的公使津贴都拿出来了。
更搞笑的是,南京政府经常欠发使馆工作人员薪水。蒋作宾只能自己垫付,结果垫款越来越多,把自己都搞成了穷光蛋。
十多年后,蒋作宾疾病缠身,穷困潦倒,住在重庆乡下的一间小屋里,药买不到,营养不济,他还在呼吁国民为抗日捐款。
直到蒋作宾去世,国民政府仍旧欠着他许多薪水,都是当初垫付给使馆员工的。
民国时候真不缺为国为民的清官好官,只不过这些人,一般都没啥好下场。就拿蒋作宾来说,他是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员,可以称得上元老级别人物,而且还曾如此受重用,最终却晚景凄凉。
国好,我好。国穷,我穷。这是蒋作宾在抗战期间说的话。
周赫煊语气恭敬地说:“蒋先生,久仰大名!”
蒋作宾拉着周赫煊的手,大笑道:“哈哈哈,周先生,我可是等了你好些日子。你要是再不来,我就要跑到苏联去了。”
“去苏联做什么?”周赫煊好奇问。
中国的驻德奥公使,怎么可能擅离职守,亲自跑去苏联呢?
蒋作宾解释说:“苏联跟**了,我想去从中联络一下,希望两国能够恢复正常邦交。”
“那可难了。”周赫煊苦笑。
“再难也要有人去做,”蒋作宾叹气道,“大家都说苏联是中国最大的敌人,但都搞错了啊。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最多十年以内,日本必然入侵中国,到时候联苏抗日才是根本。所以,这苏联是万万不能断交的。”
“先生眼光长远,在下佩服。”周赫煊说。
蒋作宾连连摆手:“在周先生面前,我可称不上有眼光。你写的那本《菊与刀》,真是绝了,将日本分析清晰透彻,我前后拜读了不下十遍,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
周赫煊笑道:“蒋先生谬赞了。你去年坚持在国联会议上,用汉语发言,那才是让人钦佩呢。”
“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的东西,为国家讨点面子而已,”蒋作宾感慨道,“中国真正想强大,还得发展工业、军事和教育,不至于跟日本打仗时没有应付之力。”
周赫煊说:“这是正理。”
“国力需要发展,国家名誉也要发展,”蒋作宾笑道,“这次周先生在美国和法国,就为咱们中国争光了啊。我听说,周先生的《神女》,已经排在法国图书销售榜的榜首了?”
“那是沾了龚古尔文学奖的光。”周赫煊笑道。
自从荣获龚古尔文学奖后,《神女》的销量是一路飙升。想想也是,法国人喜欢把龚古尔奖获奖作品,当做圣诞礼物赠送,那销量不爆棚才怪。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神女》新增销量依然突破30万册,总销量超过50万册,成为在法国卖得最好的亚洲文学作品。
蒋作宾说:“周先生,如今你在德国也颇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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