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父鲂瞧诙记奘巢话病！�
再说回我自己。我的问题并不因反标事件有了个水落石出而告一段落。既已入了网的鱼，造反派们是不会甘心把它再次放归水乡的。批斗会交代会一个接连一个，对象们多半是老师，
唯我一个是学生。
那一次批斗会，兆正也来了。
口号声此起彼伏：“革命无罪，造文有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谁不老实交代，就叫他灭亡！”别人都一个接一个地发了言，唯他保持沉默。站在我一边的是教地理科的乐老师，挂着牌子，低着头。他被众人从反右年代的反党罪行一直数落到资反路线对青少年学生的毒害。批斗惯了，他竟能熟练地弯腰出一种姿势来，一站数小时，就像在练习站桩功。这令我大开眼界。我用眼角的余光望过去，见他两眼半开半闭，花白稀薄的发缕之下竟然还隐隐地浮动着一丝笑容！这更叫我大吃一惊。再望过去便是一长排的课桌椅了，课桌的后面坐着革命师生们。我留意到兆正从他坐着的座位上站起身来，提着大包的什么去到在课桌长排的中央坐着的那位长脚主任的身边。我的心猛烈地跳动了起来：尽管隔有一段距离，但我能辨认出自己的那本草绿硬封皮的日记本。
我见到那张酱红脸膛抬起来迟疑地望着他。我眼角的余光望不见他的表情，只有他脸的侧面和他的动作和他的手势。总共也不过三个：指指物件，摆了摆手，又摇了摇头。我清晰地记忆了它们三十年，就像刚发生在昨天一样。
而它们竟成了我与他之间在视觉交往上的绝响。
这次之后的没几天，我便被释放了。再以后，勉强内定了个“反动学生嫌疑，不予分配”的含糊结论，退回街道了事。
我后来才听说，是兆正向校革会写了一份情况说明和作了担保。他说，从我家抄去的那些东西他都很认真地看了，没什么，小资情调而已。这账就是要算也要算在万恶的资反路线的身上！他说得言之凿凿又义愤填膺的样子，让人听了半信半疑但又不得不信。那时候，对于这一类问题的看法与评断，他有一种发言上的权威性。
我逃脱了。没有公检法，没有吉普车，没有壮汉的胳膊和手铐。当那张险恶的大网正企图收拢时，我及时滑脱了。这是一只自己向自己不知重复讲了多少回的惊险故事，每次，只要当我的记忆的触须触及到其中的任何一条细节时，故事便会一丝不漏地再重新放映一遍。人生之途险哪，每一个人都在漆黑之中用脚探摸着前进，差一步就是粉身碎骨的悬崖边缘，但因为你跨出的是另一个方向上的另一步而令你因此拥有了可以再活多几十年的生存权。
他、她、她以及我。于是，便徐徐地织网出一只可以互相连贯的人生故事来，而当一个局外人的谢姓的他突然失足，跌进深渊，他绝望了的惊呼从三十年之前的谷底传上来，至今让人听了毛骨悚然。
天色已经黑透了。三十多年之后的那个傍晚，我步抵上司徒拔道与山顶道的转接口上。山势已经相当地陡高了，远远望去，被灯火燃烧着的香港全岛与九龙半岛隔着黝黑黝黑的海
面互相对峙着。我转了个大弯，决心顶着迎面吹来的强劲的山风继续向山顶的最高位置攀登。我呼吸着的这股带潮腥和叶绿素味的空气就是三十年之后流动在香港半山区的空气吗？我突然感到连自己的存在都有些不真实起来了。
十八 ．
财富的背面
雨萍说，我们不要太多的钱——我们干吗要很多很多，多得可能一生一世都用不完的钱呢？钱的数额以及用处仅仅是用来过活的——在这条标准线之下，钱的作用是正面的。再超过，钱就会逐渐变质；它会变成一个掠夺者，钱将本应属于人的很多东西都一一掠夺走了：理想、时光、情趣、宁静的心情，还有良心良知的原始美。
夜色愈来愈深浓起来的时候，雨萍还是一个人坐在大客厅里，她没有去把灯打开，她呆在黑暗中。
