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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李国庭就不再是一般工人了，年轻轻的就被请到轻工业部，参与了“卷烟质量部颁标准”的制订工作。回厂后继续搞技术革新，1956年被聘任为烟厂的工艺工程师。
1957年他畅所欲言，给领导提意见，被错划为“右派”，工资降三级，下车间劳动。但上级毕竟是了解李国庭的，认为他心直口快，对党并没有恶意，况且有技术专长，所以一年以后就给他摘了帽子，继续做技术工作。
1979年“改正”后，李国庭逐步走上张家口烟厂的领导岗位，先当副厂长，再当厂长兼总工程师。自1981年任厂长后，张家口烟厂每年实现利税6亿元，成为全烟草行业大型骨干企业。本人连续多年被评为省市劳模和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市政协副主席，在任张家口烟厂厂长期间还同时兼任市烟草公司经理、市烟草专卖局局长等职。回顾“烟王”的历史，老焦认为，他的敢于冒险的精神还没有消退。他不外逃，是想留下来较量一下。过去他虽然受过挫折，但最后毕竟取得了成功。这一点他还是相信党的。现在他错误地（但也许是正确地）估计了形势，认为上边必然会有人保他，为他说话，所以才暂时逃跑避避风，等到风头过去，他照样还是李国庭。
“三高”的特点，也是老焦给他总结的。不过第一高，应该从过去的利税高，改为现在的犯罪金额高。分析他的一举一动，离不开这个“三高”。敢于冒险，正是高智商的集中表现。不过，焦世谦分析得对不对呢？ 南下追捕
专案组南下追捕李国庭。带队是省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局副局长王炳森。焦世谦还不能百分之百地相信王炳森。李国庭为什么能提前逃跑？有没有内部人给透气？别忘了他可是个大人物，关系可以通天，后台一定很硬。表面上是他焦世谦在具体指挥专案组，但会不会还有神秘的力量比他指挥得更得力？所以他必须时刻了解南下人员的行动情况，要求王局长每天向他做详细汇报，以便跟踪指挥，免得失控。
广州、珠海都去过了，没有下落。那就暂时撤回来吧。焦世谦在电话里指示。不，王炳森说，我们还想去深圳！这次去深圳还会重演失败吗？不，不会了！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他已经打听到李国庭的女儿在深圳。但是深圳那么大，他女儿住在哪里？王炳森就从兜里掏出一张复印的单据，那是搜查李国庭办公室时找到的一份张家口烟厂与深圳某公司的合同书，王炳森断定，这家公司必然知道李国庭女儿住在什么地方，因为李厂长肯与这家公司建立联系，没准就是冲着女儿，以便假公济私。果然，公司经理知道李雪的住处，就亲自领着去了，告诉是几栋几单元几楼后，倏然隐去。王局长表示理解。王局长没让部下贸然进门，而是迅速散开，老远监视着。这时他用手机跟焦常委通话，告之现在的行动。
既然到了李国庭女儿家，却不让部下进去把李国庭抓住，他是有道理的，虽然不是多么
深奥的道理，但也是一般常识：李国庭现时在家，你进去一下子抓住，这当然很好。如果不在家里呢？你进去扑了空，就把自己暴露了，家人必然会通知他，他就再也不会进家了。所以他才让大家隐蔽监视，等着李国庭从外面进家，或者从家里出来，当场抓住。6月的南方，热得像锅蒸，他们坚持着，直到深夜还没有动静才撤。
第二天王炳森改变了战术。他“买通”了小区的保安班长，班长答应24小时给瞅着，他们几个人都认识李国庭，不就是戴个眼镜挺有派头的那个人吗？去年春节来过。七十多了？不像，也就是五六十岁。不过，最近好长一段时间没来了。王炳森心里凉了半截儿，却又不想就此罢休。正好有送电冰箱的工人问楼房号码，王炳森一听，这不正是李雪家吗？就说我知道，我领你们去，再给你们帮个手。工人很感谢这个热心肠的人，其实他更感谢工人给了他这个好机会。他混进去伸头探脑地各屋都看了看，没有发现李国庭。
没办法，撤吧！先电话汇报，老焦很不高兴，专案组以成败论英雄。就硬着头皮返回石家庄，听听总的情况，看看别的摊儿上有什么线索，再做打算。集体交流了一两天，受到些启发，但到底怎么办还没想好。焦世谦找他问下一步的打算，他说听你指挥吧！老焦就说，还回深圳。
他又原班人马回到深圳，租了李雪房子下面的一套房子，又对她家的电话实行了监控，千方百计想获取李国庭与女儿家联系的信息，然后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从而把他抓捕。但是李雪的丈夫猜到家里的电话可能被监控了，就不让全家人用家里的电话说“重要的事情”，有“重要的事情”到小区公用电话去说。可是王炳森事先猜到了这一点，也把他家楼下的那部公用电话监控了。
