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秘密关押”和“固执握手”两项创意，现在他又要搞第三项了。
他很激动，他身不由己，他没有感觉到高官的微笑，更没有仔细想一下高官的话是一点毛病和破绽也没有的，以为人家是在给他的查案子制造阻力，是在干涉他的查案子，是在按住他的手不让他再干下去了，于是他就火了，想呐喊，想大声疾呼，想歇斯底里，想跳起来，但是他止住了，他忽然就有了新的创意，非常的美妙，四两拨千斤。
王先治特别心平气和地说：“这是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批示让查的。”也没有毛病，没有破绽。
他也张开嘴笑了笑，虽然他知道笑得很别扭。但是对方的笑容刹那间就收住了，像相声演员表演得那么快。
但是他不管这些，愤怒地拉上裤子拉链，继续开会去了。别看他瘦，剥掉皮浑身是胆！
王先治的痛快肯定是一时的，随之而来的干扰绝不会像笑容那样收住。专案组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李国庭的健康更加得到了保障。“两个基本点”过去只用了一个，现在更不需要用两个了，即非常地潇洒，却绝不糊涂。交代问题更不用指望了。不反过来审问专案组就是好事。你还别以为这是说着玩呢，一旦李国庭没事儿放出来，恢复功臣地位，专案组就该有好戏看了。王先治不接受拍肩膀的恩宠该当何罪？焦世谦一味地黑着脸穷追猛打到底是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他们真是顶着磨盘踩高跷———难上加难了。
李国庭哪有什么问题？完全的诬告陷害。这样的例子还少吗？你们可以说他的“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党代表、全国人大代表等荣誉都是骗来的，但全厂干部职工的眼睛也是能骗的吗？他们认为李国庭这个厂长当得不错，没有私搂，没有养肥自己，倒是给职工办了许多好事。他的办公室多么简朴啊！看看别的大企业厂长经理的办公室去！你们说他贪污受贿，我们没有看到。就专案组眼尖，就专案组看到了吗？那么你们倒拿出证据来啊！拿不出证据，只是查账查出了一笔数字，4。6亿，是挺邪乎的，但纸上谈兵，能让人信服吗？
李国庭的老伴也被“双规”了，而且更早，她也是党员。颇有点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的意思。刚宣布立案的1998年4月就把她找到了。她正在天津某医院做手术，乳腺上的问题。王登科找到了医院里。他是王宇的副手，大要案室副主任。此人最善于做具体工作，肯于跑腿，不怕麻烦。所以王宇就把“规人”和后勤这块工作交给了他。他完成得很出色。他“双规”了好多人。“双规”不是逮捕，态度既得严肃，又不能太严肃。他把握得很好。
他说齐红同志，省纪委找你了解一些李国庭的问题，马上跟我走吧！她说我刚做手术两天还没拆线呢。他说到宾馆里再拆线吧！就把她“规”到宾馆里来了。到第7天头上，王登科给她找来大夫拆了线。从此便一直“双规”着。李国庭根本就不怎么回家，什么事也不向她说，她也就交代不出什么来。但谁让你是“烟王”的妻子呢，委屈委屈吧！
齐红比李国庭小10来岁，在张家口市工业局生产计划科工作。老李被错划为“右派”，以及“文革”中挨整，她都始终坚信他是个好人，照顾他，侍候他，与他风雨同舟。那时候老李下放车间劳动，生活很苦，有了一个女儿，不想再要孩子了，但是据李国庭讲，由于“文革”，他摸不准她的例假规律了，掌握不住“安全期”了，所以才避孕失败，有了小儿子。那时他们都是很为国家着想的。
