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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就注意到了他，注意到了他的那两束不寻常的目光。有好几次，她让自己突然之间掉过头去，但她一次也没能成功地捕捉到他真正的眼神。这反而令她心灵颤动，她觉得他很特别，而且，这还是一种别人从未发现过的特别，她有点暗暗窃喜了，她竟将这种发现视作为了她的一种珍贵的私人收藏。
她还发现，原来她心底藏着的“他”的原型是这样的一个男孩：腼腆、内向，假如你不向他表示点什么他就永远也不会来向你表示点什么。甚至，他还不是个可以让你去依靠，反而是个要对你时时刻刻怀有一种牵肠挂肚的，带点儿病态式的思念和暗恋的脆弱型的男孩。她觉得，她会喜欢这样的一种男孩。那时，她毕竟还太年青、幼稚，她还没能察觉到这其实是与一段遥远记忆之中的某个暗藏的情结有点儿关联的，她只知道，记忆有时会将那四束类似的目光绕缠在一起，叫她分辨不清楚：哪两束是兆正的，而哪两束是白老师的。
白老师之所以会令女孩们对他产生一种言语不清的迷恋之情的另一原因可能是舞蹈学校里的另一位教师——田老师。湛玉不知道莉莉是怎么想的，至少，她是这样认为的。
田老师是负责训练女孩子们舞蹈基本功的。其实，所谓舞校，教师也就这么两个，一个教舞，一个弹琴。而所谓芭蕾舞，在她童年的用无数个星期三和星期六的下午串连而成的漫长的记忆里，永远就是摆布那几个千篇一律的舞蹈姿势和重复若干枯燥至极的训练动作。舞蹈表演者们在舞台上如春花盛开之灿烂如蜻蜓点水之轻盈的那种真正的芭蕾舞，对她们来说，仿佛都成了一种永远也不可能会成全的境界了。
其实，那时的田老师在女孩子们的眼里已经是个十足的老太婆了，脸上的皱痕刻划得十分凶狠，而下巴之下的皮肉也开始垂荡下来，像只大火鸡。但她却保持着美妙的少女的身材，婀娜腰束，两腿细匀而修长。这令她正面与背面形象的反差大到叫人惊讶也让人觉得有点不忍心。她从不苟言笑，甚至说话也很少，肃穆了一张黄脸地叫着口令：“一二——一二！”，她对每一个学生都充满了一种天生的挑剔：一班二十几个学生，每一回当大家摆好了姿势之后，练习厅里便留下一片寂静。田老师挨个挨个地检查过来，挨个挨个地校正每一个人的每一丁点令她感到不满意的动作细节。然后她才回到她的圆心位置上来。她说：“大家注意了，一二，一二——开始！”她连脸都没向屋角里的那个放钢琴的位置上转动一下过去，她只是轻轻点了点头，钢琴声便响起来了。这是一首单音节的圆舞曲，是根据一首类似于苏格兰民歌改编的旋律。时隔几十年，湛玉还能熟背如流地哼出它的那么几句简单不过的四分之三拍的主题调来。是白老师坐在钢琴的背盖的后边，响起了的钢琴声给孩子们带来了一种解脱感和舒坦感，而钢琴的再单调的音符中似乎也都溶入了一缕隐隐约约的忧郁——就如白老师的目光。
湛玉已经忘了，这是她从她母亲那儿听来的呢，还是从莉莉那儿；或者是她的母亲与莉莉的母亲在谈话时被她俩一齐偷听到的？甚至，可能只是女孩们间的一种子虚乌有的传闻而已，不知道始于谁终于谁的一种传闻——那个年岁上的女孩们老喜欢将所有收集来的讯息都合成为一只绘声绘色的故事，无论对不对，合不合理，互相传来传去，好像就确有了其事。传闻说，田老师和白老师现在是那种没有名份的夫妻关系。之前，田老师是结过婚的，她的丈夫就是开办这家私人舞校的一个外国人。外国人回了国，就将这间学校和这套公寓都留给了
她。
