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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些痛苦，但他装得一无知觉。他将自己新近完成的一部书稿交给湛玉，希望能在他们的那家出版社出版。但后来遭了退稿。事后他得到了证实：签发退稿决定的正是湛玉。对外，她表示说，尤其是他的稿子，叫她怎么个处理法？她必须做到公私分明，要求更严；其中有一种大义灭亲的气概。而对兆正本人，她则找了个机会旁敲侧击。她说，那些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大家们就是不同，中英文两杆枪左右开弓；哪像得有些他们那一代“知青”出身的作家？唉，古文外文两头不着岸。她提议他去补上英文这门课以及至少能熟背出唐诗宋词和《古文观止》中的全部经典文篇，她说，这将对他今后的创作产生莫大的裨益。他望着她，惘然了。
他并不质疑她观点的正确性——如此观点的如此提法之本身就不存有一点可被质疑的余地。但他清楚自己实际的创作泉源流自于何处。
他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去观察去思考去创作。他默默寡寡的一个人，不太合群也不想太合群，他沉浸在他自己想象的世界中。然而，通往文学成功的道路虽然各异，但也都是殊途同归。文学成就的长远和终极的回报始终将证明是着眼于那些远离炒作和功利的作家
和作品的。他，于是，便成了又一个默默耕耘的得益者。他的作品受到欢迎和肯定并不在乎哪家出版社出不出他的作品；而人到了名声与成就都渐成气候时，那已是各家出版社争相都要来找你，包围你，不再是要你拎着一摞稿件，挨家出版社去试探去请求那回事了。这便是出版社众编辑对于眼下出版物的辨别标准，也是当今中国文坛的价值观特征之一。这有点像买保险，出一位已有名声和影响的作家的写得并不怎么样的东西与出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写得有创新和建树的作品的风险比率恰好颠倒。（其实，兆正是没做过股票生意，尤其没在香港做过股票生意。假如他有做过，他便会明白：人生的任何行业多少都带些投机的性质。在香港，股市场里流行的两句几乎无人不晓的行话是：1。“跟红顶白”，意即：抛出大家都在抛出的那只股票而买入人人都在抢购的另一只股票。2。赶买“当头起”：踩就要恰好踩在那条界线上；之前的风险不必去冒，而之后的机会又不能失。——难道，这不就有点像当今中国的出版业的业规与现状吗？任何事，一旦论及赚钱，便再没什么个性和品位可言了。）幸好，兆正的作家生涯已经熬到了这片云开日出见青天的局面的到来。
但与此同时，湛玉的幸运与顺利似乎正从高峰下滑——这是在她生命的前半部分从不曾遇见过的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文科大学的毕业生大军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各出版机构，“文革”造成的知识断层正被迅速填补。他们的优势不仅在年龄，更在于他们带来的新的文学观和文化观；隔绝了几十年之后，欧美的新的文学流派和创作技巧开始在中国的文艺河床中迅猛潮涨。
但湛玉，却不太能适应这一切。即使是在她当头头的那个编辑室，她的那套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苏俄作家与作品的老生常谈也引不起他人的兴趣了，这令她有些失落。她尝试去出版社的资料室找些欧美现代作品来读，但硬是读不进去。即使勉强读完，也头昏眼花地绝对谈不出个什么建设性的心得来，她第一次感到有一种自卑感从她的心里冒出来。
但她仍然是个性格倔强之人，一生顺境没能让她养成认输的习惯。她的认输方法是要别人在她认输之前先已经向她认了输。她觉得自己至少还把握些点什么，她还不至于失去她往日的生存重心。比方说主持某类会议，比方说部分员工的工作安排福利分配，她还有她说话的权力。而即使在纯专业的范畴内，人们还一样对她客气、尊重和刮目相看——当然，其中的一大部分缘故还是因为了兆正。
有一次，一位新来出版社不久的年轻编辑希望通过她向兆正约稿：“放着这么好的身边资源——不，应该说是枕边资源不用，多可惜！”他嘻嘻嘻地打趣着，正打算将俏皮话说得再出格一些时，她勃然大怒起来：“闭上你的狗嘴，好不好？他是他，我是我，懂吗？”她骤然一刻的失态令她的那位嬉笑的同事瞠目。之后，出版社便开始流传起一些对她不利的说法来，其中之一是：她不会是到了女人的那个什么期了？
这，令她更加恼火。
事实也是这样的：正流溢着一身诱惑的她，热情、欲望以及抱负都由灵魂之内燃烧到灵魂之外，女人的什么期？笑话！在她面前不还有一段长长的桃透梨熟的女人最流金的岁月在等待着她吗？
