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创历史新高；几乎一半的中产阶级都徘徊在负资产的阴影下。香港争到什么了呢？除了面子就是深重的内伤。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在当时，人们只知道，那个刚回归不久的香港又再度成了全球新闻目光聚焦的中心了。在这围城的中心，一切人——官员、商人、市民——都像生活在一只即将要炸裂开的闷罐之中一般的窒息、难熬。
在此之先，其实，清醒的西方传媒已在反复地传送和提示某种信息了，这是有关经济在膨胀之中可能所形成的巨大的泡沫，并预言了一场泡沫一旦遭爆破时的末日景象。但一个社会就像一个人，谁愿在好景之时听逆耳的忠言？这也是一种社会的羊群效应（在上帝的眼中，人类从来不就是一群迷途的羔羊？），之前的盲目跟风和之后的互相践踏都出于同一类未恐不及的心态。
而事情的可悲就可悲在：有人冒领了上帝的这根执羊鞭，抢先将群羊赶进了绝谷。而我，也是这群不幸羊群中的一只。
我几乎将公司的全部产业都押注了上去。人在那种时候是很难抵抗住诱惑的。事后回想起来都有些脊梁骨上都会滚下冷汗来的后怕。我把父亲留给我的全部固定资产都转化为了可供流动的现金，现金的拳头握起来，一下又一下地出击。那些年，我频频得手，公司的帐面资产值上涨了好几倍，而这也不断让我获得一种巨大的成就感——至少，我想，我没让自己落伍于这一日千里发展的经济形势。但又有谁能想到呢？这种所谓“成功”其实正是为日后灾难埋下的祸根。盖天铺地的金融风暴降临了，首先高速收缩的便是现金——流动现金。刹那间，一家家公司的不动产——即使再庞大——也都变成了一艘艘搁浅在沙滩上的大船，动弹不得。
银行来电话了——香港银行扮演的角色只有一种：好景时的锦上添花者而决不是逆境里的雪中送炭人。电话说，某某先生，敝行素仰阁下卓越之商誉，只是鉴于形势，我们也不得不收回部份贷款。这是不得意而为之，还望阁下见谅。二周之内，还盼阁下能办妥，云云。语气十分客套，也很歉恭。但二星期的限期，就是再长一点，在这各处银根都十分紧绌之时，谁又能到哪里去调度来额外的头寸？这点，其实，催款人的心中比被催者更明白。但办法还是有的，银行说，事实上，他们已对你搁浅的每一条船都已作出了详细而精确的估值——你还不至于资不抵债么，他们说，他们是愿意助你一臂之力的，开闸放水到你的船底下来，让它重归商海的，要知道：船一旦搁浅，可就什么都不是了啊！当然，这样做是要有代价的，他们又说道，您是明白的，天底下从来不会有免费的午餐。
于是，选择只留下了两条：要么全军覆灭；要么将自己最优质的资产恭手让人，而后再为自己留下一条华容小道，撤退。据说，这便是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天理。谁叫你自己不开银行的？银行才是永久的赢家。市道好的时候，他们与你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枪口一致朝外，从市场去攫取利益、利润；当市道变坏，市场变得再也无利可图时，他们便会突然掉过枪口来指着你，说，你不是也曾赚到过钱吗？那就把它统统缴出来吧。事实上，他们才是最有资格说此话的人，因为你有无赚过钱，赚了有多少，谁还能清楚得过他们？他们稳稳地坐
在钓鱼台上，愿者上钩。一旦非常时刻来临，他们的客户才突然发觉，原来自己一早已经成了他们的网中鱼瓮中鳖。怪不得香港政府从来就反复强调，香港的金融堡垒是坚固的，银行体系十分稳健。如此作业程序，不稳健才怪。
