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低，又无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通行证”，在那些地方，亦有相当的一些“二奶”居住。
当然，“包二奶”现象不单深圳存在，在其他地方如上海、厦门等许多地方也有，只不过随着深圳经济飞速发展，深港两地多元交流的频密，港人在深圳包养“二奶”更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由此而在香港与内地造成严重的社会、家庭、道德等问题，早已引起广泛关注。1999年下半年，因珠江三角洲“包二奶”之风得不到有效遏制，以维护广大妇女权益为己任的广东省妇联终于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呼吁制定相关法律，严惩“包二奶”的丑陋现象。
据《亚洲周刊》2000年8月28日《百万“雄”狮陷法律重围》中报道：“中国大陆包养情妇者估计约有百万，当局酝酿修订婚姻法，严惩包二奶行为，对数以万计在中国各地包二奶的港台男人带来强烈冲击，也祸延许多女性……”
进入新世纪，原先有所回避、遮掩的有关“二奶”的话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见诸国内媒体，但对于“二奶”的生存状态却普遍语焉不详。事实也许在云遮雾罩的某个角落。当社会对“二奶”有较理智的态度，当媒体对“二奶”有较客观的对待的时候，我一头扎进云雾中，沉进“二奶”村，努力去接近、了解、捕捉、反映“二奶”们的甜酸苦辣。
2001年1月13日，距农历蛇年春节还有10天，我隐姓埋名，离开报社舒适的公寓，搬进深圳河畔的某某村一个狭小的单元房居住。
我之所以选择某某村作为隐形采访的落脚点，是因为村里有我的朋友阿洁。早在1998年10月，我因病住院一个月，和邻床的一位四川妹结成好友。四川妹叫阿洁，嫁了一个香港货柜车司机阿南。阿南足足大阿洁18岁，但两人很相爱，连医院的护工都看得眼热。阿南的工作是在大陆验货、拉货，每晚要忙到12点才回深圳。
阿南不在深圳的夜晚，阿洁就躺在病床上和我聊天。她说她家安在某某村，自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因地理之便，这个小渔村成为深圳市区的一部分，迅速致富，村民普遍盖起高达七八层的私房，供外地人租住。村中仅有200多户本地人，竟租住了近千户外来人员。村中的年轻靓女，阿洁说，也就是四川妹、湖南妹、贵州妹、江西妹等内地女子，多为港人所包养的“二奶”。阿洁家楼下，有一家云南粥店，粥店的老板娘胖得几乎走不动路，每天早晨10时左右，多数“二奶”才刚刚起床，趿拉着拖鞋，穿着睡衣，云集粥店吃早餐，然后便东家长西家短地扯闲天，喝完粥后，相约打麻将。在粥店中，几乎天天可以听到有关“二奶”的各类信息。那时，我就打算到这个村里去住一些日子。阿洁出院，我送她乘电梯到楼下，她请我以后无论如何到她家里去玩，阿南不在的时候，她很孤单无助，希望我就在她家附近租房而居，我答应“以后再说”。
这个“以后”就后到了数年之后的2001年。我化名“阿敏”前去租房，房主一定要验看身份证件，无奈中找了一个相熟的村干部说明来意请求帮忙，并请他保密。我以每月800元的租金住进一套有一厨一卫的公寓“套房”。厨房的防盗网外，两栋私房挤压过来，抬头只见“一线天”。
我将带来的少量行李提进屋内，跑到楼下的杂货店，买了一张席梦思床垫和一个床头柜
