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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做得很细，先打听了前几年的房价，算出购买金地园、京隆苑两套住房约需人民币一百四五十万元，又估算了李雪夫妇的工资收入，又到银行查了李雪夫妇是否办理过购房贷款，没有。这还不够，王炳森又派人到证券公司和营业部调查李雪的炒股情况，结果证明，李雪炒股并没有赚到钱，还赔钱。在有了上述底数之后，王局长才跟李雪接触。开始她不承认是父亲给她钱买的房，说是贷的款，炒股赚的钱。王局长就把她没在银行贷款，炒股也没赚钱的事实摆出来，她就有点慌了。王局长安慰她，不要慌，说清购房款的来源就行了。李雪想说出是父亲给的，但那样父亲不就完了吗？她试探着问：“我爸交代没有？”
王炳森不动声色地说：“各人说各人的。”
李雪注视着王局长坦然自若的表情，心里慌了，以为问题已经暴露了，人家什么都掌握了，父亲已经交代了，自己再不说，会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呢？还是说了吧。
李雪交代，购房的款全是李国庭给的。她说，1997年8月，父亲李国庭和母亲齐红来深圳，住在富苑酒店，第二天父母来家里看她，父亲坐了一会儿就走了。父亲走后，母亲拿出一个报纸包，交给她说：“这是你爸做生意赚的钱，你把这钱以你弟弟李冬的名义，存起来吧！”纸包中是10万美元。1998年3月，父母到深圳过春节，李国庭亲手交给李雪25万美元。后来又几次送现金和汇款共110万元人民币。
办案人员又向李雪的丈夫和母亲讯问上述款项问题，均得到了证实。李雪丈夫说，1998年大年三十，岳父李国庭来深圳，把我叫到他住的宾馆，我说您退下来住深圳吧，如果嫌楼层高，可以买套低楼层的。他没有表态。后来说，咱们去银行吧！就提了一个白色的塑料袋，里面装有48万元人民币，存入了工商行金融大厦储蓄所。后来李雪说买套房子吧，就用包括这笔款在内的岳父给的钱，共60万元买了一套房子，是用我的名字办的产权证。
专案组向李雪的母亲齐红做了调查，齐红承认，1997年8月，她和李国庭去深圳，李国庭交给她10万美元，用报纸包着。她问这钱是怎么来的？李国庭说你别管了，你就跟李雪说，这是我做生意赚的钱，让她以李冬的名字存上。去李雪家时，她就把女儿单独叫到一个房间，把这10万美元给女儿了。最关键的是，王炳森搞到购买两套房子的书证。特别是购买京隆苑那套房子的83万元全是李国庭转手几个银行账户汇过来的，连李雪自己都搞不清楚，还是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小姐打电话通知她，说有一位姓张的朋友替你支付了83万元房款，请你速来办理入住手续。
王炳森满载而归，兴致勃勃地向焦常委做了汇报，说这回可都是干货，我立刻突审，保证一举拿下！老焦说你先歇歇吧，有人替你审。王局长这才想起换班了，铁路巡警各管一段，盐粮两道，各管一号。心里着实有些惋惜，出了灯油钱，坐在黑地里。就说，好吧，咱只负责提供炮弹，不过有这么好的炮弹，谁不能突破？老焦说这回跟前段不一样了，领导非常重视和支持，允许咱们全封闭办案。王先治书记亲自坐阵，关振赢副厅长、艾才国副检察长和我吃住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干。特别是审讯这一块，针对李国庭的特点，咱们准备采取四个步骤，预备了四个梯队，先由区检察院的科长上，再由区反贪局长上，然后是区副检察长，最后是区检察长。你的材料来得太及时了，等着听好消息吧！
果然，李国庭潇洒不起来了。本来还想什么也不承认，一推（退）六二五，但看到出示的购房证、存款单、汇款单等物证、书证以及女儿李雪、妻子齐红和女婿的证词之后，便无话可说了，只得承认购房款和李雪家的其他高额存款都是他提供的，而这些款的来源，又是由阎满常等个体烟贩提供的，这就等于承认受贿300万元人民币。这个300万元的突破终于可以把“烟王”留下来了，专案组也不会轻易被撤销了。以前的超产烟问题和挪用公款问题都是保不了这个险的。焦世谦松了一口气。但他又知道这个数是交不了账的，对上对下对自己对良心都交不了账。4。6亿元的违纪违法总金额摊在李国庭身上绝不会仅仅是这点钱。下一步怎么办，怎么继续扩大战果？李国庭重又筑起了坚固的防线。他打定主意不再后退一步。因为这迫不得已承认下来的300万元的问题，已经是给了专案组很大的面子了，专案组应该满意了，可以向上边交账了。焦世谦分析，李国庭在按照自己的逻辑思考问题。既然省里下了这么大力气来查他，不让人家得到一点收获恐怕是过不了关的，起码得给人家一个台阶下，这样有意保护他的人也好说话，以退为进，最终达到滑过去的目的。
“滑过去”当然是一种很不上台面的说法，但翻译成“保护”呢？这样一个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企业家不应该放他一马吗？非得一棍子打死吗？到底怎样的惩罚才更有利于社会，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罪与罚之间是否有一个最佳的平衡点？老焦在思考。思考的结果是：不管罚的度怎么把握，罪却必须实事求是地查清楚。罪是罪，罚是罚。现在他只管罪，不管罚。否则就不是一个辨证唯物主义者。
