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地回想回想。她的心情快乐得很，她哼着“洪湖赤卫队”里的小曲；有时，她会轻轻地唱起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民歌“小路”来：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那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她觉得这首歌的这几句歌词特别能打动她。
还有一次。这是一截上下文都隐没在了记忆之黑暗中的断幕情节，但她想，她一世人都会记得有过那么一次。
那一年的雪下得特别大。应该是在春节的假期里的某一天吧？因为只有在那段期间里，菜场休业，雨萍家才能享受到终年难得的几天安静。除了安静之外，菜场也完全改变了它平时的容貌。雨萍站在她家前楼的木窗跟前望出去，鹅毛大的雪片一刻也不断地飘落下来，飘落下来，似乎永远也没个完。外面的世界变成了白皑皑的童话世界了。路上没有行人，远处近处，高高矮矮的屋顶上，菜场摊档的檐篷上，斩肉台的台面上，大大小小的挂钩上，甚至是那条终年都给烂菜皮占据的菜场的通道上，此刻都松松软软地铺着一层厚厚的积雪。世界突然变得洁白，变得纯净，变得如此地让人感动！
她在窗前站了有很久，天便黑了下来。在那样的下雪天，天色一般都暗得格外的早。地上的白雪层反射着一种幽幽的光芒，四下里有一两声的爆竹响传来。后来，于突然的一刻，路灯放亮了。其实，在这四周围也没几盏路灯，而且灯泡的亮度也黯淡得来除了你靠近前去才能勉强辨认出五条手指之外再没有其他什么功效了。正对着雨萍家的窗口是进入一条横支弄去的弄口，有一盏戴斜罩的灯支架从灰砖的墙身转角处伸出来，在这寒夜里，孤零零地悬挂在那儿；它那软弱无力的黄光照射下来，只能照亮周围的一小圈积雪。雨萍突然感到有一股热辣辣的泪水向她的眼洼处涌去，她的鼻尖也变得酸溜溜的，她想能痛痛快快地流一回泪——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在这她从小就生活惯了的环境之中，她不明白这一切的一切为什么会显得如此新鲜，如此陌生，如此感人，如此地具有了某种异样的生命涵义？
她一直相信，应该就是在那一天的那一个晚上。她是站在窗前等待着谁的来到的。
春节里这几天是一年之中最令孩子们盼待、兴奋和难忘的几天。大人们将全年的凭证和票据都积攒起来，一直等到这时候才倾巢而出，一起派上用场。桌面上摆满了鱼丸肉丸蛋饺和糯米制作成的各式糕团。平素里，仅其中一样便能叫孩子们想像和唾涎不已的食物现在竟同时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而且样样垂手可得！这不成了童话里的天堂了？再说，只有在新年里，所有的亲友才能互相串门，从这家吃到那家。几乎每一餐都是事先作好了日程安排的；你在自家招待别人用去了的所有供应额度再可以去别人处一家家地把它们吃回来。
表哥一家都来了。她还记得大伙儿进屋时拍打着一肩一身的雪花，互道“恭喜发财！”时的情景；衣服都是崭新的蓝布棉袄罩衫，个个脸上都焕发着一种平时难得一见的飞扬的神采，仿佛艰难的日子压根儿就没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过。瘦弱的姨夫一进门就猛烈地咳起嗽来，姨妈赶紧走过去，扶住他，并让他在就近的一张太师椅上先坐定下来，喘一口气；一旁，一排栽种在水缸间的，根茎部份缠绕着一截截红纸圈的水仙花正怒放，空气中浮动着一股幽远的暗香。
