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带我一路讨饭，讨到伯父家里，把我给了伯父。那时候贫困生活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十分
强烈的印象，尽管我那时才七八岁，但那种印象是永生难忘的。当时，父亲跟我说，是带我
到这里来玩玩，住几天。我知道，父亲是要把我掷在这里，但我假装不知道，等待着这一
天。那天，他跟我说，他要上集去，下午就回来，明天咱们再一起回老家去。我知道他是要
悄悄溜走。我一早起来，乘家里人都不知道，我躲在村里一棵老树背后，眼看着我父亲，踏
着朦胧的晨雾，夹着包袱，像小偷似地从村子里溜出来，过了大河，上了公路，走了。这时
候，我有两种选择：一是大喊一声冲下去，死活要跟我父亲回去——我那时才是个七岁的孩
子，离家乡几百里路，到了这样完全陌生的地方。我想起了家乡掏过野鸽蛋的树林，想起砍
过柴的山坡，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但我咬着牙忍住了。咽为，我想到我已
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回家后，父亲没法供我上学。尽管泪水涮涮地流下来，但我咬着牙，没
跟父亲走。我伯父也是个老实的农民，家里也很穷困，只能勉强供我上完村里的小学。困难
时我在在上小学，伯父有时连粮也没法我供应，我自己凑合着上完了小学。考初中时，伯父
早就给我下了命令，不让我考。但我一些要好的小朋友，拉着我进了考场。我想，哪怕不让
我读书，我也要证明我能考上。我是一九六三年考初中的，作品里，我把背景放在一九六一
年，而且是考的高中。当时，几千名考生，只收一百来个，我被录取了。一九六三年在陕北
还是很困难的，而我们家就更困难了。我考上初中后，父亲给我把劳动工具找下，叫我砍柴
去。我把绳子、锄头扔在沟里，跑去上学了。父亲不给我拿粮食，我小学几个要好的同学，
凑合着帮我上完了初中，整个初三年，就像我在《在困难的日子里》写的这样。当时我的那
个班是尖子班，班上大都是干部子弟，而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受尽了歧视、冷遇，也得
到过温暖和宝贵的友谊。这种种给我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这种感情上的积累，尽管已经
是很遥远的了，我总想把它表现出来。这样，我开始了构思。怎么表现呢？如果照原样写出
来是没有意思的，甚至有反作用，我就考虑：在那样困难的环境里，什么是最珍贵的呢？我
想，那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别人对我的帮助。我想起了在那时候，同学（当然不女同学，写
成女同学是想使作品更有色彩些）把粮省下来给我吃，以及别的许多。这样，形成了作品的
主题：在困难的时候，人们心灵是那样高尚美好，反过来又折射到今天的现实生活，因为今
天的现实生活正好缺乏这些；我尽管写的是历史，但反过来给今天的现实生活以折光。透过
这些，怀念过去，并思考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时候，尽管物质生活那
么贫乏，尽管有贫富差别，但人们在精神上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互的友谊、关心还是存在
的，可是今天呢？物质生活提高了，但人与人的关系是有些淡漠，心与心隔得有些远。所
以，我尽管写的是困难时期，但我的用心很明显，就是要折射今天的现实生活。也许一般人
不会看得那么清但作家必须想到这些，这是构思中必须考虑的。当时，我写这个作品时，就
有一种想法：要写一种比爱情还要美好的感情。主题就是这样的。然后再来考虑怎么安排情
节。我在构思时有这样的习惯：把对比强烈的放在一起，形成一种反差——关心我的人，是
班上最富裕的，形成贫和富的反差。如果从总体色上来考虑，这边是亮的，那边可能是暗的
或者一种投影，主题、人物、情节都要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我在构思《人生》时，也是这
样的。譬如，高加林是非常强悍的，他父亲却是软弱的。从塔基到塔尖，这种对比都要非常
强烈，每一个局部，都要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样矛盾冲突、色彩、反差自然就形成了。两个
女的，刘巧珍是像金子那样纯净，像流水那样柔情的女性，那黄亚萍就应是另一种类型——
如果是个城市的刘巧珍，那就毫无意义了。当然，这种种要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就是拿主
题来说也要形成某种反差，这也是辨证的。如《人生》，从社会角度看，社会如何正确对待
苦闷和失落的青年人，反过来说，当社会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时，青年人自己又应如何正确对
待人生，对待生活。这样就形成了交叉对比。甚至情节也要对比，如前半部写村，后半部写
城市，这也形成一种对比。当然这不能是机械的理解，我的意思是在构思作品时，为了使矛
盾冲突更典型更集中，要在各个方面形成对比，使矛盾有条件形成冲突。问：作品中的所
谓”悬念”重要吗？
答：是很重要的。有的作品，一开始就“露”，读者盾了一、二章，就知道结局是什