但，没几个星期之后的出版系统中层干部的升迁宣布给她带来的却是一个相反的信息。明摆着的事实是：他们的那个行当中，像她那么个科级职称的中层干部假如过了四十五这门槛仍然升职无望的话，便意味着一到年龄便要退下那惟一一条后路了。在位上是在位上的风光，下位后又是下位后的狼狈与失落，这很无情。每一种制度都会生产出一种特殊的心理产品，在之前，她也见多了，尽管扮潇洒扮无所谓扮大智若愚，但每一个退位者都逃不过这种心态的折磨，这种失落感多少年之后都还未必能找到一个摆脱的方法。
是的，秋风已经扫上落叶了，但这与仍在她心中盛开的心态的夏季是格格不入的。
或者，她真已到了一个人生转折点上了，她也应该找一个适当的切出口，好让自己从目前这圈事业的圆周范围之内飞出去——你不承认也不行了，老，真已在不觉中将至啦。
有好几次湛玉也很冷静，客观地评估了自己仍然拥有的不少优势；至少，她认为这是她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累积的某种资源。资源无价，她对自己说，人怎么可能白活一场呢？在这里有所得了必在那里有所失；而在那里有所失了又会在这里有所得。时代在转变，它像一台无情分可讲的离心分离机，它要将不适应它运作规律的那层人的泡沫撇除出去。而她，决不能做成了他们之中的一个！
她觉得自己眼下的生存优势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曰：社会关系与网络。在中国完全进入那种国际社会通用的纯市场运作的模式之前，旧的官僚架构至少还得发挥它相当一段时期的支撑作用。有关这种官本位的钢架结构的力的承受与分压流程她已十二分地了如掌纹，并在每个螺丝的卡帽位上，她相信，她都有她直接或间接的人脉关系。二曰：人生经验。倒不是说她四五十年的生活经历与经验真有什么了不起，人活到这个份上，都会累积这样那样的人生经验。重要的是：她的那些经验是与这个特定的时代、国家、地区和行业相联系的，而模式的转变又恰好从这里起步，于是，她便预先占定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与位置了。三曰：文学品位和文艺素质。当然，这一点就表面上看来，似乎与她目前正打算转型的人生事业并不存在太大太多的流向上的关联，但毕竟，她在文艺单位里浸泡了这么些年，连看门老头儿都会沾上些文艺细胞了，更何况是她？而再怎么样的市不市场规律，社会仍会以一个有文艺素养的人为器重和敬慕的对象的。这些，大致对她都有利。最后，当然，还包括她的那份至今仍未完全褪色的花容月貌和贵族化的气质——她相信，她还拥有。但，就凭这些“优势”，她又能，她又该，干些什么呢？
一旦想到这一点，湛玉的思路便又会不由自主地滑进了那条固有的河床中去：她想过完全由她自己来承包、主持一家出版社，一切选题都由她来决定，再没有领不领导的压在她的头上指手画脚拉屎拉尿那一回事了。她第一次在想象中感受到了做个没人来管头管脚，同时也没有人再会来管你吃管你住的自由人的可贵（她甚至想：假如哪一天真让她当了社领导，当她不再受人气的同时，她也永不会让他人受气——她要做成一个最受人称颂的出版社领导）。可再想想，又想到去办一本杂志了，选题、选目以及编辑方针她都花花绿绿地占满了一脑子。再想下去，便又变成了一家咖啡屋书店之类的了——而所有这些，她几乎都可以肯定是行不通的，不因为什么，因为已经有人用公款去尝试过了。
她烦闷不堪，她又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她当然不会像他一样去开一家“打铁铺子”。但父亲毕竟是父亲，这世间只有一个父亲啊——至少他可以教你，可以全心全意地教你，毫无保留地教你，毫无私心地教你，他可以让你拥有一个最可靠的靠山；而且还因为，只有父亲，他才懂。
但再想想，又觉得自己有点可笑。即使父亲还活着，就凭他那张定期单上的一万若干千若干百若干十若干元若干分毫厘的银行存款就能玩得转？还是领导说得对，领导永远是最有远见的：钱，才是当今世界的主宰，是你要干成点什么的那块最起始的踏脚砖。但钱呢？钱从哪里来？
每次都是这样的，当她的思路在做这种永无出路的痛苦的探寻时，她都会想起（她不想想起，但又不得不想起）那位影星来。她又将《从丑小鸭到女明星到超级富婆》自书架上取了下来，胡乱地那么翻阅一通。经常，她已把这本书当作为某类工具书来查阅了。她极想从书的字里行间中找出点什么新意来，能对她产生一种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的启示作用。但书毕竟是小说，是基于现实生活材料上的某种虚构之作，每次读来，她的感觉都似是而非或似非又是；叫她不像是完全失望又不像完全是不失望。而书，除了能让她获得些情节与人物的拼串印象外，也提供不了她更多的什么。