后来，雨萍一家，表哥一家，还有雨萍的另一个舅舅舅母都到齐了。全是大人，就她与表哥两个孩子。大家围着一张笨重的八仙桌就座，她与表哥坐桌子的同一边。八仙桌就搁在店堂中央，反正这几天店打烊，上着厚厚的排门板。屋外，漆黑的夜空里飘着纷纷的雪花，屋里，人语笑声，亲情融融。有一只紫铜质的暖锅放在八仙桌的中央，烧红了的炭块在锅肚中噼噼啪啪地不停地飞溅出火星沫子来；温热的绍兴酒从锡壶中倒出来时，大家的情绪也当即推向了高潮。姨夫大声地咳着嗽，颤颤巍巍地高举起酒杯来说，祝愿在座诸位在新一年里一切都顺心顺境顺水！又说，在我们这一桌上，共有三对夫妻：我们一对，你们一对，他们一对，是吧？但还有，他将笑眯眯的目光移向了雨萍和坐在了雨萍一边的他的儿子的身上。他说，再加上我们这两个孩子，不正好凑足四对吗？
姨夫陡然说出此话来，无非是就地取材，逗趣一下，制造一种欢乐的饭局气氛而已。众人都“哈哈”地笑开了，说，这话妙！这话妙！
但雨萍感到心脏一阵狂跳，她迅速地垂下了头去，连眼睑也垂了下来。她久久都不敢将头再抬起来，她想，亏得这火炭的热烈将每个人的脸膛都烤红了，否则，真不知如何自处的好了。大人们早已转向了其他的话题，筷匙碗碟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众人都埋头在了美食的雾气腾腾的享受中。雨萍悄悄地重新抬起头来，端起筷子。当她将筷子点进暖锅汤里，准备夹起一粒鱼丸的时候，也有一双筷子迅速地伸了进来，夹走了一只蛋卷。她知道：这双筷子是表哥的。还有一个感觉：那天，两人都穿得非常雍肿，坐一并排，她的手肘抵住了表哥的手肘。她不由自主地将全身的感觉都集中在了那个接触点上，总觉得好像有点什么会从他那儿传送到她这儿来似的。全顿饭的工夫，她都心神不定，连望表哥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转眼天热，又到了夏天。表哥还是经常会在礼拜天的上午突然上她家来。他站在她家的店堂间的门口，向着正在菜场里玩跳橡皮筋的雨萍招招手。她当然明白表哥的意思，便很利索地将事情办妥了。她愿意见到表哥的那副心满意足的神情。有时，表哥还会与她一同爬一把很陡的梯子，到她家的三层阁上去，盘地而坐谈点什么。三层阁一般没人上去，那儿整年都堆放着一麻袋一麻袋的干货，散发出一种干霉的气息。他俩放心自在地将口袋里的东西全掏了出来，摊在地上，一同分享。表哥说，长大了，他一定要干成一番大事业，他不能再在这儿住下去了，这儿又穷又脏又臭，他要搬到西区去。她说，西区？西区很好吗？他说，那还用说？简直像是在外国。她又问，外国你又没去过，你怎么知道外国是什么样子的？他不屑地望着她，说，难道哪里都要让你去过，什么都要让你做过，不成？他又将他读过的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小说中得来的印象加上自己的想像发挥了一通。那时，他刚升入中学不久，正整日整晚地沉迷在这一类文学作品的阅读中。有时，为了赶读一本第二天一早就必须交还给借主的小说，他会彻夜不睡，就着一盏五瓦的小日光台灯的苍白光芒欲罢而不能地读它个通宵。直到凌晨时分，才迷迷糊糊地瞌在书桌上打个小盹。待到惊醒，才发现说，啊唷，糟糕！便立即抓起书包，不顾一切地夺门而出，朝着学校的方向飞奔去。但还是免不了，他的学生手册又添多了一道红杠杠的迟到记录。