别人却把罪与罚混为一谈了。近来的说情电话是那么的一致：手下留情吧！问题差不多就算了。
看来300万元应该是一个很合适的台阶，双方都能够接受，都不失面子。300万元是一个天时地利、众望所归的数字。为了使专案组明白这一点，李国庭的潇洒有所收敛，“糊涂”开始显现。“两个基本点”都用上了。
大转移 李国庭再不承认任何东西，拿出证据来也不承认，更别提主动交代问题了。他在等着专案组下台阶，300万元的台阶，该下就下吧！他在看守所内充分表演，好像自己给自己结了案，外面说情人也是这样的口径，里应外合，渠道畅通。看来郊县的看守所还是离省城太近了，封闭办案受到了严重干扰，还要继续改变环境，继续转移，而且不能小转移，必须大转移。中国这么大嘛！为什么非得局限在河北省，别的省不也可以去吗？专案领导小组的领导同志们决心很大，那么王先治、焦世谦、关厅长、艾检察长们就具体落实吧，大转移，往山西省大转移。那是1999年11月21日夜里，虽然没有在“烟王”的眼睛上蒙上一块黑布，但也采取了非常有效的“障眼法”，使他不知道将要去的地方是何处。
终于到了山西省某看守所，在那里迎接他的是一个满脸长着大胡子的人。专案组的方针是，地点要变，审讯人员的面孔也要变。这回变出了一个大胡子，李江。李江的眼睛大而有神，凶起来可怕，柔和起来有诱惑力。
李江很理解大转移的用意，这是斗争的需要，离开河北省的辖区，李国庭的关系就够不着了，或者不太容易够着了，但也有打进来的可能，所以地点必须保密，不能让外人知道。李国庭本人更不能知道，谁敢断定他没有办法与外界取得联系呢？为了保住这个秘密，李江挑选了5个表现比较好的犯人与李国庭同住一个号子里，特意嘱咐不能告诉新来的人这是什么地方，这件事做好了算立功，做不好算顽抗，事关每个人的前途命运。所以李国庭一进来，谁也不跟他说话，他也不问。第一次审讯李国庭，根据过去对李国庭的了解，李江不想一下子就有什么突破，只是见个面，观察观察，见识见识。他看到李国庭很放松，很不在乎，好像一点思想负担也没有，李江知道他这是装的，故做镇静。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被转移到什么地方呢？李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但又没有办法去问。第一次审讯除了由李江讲了讲政策，做了做思想工作之外，李国庭对李江表示了充分的尊重，但是得胜的好像是李国庭，而不是李江。因为精心策划的大转移没有对李国庭造成一点震动，更别说惊恐了，他好像心里早就有了底。
后来李江等审讯人员就跟李国庭混熟了———这事说来也很有意思，本来是对立的双方，你进攻，我防守，势不两立，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思想的交流，不断地过招儿，无休止地论辩、推理、质问、反驳、揭露、戳穿、抵挡、认输，一个过程一个过程地下来，双方竟有了许多的了解，在人性的问题上有了许多沟通，审讯者很为犯罪人惋惜，犯罪人也觉得审讯人很不容易，很仁至义尽，双方就达到了一种相对的统一与平衡，谅解与理解，从而显得很友好，很朋友，当然是在不涉及原则问题的前提下，这就叫混熟了。混熟了之后，李国庭告诉李江等人说，其实你们第一天提审我，我就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因为审讯室的窗帘上明明印有“某某看守所”的字样。当时李江“唉”了一声，有些自嘲，但心情并不沉重，因为问题已经有了一些突破。可是第一次审讯之后，他心里是没有底的，感到“烟王”太强大
了，自己对付得了吗？上级把李国庭大转移过来，就是等着由他带人冲上第一线，与之刺刀见红呢。怎么下手？从何处下手？
其实李国庭在转移之后也对自己没有太大的把握了，毕竟被押出了省，关系不太灵通了。但是他的本领是，很会掩饰，不把自己的心虚显露出来，那样就会鼓舞了专案组的士气，对自己大为不利。他要让专案组感到，无论把他弄到什么地方，也不能动摇他的根基，他的势力大得很，所以表面上他必须显得泰然自若，没有压力，潇洒糊涂。他开始跟号里的人打成一片了，交朋友了，过去是不屑于这么干的。他给号里的人上课，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人生经验无私地传授给他们。他讲改革开放，讲知识经济，讲贸易，讲市场，讲国际国内形势，讲自己奋斗史，还讲他潜逃中的种种历险和奇遇。无论到了哪个号里，哪个号里的人都得围着他转。他又成了“王”，成了这些罪人的精神领袖。
他还教青年人学外语。英语、俄语、日语三个语种同时开课，教得认真，学得虔诚，方法灵活，寓教于乐。他不用备课，他脑子里有大量用不完掏不尽的知识，可惜被关起来了。但他还在学习和补充，他在阅读一本很厚的经济理论方面的书，美国出版的，原文。