，花4元钱买了一把扫帚，将房内打扫干净，扫帚上沾着许多长头发，我好奇地扯出一根，跟我的头发比了比，原住户的头发还长过我，一定是垂在腰际的。苦恼才让女人落秀发，前住户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又为什么人而苦恼呢？
阿婷“老公”比她大20多岁
××村的地理形状极像英文字母中小写的“r”。顺着村口那条“r”字下部的直线往村里走，走到村中惟一的肉菜市场，整个村就仿佛被人掰成了两瓣。左边那一瓣是典型的现代住宅楼，高档、整齐而规范，共有20多栋，外称××花园。右边那一瓣却参差不齐，色泽不一，新旧混杂。这是村民们自盖的私房，少说也有140多栋。由于私房的不停扩建，栋与栋之间已是“亲密无间”，最亲密接触的楼宇之间，相隔不过半米。1月15日上午10时，我穿着低领胸衣，廉价的牛仔衣裤，脚蹬一双棕黄松糕鞋，胸前的手机晃来晃去，在村中开始企街，希望以此招摇来遇见我想认识的那类女子。“企街”15分钟后，我找了一个水泥花坛边坐下，不多久，花丛中闪进一位年轻靓女的脸。眉眼纤细得像港星林忆莲。她穿紧身黑毛衣，外罩一件孕妇裙。看得出，她肚皮那儿已经颇具规模了。
“预产期还有多少天？”我以异常关切的声音询问年轻的妈咪。大凡跟孕妇打交道，谨记要找准她们感兴趣的话题。“下个月20号！”
“你今年多大啦？这么小就生儿育女？”仗着自己是“大姐”，我涎皮赖脸地又问了一句。“23岁。”
“老公大你几岁？”刚一发问，我便后悔，自己像个公安在查户口。
“20多岁！”年轻女子并不在意，甚至还往深里说，看上去是个没心没肺的单纯女子。“我17岁来深圳打工，后来，一位同乡的老公是在那边开货柜车的，她介绍了老公的朋友给我认识，1997年8月1日，我们就结婚了。”“你老公也是货车司机吗？”我问她。“在香港当建筑工人。”
通过闲聊，我知道她叫阿婷。
“你现在是一个人？”在我问过有关阿婷的“十万个为什么”之后，和我并排坐着晒太阳的她，也很关心地问我。
我点头称是，把我被人“抛弃”的故事有鼻子有眼睛地讲述了一番。
“那你手中有没有攒些钱？”她为我着急起来，说：“这个年头，什么都没用，钱是最重要的。”
“你老公一个月给你多少家用？”还是少谈自己为妙，我把话题转到她身上。
“5000块。”阿婷很自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村里包养“二奶”的最高价钱。5000元家用还不包括房租。
我问她，村中已“嫁”女人每月家用到底有多少？阿婷大概猜想，我这个弃妇搬到这里来，一定是想找一个出价高的男人过日子，所以乐于向我介绍说，从1000元至5000元不等。在村尽头那两栋楼住的都是打工妹型“二奶”，包她们只需花1000元。“1000元能干什么？不过刚够饱肚而已？”我很吃惊。阿婷却觉得很合算：“在工厂打工，一天干12小时以上，累死累活才不过400元。跟香港人生活，不用干活，又不用操心生计，有什么不好？”
这个上午，因了女人对女人的信任，因了底层女人对“落难者”的怜恤，我不仅认识了一个“二奶”，似乎还得到了她的信任。我在兴奋之中，热情表示她有什么事可以找我帮忙，我愿意陪她上医院看看。
“明天早晨吧！我住在90栋楼的二楼，你在楼下一叫我就会听见。”
第二天上午10点，估计阿婷起床了，我拎着在街口买的一袋进口提子和芒果，站在90栋的楼下等她。阿婷见我带来水果，很开心地收下了。她盘了头，整个人利索不少。大大的孕妇裙罩在她并不算大的肚皮上，有种夸张的感觉。