这些都是后来姨妈告诉雨萍的。姨妈说，那段日子正值家里又忙又乱之时，你姨夫病倒在床，她自己又要忙里又要忙外，无法分身。偏偏学校还常常找她去谈话，投诉你表哥不守学习纪律的事。搞得她心力都疲瘁了，怨恨不叠。然而，恰恰就是在那时，彻底征服了雨萍的就是表哥的那种对故事的绘声绘色的描述。她觉得从表哥口中描述出来的上个甚至是前个世纪外国和外国人其实并不是那么陌生和遥远得无法触及。在当年还是个高小学生的她的心中，这一切似乎也都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份；那些人和事就活龙活现地存在在她的周围，她能从与她共同生活的人群之中找出每一个故事人物的影子来。她对她的表哥佩服得不得了，她想，表哥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本事呢？
几十年之后，当她一个人坐在香港半山区的一幢巨宅的客厅之中，孤寂地回想起这一幕又一幕的场景时，她自然已能完全明白了当年她自己的那些疑问的答案是什么了。她轻轻地叹了口气，将一本摊开了页码的书倒合在自己的膝盖上：这是一本表哥新近完成并出版了的小说。她将头靠在贵妃躺椅的枕把上，她觉得有点累了，她想睡一会儿。
于是，迷迷糊糊地，后弄堂的那条涂写着“打倒狗腿子张三！”的窄窄甬道又出现了。她
总觉得这是一条永远也走不到尽头的漫漫长路。但也有过好几回，她终于还是来到了它的尽头，这是一道用红砖墙围砌而成的小小的弄堂拱门，从那里，她能望见两条街以外的那排青砖墙身以及紧挨墙身搭建的那个脚踏车的补胎档。她在盼待着有谁会从那个方向上向她这边走过来。
两条人生平行线
有时，我真不知道，他是否有意给我们让出了时间和空间？我向湛玉说，真的，我一直有这样的一种预感
更令我确信我与兆正之间有一种生命的暗脐在联系着的另一个迹象是那一晚——就是他沿着淮海路一路西行而去的那一晚——我也恰好在同一个掌灯时分，被一种莫名的冲动激励着地离家出门去。这是我在之后才听说的。当时，我们不约而同地由东向西行，思考着类似
的人生主题，梳理着一样纷乱的思绪，自我安抚又自我鼓励。对于湛玉的感觉，一个失去了，一个得到了，就如在三十年前一个得到，另一个失去一样。但却一样都有一种空虚感，无奈感，飘飘然然地浮在半空好像老找不到那种能回到地面上来的脚踏实地感。
我细细地回想起了这一晚来。
当我从我居住的那幢位于港岛东半山的住宅大厦的铸花大铁门里走出来之前，我应该是先经过一片宽阔的停车坪的。一个熟识的大厦管理员迎上前来，堆着笑：今晚不开车吗？我摇摇头，我想，他一定觉察到我脸上的什么表情了，没再说点什么，便从我的记忆之中退了场。我绕过了一辆浅灰色的“奔驰”，又在一架紫红的“积加”车的身旁经过，然后便走到了街上。
初秋的香港，天气仍十分炎热。近晚时分的半山区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花的甜丝丝的香味，香味之中还带有一种酒的醉意。橙红色的落日现在已经完全沉落，落到地平线下去了——它沉没之前的那最后一幕景像我是在我家那临海的露台上完成观摹的——远处，香港中、西环商业区的高楼大厦们的簇簇的黑色巨影彼此复合重叠，像锯齿利牙一般地割据着西边海面上的那片仍是十分明亮的天空。而薄暮像一层轻纱，开始升起，飘逸、优雅，将这远远的一切都巧妙地笼罩在了其中。
那是一幅十分壮观的场面，从东半山山脊上的任何一个方位，只要没有建筑物遮挡视线，你都能望得到。此时，在我的头顶之上是一片宁静无比的天空，碧澄的天幕上镶着一两颗明亮的星斗。路灯刚点着，橙黄色的，背景在还是相当明亮的天空上，一盏一盏地排列开去，仿佛是一长串会发光的装饰物。蔓藤植物从两旁的山壁上挂下来，晚风吹过，像山的一缕缕飘动起来的绿色的长发。
窄窄的人行道上，行人十分稀少，只有晚归的私家车从我的前方或身后无声而疾速地驰近或超越而过。在这片高尚住宅地段，车辆一般都很少鸣号，只是在前方的某幢大厦前，一辆抵家之车会渐渐减速，黄边灯巴眨巴眨地靠向道边，等待大厦的铁门为它打开。
