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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柳多奇卡，我就坐在这写字台前。不要把这看成是正式的接待。只不过我是在这个地方坐惯了。”
要是没有坐惯，才是不可思议的！当年几乎每天都有病人到他这间书房里来，后来人少了些，但直到今天还有；他们有时会在这里坐上很久，跟医生进行有关前途命运的痛苦交谈。在这种迂回曲折的谈话过程中，不知为什么可以使你终生难忘铺在深褐色橡木边框中央的绿色台呢，或一柄古老的裁纸木刀，或一根医用的镀镍金属棒（用于检查咽喉）、一只带钢盖的墨水缸，或杯中冷却了的、颜色深得像波尔多葡萄酒的浓茶。医生坐在自己的写字台前，有时需要让病人摆脱他的视线而稍加思考，就站起来向洗手盆或书架那边走去。一般说来，奥列先科夫医生的一双始终聚精会神的眼睛非必要时从不把视线移开去看旁边，从不垂向桌上的文件，它们从不浪费准备用于观察病人或交谈者的每一分钟。这双眼睛是主要的仪器，奥列先科夫医生就是通过这双眼睛了解病人和学生的情况，并把自己的决心和意志传达给他们的。
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一生受过许多迫害：1902年因参加革命活动（当时他同其他几个大学生一起坐过一个星期的班房）；后来因为他那已经去世了的父亲是个神甫；后来又因为他本人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当过沙皇军队的旅军医，而且不仅仅是个军医，据证人肯定，在那个团仓皇溃退的时刻，他曾跃上战马，扭转败局，率领那个团重新投入这场帝国主义大混战，与德国工人为敌。然而，在所有这些迫害之中奥列先科夫遭到持续最久、最难忍受的迫害，却是因为他坚持私人开业行医的权利，而这项职业处处被禁，愈禁愈严，被认为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来源，是非劳动行业，无时无处不在滋生着资产阶级。有好几年他不得不摘下行医的招牌，不管登门求医的人如何恳求，不管病情多么严重，一律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邻近已被安插了自愿的或受雇的财政局密探，加上病人本人也难免会说出去——这可能导致医生丧失一切工作乃至住所。
而他在自己的事业中偏偏最珍视私人行医的权利。要是门上缺少这块镌率的铜牌，他就像冒名顶替似地过着木合法的生活。他奉行的是绝不谋取副博士或博士学位的原则，说学位丝毫不能证明日常治病所能取得的成就；如果医生是一位教授，病人反而会感到拘束；把时间花在写学位论文上，还不如多研究一种学派的理论为好。单是在本地的医学院里，对年来奥列先科夫就先后在内科、小儿科、外科、泌尿科、传染病科乃至眼科病院工作过，只是在这之后他才成为放射科专家和肿瘤学专家。对于“功勋科学家”，他顶多通过嘴唇一毫米的撇动来表示自己的看法。他常常说，如果在这个人还活着的时候就授予他什么家什么家的称号，而且还要冠之以“功勋”二字，那么此人也就完了，因为荣誉会妨碍医生治病，就像华丽的服装妨碍行动一样。“功勋科学家”不论走到哪里，总是跟着一帮子人；他被剥夺了犯错误的权利，被剥夺了不知道某某事物的权利，甚至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利；他会变得自满、萎靡不振或落后于时代，并千方百计掩饰这一点，而所有的人又偏偏等着从他那里看到奇迹。
所以，这一切奥列先科夫一概不要，他只要在门上钉一块铜牌，装一只路人够得着的门铃。
不管怎么说，命运的安排使奥列先科夫三生有幸：有一次他得以救活了当地一主要领导人的一个垂死的儿子，另一次救了一位领导人，虽然不是那位领导人，但也是位要人。还有几次救了几个显要家族的成员。这一切都发生在本市，因为他从来不去外地。就这样，奥列先科夫医生在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中间确立了声望，他的周围也就出现了一种保护性的光轮。也许，在纯粹是俄罗斯人的城市里，这对他仍然无济于事，但在比较好说话的东方城市里，人们善于对他重新挂牌、接诊病人的事视而不见。战后他已经不在任何地方担任固定的工作职务了，但却给好几所医院当过顾问，出席过一些学会的学术会议。就这样，从65岁起，他就不受阻碍地过着自己认为一个医生应该过的那种正常生活。
“是这么回事，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我是来求您帮忙：您能不能到我们那儿去，检查一下我的肠胃道？……哪一天对您方便，我们就定在哪一天……”
她的面色发灰，声音微弱。奥列先科夫以平稳、凝神的目光望着她。
“没有问题，我们就定个日子吧。不过，您还是先把症状说给我听听。不妨也谈谈您自己的想法。”