1998年8月14目。我丧魂落魄地驾着车向家的方向驶去。我的思绪乱极了，所有的有价证券的价值都差不多跌去了一大半。在此价位上全数沽出，蚀定了，今后很难再有翻身的机会；但假如坚持不卖，眼下这一关如何闯过？我浑身乏力，精神颓丧得几近崩溃。到家门口了，雨萍笑意盈盈地前来开门，一如往昔。她替我取来了拖鞋，又吩咐女佣沏茶洗缸放浴水。但我说，我不愿再上露台去坐了，我只想回房中去，在床上摊手摊脚地躺下来，我说，我疲惫不堪。她陪我进房来，坐在床沿上。我将头摆在两只叠起的枕头上，望着她的那一张仍然在辐射着笑意的面孔，想，你可知道外面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吗？我说，雨萍，我们可能会破产。
但她平静地回望着我，并没有一点儿要将笑容收敛去的意思。我有些惊讶，心想道，她不会没听清楚我说了些什么吧？于是，我再说一遍。她开口说话了，脸上还留着些笑的余波。她说，我们一无所有地来到这里，最多，我们再一无所有地回上海去。
一句话，把我说得从床上坐了起来。这是一句意料之外，却又是情理之中的话。我应该明白：这才是雨萍会说出来的话。
我认真地望着她，我必须承认她变了，在岁月的风化作用下，她变了。她变得皮肉松弛，变得有不少细皱纹爬满了面孔，变得目光都有点浑浊了，但她分明还是三十年前的那个街道学习班上的雨萍。在之后的那么多年中，她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而今天，当人生的困境再度来临时，一个真真实实的她又站到我面前来了。
我很感动。我一把拉住了她的双手，在这外面世界一片惊涛骇浪的海面上，我感觉自己终于踏上了一片安全的甲板。其实说来也有点不太合逻辑：她又哪来拯救这一切的能力？但不然，仅此七个字：一无所有回上海，就将某种藏在我心灵深处最大的安全感给激活了；这是一条生命的底线：再失败，再潦倒，再绝望，回到母亲的屋檐下，我们不照样能像从前一样快乐地生活？我说，雨萍，你再说点什么，再说多点什么吧——我愿听你说。
她笑了，笑得很美很灿烂，又有点腼腆。她说，你要我说什么呢？我是个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懂的人啊。
但接着，她还是说了。她说，我们不要太多的钱——我们干吗一定要很多很多，多得可能一生一世也都用不完的钱呢？从前在上海，我们并没有很多的钱，更不知道自己将来会不会有钱，以及会有多少钱？我们甚至根本没去想过这个问题。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生活并不见得就不是另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钱的数额以及用处仅仅是用来过活的——在这条标准线之下，钱的作用是正面的。再超过，钱就会逐渐变质；它会变成一个掠夺者（其实，钱之本身不也是一件掠夺来的战利品？我偷自想），钱将本应属于人的很多东西都一一掠夺了去：理想、时间、情趣、宁静的心情，还有良心良知的原始美。完了，它还叫人去爱它，爱得它疯狂爱得它盲目爱得它甚于一切，包括生命的本身。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你说说，我的这个关于钱的道理是对呢？还是不对？
我想说，雨萍啊，雨萍，你要我怎么来回答你呢？在这么个时刻说这么一番话，如此朴实如此高深又如此真诚！但我却选择什么也没说，我保持沉默。在以后的日子里，随着形势的逐步转危为安，虽然，我对她的这番话的记忆浓度再一次地又愈变愈稀薄了（我不得不坦认这一点），但理智永远在远方的某一处提醒我说：雨萍，只有雨萍，才是那个会在危机的黑暗背景上突然向你显现的，一具戴上了光环的形象。
但无论如何，这席话对我今后生活的潜在心理影响仍然是十分巨大的。自从那次之后，我便开始对钱的这个主题变得心灰意懒起来，我隐隐感觉到，人对钱的拥有之中是藏着一份宿命的。对待这个问题的最佳态度是顺其自然。因为有时，让你千方百计给争到了的未必就能证明是件终极意义上的好事。
