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铁不下心离婚，可又不知这日子往后怎么过。我丈夫呢，自从他从医院里把我接出来，倒是铁了心不离婚，还发誓不仅把我当人待，还以我为中心。回家一个星期，他倒真有行动，为我进厨房学做鱼，说一定要做出不加糖还有滋味的咸鱼。
我本来就不是得寸进尺、得理不让人的女人。甜鱼我现在也能吃了，反正甜的咸的都那么回事，只是有一条我流血流泪总结出的生活逻辑，我郑重地向我丈夫谈出：婚可以不离，日子可以不咸不甜地过，但别提怀孕这回事，这是我的伤疤。
“就是说不能要孩子了？”我丈夫小心翼翼地问。“我不反对你要孩子，但我不能怀孕，我不能把自己变回一只鸡。”
我丈夫认为我无理取闹，就像那次非要吃家做的不甜的鱼一样。“不怀孕，怎么要孩子？”
我说那我不管。
就这么僵持着，一天天的日子当然也就过不出活力。怎么能找回生活应该有的活力呢？我真的已经无奈了，因为我说的话是认真的。可丈夫挺有信心，因为他认为我这么僵着是报复他，是那股女人的气还没有出完。
我呢，干脆早把做女人生孩子的事放后脑勺去。开始自顾自忙来忙去。白天晚上忙上各种业余班，忙跳糟换工作，我还这么年轻，干吗不给自己奔前程呀！看我整天兴致勃勃的，丈夫说看着眼晕，但还是挺高兴。
可他家不高兴了。婆婆的脸越拉越长，找碴说我整天不着家、没正事在外逛、不做饭、吃现成的。有天还话里话外教导我：女人的正事就是生孩子过日子。说不生孩子的女人心是野的，早晚要飞。
经不住三天两头当着、背着我的面儿这么敲打，我丈夫坐不住了，每天晚上急得都像热锅上坐着的蚂蚁，闹得我不得安宁。
那天，我发现情况忐忑不安地到医院得到证实时，真是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怀孕了。怎么会呢！一直用安全套，万无一失呀！我把这事跟他一说，他乐疯了。说是在安全套上扎了几个洞，我一听气得浑身直哆嗦，真是个无耻的骗子。我气疯了。
你想，俩疯子就打吧，我也没理智了，逮着什么就砸，又哭又闹非离婚不可。我丈夫被我闹得也直掉泪（他还真很少掉泪），说他实在想不明白生孩子这事在我们家为啥这么难、这么严重？他掉着泪说，他也30多岁的人了，盼子盼得望眼欲穿怎么不对？还检讨说骗我是他的错。然后他就给我跪下了。说离婚、生孩子我做出什么选择都不拦着。
我心软，看他那样儿，一下子铁定的心就慌了。最让我受不住的是他妈。天天守着我哭，哭她如何如何命苦。就这么个儿子，也不指望我们什么，只想趁还能动弹，帮我们一把，带孩子……
哎呀，就跟高压受刑一样，他家使的是心理战术。我心里明白得很，但既然下不了决心离婚，夫妻也还不甜不咸有点感情基础，我只有彻底投降的份儿。
这次怀孕可不得了了，我一下子成了国宝大熊猫。重点保护对象，他家体贴的方式就是吃，全家总动员，不要说咸鱼，甜、咸、苦、辣，东西南北，他妈上阵、儿子采买，不出两个月我就像被吹起来的球一样，走都快走不动了。
外人见一家人忙得团团转这么侍候我，羡慕的不行，说我真幸福，该知足。可我不知为啥始终不能从心底高兴起来，总觉倒霉的是自己，偏生就是女人，为他家作贡献、当工具使，就该享受侍候，谁叫他家非要生呢！
我觉得不能说怀孕时对孩子一点感情没有，但前面说的这种心情总是时时翻上来，对肚子里的孩子的存在就有些麻木。我真没人家当妈妈的那么陶醉，听着胎心、捧着大肚子傲气的要命。没那种感觉。越到后来，越觉得挺吃力、又胖，都不敢见人，尤其是见熟人，男同胞，多不好意思，瞧我那样儿吧，不好听的，吃得像个胖猪，蹭着走。