“改正”之后，李国庭当了工艺工程师，接着又当副厂长，再当厂长兼总工程师，一路攀升，权力越来越大，威信越来越高。全家过上了好日子。那时他们对好日子的理解比较单纯，不担惊受怕，有吃有喝有花有住，就很满足了。那时日子过得很踏实。两口子现在回忆起来，还十分留恋。齐红说，其实我们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主要羡慕的是人们能够平等相处，互相尊重人格，不要互相歧视。特别是老李当厂长以后，人们非常尊重老李，也对我很热情，我感到非常光荣。人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是因为老李对大家好。那时候他当厂长没有私心，以厂为家。为了抓好生产管理，他白天不回家，晚上也不回家。开始晚上不回家还给我打个电话告诉一声，后来也就顾不上告诉了，习惯了。家里这一摊子事，包括孩子的事，他一点也不管，全交给我了，但我也没有埋怨他，能让他安心为厂里做工作，也算我对国家做了一份贡献。他一心为公，不搞特殊，连国家奖给的几十万元奖金，都给了幼儿园。所以张家口烟厂才有那么大的发展，所以全厂职工才拥护他。如果他在70岁那年退下来时别想别的，也就什么事没有了。可是现在，麻烦了。
她在盼着麻烦过去。李国庭同样盼着。看来为时不远了。当时的形势就给人这么一种印象。尽管如此，焦世谦绝不相信李国庭没有贪污受贿的问题。智商高的人跟智商低的人，贪污受贿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前者让你看不见，后者让你一眼就看穿。李国庭是高智商作案，所以蒙骗了上下左右，蒙骗了广大职工。他是不会交代的。证据你又找不到。只是个超产烟的问题，该怎么办怎么办———就李国庭的地位和关系，恐怕只凭超产烟的问题是奈何他不得的，也就是说，该怎么办而不能怎么办。他就没事儿了。焦常委被逼到了悬崖上。
如果继续找不到证据，李国庭将被放掉，而且李国庭要是果真没有问题，他的固执可就成为大问题了，虽然他并不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但客观效果却是那样。这个错误他是犯不起的。焦世谦站在了悬崖上。 公爵王的作用焦世谦决定跳下悬崖，摔死拉倒。他让王炳森使用阎满常提供的炮弹。自从抓到李国庭以后，他加紧把阎满常供出的向李国庭行贿的事实进一步细化，这是惟一可做的最有效的工作。现在他觉得这颗炮弹打造得差不多了，决定向李国庭发射出去。不发射不行了，再拿不出他的事儿，凭什么一直拘留着？按照审讯的一般规律，专案组人员使用炮弹时总是一点一点地提示，让他自己说出来，因为当事人一旦发现已经掌握了他的事儿，就不敢再隐瞒了，就自己说，争取弄个好态度，但他又不知道你掌握了多少，他就尽量说全一点，其实你并没有掌握得很全，于是你就占了便宜。
专案组的人也想占李国庭的便宜，这个算盘可打错了。不仅没占便宜，连他们提示的他也不承认。
开始是一点一点地引导，某年某月某日，你是不是呼阎满常到你的住处？他说日子谁能记那么清，但是呼过是肯定的。呼他干什么？批点儿烟，给工厂搞些福利呗！没有向他要过钱吗？没有，绝对没有！
卡住了，态度非常坚决，就是没有，再怎么说也是没有。他不顺着杆儿爬。只得把提示具体化，怎么向阎满常要钱，要多少，阎满常怎么答应的，什么时间送来的，或者什么时间他亲自去取的。等专案组把阎满常交代的东西全说完了，倒净了，以为在事实面前、细节面前，他只有低头认输，不会再抵赖了，人总得要点脸面吧？
他却面不改色，心不跳，极为平静地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怎么会向阎满常要钱，我要钱有什么用？整个工厂都是我管理的，我退休了还能饿着我吗？