也出自于这同一个思考角度，我便开始对一切人的对于钱和赚钱这类主题所表露出来的过份热切都会怀上了一种本能的警惕。有些事，我永远也说不清；也不愿去向着一张张迷惘的、却又是辐射着强烈的好奇以及兴趣的面孔去企图说清——我直觉这将是一条通往不果之路。
再回到那一晚的记忆中去，应该还有些情节上的延续的。
我想，我当时望着雨萍的无言的目光一定是充满了感激感动感慨以及各种其他复合情绪因素的，这与那一回，在东虹中学的食堂批判会上，当我望着兆正拿着我的那本草绿封面的日记本向长课桌后的那位革委会主任走去的情形有点相似。然而，雨萍好像并不太受落于我的那种目光，她的眼神走了，望去了别处。她将手从我的双手之中抽出来，起身，取来了电视的遥控器。她说，我们做些其他事，我们看一会儿电视，好吗？
电视光屏上正在实况播出政府出面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港府的三位负责财经事务的最高级官员一起出镜亮相；中间站着的便是那位打花领结的财政司司长。此回，他神色凝重，再不作微笑状，也不摸领结的边缘了。他一字一句宣布说：从此一刻开始，港府将高调介入，正面对抗国际投机家在金融市场上对港汇港股港币的操控和一切狙击行为。战局终于明朗化，坦克阵地战拉开了决战的架势。我一咕碌从床上跳起来，抓住了雨萍的肩膀。我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她摇摇头，她不知道什么——她当然不会知道什么的。我说，我们有救啦！
我熄了电视，也熄了大灯，只留下一盏幽幽暗暗的床头灯映照着全房间。我拉起了雨萍的双手，说，今晚，我不想再干点别的什么了，我们……我们就早点儿上床吧。她有些困惑地望着我，但随后便明白了。她笑笑，没作任何表示，只是顺从地再次在床沿边上坐下来。
从事后的角度回望，我很难准确地描述出当时自己的心理状态（无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我只感觉自己的那类欲望突然变得出奇地强烈。这是一种欲望的混合体，带有报复也带有补偿的性质；这是绝望之中盼待希望能重新降临时的一种心理变奏。我已记不太清楚那时我与湛玉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反正，在此一刻，我只觉得我需要一个“她”，不管“她”是谁。
雨萍没有拒绝我。她平坦地躺在床上，任我解一颗颗地解开她衣服的纽扣，然后再将它们除掉。我是双膝跪在她的身边，干完这些的。现在我记起来了，在我与她新婚后的头几年里，这类情形经常发生，她只是顺从，除了顺从还是顺从。她的表达习惯是：要在一切都成为了过去之后的某个不经意间才会向我暗示些什么。
于是，顷刻之间，我的欲望便开始急剧退潮。当她已经一丝不挂地完全展现在了我的眼底下时，我感到自己已经到了那种临阵脱逃的地步了。我望了她最后的一眼，我见到她也正用眼睛回望着我。或者，我把她当作是谁了？又或者把谁当作是她了？而她呢？她又把谁当作我，把我当作谁呢？
也许，我与她的心中都明白。
我感到全身乏力，我在她的一旁平躺了下来，久久，不再有动静。她悄悄伸过一只手来，在我俩躺着的中线上握住了我的一只手。她用手指叉进我的手指间，就这么地停留在那儿，静止着，谁也不说什么，谁也不干什么。半晌，她才抽出手去，侧过身去，睡了。她将一大片裸白的背脊对着我，我听到了她发出的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
《从丑小鸭到女明星到超级富婆》
那本叫《从丑小鸭到女明星到超级富婆》的畅销书
