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纵身一跃，跳下去了。以后人们的勇气越来越大，工厂里的什么东西也敢往家里拿。李国庭当厂长后，把这种现象制止住了。他说你们这是害自己。他建厂房，买机器，发展生产，搞活营销。随着工厂的发展壮大，他同步提高职工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待遇，每人每月发给6条自己工厂生产的香烟，也就是你自己亲手生产出来的香烟，而且是最好的极品烟“迎宾”、“大境门”，抽不了，你就送给亲朋好友，算是广告宣传，多么精明，多么富有人情味啊！
这是反思吗？这不是在为自己表功吗？每当这个时候，专案组的人员都要提示他一下，别忘了挖思想根源，你是怎么走上犯罪道路的？他就赶紧说，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中资本主义的毒太深了。接着他还是说他的功劳，他实在是忘不了那些功劳和辉煌，他曾经是那样的痴迷而投入，难道是因为痴迷和投入才犯罪的吗？他有点搞不清楚自己了。他暂时迷失了现在的自己，过去的自己便更加清晰地突现出来。
焦世谦在冷静地研究着这个人。现在他有时间和精力从另一个角度研究“烟王”了。斗智斗勇已经过去，现在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他要以自己没有犯罪的人格和心灵，去较量那个已经犯了罪，但从前却是很优秀的人的人格和心灵。
焦世谦是一个很拧的人。为什么非得较量这个呢？你已经胜利了。但他觉得，非得在灵魂上也战胜“烟王”，那才算彻底的胜利。如果不能在灵魂上战胜他，那将意味着，自己要是摊上事，与他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是会犯罪的。谁能挂着无事的牌？李国庭不回家过夜，并非完全为了冯季玲，他“爱美人更
爱江山”，他的江山就是张家口烟厂，坐稳了这个江山，他就在政治上站住了脚跟，叱咤风云，人大代表……一分精神，一分事业，马虎不得，懈怠不得。每当他走进机声隆隆的车间，他的心就陶醉了。他站在传送带前，看着那么多美丽的女工甩动纤纤细手，把香喷喷的三种不同烟叶撒在传送带上。以这三种烟叶为主，按不同比例搭配，制造出各种档次的混合型香烟和烤烟。他已经给它们制造出各种不同的味道，安上了“迎宾”、“大境门”、“山海关”、“北戴河”等各种美好的品牌，然后指挥这支魅力无穷的队伍去占领市场，他就是这支队伍的“王”。但是他仍然觉得他很不自由，他很头疼。他说，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小步慢跑，资本主义国家却不必这样，可以大步快跑。因为他们的企业是个人的，抓住机遇，一年我可以赚它几百个亿，来个大步跨越，明年没有机遇赚少了或者不赚或者赔了，退步了，下降了，也没有什么关系，不会有谁来找你的麻烦，追究你的责任。可是在我们的国有企业就不行，今年发展了，明年还要发展，要递增上去，只要上去就不能下来。所以张家口烟厂连续8年均衡发展，每年上缴利税6个亿，是有奥妙的。这期间我有抓住机遇大发展的时候，也有不发展的时候，但对外显示不出来。我把大发展赚的钱都买成了烟叶，厂里每年都储存有10几个亿的烟叶，这就是调节器。
“中国烟王”的命运沉浮第三章（13）