权将它当作是我从酒柜上取了串钥匙，换了对鞋，然后轻轻带上了大门，沿着大坑道一路走去的那同一个黄昏。这样，也许会更方便故事的叙述和增加它逻辑上的连续性。其实，如此情景几乎可以剪接进雨萍的香港生活的很多章回的上下文中去。可能，压根儿这个夜晚与那个夜晚就是毫不相干的两个时段，但在回忆中，它们贴近得几乎重叠。当然，最终她还是会去将客厅中的大吊灯打开，让它放出一屋的光明；她也会跑到露台上去张望点什么，然后又跑回客厅中来忙碌些什么，坐下来打个电话或接听一个电话之类，但在此一刻，她什么也没去干，她只是坐着。
客厅很大，她就一个人坐在它的一个角落里，感觉着暮霭如何从露台的那边渗透进来，然后将客厅中的陈设一点一滴全部吞噬干净。她经常这样来渡过时光，慢慢地习惯成了自然，而自然又演变成了一种癖好。事实上，雨萍也喜欢这种情趣，她从来就是个安静得心下来的女人。这从她当姑娘的时代已经开始。她有一种随遇而安，不太会让烦恼上心的个性。而来到香港这么些年，她完全像是个被抛入了一片沙漠里的孤独的旅人，周围的一切对她都是绝缘的；而渐渐地，她也把自己向周围的一切关闭了起来。人们说，香港是这人世间最充满了诱惑力的一块地方，但当她从铜锣湾花花绿绿的街景中经过时，她感觉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物质与欲望的海面，而她人性的小舟在其中载浮载沉。
这儿与她童年时代上海的记忆太不同了。那个时代的上海虽然贫困，虽然脏穷，虽然还时常会有些担惊受怕的日子，但不知怎么地，在这社会的表象之下，总少不了还会有一些生命情趣的绿色在那里萌动、抽芽。就好比一声遥远的叹息，一旦叹息出来了，其中倒也包涵了一种抒发一种感慨一种释放了。或者说，那是一帧差不多已有点儿发黄了的黑白老照片，再差的影相设备，技术以及光线，都消灭不了相片上那些人物和景致的韵味。而今天，在香港，虽然天天都在出炉着一幅又一幅的彩色生活的海报，色泽艳丽，科技精湛，成本昂贵，材料优质，但却没有任何情趣可言，也缺乏景深度，她觉得这生活薄，薄得像张纸。
她不知道，这会不会是她的错觉或者偏见？她从来便不是个自信心很强的人，她需要借助些什么来增强它。于是，她就将兆正表哥的作品拿出来再读一遍。这是她在苦闷孤单的香港生活中唯一可以汲取点什么的精神泉源。当她将作品一页一页地翻阅而过时，他们那代人共同经历的日子便又奇妙地复活了。在那个政治强迫人们必须将一切隐私的窗口都打开的时代，人们都不懂遮羞地生活在一个精神完全裸体的社会大群族中，资源共用，喜乐共享；没有隐私意味着不分你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性的交流在那个时代充分得无法再分清彼此。从相隔了时空的今天来回首，那倒成了一种怀旧，带上些了苦涩的温馨的怀旧。
这种病态了的怀旧感后来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末的中国大陆也逐渐地弥漫、流行起来。只是雨萍要比一直生活在大陆的人们早了十几二十年。原因就在于她在八十年代初就来到香港定居的缘故。
其实，当年雨萍申请来港并与我结合而共同生活纯粹是一种偶然机遇的撮合。我早她几年来港，她如今体念到的港式生活我早她几年就开始体念。上海存活在记忆里：既是恐怖又是温情。而当那温情的一半呈夸张型态地投影在了我的记忆屏幕上时，我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去寻找出那个聚焦的中心来，她便是雨萍。就在这时，我接到了雨萍的来信，我迅速回信，语气真切而诚恳，我只想找回自己丢失在上海的那一半的梦。