我到生产时恨不能赶紧早产，最后那些天，特躁，心情烦躁得要命，我就拍着肚子说：快出来吧，熬死我了，再不出来，我就提前剖了你。
我是剖腹产。孩子太大，9斤多。没法生，医生都怪我，怎么吃成这样，也不控制着点。哪由得了我呀，咸的、甜的，不把那堆营养吃进去，我丈夫、婆婆不跟我急。我不就是一个营养的垃圾桶吗，我还是什么？反正我不配是母亲，我当初没想当母亲，从第一次流产那会儿，我可能被伤着了。
当然，我现在可是个好妈妈。当妈的感觉是生完后慢慢找着的。
舞蹈家邓肯在自传里曾描述过自己分娩的经历，她说那种比“西班牙的宗教裁判还可怕”的酷刑，每当想起就令人不寒而栗。由此她痛骂“科学难以言状的自私和盲目……让无数妇女依然受苦如故……”
历史上称得上优秀的女人在生育上遭此厄运的不在少数：庐隐因分娩而死。宋庆龄、邓颖超因战争摧残终生未育……甚至，史料上说，鲁迅在许广平生海婴时曾被医生这样问过：保孩子还是保大人？
生育不是我自愿而是被动接受（3）
事实上，科学的自私和盲目在以往远没有社会文化观念对女人的摧残更严重。
被邓肯视如酷刑的生产不仅反映在肉体痛苦中，更惨无人道的是表现在将女人完全等同于生育机器。
“一个母亲，就像某种昆虫，既已终了她的传种的义务，就死在随便哪个地方。”（易卜生《玩偶之家》）
因此，才出现女权运动的领袖人物西蒙·波夫娃对母亲角色的质疑。当有人问她是否会为没有做过母亲而遗憾，她反诘，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去问过萨特会不会为没做过父亲而遗憾。
今天的女人早已不甘于做“某种昆虫”。女人们也懂得了权利的使用。但在生育选择中，妇女的个人意愿、决策自主权终究占多少比分？不容乐观。
影响妇女对母亲角色期待、认同的不良因素来自于丈夫和家庭。比如对待妻子（媳妇）怀孕、流产的态度使她依然感觉到自己是生育工具，使她因此产生逆反心理———否定母亲角色。最终拒绝生育，或者在麻木和无可奈何的状态下怀孕分娩。
许多妇女有过这种心理体验，生育不是自觉自愿的选择，是被动的接受，对母亲角色缺乏心理准备，因此，不能很好地完成角色的转换。
所以，在今天，生育的选择应该说更是一个家庭的（父母）选择，有时依旧是家族的选择。而这就意味着，在一个家庭或者家族里，生孩子是一种投资。孩子是有价的。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生育行为最终由经济利益所决定。看似缺乏人情味的解释，实质上正被昨天和今天的家庭生育决策者们用实践诠释着。在投入、产出中，往往将妇女的情感、真正的心理需求搁置角落。要不要孩子？城市年轻夫妇越来越多地选择不要孩子。选择的背后，更实质的是利益的权衡、投入产出的计较，是生孩子还是买跑车的矛盾冲突。
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分析》里指出：“女性的奢侈、虽能刺激享乐的欲望，但看来往往会削弱而且常常会彻底破坏生育能力。”
不知奢侈的经济引领着女性在享乐的欲望中沉迷，会不会最终彻底泯灭女人渴望做母亲的天性？果然如此，真是可怕。
我是进了城的“乡下老鼠”（1）
受访人：郝阿妹（安徽省）
年 龄：３４岁
受教育程度：小学毕业
婚姻状况：１９９０年结婚
健康情况：生育三胎，１９９７年第三次生育
职 业：保姆（城市流动人口）
个人档案