么。而你偏偏应该写成一开始是这样，而中间发生了读者意料不到的大转折，而这种变化，
你根本不能让读者一开始就感觉到。要善于隐蔽情节的进展，善于隐蔽矛盾冲突的进展。有
些人缺乏这些，所以作品得很露，抓不住人。如果你作品的跌宕多的话，那么，当第一个跌
岩完了的时候，读者的心就要被完全抓住。如《在困难的日子里》，那个女同学对主人公最
关心的时候，他认为自己自尊心最受伤害的时候。这个跌宕，抓住读者看下去，而一直到最
后一个跌宕：读者认为，他肯定是要回去了（可能有聪明的读者，会感到他会留下），但想
不到最后来了个根本的转变。我写的作品往往是这样的，人物和情节来个３６０度的大转
折，最后常常转回到了原地方，就在这个转折的过程中，让读者思考。当然这只是构思方法
的一种，其他方法也是可以的。作者要善于把作品的意思和人物关系隐蔽起来，不要一下就
把气冒了，要到该揭示的时候才揭示它。当然，作品的构思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各人有
各人的构思习惯，这只是我的习惯，不能要求别人都一样。总之，矛盾的发要多拐几个弯，
不要只是一个弯，它体现了矛盾本身的复杂性。考虑问题的时候，可以从这个方面考虑，也
可以再从反向考虑。问：能不能谈谈你开掘作品主题方面的体会？
答：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能孤立地讲主题，它必然和人物、情节融合在一起。作家在构
思时，主题、人物、情节是同时进行的。如果你写不出矛盾，写不出人物，也就没有主题。
咱们现在考虑作品的习惯，往往是要先有个思想，当然，有时也需要先就没有主题。咱们现
在考虑作品习惯，往往是要先有个思想，当然，有时也需要先有一个思想。关键是人物关
系、情节，如果你把人物关系处理得很准确，很有典型意义，那你的主题也就有了典型意
义。如果其他东西都站不住脚，仅仅有个正确或者尖锐的思想，那是根本不行的。主题的深
度，离不开人物的深度和对整个社会问题认识的深度。
问：作品构思好以后，你又怎样选择“切入”部位呢？
答：对我来说，如何选择作品的开头是很困难的，有的时候，写了几十个开头，自己都
不满意。这个“切入”她似乐曲的第一个音符，它决定了会把作品定在什么调上。一般来
说，短篇小说把“切入”的部位放在事物矛盾发展的后半部分，写的是接近结局部分的那部
分生活，而把前边的发生、发展插进去写。我的意思，是中篇小说的切入部位要比短篇小说
再靠后些，一般选择矛盾发展已经要进入高潮部分作为作品的切入部位。譬如《人生》，在
高加林卸掉教师职务以前，他也有许多生活经历，但作品要和选择高加林被卸带领作为切入
部位。因为高加林的卸职，已经进入矛盾发展的高潮部分，他怎么教学，把这写到作品里没
有意思。高加林教学再好，你写进作品者看下去，因为没有形成矛盾，而高加林教师职务一
卸，各种矛看骤起，接近于决定这个人物命运的尾声部分。当然，作品应该是这样的。当尾
声部人写到高潮的低落，这又应该暗示了生活一个新的开端。巴尔扎克的作品就是这样的。
但这决不是说，要接着写下去，但它必须有某种暗示。如高加林扑在地上的一声喊叫，读者
可能会感到某种新的开端，但你不一定再写下去了。有些作品没有暗示，就让人感到很窄，
好似戛然一声，把弦崩端了。最后一声应该是悠长的、颤拌的，不要猛地一声把弦崩断了。
崩断了的效果不好，就似一首好的歌曲，应该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对事物的下一步发
展，在结尾中给予某种暗示，会使作品更深刻、意境更宽阔些。
问：你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定不去的时候？
答：经常有。譬如《人生》中德顺老汉这个人物，我是很爱他的，我想象中他应该是带
有浪漫色彩的，就像艾特玛托夫小说中写的那样一种情景：在月光下，他赶着马车，唱着老
的歌谣，摇摇晃晃地驶过辽阔的大草原……在作品中他登场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能把他写
得比较好，写到去城里掏大粪前，我感到痛苦，没有办法把他写下去。尽管其他人物都跳动
在我笔下等着我写他们，但德顺老流我写不下去，我总觉得他在这里应该有所表现。我非常
痛苦地搁了一天。这时，我感到了劳动人民对土地，对生活，对人生的那种乐观主义态度，
掏大粪这章节不但写了德顺老汉，把其他人物，譬如高加林也带动起来了——掏大粪那章是
表现高加林性格的很重要的细节。开头我没有重视德顺老汉这个人物，但最后他成了作品的
一个很有光彩的人物。德顺老汉在作品结尾说的那段话，尽管我还没有写好——写得“文”
了一些，应该再“土”一，但是我没想到《人生》最后竟然由他来点“题”，这是使我很惊
讶的。因此，当你在创作中感到痛苦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这是坏事；这种痛苦有时候产生出
来的东西，可能比顺利时候产生出来的东西更有光彩。
问：有没有随着情节、人物性格的发展而改变了最初的构思呢？
答：有。经常有这种情况，可能有时有更好的发现代替了原来的设想。
问：那么你写作前有没有提纲呢？提纲有没有变动呢？
答：有个粗略的提纲，但进入写作过程时，说不完全部都推翻了，只有大的轮廓还保持
着，所有具体的设想都可能改变了。人物一旦起来你原来的设想就不顶用了，但大的轮廓往
往还是按你原来构思时的脉络去流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