人的感情有时是可以寄生的。她将她对兆正的感情寄生在我的身上，而我则将自己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寄生在她的身上。我俩结合了，互相吸取着对方寄生体上的营养成份，成长为了一株另类感情植物。
如此说法，其实只是人在过了天命年后的一种回首与反思时的结论，在哲学与心理学的层面上或者还有点意义；对于身临其境者，充其量这也只不过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活法罢了。
如把人的感情比作是一条长河的话，它既有源头，也有出海口，如此而已，并不深奥。有一次，雨萍婉委地自我表述说，其实在当时，她是完全不知道我的家庭原来还是香港的一家有钱人家。她说此话时的神态显得羞涩而文静，还带上了一点小小的局促不安。我笑道：哪又有什么不同？她说，假如当时她就了解实情的话，她或者……她将话头在此打住，她生怕说出来会伤害了谁的什么感情。我说，当时？当时别说你，就连我自己也一无所知。你想，像我父亲这么一位守旧而传统的生意人，不到关键时刻，他能将他财产的实情随便透露给他的一个在红色大陆生活的儿子知道？这倒也是……她笑了，笑得有点苍白。
应该说，我与她都是心照不宣的，我在其中藏进了一份狡黠。她指的是她给我写信的那一次，而我却故意将时间再朝前推移多十年，我俩一块提着一张小板凳去街道办事处学习听报告的那会儿。
然而，大家终究都没有说穿。
雨萍将谈题偏出了一个小小的角度去。她说，她从小家境清贫，也清贫惯了。清贫有时不是件坏事，清贫之人清贫之家多了点生活的负担，却少了些生命的负担。她还想说，她从没将贫寒贫穷看作是一件不能忍受的和不光彩的事儿，其实人需要的是：即使生活在穷困之中，人与人之间仍要有一份真诚、体谅、关爱和互慰，这样的人间才有温暖。当然，那后半截话她并没有直接向我说出来：这是我站在一个作者的立场而非一个听话者的立场代她说出来的。
她不会说出口的话还包括如下一些她对于钱的感受：时至今时今日，她对钱产生的更有一种浅浅的厌恶感；她说不清太多的理论，但她感觉到在钱的花花绿绿的背后藏着点什么。
雨萍对钱的这种态度我是有所悟觉的。但我始终惊讶于：在这钱之诱惑泛滥成灾的香港，她是如何能持平她的这种心态的？她从不过问我家的生意事；甚至当我的父母都老了，全盘的家族生意都由我接手了之后，她也从不置喙。对于这一切，我已习惯。我白天忙于工作，晚上与人应酬交际。我不太清楚她平时都在干些什么？我只知道在我不用车的日子，她会驾着我的那辆银灰色的平治车去到海边或郊外公园里去坐坐，望着大海和山色，消磨一个整天。
有好多次，我很晚回家，见她一个人独自坐在不开灯的大客厅中，有时将头靠在那张贵妃躺椅的枕把上，已经睡着了。有时还没有，见我回家，便起身，顺手将大灯打开，让一屋都亮晃起来。她笑哈哈地向我走来说，回来啦？她一般不会问我吃了晚饭没有——她知道我一定是吃了。假如见到我一身酒气，薰薰然的脚步都有些不稳的话，便会立即安排我去大露台的一张藤椅上坐下来，先让夜风吹吹额头，随即替我取来了拖鞋，睡衣裤和宽大的晨褛给我换上。且吩咐菲佣说，快，快去沏壶浓茶来；顺便放水洗浴缸，让先生洗个热水澡再说。我很感动，甚至都有点内疚了，几次都站起身来，表示说，让我自己来，还是让我自己来吧。但她每回都很温柔地将我推回椅子上去，说，没什么，没什么，你辛苦一天了，就先坐着吧。