我像个真正的“三陪”呵护着阿婷，出人出的士费还出力气。这些天来，阿婷临盆前都是一个人去看医生吗？村中出租屋里的那些女人生孩子，难道都没有人照顾？对于准妈妈来说，远在异地他乡，又是孤身一人，说多困难就有多困难。阿婷对于前方的路，充满乐观情绪。她说，她们大多来自农村，自小农活一一历炼过了，别说一人看医生，就是独自去医院生孩子，也是常有的事情。毕竟，港人的工作负担重，像她老公，很少请假，请假是要扣工钱的。这次生孩子，他答应请两天假，会提前过来陪她生产。
阿婷的几项检查指标都不错，母子都蛮健康正常的。只是没有准生证，医院会为阿婷她们接生吗？那么多的二奶在此生儿育女，难道计生工作就没有人管？
阿婷很有把握地告诉我，这附近的每一家医院，只要肯付钱，肯定不会见死不救的，更别说接生了。
医院的大理石地面锃亮光滑，阿婷的平跟布鞋踩在上面悄无声息。
晚上10点25分，我的手机响了。阿婷在电话里很兴奋地说，她老公回家了，听说我陪她看医生，谢谢我，想请我吃宵夜。我很高兴地答应了。我所认识的村内那位干部曾经告诉我，要想了解“二奶”的生活很不容易，首先要接近她们，然后结识并交朋友。接近她们的办法是在一个固定的西餐厅吃饭，固定的美发厅洗头，固定的美容院美容，固定的夜总会娱乐，就一定能认识你想认识的人。也算运气好，在露天休闲区，轻易地就认识了阿婷，并且交上了朋友。更让我意外的是，我还能认识她的男人，也许可以了解到被包者与发包者之间的契约关系。
由于市区的迅速膨胀，原先田野间的自然村都变成了城中村。村口，也就是街口一家火锅店里，阿婷的老公已经点了火锅套餐在等我。一份野鸡、一份山蛇、一份草龟拼在一块煮。香气氲氤中，掩不住阿婷老公脸上的疲惫。即便在村中看惯了一对对的老夫少妻，我还是觉得他们之间，不止相差20多岁。阿婷那张青春的脸与她老公脸上纵横的沟壑所形成的反差，足足有一代人到两代人的差距，至少看上去就像父女俩。“多谢，小姐贵姓？从哪里来？”阿婷的老公很客气，端起一杯“金威”敬我。
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第五章（2）
“我叫阿敏，来自江西南昌。”我篡改姓名，出生地不敢乱报，毕竟还有脱不掉的江西口音。
频频举杯中，我的豪爽博得了阿婷老公的信任，他郑重地将年轻的“妻子”拜托给我，希望我有空常来看看阿婷。当他听完我的“悲惨”故事后，说等年后，他会想法给我介绍一个香港男人，鼓励我不要对生活担忧，毕竟，好人好心有好报。
寒夜。火锅。海鲜。阿婷幸福的脸庞。香港男人的托付。望着杯中琥珀色的啤酒，想到阿婷肚里的孩子，揣测着身边这位看上去还算成熟的有责任感的香港男人，我不由得反问自己：作为“二奶”的阿婷将来一定不会幸福吗？如果将幸福仅仅界定为有人关心，有一点物质基础这两项呢？
这有一种危险：我是不是把“二奶”的商品属性看得过于简单了？不管怎样，我的心情极
靓，我为自己“卧底”所迈出的第一步而感到高兴。
她们为什么情愿被男人包养
阿灿是我“企街”时认识的第二位“二奶”。
“企街”，原本是粤语中闲逛的意思。对于一个入住××村考察“二奶”现状的人来说，是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利用年前节后的几天时间，整天“企街”，目光在一个又一个年轻女子的身影上逡巡，至少可以说，已经大体掌握了村中“二奶”们的穿着习惯。
她们最大的本钱就是年轻，这一点，从她们那大多白里透红的皮肤上就可以看出。她们的打扮一般分为两类，因而也构成两个极端：时髦与随意。
所谓时髦，的确是需要身体本钱的，今日深圳的气温为10度，我穿一件皮衣，两件羊毛衫。而她们有的仅穿一件内衣，外罩一件风褛；有的大胆袒露前胸，突出非常性感的胸前乳沟，披一件橘红太空服欲盖弥彰；更有的干脆将两只漂亮的白胳膊露在寒风外，仅在手臂上戴小半截黑手套。说她们招摇过市并不过分。
