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做了许多思想工作，改来改去，三易其稿，公开平反还是只给本人发个文件。又是一番磨牙后，我找来赵水龙，征求他对平反决定的意见。他说了许多感激的话，检查自己有不检点的地方，骂人不对，表示今后加强学习，努力工作。我问他还当不当律师，他有点犹豫。我说取得律师资格不容易，要他进一步钻研法律，在普法和法制建设上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同意了。我当即让司法局给省司法厅打了报告，不久恢复了他的兼职律师资格。有必要交代一下后来的事：
县水泥厂因技术管理太差，已经倒闭几年了。县委提出发展地方工业要走“引进联营”之路，引进联营要采用“三八二十三”的算账法。赵水龙自荐要当水泥厂厂长。县委批准了。他从大同水泥厂引进了资金和技术，生产出325号和425号矿渣水泥，很快打开了市场，效益很好。接着他又争取到建设银行贷款，建起了机立窑，安装了烘干机，水泥厂一片红火。
水泥厂为“引进联营”开了路，成了县里的骨干企业。他自己当了县劳动模范，兼任县经委副主任。
我调离汾西后，听说他当了工业局长。以后又听说到临汾地区侨联成了合资企业的经理。后来又听说被合资企业解聘，自己回汾西县佃坪乡干了个铁厂。《天网》、《法撼汾西》吃了官司后，他跑来找我，问我知不知道开庭日期，他要以证人的身份出庭，并说他所以离开汾西，是因为我调离后，有人明里暗里欺搅得他无法工作，下海干了铁厂，又有人鼓动当地农民砸了他的设备。当时我也不知道开庭日期，只是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说这回打的是笔墨官司，法院不一定要证人出庭。他说一定得打听到啥时候开庭，他一定要去。果然开庭时他去了，因迟到一个小时，法庭没让他进去。他只好在外面等着。休庭时他自报家门，说他就是《法撼汾西》中《百日之灾》里兼职实习律师赵水淼的原型，作家张平的素材全是他提供的。本来的事情要比书里写的严重得多。张平笔下留情，写得很不够。他指名要同原告当场辩论。弄得记者们围了一圈，成了庭外记者招待会。那位原告不敢面对他，躲在法庭里不露面。原告代理人把他拉在一边说：“咱都是汾西人，怎么能替外人说话。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说，咱们回去解决，肯定让你满意。”他又高喊着揭露原告代理人是鼓动农民砸他铁厂的后台，当场又揭发了许多事实。下午和第二天法庭允许他旁听，他先后举了几十次手，请求发言，均没得到法庭允许。回到县里，原告代理人说官司打赢了，县电视台多次播放庭审录像。代理人骂他是汾西的败类，把汾西人的面子丢尽了。事后他去找了那位代理人，得到的回答是你对记者说了，找记者解决去。至今砸铁厂的事还没个说法。“汾西县最大的官儿”在电视台骂人的事，因为没指名道姓，当然不能算侵权。
当时为律师平反的消息不胫而走，地区新闻科的记者专门来采访。公安局的领导被问得无言答对，忙跑来找我，说已经平反了，人家还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究竟要干啥，他们摸不着壶把。我说记者采访就是要登报，得有思想准备。他们说登就登吧，已弄下这磁器了，只要人家不找别的麻烦，再三说多亏我抓得紧，让他们平了反，要搁到现在可捅下大乱子了。不久《山西日报》发了一条消息：“汾西县委书记伸张正义，一蒙难律师获得昭雪。”我问过他们有什么意见，他们说事儿都是自己给记者说的，报道里说他们认识了错误平了反，还感到满意。张平来采访，他们知道作家也是写文章的，心里有了底，没有追问，就根根蔓蔓说了个详细。反正已经登过报了，态度好点，不找麻烦比什么都强。《百日之灾》在报刊上发表了，别人告诉了公安局，他们说人家连名字都改了，咱还有啥意见？还没事找事哩。《法撼
汾西》出版了，有人问他们看了没有，他们说就是那事，不看还不知道？
一次我从地委开会回来，听说招待所来了两位北京客人，让我回来就去见他们。我到招待所时，两位客人正同公安局一领导谈话，好像是正问到：“抓人有什么依据，没依据就能随便抓人？”这位领导坐在那里憋得满脸通红，用手巾只顾擦汗，实在是窘极了。我一出现他仿佛得了救。两位客人一位是公安部的司级调研员，一位是《法制日报》记者。寒暄中流露出他们要抓这个典型。我让公安局那位领导先回去，有事再叫他。等我陪客人吃完饭回机关休息，他站在我办公室外等着，说这回来头不小，人家尽从法律上提问题，看样子这事闹大了，不是光登报，要我无论如何想办法救救他，只要过了这一关，以后如何如何。这回他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真的害怕了，连对我说话舌头都不囫囵了。
两年之后，听说原告里头有这个领导。我起初不相信，后来证实的确有，还带着老婆赴北京出庭。这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是我离开了，他退休了，时过境迁，想搞个什么名堂？还是要把原来的事实推倒？难道原来的认错和表态都是假的？早知道这样……后来听说那位代理人摘抄了书上几句话，对他说这是腌 你呢，就是侵了权，只要你签个字，打赢了就能分几万元。开庭前动员他去出庭，他怎么也不去。那位代理人说，去了不用说话，一切由他代理，路费食宿都不用他出钱。最后答应他带老婆他才去了。打赢了分钱，打输了又不要钱，只当是游了一次北京。
