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要抓捕两个女子，翻过来了的舆论越造越大。这时我收到的信件就更多了，而且内容几乎是一边倒。指责的、臭骂的、讽刺的一下全来了。有的说原来听你讲的还像个共产党，原来你也是个“错官”。更有的说：“听说你小时候家里很穷，卖过红薯，你这样不为民作主，还是回家干你的老本行去吧！”反正是什么难听的话都来了。
人大主任同我是老熟人，大跃进时汾西县同洪洞赵县合并大县时，他是团县委书记，同我在一个大锅里吃过南瓜。因为他有病，来汾西后我第一个到家里看望了他。这时他来找我，说他的儿子是同其中一个女人订了婚，这属于恋爱中间发生的问题，不触犯法律，要我考虑这个情节。我感到很奇怪，问他啥时订的婚，他说给别人说是早订了的，给你说就是最近。我说你怎么老糊涂了，咋能干这事。他说就是为了孩子没事，只要孩子过了这一关，咱就把她扔了，哪能要这样的烂女人做媳妇，说实话这样做也是替你找个台阶下，让你有话可说，因为我们是老关系，怕别人说你包庇我的儿子。他这话噎得我半天喘不过气来。人都在变啊，没想到当年英俊潇洒的团县委书记、如今的县人大主任，正县级，人格人性却堕落到如此地步。
临出门他不阴不阳撂下了一句话：“书记老弟，你大权在握，就看你的了。这地方复杂呀！”笑了一下，突然又变得说不来的那种严肃，拉开门走了。
我了解他，此人在汾西县绝非等闲之辈。27岁当县委委员，29岁进常委班子，在本县干部中官儿最大，曾被称当地“一代英杰”。“文革”中他公开支持一派，另一派把他列入“专政名单”，风言只要抓住就地惩罚。至今他们圈里人仍叫他“走后台”。“文革”后第一次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主任候选人本来不是他，靠圈里人的活动，硬硬地把他给选上了，他就堂而皇之地成了总代表。对外地干部来说，他是本地干部的代言人；对本县人来说，他是圈内人的支持者。这个人厉害呀！他对新任县委的威慑力，是显而易见的。我反复咀嚼他刚才的话，再三想他那说不来的表情，其实要表达的意思是最清楚不过的。
夜已深了，又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原人武部部长，“三支两军”时的县委书记。他是河北人，操着满口京腔。高个子，大块头，一举一动表现出正统的军人作派。他在两个县任过县委书记。现在已经退下来，按他的资格该去地区“军人干休所”养老，因给家乡“倒煤”犯了事，暂时留下来审查问题。刚进门还未来得及招呼，他就说开了：“书记同志哪，本不该深夜打扰，白天人多不太方便，没有办法呀。你是洪洞人，我呢，河北的。老祖宗是大槐树底下迁过去的。脚上的小拇指甲还是两半不是？五百年前咱也是老乡。我就是不言语，你也知道要说啥。外乡人在这地方不好呆呀。我当县委书记时，也是白天黑夜被人围着。因家乡缺煤，发了两车，现在又告我贩煤赚钱，这是啥事儿呢。那事儿就不说了，说了你也管不了。你知道那里头有我的小子。我可不是找你求情的，只要实事求是，公正对待就行了。要欺侮咱外地人，欺侮咱当兵的，那也不成。咱是下台干部，又受着审查。可咱人武部孬好也是个部门呀。要是‘支左’那会儿，他小子们敢！”
起初我不知咋地对这位老军人产生了同情，觉得他现在的处境也确实不容易。听着听着就发现他有点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至于儿子的事情，这是个法律问题。敢与不敢，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呵！
我请他坐，他说已经说完了。军人出身，喜欢直来直去，干脆利落。临走时也撂下句话：“这事儿全托你了，你看着办吧。只要不被那些狗日的胡弄了就行。”
这天我睡得很晚，躺下来也没睡着。刚睡了一下，就又有人敲门了。
两个逃跑的女人，一星期后在临汾抓住了一个；十天后又在太原抓回了一个。公安局长问我：“咱县小监所也小，没有女监，两个女子往哪里放？”话说得确实使我恼火。监所不大是事实，但一个县从来就没押过女犯，鬼也不信。这么点小事也要我这县委书记定夺，要你这公安局长干嘛哩，岂有此理。但这火我还是压住了，没有发作出来。心想，此案所以到了这种地步，就是他动用各种关系内外串了供造成的。我要是让你随便找个地方，不又给你们留下串供的机会了。你用没有女监刁难我，我怕你们再串供，正中我的下怀。我没有回答他，却抓起电话摇通了洪洞县公安局。郭局长满口答应帮这个忙。我对汾西公安局长说：立即送到洪洞看守所寄押。我指名公安、检察、法院各抽一人，组成一个小组，连夜突审。审问时要三人都在场，缺一人不能审问，寄押期间任何人不能单独会见。审问结果由三人签字后直接送我。