另一类型就是随意，简直就是不修边幅。她们往往将各类睡衣睡裤胡乱地穿在身上走到街上，睡衣外加一件薄薄的太空棉背心，趿着夏日才能见到的凉拖鞋，让人不得不佩服她们把公共场所当作自家内宅的本领。
因为年轻，所以无畏寒冷？或者说，为了某些目的？
阿灿满脸粉刺，剪了个娃娃头，眉眼还算可以。她并不袒胸露怀，穿了件米黄色的太空衫，上衣衣领还在脖子上绕了一圈，像个装在套子里的人。下身着花格呢大摆裙，裙幅度几乎有360度，足蹬仿皮米色靴子，整个人距离时尚起码落伍五年。当她向我走来时，我几乎将她认成一个小保姆。
傍晚，我暗藏索尼采访机，在村里那家最好的西餐厅里，我请阿灿吃晚饭，我要了两份煲仔饭。阿灿选了香菇鸡块，我要了咸鱼肉饼。就在有意无意的交谈中，阿灿说出了自己的往事。回到住处，我根据录音，在日记本上记录整理出阿灿的故事———我来自贵州一个贫穷的小镇，今年26岁。下有一弟二妹。爸妈都是农民。大妹在布吉某厂当物料工，每月能挣几百元，弟弟还在家乡上高中，小妹在念初中。
我上高一时，家里穷得再也不能支付我上学的费用了，不得已我就退了学。听人说深圳是个花花世界，好赚钱，就跟着村里一个男孩，拎着一床被子，南下打工。进关时，我是扒铁丝网进来的。听老乡说沙头角一家工厂招工，我就赶过去见工。那天，见工的年轻人真多啊！里三层外三层，我好不容易挤进去，看见招聘栏上一行行新兴的行当，我心中好奇得很，有“车工、焊工……等等”，我什么也不懂，就在“大烫”一栏上签了名。
见工时，主管是个男的，比我大两岁，竟然是我的同乡。他对我填的表格感到好奇，拉着我去“大烫”车间看别人是怎么工作的。我一看吓坏了。原来“大烫”足足有2。5公斤重，整天不离手，要烫平成叠成叠的衣料。一般体弱的男孩子，也不一定吃得消的。
看完“大烫”们的辛苦样子，主管问我怎么样？能不能胜任？我咬着牙说，可以。
主管可怜我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同乡，只叫我负责每月车间内的抄抄写写。主管的女朋友是另一间工厂的会计，闲时还教我几下。半年后，在主管的鼓励下，我干起了小工厂的小统计，负责简单的结算，发发工资，月薪有900元。
就是这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还不服气。我特别想当车工，因为车工一个月能赚1800元左右。半年后，我才明白，这份工资是在工厂干了起码5年以上的熟手才能享受到的待遇。来深圳最初的日子里，我恋爱了，爱上了那位带我出来的男孩子。可两年后，我的爱情破灭了。男孩子在沙头角另一家公司打工，公司里一位女工也爱上了他。那一年冬天，我男友被小偷扒完了所有的钱，女工拿出所有的积蓄，一共7000多元给男友回老家，男友感动不已，就将女工带回老家去成婚。这个消息让我万念俱灰。当初，我变成一名统计时，男友见到我有一种自卑感，但我从未看不起他，还在苦苦存钱等他娶我，不料，等回了这个伤痛的消息。我不得不告别让我伤心的沙头角，到八卦岭工业区来谋生，却一直找不到工。正在六神无主之时，遇见一位高中同学，她已经做了香港人的“二奶”。她丈夫的一位同事也想找一位老实本分的内地女子做小的。女同学劝了又劝，叫我与其千辛万苦打工，不如每月拿几千元“固定”工资算了，想了一个星期，我咬着牙答应了。
生活了一年多，我觉得这个港人还不错，每月按时给我3000元，房租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