至今他没见过我的面，他对别人说是因为不好意思，见了不知道该咋说。
“王子”犯法应与“庶民”同罪
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就提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想提出这个口号，是针对出现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法律不平等。达官贵人、公子王孙犯了法，或以权枉法，或以钱买法，或以情徇法，都可不受法律的制裁。而庶民百姓犯了法，则要杀一儆百，以律行事。这样就出现了庶民百姓要求“法律公平”、“法律公正”的呼喊。口号中为啥特别提出“王子”呢？因为王子不怕犯法，倚仗其父的权势，凭借其父的钱财，犯了法也治不了罪。他们就目无法律，无视法律，可以任意犯罪。既然犯了法治不了罪，谁还怕犯法呢？这是说的过去，说的封建社会。在当今的共和国里，社会主义制度下，当然应该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应出现“王子”与庶民犯法不同罪的事情。
我说的事情可不是发生在古代，也不是发生在现在，它是发生在公元1983年全国第一次“严打”的时候。
“严打”中为了“从严从快”，避免公检法的相互扯皮，拖延办案时日，县里成立了“严打总指挥部”。党委领导一把手带头，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往下打。在洪洞县工作时，我是三把手，坚持日常工作，不曾介入严打。战役还未结束，我调汾西县主持工作，自然成了总指挥。上任伊始了解和掌握战役发展情况，即成了重中之重的事了。
据副总指挥公检法三长汇报，汾西县的“严打”战役进展顺利。该杀的杀了，该判刑的判刑了，已经胜利结束，正在总结经验，休整队伍，听候第二战役命令下达。我听了很是高兴，这一块能够暂时放下手，可以集中精力抓别的工作了。谁料汇报会刚结束，当晚就有人反映，还有一个团伙案未判，在那里拖着。罪犯有原人武部部长、县委书记的儿子，人大主任的儿子，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儿子，法院副院长的儿子，法院办公室副主任的儿子，畜牧局副局长的儿子。据反映者称，这是一个流氓团伙，长期横行县城无人敢惹。偷鸡摸狗，强奸良家女子，无恶不作。这几个“衙内”，看中哪个女子，晚上就哄骗到他们父母的办公室里，施行强奸、轮奸。反映者给我讲了两件事：一次在电影院他们看中城边村里的一个女子，将其诱骗到一个“衙内”父亲的办公室，威逼其给他们洗衣服，他们在一旁打麻将。等这女子把衣服洗完了，经他们检查确实洗干净了，才施行轮奸。末了还得答应过三天再来，不然就炸了其全家。又一次他们把一个女子骗到经委办公楼上，“衙内”们发现是个处女，在谁先奸谁后奸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
有人提议先打架，按照打架的胜负排顺序；有人提议打扑克“坐皇上”，谁当了“皇上”谁先干，谁当了奴隶谁最后。经过争论同意了后一个办法。于是就逼着这个女子脱光了衣服睡在床上，“衙内”们就在此女的肚子上打开了扑克。等决出“皇上”和“奴隶”，才依次轮奸了这个女子。
真是“天高皇帝远，深山出怪事”。这样的奇闻，我还从未听过。听了咋能叫人不气愤呢？我问这样的坏蛋抓了没有，回答说“严打”开始，势头威猛，倒是抓起来了，就是至今判不了。我问为啥不判，他说人家的老子都是头头，早就吃透了政策。什么事也是开始紧，后来慢慢就松了。像这样的强奸轮奸团伙，“严打”开始是要杀头的，现在不至于了吧。再拖一拖，不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啦？说不定还拖得没事了呢。
这个反映对我震动较大，随后又收到了来信和匿名信，引起我的重视。在一个只有12万人口的山区小县，县委书记、人大主任可谓大官也，副检察长、副院长亦可谓实权人物也。他们在这里工作多年影响也不能算小。他们的儿子这样的胡作非为，难道他们就一点也不知道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既然他们知道儿子的恶行，为什么就不管管呢？要不是开展“严打”，这伙流氓要横行到什么时候？发展到何种地步呢？是不管呢？还是故作不知，或者默许呢？故作不知就是放纵，默许就是支持。他们是绝对地逃脱不了这个责任的。同时山区人口少，关系自然相当复杂，谁和谁曲里拐弯都可拉成亲戚。这么多领导干部和实权人物有问题，处理儿子伤害老子。伤害他们几个人就会牵动一大片。一上任就让我碰上这么个咬手的问题，可也真算“时运不顺，风云来得骤”了。这样的一个小县，“放一个屁臭半城”，出了这个案子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关注”。假如我视而不见，也拖着不判，广大人民群众会如何看我呢？如何看共产党呢？今后的工作又如何开展呢？在这个案件面前无所作为，那简直就是同流合污。如果我在群众眼里成了“同流合污”之辈，我有何脸面再见河东父老呢？我下决心要抓这个案子，也告诫自己要慎重行事。