自从听说有这么一只故事后，湛玉便愈看愈觉得是那么回事。比如说，每一场练舞的间息时，白老师总是抢先从琴凳上站起来，自扶竿上取了一条白色的大毛巾先给田老师递去，让她擦汗。而自己则回到长桌边上，取了一瓶柠檬水来，开了瓶盖，插上一枝麦管，再替刚擦完了汗的田老师送回去。每次课程结束，通常的程序都是学生们先走，然后他们才离去，留给女佣来收拾那场地。但有时也有例外，遇到他俩有什么急事要先走的话，田老师通常会当着她的那么多学生的面，尖声尖气地唤一声：“白老师！”说话之间，便已伸出了一只手来。而白老师闻唤便急忙跑过去，先替她套上外套，然后再给自己穿上。他也伸出了自己的臂膀来，让田老师给挽住了，然后便双双离去，翩翩然的，宛若一对情人，但更像两母子。
然而，白老师也不是完全没有他放松和开怀的时候。有时，田老师因单独约了什么人要先离去，舞蹈班的收场事宜便就由白老师一个人负责来完成了。他先将学生们一个个都送走，然后再打发走了女佣。之后，便留下湛玉和莉莉——好歹他和她们的母亲都是熟人。他看上去很兴奋，他弹琴给她俩听，脸上始终浮动着笑容。有一次，他边弹边唱了起来，他唱的是一首南斯拉夫民歌，叫“深深的海洋”。其实，当年的湛玉根本就不知道这首歌的歌名的，她只觉得一个成年男人的声调是那么地深沉那么地厚实那么地有磁性那么地叫人着迷。尤其是当它与钢琴键盘上弹奏出来的旋律充分融化、汇合成了一股声流时，它们简直变成了一股带酒意的热流，流入她一个八岁小女孩的心田里去，让她都有点醺醺然的不知身在何地何处的感觉了。后来，她长大了，她在外国名歌两百首的册子里发现了这首歌，她无缘无故地就特别迷恋起这首歌来，其中就是带了点童年的记忆成份的。
同是那一天，白老师的兴致似乎一直保持在高昂状态，不肯潮退下来。弹琴唱歌之后，他还带了她俩一同去到淮海路的一家叫“宝大”的西餐馆里去吃西餐。餐馆不大，但很精致，一排排高背皮质的座卡位里坐着一对对情侣，而墙上的壁灯的光线幽暗得来也是十分有情调的，酷似三十年后她与兆正常去的那几家咖啡馆里的灯光。那时的兆正已是个略有点文名的作家了，而她是作家的妻子。他正在一泻千里地完成他的那部长篇处女作。后来她想，那时她之所以专门喜欢拣那一类光线与情调的地方去喝咖啡，其中也是不无白老师的影子。因为她忘不了那一次的记忆，她生平第一次由白老师带领着去到有那种情味的西餐馆里，而且，在她与莉莉之间，白老师似乎对她更亲密。他让湛玉与自己坐在同一排座上，而让莉莉坐在长桌的对面。他手把手地教她喝汤与喝咖啡时的礼仪以及如何掰开面包搽果浆搽牛油的方法。她觉得对面座上的莉莉已在开始暗暗地呕气了，但她只觉得得意觉得好笑，她装得似乎对什么都一无所知。
还有一次，也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事后回想起来，湛玉觉得很有点儿像是那个她在喝完了一瓶二毛二分钱的光明牌酸奶，径直从牛奶棚渡过马路去到舞校上课的盛夏的星期六的下午。因为那种闷热的夏天的下午往往会有雷阵雨，那天也一样。下午五时许，课程完毕，她与莉莉一离开舞校门前的那几级台阶后，天色就开始阴沉了，狂风骤起，吹得满弄堂的藤枝都歪倒了一边去。还没等她们来到弄堂口，豆粒大的雨点便劈打了下来。两个穿芭蕾舞裙的小小人儿便只能奔跑进了加油站里，与那些穿工装背带裤的大男人们站在一起，从油站的水泥沿檐下向外望去。