俗语说，财来运来推不开。指的是人追钱难，钱追人易。因为钱总是跑得比人快，你追她是追不上的。而假如哪一天，钱看上了你，你要做的只是站在原地，不需再做任何劳动，待她主动靠上来便是了。
终于有一次，湛玉的编辑部也逮到了一个能赚大钱的机会；但说是说能赚钱，开始时，还差一点是让湛玉自己给放跑了的。
这是一本由一位著名女影星自爆内幕的类似于文字写真集的自传体小说。小说还采用了一个别致而渐进式的书名：从丑小鸭到女明星到超级富婆。其实，小说的题目已经一步到位地蕴藏了必定会触发一场巨大市场核热效应的一切潜因了。理由无非有二：首先，书名之本身就绘描出了一条最能贴近目前中国社会正在历经的心理曲线；其二更是：这位常让人仰其艳名却不识其庐山真貌的女星此回竟一反常情，开仓派米，在书中将与其缠绵的好几位本来只是存在于传说迷雾中的男主角从内到外从上到下从性到情逐一地来个洋葱剥皮层层深入，真刀真枪，绘声绘色。这不能不对她的千千万万的痴迷者产生一种望梅止渴的功效。正如作者自己在后记中十分煽情地写的那样：我的广大的观众与读者才是我永久的情人。就这样，她将本来只有一顶的情人的帽子，魔术般地幻化出千顶万顶来，分戴在了她的一切仰慕者们的头上。
这样的一本畅销书，一笔送上门来的赚头，首先交到了分管文艺类书籍的湛玉的手上。她浏览了一遍稿件，竟然怒不可遏起来，她提起笔来，几乎不加思索地批了几个字：败风坏俗，低级下流，不出！于是，稿件就被搁置了下来。后来又过了个把月，头头不知道从哪里风闻有此事，便将湛玉请去了总编办。总编与社长一起，找她“随便聊聊”。他们笑眯眯地首先表示肯定她的立场和赞赏她高雅的文学品位。他们说，他们自己的看法其实与她的也十分相近嘛，像他们这么一家享誉全国的一级出版社出这样的一部媚俗的作品是要掉身价的啊。但……但怎么样呢？两人欲言而止，社长笑笑望望总编，总编也笑笑回望望社长，余下的话，其实不说也罢。
书很快便出了。一上市，果然大获成功。一时间，洛阳纸贵，一抢而空，而且屡版屡销，还很快成为了城中茶余饭后最热门的话题。本来嘛，既然是社领导定下的事自然有其理由，这又哪是她的意思可以左右和应该左右的呢？他们找她来婉言一谈，只是为了给她砌几级下台阶而已，这点，她又何尝不懂？所以说，根据领导的话去行动还是应该定为一条千秋不变的定律的。那次离开总编办后，她便立即又将书稿捧回了编辑部去，并日夜赶班，亲自督战编校审和版面设计等一切操作流程，以确保书能以最佳的面貌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面世，因为这些，才是她的分内事。
但后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竟然变成了：连湛玉自己也偷偷地迷上了这本书。她当然不会去赞赏它的文学性、文学品位和创作技巧，她更不会在编辑部当着她的部下们的面去读它和谈论它。明里，她仍然坚持她从前的那个观点（有什么不好坚持的？领导不也说与我的看法一致吗？），但回家后，尤其是当兆正去了外地创作时，她就一个人靠在床头板上，就着一盏光线幽幽的床头灯，将书琢磨着琢磨着地读了好多遍。她尤其对作者如何能应时度势从影星向所谓“富婆”身份转变的这一节描写印象特别深刻。在女星长长的恋爱季节中，曾出现过导演、编剧、作家、官僚、摄影师和武打明星等各种男人；对于他们中的有些人，她是情不自禁，有些是逢场作戏，有些则因工作需要。这是一只老故事了，没什么特别，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女星的成名史都是同一种模式的不同版本。但后来，女星遇到了一位仰慕她的香港商人。那人先是写信来的，一副战战兢兢的口吻。他说，他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