他说，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发展了，人们解放思想，按经济规律办事，认为自己贡献大，可以多拿一些，结果犯了罪。比如，张家口烟厂从来不买香料厂的香料，而是买化工原料自己配，这个主意是我出的。别的厂一箱烟买香料需400多元，而我们配香料只要70元就够了。这提高了多么大的经济效益，可我一点好处也得不到。去美国买机械设备，是二手货，但也不太落后，适合我们使用，但他价儿要得太高，还不供给配件。我当时就火了，甩掉翻译，直接用英语指出那些设备的许多毛病，说必须大幅度压价，并且供给配件，否则我们就不买，你这些过时的设备就成了一堆废铜烂铁！对方见我确实是个内行，便以合理的价格，并供给配件，出售了这批机械设备。我个人仍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如果是给资本家干，买卖成交，我可以提成10％，这叫“口袋里的钱”，是不犯法的。我为烟厂、为国家做出这么大贡献，可是退休以后将一无所有。1992年，我已经66岁了，香港有人请我帮助管理企业，年薪10万港元，我没有答应，心里放不下张家口烟厂，领导也需要我继续当厂长。但是心里开始不平衡，便按资本主义的方式自己给自己解决“口袋里的钱”的问题。我到北京大饭店，给我倒酒的小姐每月开四五千元的工资，而我每月只有1800元。不合理啊！
他继续说，我觉得，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有一部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用来规范厂长经理的行为，比如可以实行年薪制，根据他们的贡献，让他们多拿到一些钱，名正言顺地解决“口袋里的钱”的问题。据说现在已经着手这么办了，但我成了牺牲品。
听了“烟王”的这些叙述，焦世谦感到此人确实能干，最后走向犯罪很令人惋惜。他的犯罪是有理论指导的，“势”已形成，马到跌时收缰难。但他比那些把工厂搞垮，不顾工人死活，自己却大发其财的厂长不知要好上多少倍。焦常委很佩服犯罪之前的李国庭，他与众不同，干出了一番事业。
他又想到了罪与罚。但也只是想想而已。他实在无力承担或解决这个课题。他只能拐过弯儿来这么想：如果自己处在李国庭的位置上会怎么样呢？也会干得很出色吗？也会去拿“口袋里的钱”吗？
这将无法验证。他只能判断，用他当“知青”时的经历当坐标。那时候他在乡下苦干，很苦，但他有力气，也就不觉得有多么苦，反而体会到劳动的快乐。他很投入地劳动着，也像“烟王”进入车间那么陶醉吧，达到了不会权衡利弊的程度。所有“知青”都盼着回城，他却觉得回不回都一样。他除了在生产队干活，收了工还给社员干活，挑水，脱坯，家家的水缸朝哪边放，能盛几筲水他都知道。社员们都很喜欢他。过中秋节家家互相赠送用白面蒸的大月饼，焦世谦自己不会蒸，不能给别人送，但是家家给他送。他故意躲出去三天，想不接受这些礼物，他知道那个年代白面是非常金贵的。没想到三天过后一进门，看到了满屋的月饼，它们放出强烈的白光，对他展开灿烂的笑脸，好像是在笑他的天真和愚蠢。
他成了县乡的先进“知青”，上边戴帽下来，点名让焦世谦回城，这是任何“知青”都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他也从陶醉中清醒过来，很理智地想了想，还是回城好。回城对他产生了诱惑力。好像李国庭所说的“口袋里的钱”。但他认为在农村才能大有作为，他的事业在农村，还有父老乡亲的感情，还有笑开了花的大月饼，他不能背叛他们，他要守住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所以他没有回城。不仅守住了一次，而且守住了4次。县里4次戴帽下达指标给焦世谦，他4次慷慨地让给了别的“知青”。凭这个劲头是否可以抵挡住对李国庭那样的诱惑呢？
焦世谦觉得还是没有把握。回城的诱惑似乎还不够有力。那么自己有生以来还抗拒过什么更为有力的诱惑吗？他想了一下，想起来了，那就是挖海河的时候。第一次挖海河是愿意去的，新鲜。第二次就不愿意去了，太累，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每到挖海河之前，能够留下来不去成了最大的诱惑。许多贫下中农留下来了，让那些“四类分子”去。他又跟自己较上了劲儿，去，死不了就去！他又拉上独轮车去挖海河了。与他同去的不再是阶级兄弟，而是“四类分子”。