“症状我这会儿就告诉您。至于我自己的想法，该怎么说呢？您知道，我是竭力不去想的！就是说，这件事我想的实在是太多了，夜里睡不着觉，要是我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就好了！这是真的。您如果作出决定要我住院，那我就住院，可是到底是什么病——我不想知道。如果要动手术，最好不要让我知道诊断意见，免得开刀的时候我胡思乱想：‘他们现在大概在做什么？此刻正在往外掏什么呢？你理解吗？”
不知是由于圈椅太大，还是由于她的肩膀完全放松了的缘故，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此刻看上去不像一个身躯高大的女人。她缩小了。
“理解倒是能够理解，柳多奇卡，但我并不觉得有那么严重。您干吗一下子就谈到动手术？”
“应当对什么都有思想准备……”
“那您为什么不早点来？您应该懂得的……”
“事情就是这样，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广东佐娃叹了口气。“生活让人忙得团团转。当然，应该早点来……不过，我这还不算来得太晚，您别这样想！”她又恢复了那种急切爽快的作风。“但这未免太不公平了：我是一个肿瘤病医生，对于一切情况都一清二楚，能够想像继发现象、后果和并发症是怎样的情况，可为什么肿瘤病却偏偏临到我自己身上？…”
“这没有什么不公平的，”他那低沉浑厚、富有节奏感的话语声很有说服力。“相反，这从最高层次上来说是公平合理的。害上自己专业范畴的病——这对医生来说是一次真正的考验。”
（这怎么能谈得上公平？要什么真正的考验？他这样考虑问题，无非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得过病。）
“您记得那个护士帕尼妞·费奥多罗娃吗？她常说：‘哦，我对病人怎么变得不体贴了？看来我自己又该去住一阵医院了。……”
“我从未想到过，自己会这样难过！’冻佐姓把手指互相握得关节直响。
不管怎么说，此时此刻她还是比最近一个时期减轻了一些焦虑。
“那您说说您觉得自己身上有什么症状？”
她开始述说，起先只是说个大概，可是奥列先科夫硬要她说得越详细越好。
“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我根本不想占去您整个星期六晚上的时间！既然您反正要去给我作爱克斯光检查……”
“我是个什么样的异教徒，难道您还不知道？在使用爱克斯光机之前我岂不工作了20年？什么样的诊断没有做出来！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症状都不能忽视，因为一切症状的出现都有其原因的。要作出这样的诊断，亲爱的，使所有的症状都能得到解释——不错，正是这样！使用爱克斯光机就像使用照相曝光表或计时器一样，只要有它们帮忙，你就完全丢了凭目力判断曝光度或凭感觉估计时间的本领。一旦没有这些东西，你也很快就能适应。对医生来说困难多了些，可病人倒是轻松了些，少做一些检查。”
于是东佐娃开始叙述，把各种症状加以分门别类，尽量不漏掉那些可能引出重病诊断的细节（尽管她情不自禁地希望略去某些细微之处，想听到他说：“这算不了什么，柳多奇卡，没什么了不起。”），她还谈到血液的情况，说血液的成分不妙，血沉指标偏高。奥列先科夫仔细听了她的全部自述，另外提了几个问题。在听的过程中，有时他点点头，似乎表示这完全可以理解，是每个人都会碰到的寻常现象，但终究没说“这没什么了不起”。东佐娃脑子里一闪：就实质来说，他大概已经作出了诊断，甚至此刻就可以直接问他，不必等到爱克斯光透视那天。但是，此刻马上直接问他，且不管正确与否，直接了解答案——这是很可怕的。无论如何得拖延一下，拖延几天缓冲一下！
他们在学术性会议上见面时的交谈是多么亲切啊！然而现在她前来像承认罪行似地说出自己的病情，维系在他们之间的平等之弦一下子就断了！不，不是平等——在他们师生之间从来就不存在平等，现在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通过这番自述，她把自己从高贵的医生阶层排除出来，转而列入纳贡求靠的病人阶层。诚然，奥列先科夫没有提出马上就们触病痛的部位。他还是那样继续把她当作客人与之交谈。他似乎是在建议她同时处在两个阶层，可是她精神上已经垮了，再也不能保持原先那种镇定了。
“说实在的，蔽罗奇卡·汉加尔特现在的诊断水平，已足以使我信得过她，”东佐娃说话还是那样急切，一句接一句，这是一向排得很紧的工作日使她养成的习惯。“不过，既然有您在，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我决定……”
奥列先科夫还是那么凝视着她。此时东佐娃虽看不太清楚，但她已经有两年工夫注意到奥列先科夫专注的目光中经常闪现出一种被摈弃的神情。这神情是在他老伴死后出现的。
“暗，要是确有必要…··嗷病休一个时期，好不好？就是说，让毅罗奇卡顶替您的工作，行不行？”
（“病休一个时期”！他使用了最温和的措辞！但，这意味着她的病并不是小事一桩？……）
“行。她已经成熟了，她完全可以主持放射科的工作。”
奥列先科夫点了点头，捋了捋一绝疏朗的银须：
“成熟倒是成熟了，可是结婚了没有呢？……”