他们光顾高兴，没注意我这里已经出问题。阿婆急得直掉大汗珠了，说是胎盘不见出来，只露着剪断了的那节脐带。阿婆开始还说再等等，一会儿她也等怕了，搓着两手直唠叨：“这怎么办？……怎么办？”说着，她就上手使劲往我的下身掏，我啊的大叫一声，就觉要死过去，说不清那种难受滋味。
我是进了城的“乡下老鼠”
我现在啥时想我生老三啥时浑身还发抖，真是后怕呀，就为要个儿子。
那年（1997年）6月临产前一个月我还在城西一家人家里做小时工。我们自己的家（丈夫和小女儿，大女儿放在老家爷爷奶奶那儿）临时安在北京城西知春里那一带。那有十几户安徽老乡，热闹。可正赶上香港回归，地方上对我们这些没有临时户口的人查的挺严。没法子，只好搬到香山那一带查不到的地方。
搬家那天是我的预产期，没动静。妈在城东边一家人家当保姆，也赶过来，说帮着收拾收拾跟我住香山几天。我说不用不用，又不是生头胎，丈夫还逼着我到市里大医院检查过，挺好的。妈临走到隔壁姑姑家（我们合着租两间平房，又合着一起搬香山），问明给我接生的阿婆几时来，就放心回去了。
接生的阿婆一个月前刚给我姑姑家儿媳接生一个胖小子，都说她有经验。50多岁，早些年就从老家来京，这两年安徽老乡们都是请她帮忙接生，接过一伙小毛头了。我丈夫呢，还是信医院，也可能因为他特别看重这个儿子，说咱不怕去医院花钱，花钱也值得。使劲劝我，我说不用不用，我心里有底儿。前两个孩子虽说是在老家镇上卫生院生的，医生也没太管用，都是孩子自己溜下来的。丈夫还刨根问底儿问我啥感觉，我说就像拉肚子一样，有点疼，拉下就好了，不难。他说那他就放心了。
搬了一天家，没等喘口气，我觉得破水了，先告诉丈夫去接生产阿婆，我说别走慌，不急，然后把小女儿打发到姑姑家，我就躺在破烂堆里等着。
阿婆提个小布包跟着丈夫进屋时，我还在破水，身下全湿透了，流了一床。因为夏天，湿也不觉难受。阿婆跟丈夫说，“男人家，出去吧”先把丈夫打发出屋。丈夫一会儿就把我姑姑请进屋来。姑姑端来盆热水，就跟阿婆拉话儿。这时可能是下午四点多钟，我一边听着她们俩儿说姑姑家刚生下的大胖小子，一边听着屋外丈夫和小女儿的动静。他们爷俩可能是在外面做饭，我听着丈夫跟小女说话的声儿与往日不同，他这几天一直有点兴奋，跟谁都讲要生儿子了。
我没什么兴奋的，生过两次孩子都觉得就像头痛感冒了一样，一两天就熬过去了。生头胎时还有点紧张，害怕。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一代人，有一半人已经选择到乡、镇卫生院生产。我那年26岁。从18岁就进城当保姆，25岁回老家结婚，头次生孩子我也要求向城里人那样进医院。那时候，自己把生孩子挺当事儿的。记得从我家到镇卫生院要5、6里水路，坐船，把我紧张得够呛，就怕把孩子生在船上。
生多了，谁还把生孩子当回事呀！进得城里，我们又没有生得城里人的命。生完孩子，也不能像城里人那样当病似的养。我心里明白，我丈夫这次这么在乎要送我去医院生，是在乎生儿子。
从下午4点到天黑下来时，我就这么静静地躺着。没觉得有多痛，是那种浑身像要散了架一样的累。我知道不是因为生产，是因为从昨天到今天搬家，我就没闲下来一会儿。11点左右阿婆和姑姑忙起来，阿婆指挥姑姑一会儿帮我坐起，一会儿又躺下，后来我已经感觉不到疼的时候，听姑姑大声说，“快，孩子头出来了！”阿婆就嘘嘘地唠叨着，“胳膊……腿……出齐了……接住”。我不知怎么一下子有点好奇，就抬起头看了一下，被阿婆唬住：“别动！再动，胎盘出不来了！”