他的行动感动了全村的人。所以，当1973年他经过考试，当上“工农兵学员”，准备去河北大学经济系报到的时候，全村的社员就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不让他走。他们认为把这么一个“知青”放走了，那是不明智的。他们失去了理智，只觉得世谦跟他们的关系就像粘饽饽似的掰不开，而没有考虑世谦的前途。
本来为了欢送世谦上学，大队干部做了精心的安排。让他所在的那个生产队的社员们那天就不要出工了，专门送世谦。别的生产队还要照常出工，不过可以在村边公路两旁的田里干活，这样世谦走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夹道欢送了。设想得很好，安排得很有创意，但是到了这一天，全都乱了套。全村没有一个生产队派活出工，男女老少涌向世谦的住处，屋里院里街上，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密不透风。
一见这情景，焦世谦感动了。本来为了一户一户地道别，他已经向学校请了10天的假，现在都告别完了，该说的话都说了，当时大家也没有特别不让他走，都说，孩子，为了前程，走吧！现在怎么又突然都变了卦，联合起来把他围住，不让走了呢？他的两只胳膊同时被五六双粗糙的手紧紧地攥住，女人们的泪水打湿了他的衣裳。
他决定不走了，不去上大学了。他郑重地向大家宣布了这一决定。全场一片欢呼，即刻又鸦雀无声，人们默默地为他闪开一条道，攥住胳膊的手也一双一双松开了。那是让他去，让他走。让他走一条光明大道，别再跟我们一块儿土里刨食儿了。但他的拧劲儿上来了，坚决不走。
不走也不行，上来几个小伙子，连拉带拽把他按在自行车的后椅架上，扶着推着就走了。原计划用7辆自行车送他，现在全村所有的自行车都上了阵，浩浩荡荡，像举行公路自行车比赛。这是一份沉重的感情。
如今每当他想起沧州盐山县那一片白茫茫的低洼盐碱地，那至今还没有真正脱贫致富的农民，那份沉重的感情之债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所以他绝不会像李国庭那样去巧取豪夺，不会，绝不会的！
“烟王”把日子过到刀尖上，血盆就在眼面前。他绝不会的。况且他还有一种拒绝诱惑的拧劲儿，一种很扎实的基本功。在这场灵魂的较量中，他彻底战胜了“烟王”。
一位被拐女子的真情倾诉第四章（1）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2年第2期〕 一位被拐女子的真情倾诉 ⊙许芙蓉
面对他人的苦难时，我们是否只能认知痛楚，而不能经验痛楚？我们怎样才不至于消费他人的痛楚，不至于把他人的痛楚挪用做自己论述的材料———这样做，痛楚脱离痛伤者，痛伤者被取消？我们是否能够沉进他人的痛楚里，让痛楚在我们的身体蔓延，消解掩盖恐惧的控制意欲和习惯，融化逃避在两难中抉择的冷漠犬儒，让痛楚化成一面关照自己的镜子，在沉淀在我们身上的意义及价值的冲溃中、在不能掌握的混沌的流动中，蕴育生的欲望和勇气？