一个县委书记的自白第一章（7）
我找来公安局长询问案情。公安局长说案件已侦察终结，事实清楚，证据齐全，早已移送检察院。
找来检察长询问起诉情况，检察公证已经起诉法院，等候开庭。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在县法院了。法院为啥不开庭审理？这里边有什么原因，一定得弄清楚。
法院院长是本地人，刚来时接触过一次。他年纪大了，脑子不太清楚。一个问题颠来倒去连他自己也不知说的是啥。一个副院长因儿子在案不能问，便叫来另一个副院长。此人系洪洞人，前几年从部队转业。问到此案时，他无可奈何地说：“本来这个案子早该判了，县委领导的意见是让往后放放，现在原告撤诉了，被告翻了供，按照法律程序无法判决。”“原告为啥撤诉？”“不知道。”
“被告什么时候翻供的。”
“原告撤诉后，差不了几天。”“监所内和监所外有无串通？”
“这就很难说了。罪犯的父亲都是领导干部，这里关系错综复杂。现在尚无串供事实，但又不能排除串供。对原告一撤诉，被告就立即翻供，我也有怀疑。”“原告现在什么地方？”
“她们是附近村里的农民。原来按流氓团伙把她们也拘审了。后来把问题交待清了。领导说她们是受害者，就放回去了。”这就奇怪了。两个农村女孩子，遭受了流氓的欺凌，应该说是受害者。案卷里明明写着她们多次被强奸、轮奸
，这又是咋回事呢？农民的女儿惹不起当官的儿子，平民百姓不敢得罪无恶不作的流氓，这倒情有可通。但惹不起总怕得起呀，惹不起总躲得起呀。咋就能让人家强奸、轮奸多次呢？而且有材料表明，叫啥时来就啥时来，还主动送上门呢。这样简单地把她们定为受害者，看来是不大合适的。那么既然不是受害者，就是同流者、合污者、鬼混者，拘审她们又是应该的。为什么拘审后交代了犯罪事实，又作为受害者释放了呢？既然是受害者，揭发了流氓的罪行，应该希望法律严办流氓，为啥又撤诉了呢？而且她们还说原来交待的材料是逼出来的，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她们对其中的一些流氓连认识都不认识。这些问题明摆着的不能自圆其说。看来问题就出在释放“受害者”身上。
“解铃还需系铃人”，必须弄清“受害者”的真相。
在“严打总指挥部”会议上，摆了“严打”的成绩，总结了“严打”经验。在成绩讲够，经验说透之后，轮到讲存在问题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话。沉默了好半天，法院院长才说：“还有一个未判，原告撤诉不告了，被告翻供了，说原来就没有那回事。按照法律这种案子不能判。现在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限，不放人就违法，违了法谁负责。要放人得领导签字，今天定一下这个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大体有这样三种意见：第一，一部分人认为两个女人是流氓，那些干部子弟都是她们给勾引坏的。干部子弟是受害者，应该处理这两个女人。第二，一部分人认为两个女人不正经，干部子弟也有问题，流氓对流氓，在一起鬼混，说不上谁是受害者，谁是害人者。定强奸、轮奸不准确，属一般社会问题，只能作一般处理。第三，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这种男女之事，既然女的不告了，男的不承认了，就没那么回事了，我们却因超过时限违了法，干脆放人算了。
争过来吵过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我把话题引到两个女人身上，她们到底是受害者，还是害人者，或是同伙？这话一说仿佛使不少人看出了我的“倾向性”。争论立即出现了“一边倒”，说她们是害人者的意见逐渐多起来。最后统一意见定这两个女人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同伙，而是害人者。既然是害人者，就该重新拘审，从重处理。当即决定由公安局执行。
第二天上午10点钟，局长来说，两个女人都跑了，一个也没抓住。我问啥时去抓的，他说今天8点上班以后派人，到村里是9点多了。
这又是一件怪事，昨天下午定的抓人，作为局长不是接到命令火速出击，而是等到今天上班以后才派人。天下哪有这种事，哪有这样的公安局？她们不跑才怪哩。我这样想，当时并没有这样指责他们，只是以总指挥的身份下达命令：“限期追捕归案。”
原来会议之后当晚要抓捕两个女人的消息即传遍县城。有人连夜给她们通了信，还有人送了粮票，送了钱。并说翻过来了，抓住了可不得了。她们哪有不跑之理。当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听说要抓捕两个女子，翻过来了的舆论越造越大。这时我收到的信件就更多了，而且内容几乎是一边倒。指责的、臭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