姑姑托着孩子挺兴奋，一劲儿叫胖小子，我丈夫就在那一刻冲进屋里。姑姑说看把你乐得两眼放光。他们光顾高兴，没注意我这里已经出问题。阿婆急得直掉大汗珠子，说是胎盘不见出来，只露着剪断了的那节脐带。我自己没有什么感觉，只觉肚子空了反比刚才没生那会儿舒服。阿婆开始还说再等等，一会儿她也等怕了，搓着两手直唠叨，“这怎么办？……怎么办？”说着，她就上手使劲往我的下身掏，我啊的大叫一声，就觉要死过去，说不清那种难受滋味。
我也记不得阿婆掏了多少次，每一次我都认为自己必死了，可一会儿我又明白过来。有一次可能昏死了挺长时间，我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时发现丈夫直哭。阿婆跟丈夫姑姑说，“这样不行，拖下去会出事……得上医院。”这时候已经是夜里12点半，孩子11点多就出来了。
姑姑说，“这么晚，上哪里找车呀！这连路灯都没有，附近没医院呀！”我丈夫哭着已经冲出去了。没过10分钟他又跑回来，“这里打不着车，不能等下去了，我背她走，边走边打车”。说着他就把我背起来往外走。姑姑把我儿子放在她儿媳屋里，和阿婆急急跟在我后面。我已经昏沉沉脑子不清楚，也不知走了多久（事后丈夫说走了20分钟），终于在有路灯的地方打上了车。
我是进了城的“乡下老鼠”（2）
车子直奔海淀区妇产医院。我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昏沉。到医院急诊室时，我清醒了，护士打电话叫来了主任，主任一见我那样儿，跟我丈夫急了：“谁干的？！谁干的？！”阿婆坐在门外，一听就吓跑了。我记得上手术台前，主任让两个护士使劲按、压我的肚子，说胎盘一上去，人就出不来气儿，没命了。
从手术室出来已经是早晨4点钟。主任看着我说了句：“你们这些人啊，怎么不要命了？”然后嘱咐护士给我输上液，就走了。
我在医院里住了一星期，办住院手续时还费了劲，人家急诊是不能不救，可孩子不是在人家这生的，按规矩是不能接收住院的。既住了，就只给大人治疗，不负责孩子。这一星期孩子只好放在姑姑家饿得嗷嗷叫，我在医院涨奶急得直发烧。40多天后医院给我做了复查说没事了。
我住院时才知道，在北京因为生孩子来看急诊的，大多是外地人。我明白她们的心思，一怕花钱，二不当回事，三呢，超生怕被人查出来。我原来住的地方街道上就查的特别严，我怀孕时就谎说是生二胎。老家那边也查的厉害。为这，我刚出满月就回安徽老家一趟。目的是给儿子上户口，但我不能先去做这事。我先到卫生院做了绝育手术。因为按照规定我生完二胎（第二个女儿）就必须做绝育，可我当时没做，想再生儿子。后来带二女儿进城打工，累死累活养孩子拖累人挣钱，我就跟丈夫说，咱别生了，生的起、养不起。可丈夫说不通，他说咱拚死拚活也要养儿子。再说，因为没做绝育，已经被罚了两次，头次是罚2000块钱，第二次人不在家，让家里的爷爷奶奶捎信，限一星期，如果人不回来就拆房。拆就拆呗，反正也没人住。一村子的年轻人都走光了。剩下老老小小。
一年检查两次被罚两次，一般是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我丈夫从受罚以后急得不行，天天跟我唠叨，赶紧生吧，再不生又要罚，罚到什么时候呀。我就赌气说，哪我就回去做绝育不就不罚了吗？他一听就急得求我，再不生个儿子没脸回老家，人家会背地里笑话咱。
说实在的，我这次怀孕开始还是不想要，我进城比丈夫早好多年，城里人的事也看明白不少。女的在城里好找工作好养活自己，男的找活就难，女的一点也不比男的次，在农村比的是体力，家家户户还是有养老的问题，可城里谁也不靠谁，其实，我妈也挺开通的，她就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