审问笔录送来了，看了后真叫人大吃一惊。我原来只想到两个女子翻供肯定有问题，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些身居要职的官们，这些执掌法律大权的人物，为了袒护犯法的儿子，竟然置党纪国法于不顾，真是胆大包天，能坏到如此地步。
据一个女子交待：她从公安局回到家里的当天晚上，副检察长派一个曾在法院工作过的人去她家，对她父亲说，你女儿这回可给你惹下大乱子了，一下招出来那么多人，都是县里有头有脸的人家的儿子，要知道说成强奸、轮奸，这是要掉脑袋的事呵！如果人家儿子因为你的女儿招了，真的掉了脑袋，这就结下大仇了，日后咋能放过你。儿子犯了法，老子该咋工作还咋工作。说不定还显要哩。就说某检察长吧，老检察长年纪大了，眼看就要离休，副字马上就变成正字了。你呢？农民还是农民。过去叫社员，现在叫村民。人生在世谁知道啥时候碰个什么事儿呢？一旦咱家有了个事儿，还用作恶报复你？不替你说话就够你吃喝了。某检察长说了，那么多孩子哩，只要说和他的孩子没有事儿，一切都好说。别看眼下风头这么紧，一阵风就过了。等过去了他要给你交朋友，还可给你兄弟找工作。人家是什么人，咱是什么人，拔根汗毛也比你腰粗呵。你得好好想想这事儿，动员动员你女儿，已经说了的也可以推翻。那人走后他父母就要她翻供。她说已经在材料上签了字，她父亲就骂她打她，并逼着让喝农药，还要用绳子勒死她。第二天又来了个女干部，是她嫂子的拐弯亲戚，要单独和她坐坐。这个女干部说，某检察长说了，只要把说他儿子的事推翻了，事情过去后保证给她张城市户口还保证给她安排个好工作。还说，你这是坏事变好事了，一个农村姑娘能转成城市户口，安排个好工作，还愁找不下个好对象？这可是你一辈子的事儿。这事儿碰到谁头上都会照人家说的去办，除非是个傻子，你可要能掂出哪轻哪重。
一个县委书记的自白第一章（8）
女干部走后，她就产生了要翻供的念头。后来又来了几个人，有人大主任说的，有法院副院长说的，反正话不一样，内容都差不多，都是让推翻告自己儿子的事。她想来想去干脆全推翻了，看他们怎么办。
另一个女子交代说：她回到家里没几天，人大主任托他父亲认识的一个干部来家提亲。说孩子们年轻不懂事，弄下了这事，闹得两家的大人脸上都不好看。现在既然生米已做成熟饭，某主任的意思干脆叫两个孩子订了亲，把日子说得靠前点。这不就成了恋爱中发生的事吗？这事也不能说对，但至少不犯法。他父亲正为这事生气，不吃不喝成天睡不起来，听这人一说，觉得这还是条路。她呢？问题交代了，当了个受害者，放回来了。但这种事情，受害不受害，以后谁还要你呢？现在人家上门提亲，咱还有什么说头，就同意了。那个干部最后说得赶快给公安局写个材料，交代和某主任的儿子是恋爱关系。这样才能把他解脱。最后人家还放下200块钱，算是订婚礼，说等风不紧了再请客。
我不愿把此稿的篇幅搞得太长，两个女子的交代，就此打住。其实她们的交代材料还长，还有打她们的人，我实在不想再说了。两个女子碰了下头，各自诉说了情况，便统一口径，联名翻供，把原来交代的材料全推翻了。
当问到她们逃跑的情况时，她们说那天晚上有人给她们通信儿，说翻了，明天早上要抓她们，要她们出去躲一阵。某主任让送信人捎来100元钱和60斤粮票；某检察长不仅通了信，给了钱，还提供了去处。
我让人把审问笔录复制了一份锁入我的抽屉，原件存入卷中，安排三人小组保密，不准外传。
按说这些人的活动，已超出了法律范围，其本身已经触及了法律，构成了包庇罪和袒护罪。将他们绳之以法，是完全够格的了。但我没有那样做，也不打算那样做，因为考虑到亲生儿子犯罪，爹娘老子为其开脱、活动，是情理之中的事。常言道：“孩子看见自己的好，庄稼看见别人的好。”这是人的天性。至于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权当他们没有掌握好或对法律不熟，先作错误看待。也考虑到处理了儿子，再治老子的罪，一下就是一大片。而且一下处理这么多显要人物，对稳定大局，开展工作绝对不利。但这有个限度，那就是儿子非判不行，看老子跳不跳出来。如果不跳出来，事后批评、教育算了。如果谁敢跳出来，那就按法律行事，绝不手软。打定这个主意，我便召集了“严打”总指挥部会议。全体常委都参加。
两个女子被抓，而且寄押到洪洞县，审问的情况谁也摸不着壶把。会议开始一片沉默，谁也不知该说啥了。我只得有分寸地通报了情况，说两个女子交代原诉材料全部有效，撤诉事出有因，全部无效，请求收回。至于撤诉原因，与本案无关，暂时无需给大家讲，请按本案事实讨论，提出意见。又是一阵沉默。“被告翻供怎么办？”法院的人提出了问题。
“重证据重调查，不轻信口供。只要证据确凿，他不承认也能判。”这是公安局的意见。
“原告撤诉在先，被告翻供在后，肯定是串了供。现在原告说撤诉无效，被告是否还翻供？”政法委书记这样说。
“这案子翻来复去，越搞越复杂了。听说有几家在临汾请了律师，可得慎重点。”说这话的是妇联主任。