我洗了个热水澡，重新精神奕奕地回到露台上来，而她也已经搬多了一张藤椅来与我面对面地坐下，中间隔着一张藤质小圆台，一壶香浓的铁观音和几只紫砂小茶杯散布在桌上。露台临空，之下万家灯火万点星光，互相辉映钻闪。我们就这样坐着随随意意地聊着，聊着一个个无关宏旨的题目——我们从不谈及钱或生意上的任何事情；虽然，有时我也有点儿想，但我却未必肯定她也想，事实上，我可以肯定，她并不想。
这种情形，终于出现了一次例外。
那一年，97刚过，香港回归不久。正当港人还沉浸在一片色彩缤纷的想像中时，正当人们将当家作主的那种感觉都寄托在了特首那一头修剪得很整齐也很得体的寸短白发上时，一场复盖整个东南北亚地区的金融风暴已席卷而至了。
在这之前，香港一片繁世盛景，股价楼价日升夜涨；餐厅酒楼夜总会卡拉OK游戏房，样样消费场所生意红火顾客爆棚。人们盲目投资，辟地开店，认定：遍地黄金，哪有袖手不拾之理？街上出现了排队轮筹的人蛇阵，好几百万一层楼，买起上来，就像去肉档切两斤腿肉一样的随便。恒指天天破纪录，都达到一万八千点的历史新高了，但报上还在一个劲儿地鼓吹说：三万点不也指日可待？
三万点终究没有来到。恒指在突破了18500点的顶峰后，便像爬上了极至把位的小提琴音阶，一个带哨声的长音飘忽而过，其后便掉头向下，沙崩而去。音符急速滚落，还没等你来得及反应过来，音程已向下调正了整整三个八度。最后，当指数终于在6千点的基准音上一个长奏地喘定，人们才开始醒悟到原来自己虚幻的身价已掉去了三分之二以上。
社会开始了大恐慌。而刚刚只是竖立起个架构，还未及能站稳重心，展开管治招式的香
港特区政府迎头劈面就遇上了这么场大风暴，忙手慌脚，操戈应战。
说起来，事情还是有那么一点巧合让人颇费寻味的：1997年7月2日清晨，就当参加完毕回归典礼的香港新贵们一个个地卸妆沐浴，然后在柔软舒贴的席梦思床上睡下后不久，好梦还来不及做开个头呢，远在曼谷的金融交易场里，来自大洋彼岸的金融巨鳄们就打响了金融大战的第一枪。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擦枪屯弹的战备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们金融的十字东征军气势如虹，所向披靡；下了一城又一城，陷了一国再一国。泰国铢，韩国圜、印尼盾、新台币，菲律宾披索，新加坡坡元，马来西亚马元，他们的炮口所对之处，一座座的金融城堡溃塌如泥，一国国的政府乱作一团。
马上，就剩下香港一座孤岛了。
都有好几个月了，一向都与美汇挂钩的港币实际上已陷入了四周密不透风的各路金融人马的重围中。但一切平静，港币的币值非但奇迹般地岿然不动，还似乎比以前更坚挺了。一场决战的态势渐渐拉开，在香港，这块弹丸之地上，西方的金融大亨们与新生的特区政府以及特区政府背后站立着那个面目模糊的对手互相对垒，各自使出招数。新上任的财政司长满脸自信地在电视光屏上露面，他不停地抚摸着他的花领结的边缘，说：“狙击港元——天方夜谭！”一切便扑朔迷离起来，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情报的暗流在香港冲击、回旋、汇合然后平息。外表看不出什么，内里张力之大恐怕还不是八颗十颗原子弹的威力可以比拟的。
香港坚持了下来——金属铀的体积并没有超越其零界状态。但香港付出的代价却是可怕地惨重。在之后的多少年里，香港一直都没能从这么一锤的重击之下恢复过来：楼市股市暴跌七成；无数公司和家庭破产；失业率屡创历史新高；几乎一半的中产阶级都徘徊在负资产的阴影下。香港争到什么了呢？除了面子就是深重的内伤。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