读了一会儿，终于，她还是再一次地将它插回了原位上去。是的，就是在那个春末的黄昏天，她拿着一本1956年人民文学版的《安娜·卡列尼娜》重新回到自己的床上，躺下。她想，毕竟这才是一本真正属于她的书。就当她百无聊赖地翻动着书页，情绪还没来得及进入其中时，她听见，门铃响了。
独行，在香港太平山顶的山道上……
我们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人生无常。
其实，这是一句从佛学引入俗世的用语。人生奇妙、神秘、莫测；人生复杂、精细、缜密。人生恰如一种编织，这是一件上帝的手工艺品，每一条线头的留存都藏着一份悄悄的用意和心思。它们会在适当的时机口上重露端倪，然后重遇重逢重新接上，让人生完整为一个缘分意义上的因果故事。
从这种意义而言，人生这幅画，从不存在有多余的一笔。当一个人从临终的高度俯瞰这一切时，所有的人生脉络都会显得清晰而易解。这证明着：当他的境界离尘脱俗，更接近他的造物主时，他也正趋近于无穷智慧的边缘状态了。
但我相信，对于这类宗教智慧的理解也不一定非要到了人的那个终极时刻不可。就当我逆着山风向着山顶的最高处前进时，一些思绪隐隐约约，一些形象浮浮沉沉，一些理念支支吾吾，一种大智大慧大彻大悟的气场遥远而恢宏地包围着我，让我觉得自己理解力的刃面变得无限锋利起来。
可能，这是因为人与大自然太贴近了的缘故。此时，圆而白的大月亮挂在深蓝的天穹之上，周围有树有草有山崖和峭壁有泉水沿着山壁徐徐滑下时的“嘀嗒”声，也有山风路过崖草时的“嘶嘶”声。路灯成了这里惟一的人造品，它们橙黄色的光芒投射在山道的柏油路面上，再被幽幽地反射出来。没有一个人影，就这么样的一条人生通道，预留给了我，让我往前走去。它的尽头有一座亮着白色日光灯的加油站——这一切不都很有些象征意味吗？香港昼夜不肯熄灭的繁华就在这深夜时分的山道间也找到了回归宁静的理由，任何躁动的心灵其实都有它的另一面。
我是十分熟悉这条山道和这个加油站的。以前，我都是开车途经。有人在加油站的这头做手势，将我的那辆奔驰车引进站去，停到加油表座的跟前。加完了油，再有人在另一头用手势和动作挡拦住过路的车辆，让我再驰回山道上去。加足了油的车的感觉就像是一辆充满了精力的车，只需你脚尖部位的一个轻轻按踏动作，它便风驰电掣起来，两边翠绿的山崖沙沙向后退去，大约再经过若干拐弯和二十来分钟的车程，我便能抵达山顶最高处的那片休憩的绿地。这是香港市政局在太平山顶用现代设施和布局设计围建起来的一片小公园，从那里可以俯瞰到整个港岛南北区域、九龙半岛以及掩映在烟雾灰霭之中的大片的新界土地。那时，我还没回上海去过，寂寞了或者思乡了，就喜欢一个人开车来这里，将车停在道边，静静地一连坐上几个钟头，享受这没有一丝噪音的宁静以及风声以及鸟啾以及亚热带的明晃晃的阳光。
这些，我以后都同湛玉说起过。我说，那片山顶的小公园真是我的世外桃园呢。因为位置太高，一般人上不来，有车的开车上来后大都在旁边的空调餐厅里边喝咖啡边欣赏窗外的景致。惟有我，喜欢孤独一个人在这片人迹杳然的公园里踱步沉思。
有一次我问湛玉，还记得我写过的一首叫《都市流浪者》的诗吗？你们社出版的那本诗集都收了进去。她想了想说，有点印象，好像是写一个云的意象的。我说，嗯。枕颈在一条墨绿的椅柄上/仰躺一个遮额眯眼的遐想/云，自蓝空上飘呀飘地飘过/远方，它又有家吗？这首诗就是在这里写成的。有时，我说，站在那只凉亭的位置，我便一直能眺望见大陆。人家告诉我说，西北天边的一线灰灰青青的山脉便已经在深圳宝安境内了。说着，就听得她在一边嗔道，那就没再望得更远一点？——我转过脸去望着她，她也含笑地回望着我。我终于笑而答道：望到啦，都望到啦。望到了上海，望到了东方明珠塔的塔尖，望到了复兴中路的梧桐树影，望到了树影里的一幢白瓷面砖的公寓，望到了公寓露台上站着的一个美人儿……她“格格格”地笑着，用手指封在了我的口上，说，不许你再讲了，不许……她挽紧了我的胳膊，进而更将她那截玉颈都靠到了我的肩膀上来。
我记得那一回。当时我俩是在复兴公园里散步。一样的公园条形椅，墨绿色的椅柄，一样可让你枕颈仰望；一样的蓝天，一样的浮云，一样在摇曳着树梢的顶端，悠悠然然地飘浮而过。我说，这儿，不已经是云朵们的家了吗？但不成，它们还在继续飘游，它们还在流浪。它们是没有家的，或者说，它们永远在思动，永不想真正安下家来。湛玉边走，边看着脚下用碎鹅卵石铺成的小路。这是一条林间小径，穿越一片灌木林而过，灌木林之外是一大片宽阔的草地。小径的两旁有石凳，所有的石凳都已被一对对的恋人占据了。湛玉说，家的感觉是要有另一半的。我不语，继续走我的路。她又道，缺乏了另一半的家的感觉是不完整的。其实，两句话就是同一句话。我说，我们不是都有自己的另一半吗？离开大草坪只有一步之遥了，但她却在鹅石小径的端处猛然站住，不动了。她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