在大坑道黄泥涌道的道路交汇处，我绕过了一个车辆回旋点之后再穿越过若干条交叉的斑马线，走上了上司徒拔道。山道更窄更陡，行人也更少了。我一路向落日沉下的方向走去。我装得有些行色匆匆的模样，但我是漫无目标的；我不知道，就在这同一个时分，远在千里之外的兆正也正沿着淮海路漫无目标地一路西行而去。司徒拔道两边豪宅的窗洞间，灯一盏接一盏地全亮了起来，夜色开始深浓。透过宽大的露台望进去，有人影在水晶大吊灯之下晃动。有狗吠，一个身穿睡袍的年青女人坐在露台上的一张白色沙滩椅上，她的双脚搁在另一张椅子上，她抚摸着一头躺在她膝上的长毛狗。
我先想到了上海的她，接着便立即联想起香港的她来。
当我在露台上观摹完落日那最后一幕回到客厅中来时，客厅中的光线刚开始晦暗下来。在朦胧之中，家俱们蹲伏着或站立着，像一匹匹温顺或者是居心叵测的野兽。听到声音，雨萍从房中急步跑出来，依在门框上，便止步不前了。她只是用目光望着我（我虽没去回头看她，但我能感觉到），望着我拖椅，穿衣，着鞋的一切细节。我从酒吧柜上取了串钥匙，掉转头去。不知怎么地，只要在与她对视的一霎间，我都能在她的眸子里找到兆正的影子。这是个消失了五官的他，影影绰绰地存在于遥远的年代里。这常令我对她无端端地生长出一种疏远感来。我说，我出去一会儿。她说，嗯。之后就不再多问了，或者她知道，即使她问，我也未必会答她。
其实这一次，我真也答不上来。连我自己都不明白今晚我为什么要出去？出去又去哪儿以及将出去多久？
我认识雨萍在三十年前的街道青年的学习会上。那时，我们都是待配在家的应届毕业生，每逢星期三、五都要自带一张小板凳集中到居委会，坐在那儿聆听二报一刊的社论或是最新最高指示的传达。有时，街道里委也会请来某位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女工来为我们作忆苦思甜的报告会。这些满脸皱纹，扎着发髻的女人通常都是些上了年纪的文盲，能被请来作报告，自然觉得很光荣，教育下一代的责任也十分重大。她们因此都会全力以赴尽其所能所知地将报告作得有血有肉，生动而有说服力。她们一直从日本人讲到国民党反动派，讲到资本家以及走狗，讲到社会上的地痞流氓、讲到“拿摩温”。有一次，请来的是一位干瘪瘦小的矮个子老太太，讲一口硬梆梆的本地话。旧社会，她是给一家人家当佣工的。老东家真是个大善人哪，阿弥陀佛！她说，穿剩吃剩下来的什么都让她给带回家去，所以那阵时她家什么吃穿都不愁。大热天，每天还可以捧一只平湖大西瓜回去；隆冬天的年关前后更是糕团南货腌腊，她斜乜着眼睛望着屋角的某个位置，掰着手指说了一大串品名。她说她算是她的那些姊妹之中最命好的一个了，找到了个好东家。但到了现在新社会反倒什么都没了，她儿子分到厂里当学徒，每月拿十八元二毛五的赤膊工资，这怎么个活下去法？这怎么个讨娘子法？她说说就感慨万千起来了，她说，她只能用她的退休工资去津贴她的儿子了，其他还有啥法子可想？——她压根儿就没有搞清哪一截历史应该接哪一截？哪一个朝代之后才换了哪一个？直到有人在台下听出说不对劲，赶紧上台去把她请下来时，她还嘟嘟囔囔地争辩说她还没讲完呢。把我们那一屋子的待配青年一个个地搞得啼笑皆非，忍俊不禁。就那一次，雨萍坐在我的边上，一张圆而白嫩的娃娃脸，咬着下唇忍着笑的样子十分可爱。于是，我们便互通姓名，相识了。
谈到兆正，那是自然而然的第二步。雨萍说，她从小就崇拜她的表哥，她表哥是一个很聪明也是很有天赋的人。我便表示十二分的认同。她说，他毕配去了崇明长征农场围海屯垦，是她替他缝制准备了全部细软的。我说，是吗？他每月能有三日休假回来上海，便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