忽然得到“特情”报告，说“烟王”带着6个贴身保镖在某大饭店用餐呢，他乘坐的轿车就停在饭店门口。王炳森马上带了办案人员，连自己共7个人乘坐一辆面包车赶去抓捕。大家有点紧张，因为都是检察院和省纪委的文职干部，没动过刀枪，这回要7对6地干一家伙，可真得发扬点大无畏精神了。保镖者定是个个身怀绝技，并带有武器，而他们只有两支手枪。王炳森叫大家不要慌，咱们主要是智取。李国庭毕竟是国家干部，是有身份的人，不是黑社会老大。他就把两支手枪都留在了汽车上，让大家都在车里坐着，他只带傅丽华一个人进去。他说如果看到李国庭乘车逃跑，你们就一把手枪打汽车前轮，一把手枪打汽车后轮。说罢他就带着傅丽华去了。傅丽华撑开一把红色的遮阳伞，二人肩并肩地走进酒店，很像一对情侣。王炳森手里拿着法律文书，准备公事公办向李国庭宣读，然后把他带回去。可是酒店里面没有李国庭。找来经理到各个雅间里看了一遍，也没有李国庭。只看到了李国庭的女儿和女婿与几个人一起吃饭。这就不好打搅了，他们就退了出来。
“中国烟王”的命运沉浮第三章（2）
又是虚高兴一场。
但是电话监控有情况。某一天，李雪用楼下的公用电话与在美国的弟弟李冬通话，问老头子到你那儿去没有？李冬一听大吃一惊，怎么爸爸出事了？怪不得爸爸半年多没跟我联系了。这个电话录音很清楚，但清楚有什么用？连李国庭家里的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王炳森只有苦笑了，咱们让李国庭耍了，咱们的思维慢了半拍，他知道咱们准会在他女儿家作文章，所以他不仅不到这里来落脚，而且连个电话也不打。他可不像咱们估计的那么笨，咱们却像他预料的那么傻。撤！又撤回到石家庄，硬着头皮等着挨老焦批评。
老焦却没有批评，说是责任在我，是我估计错了，李国庭应该在北方，这才符合他的冒险性格。 “灯下黑” 李国庭确实在北方，而且就在河北的省会城市石家庄市内，而且就跟王炳森所在的省检察院，还有焦世谦所在的省纪委，并且包括省委、省政府在内的那个大院，同在一条街上，离着省公安厅也不远。省纪委、省公安厅、省检察院你们三家不是联合办案捉拿我吗？我却在你们三家中间扎营。他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很得意地笑了。
人生就是一场赌博和游戏。谁能赌赢，谁能把游戏玩得更有意思，谁就是胜利者、成功者。事到如今，他并没有认为自己会失败，他不是孤立的，他有自己的关系网。他走上厂长领导岗位的第一步，也是他踏上政治的第一步。他深知社会主义企业离不开政治，离开政治寸步难行，政治的保护至关重要。当厂长，就要既管企业，也玩政治。这就铁头戴钢帽———双保险了。谁不怕挖出萝卜带出泥！谁不怕沾了我李国庭的包！那你们就有风的使风，有雨的使雨，一起来保护我吧！谁不想提高效益，谁不想多创利税，谁不想做出政绩来让上边看一看？那就离不开我李国庭！你们看，我并没有跑，我就在自己人中间，灯下黑。
所以他住得很踏实，活得很滋润。他住的这个地方是某单位驻石家庄的办事处，办事处主任和办事处工作人员都是一个人，他叫李民。李民的办事处只不过是一块招牌，无事可办，他在跑单帮做买卖。无事可办也就没怎么装修，李国庭住着不舒服，就花钱让李民在办事处安了空调，铺了地毯，配了饮水机。在追捕李国庭风声最紧的时候，他却在这里过着悠闲的生活。
悠闲？夸张的形容而已。他不会悠闲的，摊上这么大的事，他得好好地动动脑筋。就说选李民这个人，也是琢磨来琢磨去，早就下了功夫的。在酒席桌上李国庭经人介绍认识了李民。李国庭退休后住在河北宾馆贵宾楼，打电话把他叫去陪着聊天和逛商店，然后又陪着到北京看病。经过仔细观察，李国庭认为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于是抱着他大哭起来，说我很寂寞啊！李民表示，我会照顾您的。李国庭许诺，让他给烟厂职工买羽绒被搞福利，保证能赚8万元。于是，李国庭犯事之后就住在了李民的石家庄办事处里。
李民知道老爷子是不会倒台的，势力很厚，现在虽然遇到点麻烦，但弄弄就会过去的，到时候自己就是功臣，亏待不了。别看老爷子退休了，关系厉害，好歹给他动动嘴，就能帮他赚大钱。李国庭在社会上朋友很多，从达官贵人到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但是“落难”后，他与这些人的联系非常谨慎，而且绝对不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哪里。他没有跟妻子、女儿通过一次电话。为了安全，儿女情长必须斩断。他想得最多的是冯季玲，她终于跑出去了。不过对于她的出逃他还是蛮欢迎的，这就等于把与她有关系的那一块经济问题和感情问题都带出去了，取消了，不用他再费尽心思地防备着了。经济问题倒好说，感情问题却剪不断理还乱。