专案组的年轻人急了，说这是铁的事实，你怎么就不承认？他一笑说，铁的事实不行，得有证据。年轻人不再言语了，这是法律的基本常识：证据。焦世谦的脑袋“嗡”地一声。
急中生智，他想到了一部公爵王小轿车。这部轿车一直是“烟王”的“坐骑”，张司机开过，刘司机也开过。这部车是怎么来的呢？它不是张家口烟厂的公车，那么它是李国庭的私车吗？谁出钱给他买的？这个思路一打开，焦常委兴奋起来。可以从这里突破，这是一个缺口。
马上展开调查。很快有关公爵王轿车的来龙去脉就搞清楚了。1992年初，李国庭在河北宾馆吃饭，听宾馆经理说唐山城运会期间有一批外国捐赠的进口车要卖，比较便宜，他就通知张家口烟厂给河北宾馆汇去80万元，对经理说，宾馆买一部，给我也弄一部，要进口的。三天之后钱就汇到了。不久公爵王小轿车就买来了，李国庭很满意，但花的是账面上的公款，要想把车据为己有，就得跟公款不沾边，这得做点文章。
他先让河北宾馆于1993年8月把80万元还给了烟厂，其中给他买车的35万元他自然会补上的。他怎么补呢？他把阎满常叫到北京的某招待所，说我给你买一辆公爵王轿车吧。阎说我不要。但是过了不久，李国庭又把阎叫去，说车我给你买来了，咱们去看看吧。到院里一看，有一辆公爵王小轿车，司机是一个武警战士，车的牌照也是武警的，车里坐着李国庭的妻子。阎满常不说自明，这怎么能是给我买的呢？不过是让我出钱罢了。果然李国庭给他一个账号，让他往河北宾馆汇款35万元。所以这车不是给阎满常买的，他根本从未坐过，但款照汇不误。此后三四年的时间里，那个武警司机小刘就给住在北京的李国庭的老婆齐红开公爵王小轿车。为了在京城开车方便，又把武警的车牌换成了北京的车牌。后来李国庭出逃期间又由张司机开这辆车，接着又由李民开，最后这辆公爵王轿车在河北宾馆的地下室里找到了。
人证、物证、书证都齐全，专案组就向李国庭摊牌了。以为他还要狡辩，没想到他承认得很痛快。他说，这车自购进后，就一直由他乘坐，后来又是他老婆乘坐。车款是阎满常出的，当时答应以后归还阎满常，其实根本就没有打算还，最多是把这辆车开破了还给他车。
好了，能够以受贿给他定罪，然后就可以正式逮捕了。只要这道法律程序一走，专案组就踏实了，其他问题再一点一点地查。大家欢欣鼓舞，焦世谦也松了一口气。
但是老焦总觉得这里边还有点问题，李国庭为什么承认得那么痛快，这里边会不会打着
什么埋伏？他让大家再仔细研究一下。
果然，根据省检察院批捕处的意见，就这个问题还很难给李国庭定受贿罪。听到这个消
息，大家心里凉了半截儿。
老焦说要冷静，人家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公爵王轿车的归属权的确不好确定。现在轿车的牌照是北京一家民营公司的，所有权自然也就是这家公司了。既然这车不属于李国庭，那么定他向阎满常索贿买车也就不成立了。其实谁都明白，这只不过是李国庭的一个招术。那家民营公司的老板贺银也是他手下的一个烟贩子，车绝不会属于他，他只不过为“烟王”服务罢了。只是这个贺银还没有到案，事情有些说不清楚。
“中国烟王”的命运沉浮第三章（10）
老焦说，咱们可以用挪用公款罪申请逮捕他。一语道破天机。李国庭从烟厂支用80万元去买车，到河北宾馆归还这笔款时已经整整隔了一年多，明显地挪用公款，足以给他定罪了。1999年4月30日以挪用公款罪将李国庭正式转捕。专案组取得了关键性的一个胜利。
台阶借着正式转捕的机会，专案组把李国庭从石家庄市的看守所转移到了郊县的看守所，改变一下环境，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这还不够，专案领导小组决定，审讯人员也要大换班。原来由王炳森带领审讯李国庭的那几个检察院的同志被撤下来了，换上了石家庄市某区检察院的同志。