这些虽然都是手段，不是目的，但他也从中感到了一种满足，一种生存的价值。在看守所里感到满足和价值，这真是一种天大的讽刺！于是他立刻就悲伤了，自己的功业和许多未了的心愿难道就真的要葬送在这里了吗？
“中国烟王”的命运沉浮第三章（11）
人是不容易绝望的。死鸡撑硬劲，表演永远也不能停止。这个看守所管理得很好，6个人住一个号，5个号为一个院。开饭的时候有饭车推进来，各号里的人便出来打饭，还要集体跑步、放茅、开会等等。还有一个图书室，里面有报刊、电视、卡拉OK和象棋、扑克等，人犯在规定的时间可以在那里度过美好的时光。所以在同一个院内，6个人是一个小集体，30个人是一个大集体。李国庭是这30个人的“王”。
“王”有时候也很不雅观。虽然犯人们每天在规定的时间内整齐地一排一排地坐着，或反思，或读条规，他得到了特许可以不参加，可以独自一人躺在床上，在大家都老老实实坐在地上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充分享受着“王”的尊贵。但是放茅的时候他就不能搞特殊了。他必须跟大家一起在规定的时间蹲在茅坑上进行集体排泄，还不得不把上半截身子露在矮墙上面，让警卫人员能够看得到，以免发生自杀、自残等不轨行为。惟一跟别人不同的是，无论跟谁一起放茅，旁边的人都负有“保驾”的任务，扶他蹲下，搀他起来，顺便还会问一句，“拉屎”英语、俄语、日语都是怎么说的。他就告诉他们洋文怎么说。臭味和洋味混合在一起了。他还要进一步出洋相。集体跑步的时候他的裤子忽然掉了，你就赶快提起来吧，他不，他站在那里让裤子一掉到底，然后喊：“报告！我裤子掉了。”逗得所有的人哈哈大笑起来，他却一脸严肃地继续站着不动，等着管教干部下达提裤子的命令。
演戏！纯粹是演戏！李江虽然也很头疼，但他得听上边的，他只管把李国庭的这些表现反映给领导就行了。
焦世谦想，还是得攻心为上。李国庭在攻我们的心，我们也得攻他的心。但前段攻的效果不显著，没有把他攻垮，而且离着垮还远着呢，掉裤子事件就是证明。看来打政策这张牌也是有条件的，火候不到，温度不够，对他也不起大作用。如何进一步加火升温？他有了一个借助上面力量的想法，但这个自己说了不算，得由上级领导决定。他惟一能做到的就是汇报，汇报案件的情况，它的严重性，它的难度，它的……他在悄悄地制造着一种导向，他希望突然有那么一天，水到渠成，神兵天降。
他的愿望实现了。这个案件引起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关注，除了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帮助，还派人直接参与办案。这是一个很重的砝码。攻心战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李江的火力强大起来。他开导李国庭说，老李（对别的人犯是不这样称呼的，办案人员对这位有过功劳的犯罪老人给予了相当的尊重），好好想一想吧！劈柴看纹理，讲话凭道理。你的问题如果不大，中纪委能派人亲自坐阵盯着吗？来的干部哪个级别都不小。你以为你不交代问题，总这么僵持下去，省里就会有人替你说话，保你？错了！有中纪委的领导在这里呢，看他们谁敢动？你的那盘棋走不活了，死了。投子认输吧！党的政策从来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时候再谈政策，他就听得进去了。
他很害怕中纪委的介入。这证明自己的案子升级了，由上头说了算了，上头盯死你了。春节期间办案人员都没有休息，连中纪委的人也没有回家过年，看来的确是动真的来实的了。回旋之地大大受到了限制。难道这步棋就真地走不活了吗？他陷入痛苦的思索中。他开始做起不祥之梦来。白天还忍不住把梦向办案人员说出来。情不自禁，还是有所试探？看来是两者皆有之。他不再装样子了，他开始接近真实了。“晚上做个梦。”他说，“法院宣布我数罪并罚，死刑，立即执行，‘砰’地就是一枪。我就醒了，吓了一身冷汗。”
说这话的时候已经不害怕了，既是情不自禁的表白，又是对办案人员的试探。但办案人员久经锻炼，听了他的不幸的梦，没有任何表情。“烟王”大失所望。 两个女商人到案
2000年春节前后，两个与李国庭有牵连的女商人相继到案了。一个是港商白娜，一个是民营公司老板楚华。李国庭与两位女士来往密切，且传言关系暧昧，但专案组着重了解的是经济问题。
这是两张王牌。
此时李国庭的心理防线虽然已经不坚固了，但要让他主动说出自己的问题来，还是不现实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专案组迟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他的心理防线一定还会重新坚固起来。
焦世谦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为两位女士的到案欢欣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