“我看这个案子材料充足，证据确凿，早就能判了，还不是拖出的麻烦？只要原告不撤诉了，被告承认不承认都能判。”检察院参加三人小组的同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他是三人小组的成员，可能我说的暂时不便讲的事情，他都了解，此次讨论的意见就集中在他这意见上，最后一致决定由法院做好准备，出示布告公开审理。
开庭前两天的晚上，县长老王电话里说，临汾来了两个律师，同他是熟人，让给我传个话。他们看了案卷，调查了被告，说这案子开庭有问题。一旦开庭若律师把检察院辩住了，怕不好下台。并说人家律师也是好心，怕我刚来不久，出了这样的问题，以后不好工作。我让王县长代我谢谢那两位律师的关照，并转告我对律师辩护的看法。他们受人聘请，应在法庭上依法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看来是为当事人辩护，实际是为法律辩护。只有通过律师的辩护，才能使法律更加公正。请他们不要受任何影响，尽可能施展他们的辩才。最后让王县长送走律师后，来我办公室一趟。
王县长比我还迟来两个月，一来就忙上了全县的经济工作。这些事情我没有怎么打扰他，怕分散他的精力。等他来了，我让他看了锁在我抽屉里的材料。他大吃一惊，这个从地区水利局下来的业务干部，平时内秀得像个大姑娘，这回竟然拍案而起，说这伙王八蛋，坏透了，坏透了，怎么能干出这种卑鄙事来！我讲出了我的本意，他也表示同意，而且说你越不公开，他们心里越发毛，以后敢捣蛋，新老账一起算。我请他如有兴趣，同我一起去听审，轻松一下脑子。他说有几件事正咬手着哩，不去了。
开庭这天人来得很多，法庭里坐不下，外边还站了不少人，听着喇叭。我去了坐在旁听席的后边。法庭调查时，几个罪犯全都对此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怪不怪呢？一点也不怪，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律师前天去监所接触他们时，他们一个个对所犯罪行为矢口否认。怎么今天就供认不讳了呢？这就是本县的县情嘛。“严打”指挥部开会的消息，通过他们的渠道传了进去，他们再要顽抗岂不成了怪事？那他们的老子在汾西这么多年的官儿不白当了？
可怜的是那两位远道而来的律师，他们翻阅了案卷，调查了罪犯，查阅了法律依据，辛辛苦苦写好的辩护词，被罪犯们问一声答一声“是”，搞得一句也没用了。临到法庭辩论时，审判长宣布由被告的律师开始辩护。其中一位律师站起来说：“被告×××等，对律师隐瞒案情，不讲真话，本律师拒绝为他们辩护。”说罢夹起公文包，拂袖而去。另一位律师亦说：“律师辩护的依据是案情，是事实，是法律。被告对律师说了假话，本律师无法对他辩护。”说完也退了席。两位律师的表现，引起了阵阵掌声。他们路过我的座位时，看得出他们很不是滋味。我马上告诉坐在身旁的通讯员，让他把两位律师护送到王县长家里，告诉王县长要注意他们的安全。
宣判后，法庭内外掌声雷动，还有人带头喊了口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不是我自吹料事如神，而是对这些人太了解了。果然不出所料，宣判后那位副检察长大发雷霆，痛骂两位律师：“老子花了一百多块钱，雇你们来辩护，你们连个屁都没放就滚蛋了。老子的钱是好挣的？一定得叫你怎么吃进去，怎么吐出来！”他打发人去车站找人，班车已经开走。又亲自带人坐吉普车去追，追了20里地拦车检查，车上没有，又追到招待所去查。岂知王县长接到我的话，早用他的车把两位律师送到临汾了。案件宣判后，自然又是一番热闹。作家张平在《法撼汾西》第四章《两个女子和六个干部子弟》里已写清楚了。他是作家注意细节，我是县委书记，哪能记得那么细呢？倒是有他没有写的，我还得说说。
事后那几个罪犯的老子，都先后找过我，有的口头认错，有的交了书面检查，表示痛改前非。人大主任提出换届时辞职，回村养病；再不插手县里的工作，但要求在生活上关照他，特别是药费报销上要给照顾。他还真说到做到，后来找过我几次，都是一些生活小事，帮他解决了，他还挺满意。那个法院副院长检查自己教子不严，自食苦果，近似哀求地说他工作40年，熬了个副院长，恳求不要处分他。我答应不受处分可以，副院长是不能当了。平行位移，当了个副院级调研员。特别是那个副检察长，连交三份长长的书面检查，每次去了都痛哭流涕，泣不成声，说他一定接受教训，他搞工作30年，无论如何不要让他出了法律部门。我说出不出司法部门再说，反正是检察院不能再干了。你的所作所为是不够当检察官的条件了，随后即把他调出了检察院。
张平的小说发表于1988年，成书出版于1991年到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