一会儿的工夫，十字路口上已空无一人了。斜对街的牛奶棚已完全笼罩在了茫茫的雨雾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雨的腥味。拖着拖斗的公共汽车从烟雨中驰来，箭开一条水路，在靠近车站的街中央停了停，又开动，消失在迷茫的雨的背景上。湛玉见到有两个人影从“复兴别墅”的弄堂深处走出来，是白老师和田老师，合顶着一把窄小的遮阳单人伞。是白老师打的伞，他尽量将伞的全部都护住了田老师，而让自己的几乎大半个身体都暴露在如注的暴雨里。人影在车站上停住了，等了好一会儿，公车才到。雨实在太大了，停在街中央的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甚至都没敢将售票窗口打开。只有车的前门打开了，黑洞洞的像一只大口，等待着上车来的乘客。其实，车站上等车的乘客也只有田老师和白老师两个人，只见白老师在白茫茫的雨雾中蹲下了身去，他的一只手仍撑着伞。他卷起了裤腿，顺便用另一只手协助田老师跨到他的背上去，然后，他才晃晃悠悠地站直起身来。他一只脚跨进了几乎要淹没上人行道上来的路边的积水里，一步一颤地朝前走去。打开了的车门仍然黑洞洞地等待着他俩，他在车门口的边上将田老师放下来，他还为她打着伞。他一直用伞遮护着她，直到她一步两步三步地登上了车厢为止。然而，此时此刻的白老师自己已由头到脚都被淋成了一只彻底的落汤鸡了。
湛玉望望莉莉、莉莉一言不发。她当然也目睹了这一切，她直直的目光透过了这白花花的一片雨帘一直望出去，望到了车站，望到了停在街中央的公交车的车门边上。而就在这一刹那之间，湛玉的一个小女孩的对一个成年男子的某种激情突然呼啦一下崩堤而出了。几十年后，她已完全成了个成熟的妇人了，每次当她回想起这一幕人生场景的时候，她的记忆功能就会变得异常强烈，强烈得能将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奇迹般地串连到一起去，形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只是她始终无法为当时的自己的那种奇特的感情冲动找出个确切的汇辞来定义。
她为此事感到惘然，感到困惑，甚至还有点儿虚飘飘的感觉。
黄昏，那同一个黄昏
其实，所谓名字，只是人的一个存在符号，是每当提及某某或某某时率先进入说者与听者思想屏幕的一团音容笑貌形态动作的印象拼图而已。莎士比亚说，人叫什么名字其实没什么意义：一种叫玫瑰的花，假如更改了花名，还不一样的香？
黄昏，那同一个黄昏。往往，当小说要向整块生活去随意截取一小片断面时，某一个特定的黄昏或者清晨很可能就成了它的一切记忆与场景的凝聚中心。而那一个黄昏，就是这样
的一个黄昏。
此刻，黄昏的短暂已完全消失，夜色网盖下来，彻底地笼罩了上海这个东方国际都会。兆正在彩灯流溢的淮海路上一直向西端走去，寻找他童年时代的安全感，寻找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在何处的，今晚的归宿。
从他身旁过去的人群似乎个个都兴高彩烈。有喧哗的笑声，有惊鸿一瞥的眼神，有可口可乐的泡沫和气味，有女人手腕与耳垂上的亮晶晶的什么一闪而过。商店里的H1F1先将某首港台的流行劲歌压缩进两只半人高的乌黑乌黑的喇叭箱，然后再面朝着大街吼放出来。每天，只要一进入这么个夜色时分，整个上海市面似乎都像在庆贺一个什么节日一般地沸腾起来。
但他像一片飘荡在人海中的孤舟，又像是一个穿过罗布泊的旅人，整个世界与他形成了一种一与无穷的对比。