在安徽省东南部的黄山脚下，有个依山傍水的小县城，这是一个古老而落后的山城。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都很知足地在这大山里过着与外界隔绝的日子。这一年，在它管辖下的一个深山老坳里，新开了一块空地，空地上有一个刚搭起的茅草屋，它的四周是用竹片竖起来挡风作墙的，里面除了一架用灌木拼绑成的床，还有几只带缺口的碗和两口烂得可以铲下锈铁片的锅儿，除此几乎再找不出别的东西了。茅草房低低的，矮矮的，有一种浓浓的土腥味和青草味。里面住着的是一对新搬来的年轻夫妇，他们就是我的父亲母亲！当时，他们是当地的外来户，当地人让他们在那里看守四周的山林。而那时我那年轻的母亲走起路来已经很不方便，因为她怀着将要出生的我。我的父亲已经好多天没有去近十里外的生产队里上工了，因为他不知道妻子什么时候要生产，不然屋里没有人可不行的。我的父亲在他还没出生时，他的父亲就死了，三岁时娘又改了嫁，无父无母靠吃百家饭长大，所以也不会有什么亲戚来帮他守护一下将临产的妻子！
这是1973年深秋的季节，四周山上的树叶随着阵阵的山风飘飘悠悠地在空中漫舞，看起来一点也没有那种叶落凄凄的伤感，相反让人有种释然的轻松，挺美！就在这个落叶的季节，在这个深幽幽的大山坳里的某天黎明，一声清亮的婴啼告诉这座大山：我———来———了！
这是一个漂亮的女婴，大而明亮的双眼一睁开好像要把整个世界都看个明白！一次父亲抱她在清清的水涧边玩水的时候，忽然灵感闪现：冲口吟出了一个他许久以来都拟取不定的名字：“芙蓉”！“哈哈！对，好极了，清水出芙蓉啊！囡儿，你以后就叫许芙蓉喽！哈哈哈！”是的，他们姓许，在当地方言里“许”字和“水”字为同音，“水芙蓉”即念作“许芙蓉”！父亲对这个名字有着很美好的意义和寄托，首先她是出生在十月里，是属芙蓉花。
再者“芙蓉花”也即荷花的别名，愿她长大了是个美丽坚强而亮节自爱的女孩子———这就是我，长大后一个一直以自己名字为人生理念的我！
一年后，我的父亲母亲又为我添了一个弟弟，父亲为他取名叫“再兴”，意在希望这个不像样的家能够再兴旺起来！然而，在这个原本连大人自己都只能勉强糊口的家里，如今又增加了我们两个小人儿，我的母亲首先感到已经难以承受，怪自己命不好的同时也在隐隐地怪自己的丈夫没用。偏偏父亲又是个脾性很暴躁的人，于是，大吵架和大打架几乎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甚至有时和生产队里的人一同上工干活的时候也不例外。在我的记忆中，他们总是有着吵不完的架。我几乎没有见过他们有空余的时间和心情来顾及我们的感受！就这样，幼小的我们常常被甩在荒凉的山道边。在饥饿的时候，我和弟弟只有用眼泪伴着鼻涕一齐下咽；在寒冷的冬天里，惟有那只同样饿得发晕的大花狗用肚子焐着我们的光脚丫儿，一同入睡在没有余温的土灶边！在那没有其他人烟的大山里，惟有那只陪伴着我们一起长大的大花狗，才能够体会到我们那幼年时代的可怜与无助！
难以忍受家庭的贫穷与吵闹，我独自出走。
当我已长到九岁的时候，父母还没有让我上学的意思，不仅是因为家中没有钱，也因为家离校实在是太远。离家七八里的生产队里只有十几户人家，所以没有学校。再远点的行政村里有个村办学校，可是离家有十来里，来回就是二十几里，中午还得带上饭在校里吃！这样他们当然不能放心。于是我的父亲就在家中教我们认识a…o…e，同时也教我们学下中国象棋，还常讲一些古今文化故事来熏陶我们。终于，在那年下半年我们姐弟一起去上了学。
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也许是我们对知识本身的渴望，进校后我和弟弟的成绩一直都保持在班里第一名和第二名；而且两人的中国象棋棋艺又渐见了长进，我先是在乡里比赛，又在县里比，在13岁的时候到七县一市的徽州地区比赛又获第三名。那时，我成了县里很有名气的山里小丫儿！我的名气和我的奖状至今还在家乡人的记忆里清新地存放着。那时我被象棋比赛耽误了三年级的课程，而且年纪比同年级的同学大出许多，我父亲就干脆让我由二年级直接跳级上了四年级。结果成绩不但没有下降，还时常参加全乡小学生作文比赛。小学毕业考时，我以全乡第三名的好成绩考入初中，然而初中只读了半年，就再也没有继续我深爱的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