东位娃摇了摇头。
“我的孙女儿也是这样。’澳列先科夫毫无必要地压低了嗓门。“怎么也找不到合意的人。真不好办。”
他眉角的细微移动反映了内心的不安。
他自己提出要抓紧时间，星期一就给东佐娃检查，而不要拖延。
（为什么如此匆忙？……）
此时出现了冷场，也许这是起身道谢和告辞的适宜时刻。东佐娃站了起来。但是奥列先科夫硬要她坐下来喝杯茶。
“我一点儿也不想喝！”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要他相信。
“可是我想喝！现在正是我喝茶的时候。”
他是在努力将她从罪恶的病人行列里往无望的健康人行列里拉！
“您那小俩口在家吗？”
其实，那“小俩口”的年龄跟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不相上下。
‘环在家。孙女儿也不在。只我一个人。”
“这么说，还得由您亲自动手招待我？那可不成！”
“用不着动手做什么。保暖瓶里有满满一瓶茶。而各种糕点和小吃都在食品柜里，好吧，您去拿出来就是了。”
于是他们转移到饭厅里去，坐在方形橡木桌的角旁喝茶。这张桌子简直经得住一只大象在上面跳舞，可是要把它从这里搬走，恐怕任何一扇门也出不去。墙上的挂钟也已有了年头了，指针表明时间还不算太晚。
多尔米东特·吉洪诺维奇开始谈他心爱的孙女儿的事。她前不久刚从音乐学院毕业，钢琴弹得很出色，既聪明又漂亮，这在音乐家之中也属少见。奥列先科夫还把她的一张近影拿给客人看，但他说话不多，并没打算以有关他孙女儿的话题吸引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注意力。况且，她已不可能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因为她的心思已四处分散，怎么也集中不起来了。是的，说来倒也十分奇怪：跟你坐在一起若无其事地喝着茶的人，已经能够设想你所面临的危险的程度，或许连病情的进一步发展也已经预见到了，但却只字不提，只是把饼干推过来敬客。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也有可谈的话题，但不是关于离婚的女儿，那会使她十分伤心，而是关于儿子。儿子念书念到八年级，忽然心血来潮地宣称，继续念书毫无意义！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找不到论据说服他，所有的论据对他都不起作用。比方你对他说：应当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他会反问你：“为了什么？”你说“文化——这是最重要的！”他就会说：“最重要的是日子过得快活。”但是不念书你就不可能有一技之长！“我才不要呢。’那就是说你愿意当个普通工人是不是？“不，要我当牛做马我不干。”那你将来靠什么生活呢？“总能找到办法。只要有本领。”他结交了形迹可疑的一伙，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相当担心。
奥列先科夫的表情似乎说明，即使不听她说，这事情他也早已听说了。
“要知道，在年轻人的导师中间，我们还少了一位很重要的导师——家庭医生！”他说。“女孩子到14岁，男孩子到16岁，必须让他们同医生谈心。不是在40个人的教室里一起谈（即使这样的谈话机会也没有），也不是在学校的医务室里，每隔3分钟放一个人进去。这必须是从小给他们检查咽喉、经常在他们家喝茶的那位医生伯伯。这位公正、善良而严厉的医生伯伯可不比父母，孩子撒娇也好央求也好对他是不起作用的，现在要是他忽然同女孩子或男孩子关在书房里进行秘密谈话，那么，这种谈话必定是渐渐变得十分奇异、既羞于开口又很有意义的，对年轻人不必作什么盘诸，医生自会猜透一切，自会回答最主要的和最难以回答的问题。说不定还会把年轻人叫去再做一次这样的谈心。要是能够这样，要知道，医生不仅可以告诫他们不要犯错误，防止虚假的激情冲动，不要使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而且还有助于澄清和端正他们的整个世界观呢。只要他们在最忐忑不安的问题上，在最主要的探索方面得到理解，他们就再也不会觉得自己在其他方面是那么毫无希望得到理解。从此，他们也就比较容易接受父母的其他各种论点了。”
奥列先科夫的话语声很洪亮，尚未露出半点苍老的沙音；他两眼炯然有神，使话语更具有说服力，但东佐娃注意到，适才在书房的目椅里一度使她头脑清醒的内心宁静正一分钟比一分钟减少，一种浑浊、迷惆的感觉在胸中徐徐升起，她似乎觉得失去了什么，甚或当她此刻倾听这番真知灼见的时候也正在失去什么；真想起身告辞、匆匆离去，尽管自己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有什么目的。
“这是对的，”东佐娃表示同意。“我们忽视了有关性知识的教育。”
东佐娃脸上这种一闪而过的不安、焦躁的张皇是瞒不住奥列先科夫的眼睛的。不过，既然她不愿意知道真相，那就没有必要在这个星期六晚上一而再