开始被撤下来的同志还有点想不通，是不是对我们有怀疑了？我们可是跟李国庭一点关系也没有啊！王炳森笑了，要说被怀疑，我早就被怀疑了，那么长时间逮不着李国庭连我自己都有点怀疑我自己，何况领导。
老焦说，怀疑也是正常的。我们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李国庭过去跟我们一样也是党政干部，他的朋友、上级、同盟者大部分也都是党政干部。现在他犯事儿了，可是他的朋友、上级、同盟者大部分没有犯事儿，但他们之间存在着怎样利害的关系，现在还保持着怎样的联系，你知道吗？不知道。我们不提倡怀疑一切，但希望大家多动脑子，凡事多画几个问号。谨慎、保密非常重要。我们面对的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我们必须趁李国庭立脚未稳赶快拿到证据，打他个措手不及。王炳森问什么证据？老焦不回答，说你是不是在考我？王炳森说，我哪敢，我想看看咱们是不是英雄所见略同。
二人的确想到一起去了。李国庭虽然不承认向阎满常索贿，但事实是完全可能调查清楚的，因为李国庭要了钱总要去干什么吧？钱总得有一个去处吧？二人不谋而合地想到了其中一笔款的去处，那就是给他女儿买房子用了。前几次去深圳，王局长的注意力全在李国庭身上，没怎么留心房子。回到石家庄后倒是老焦对深圳李雪的住房很关心，问有多少平米几室几厅一卫两卫之类，当时他还以为是老焦刚分到新房子，想跟别人比较比较，看谁的面积大格局好，于是就实事求是地告诉他说，你那房子可赶不上人家李雪的，豪华、高档、面积大，而且有两套。现在明白了，那个时候老焦就开始算计了，李雪两口子一个月能开多少工资，能在深圳买得起那么两套房子吗？二人果然想到一起去了：调查李雪两套房子的来源。于是，1999年6月，省反贪局副局长王炳森又带人来到深圳，不像前两次那样一来就包围了房子，形影不离，而是根本就没到房子跟前去，因为这次不是要抓房子里边可能住着的李国庭，而是要了解购买房子的钱款出自何方？
工作做得很细，先打听了前几年的房价，算出购买金地园、京隆苑两套住房约需人民币一百四五十万元，又估算了李雪夫妇的工资收入，又到银行查了李雪夫妇是否办理过购房贷款，没有。这还不够，王炳森又派人到证券公司和营业部调查李雪的炒股情况，结果证明，李雪炒股并没有赚到钱，还赔钱。在有了上述底数之后，王局长才跟李雪接触。开始她不承认是父亲给她钱买的房，说是贷的款，炒股赚的钱。王局长就把她没在银行贷款，炒股也没赚钱的事实摆出来，她就有点慌了。王局长安慰她，不要慌，说清购房款的来源就行了。李雪想说出是父亲给的，但那样父亲不就完了吗？她试探着问：“我爸交代没有？”
王炳森不动声色地说：“各人说各人的。”
李雪注视着王局长坦然自若的表情，心里慌了，以为问题已经暴露了，人家什么都掌握了，父亲已经交代了，自己再不说，会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呢？还是说了吧。
李雪交代，购房的款全是李国庭给的。她说，1997年8月，父亲李国庭和母亲齐红来深圳，住在富苑酒店，第二天父母来家里看她，父亲坐了一会儿就走了。父亲走后，母亲拿出一个报纸包，交给她说：“这是你爸做生意赚的钱，你把这钱以你弟弟李冬的名义，存起来吧！”纸包中是10万美元。1998年3月，父母到深圳过春节，李国庭亲手交给李雪25万美元。后来又几次送现金和汇款共110万元人民币。
办案人员又向李雪的丈夫和母亲讯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