冯季玲比李国庭小20多岁，共同的欲望和利益使二人在政治、经济和感情上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冯季玲的童年是很不幸的。父母在解放前夕跟随国民党军队逃往台湾，把刚刚出生的女儿交给叔叔抚养。兵荒马乱的年月，叔叔把她卖给了张家口一个卖菜的。养父母对她很不错，供她上学，后来嫁给了一个教师。10年以前，旅居美国的母亲历尽周折找到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曾到张家口来看过她，见她在烟厂很受重用，生活上也不错，就放心了。那时她以自己的姿色和精明得到了李国庭的赏识，从一个普通工人提拔到财务处，然后又送她到廊坊经济工业管理学校上学。李国庭对她关怀备至，每个月坐着专车去看她。厂内厂外便有些风言风语，她那当教师的丈夫很有些不自在，但又敢怒不敢言，后来终于得了癌症死去了，李国庭与冯季玲的关系便更加亲密而公开化。
冯季玲毕业后，李国庭马上委以要职，先任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兼审计处长，后又调任财务处长，仍兼审计处长，1990年2月提为副厂长，兼财务处长，1994年7月任副厂长、党委委员兼总会计师。李国庭对冯季玲的精心栽培，不断提升，并不仅仅出于一种情欲，而是想把她锻炼成为自己的一个可靠助手和接班人。
对这一点冯季玲理解得更为深刻，她知道靠女人的姿色是不能长久而牢固地吸引住一个男人的，要使男人离不开自己，必须使自己成为这个男人的一部分。她很出色地做到了。原来的老财务处长按财会制度办事，李国庭的许多白条处理不了，冯季玲上任后无论李国庭有多少白条、多少违纪开支，都能处理得天衣无缝，在账面上根本看不出来。李国庭经常外出，“家里”这一摊子就全交给冯季玲了，她完全按“老头子”的旨意办事，李国庭只要遥控指挥就行了。厂里除了“老头子”，什么事都要她说了算。她的办公室占了半层楼，养着两条大黑狗，经常咬伤人，只是不咬李国庭。李国庭可以用烟头烫那两只狗，烫得吱吱乱叫，但也不咬他。有人告这两条狗的状，李国庭说，告什么！狗比保安还管用呢！冯季玲出国之前
曾躲藏在北京的一座四合院里，带着两条狗，与狗同住一室，雇一老汉喂狗，并允许老汉带老伴，两个人每月给400元，两条狗却给600元，这是两条狗的伙食费，必须都花在狗上，煮猪肝，喂袋奶、蛋炒饭。
随着冯季玲的权力越来越大，李国庭感到自己要办一些事情，完全离开冯副厂长是不行的，有的必须合作来搞。他们违反烟草专卖法，超计划生产卷烟，然后通过个体烟贩卖出去。为了防备上级查账发现问题，李国庭曾对有关人员交代，将一些账目进行销毁。冯季玲心领神会，为隐瞒超产烟逃避检查，消灭罪证，曾两次组织大规模篡改销毁超产烟生产账目，并多次从财务人员手里要走账目和票据。他们心有灵犀，配合默契。
但是他们对广大职工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这个制度，那个规定，奖惩分明，规范化管理，工厂运行井井有条，生产效益不断提高。李国庭认为这就是能耐，尽管又是一个“灯下黑”，但全厂亮，贡献大。“灯下黑”的哲学掌握得很好，运用得很妙。 看不见的数字。
找不到李国庭，光急也没有用。但焦世谦确实着急了。时间往后抻一天，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一天。这么大一个专案组交给他了，当然他上边还有王先治副书记，不过具体负责指挥的是他。可能王书记的压力比他还大，省委领导是对着他说话的，他对上边负责，直接接受领导的各种质问，比如：怎么搞的！主要涉案人一个也到不了案———4。6亿元啊！国家有多少个4。6亿元？
王先治、焦世谦二人都下过乡，都当过“知青”，都知道农民的贫困和节俭，现在富了，但供不起孩子上学，得靠“希望工程”，报上经常登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的照片，希望有谁能给个“希望”，也就是一年几百元钱的事。国家的4。6亿元却“哗”地一下没有了。实在是接受不了。
是李国庭的本性就这么贪婪吗？非得吃下4。6个亿不可？再少一点不行吗？但是按照规定，两千元就可以开除党籍，你还怎么少？那么是否可以让他名正言顺地多拿一点呢？没这个政策。讲理想，讲奉献呢。李国庭也很响应，把国家发的十几万元奖金捐给幼儿园了。但在背后又给你搞这个！是不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压力，无可名状的压力，从根到梢、铺天盖地压下来。压力使王先治和焦世谦坐立不安。王书记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整天到办案地点去“钉”着———他不用去“盯”别人，把自己“钉”在那里就足够了，别人的压力就会以几何级数增长。负责查账的是省纪委大要案室主任王宇。“王主任，这回就看你的了。”焦常委用典型的天津味说，显得特别迫切和实在。
王宇年轻气盛，高干子弟，过去在省检察院干过，作为年轻干部提拔到省纪委当副厅级大要案室主任，前程远大，此役岂能不全力以赴？早在专案组全面展开工作之前，他就带人去了张家口，会同省烟草局纪检组长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