兆正天生（还是所有的作家们都天生）就是个宿命主义者，从小便对人生命之中某一层面上的含意特别敏感。特别喜欢对生命的终极含意刨根究底的他，更不用说是在过了五十，这个“天命”之年后了。比方说，五十年前的淮海路与今日的淮海路；比方说，四十年前的中国社会与今日的中国社会；比方说，三十年前的湛玉和他与今日的他和湛玉；比方说，改革开放之前的上海与今日的上海；再比方说，十年前上海的某一片旧区某一条旧式弄堂某一幢旧宅与今日的它们的命运。历史以循环的方式重复同一个故事，孩子们在重复中长大（我们都曾是孩子），而我们在重复中老去（我们的父母都曾是我们）。有谁站立在高处，微笑地看着这一切而无言呢？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每每在这种时候，他就会想起“他”来。
其实，所谓名字，只是人的一个存在符号，是每当提及某某或某某时率先进入说者与听者思想屏幕的一团音容笑貌形态动作的印象拼图而已。莎士比亚说，人叫什么名字其实没什么意义；一种叫玫瑰的花，假如更换了花名，还不一样的香？伴随你我他（或她）的适用性和泛指性而存在的也有它们的混乱性和混淆性，但人一生的长长的记忆拖影的本身不就是一种颠倒与混淆？这便构成了现代创作观念上的一个革命性的突破：小说即混淆，混淆即小说。
是的，有点荒唐，有点故作玄虚，还有点不太合情理——不合某种传统意义上的情理。然而，你却不能全盘否定说，这就不是一种更能贴切生活本身之存在状态的创作和创意形式。
事实上，从我们当学生的年代开始，兆正已经在下意识地这么做了。他是个天才，天才的视角与思角往往出人意料。比如说，他从来便在心中将我唤作为“他”，好像我生来便是个无名氏似的。而且，他还常常将那位只存在于假定式中的“他”时刻作为一个在与他自己较量手劲的隐形对手——当然，这些都是在很远久很远久之前的事了。那些学生时代的往事留存在我与他共同的已经开始变黄了的记忆里，有时迷朦，有时清晰；有时连贯，有时断层；有时真实，有时虚幻；有时确确凿凿，有时，也难免常常会张冠李戴了。
初一新学年一开学，我便指配与湛玉同坐一张课桌椅，而晨操与课间操的队形，我又恰好都排在了她的后面。这些他连做梦都在盼待的好事竟然都让我一个人给占了去，连让出一丁点份给他的份额都没有。甚至，当他将精确剪裁好了的目光向她投射过去时，也免不了要瞥到我一眼半眼的。他羡慕，他妒嫉，但没法，最后也都只能归于无奈。
自然，这些都是我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对当年的他进行的一种心理探究。在我的设定中，他变成了一出哑剧中那位独脚戏演员，扮演着一个没有对手没有道具甚至连舞台背景也只是一幕白布的拔河赛的赛手；虽然可笑，但日复一日，他在自己的心中倒也将之演绎得有声有色有起有伏有得有失有惊有险有踉跄扑地的惨败也有人仰马翻的大获全胜。
五、六十年代，班上同学的家境一般都以贫困为主。除了湛玉家能住犹太洋房外，就剩下我家还能占有一幢“新里”住宅的全层楼面了。但这，并不能算是一件完全的好事；一般家境较富裕的同学的家庭出生必属另类。她出生资产阶级；而我的，则更骇人听闻：海外关系。
家庭出生的压力毕竟还是很大的。尽管平日里大家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但一遇上什么严肃的政治课题，即使是十来岁的小毛孩也都懂得如何来收敛笑容和坚定立场。面对一张张于突然之间就变了形的冷漠的面孔，坐在同一排座上的湛玉与我，仿佛就变成了一对海岛上的孤儿。
每逢这类场合，兆正心中便窃喜。他将他清贫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